戴伦·艾赛默鲁 & 詹姆斯·罗宾森：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txt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TY

作者：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注：从爱问下载到的doc文件。原文是中英对照，我删掉了英文部分。doc文件中有图，转成txt无图，doc文件仍然保存了。另有台版中文pdf扫描版。经比较，此文即台版中文翻译版。泡人2014年3月6日）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很靠近却很不一样
第一节  格兰德河经济学
第二节  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
第三节  从卡哈马卡……
第四节  来到詹姆斯镇
第五节  两部宪法的故事
第六节  创意、创立企业、取得贷款
第七节  路径依赖式的改变
第八节  赚一、二十亿
第九节  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尝试
第二章 无效的理论
第一节  世界情形
第二节  地理假说
第三节  文化假说
第四节  无知假说
第三章 富裕与贫穷的形成
第一节  北纬三十八度线经济学
第二节  榨取式和广纳式的经济制度
第三节  富裕的引擎
第四节  榨取式与广纳式政治制度
第五节  为什么不总是选择富裕
第六节  刚果长期的痛
第七节  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
第四章 小差异和关键时期：历史的重量
       第一节 瘟疫创造的世界
       第二节 广纳式制度的形成
       第三节 影响深远的小差异
       第四节 偶然的历史发展
       第五节 了解今日的情形
第五章 “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
第一节  我已见过未来
第二节  卡塞河河岸
第三节  漫漫长夏
第四节  不稳定的榨取
第五节  出了什么差错？
第六章 渐行渐远
       第一节 威尼斯如何变成博物馆
      第二节 罗马之善
      第三节 罗马之恶
      第四节 没有人从文都兰达写信
      第五节 分歧的道路
      第六节 早期成长的结果
第七章 转折点
      第一节 袜子问题
      第二节 随时存在的政治冲突
      第三节 光荣革命
      第四节 工业革命
      第五节 为什么发生在英国？
第八章 别在我们的领土：发展的障碍
      第一节 禁止印刷
      第二节 小差异却有大影响
      第三节 对工业的恐惧
      第四节 禁止船运
      第五节 祭司王约翰的专制统治
      第六节 萨马利人的后代
      第七节 持久的落后
第九章 倒退发展
      第一节 香料与灭族
      第二节 司空见惯的制度
      第三节 打造二元经济
      第四节 发展的倒退
第十章 富裕的扩散
      第一节 盗贼之光
      第二节 冲破障碍：法国大革命
      第三节 革命输出
      第四节 追求现代化
      第五节 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第十一章 良性循环
      第一节 黑面法案
      第二节 民主的缓慢进程
      第三节 粉碎托拉斯
      第四节 买通法院
      第五节 正向反馈与良性循环
第十二章 恶性循环
      第一节 再也没有火车通往波城
      第二节 从赐封到强占土地
      第三节 从奴隶到吉姆·克劳
      第四节 寡头铁律
      第五节 负向反馈与恶性循环
第十三章 当前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第一节 津巴布韦的乐透大奖
      第二节 儿童十字军？
      第三节 谁才是政府？
      第四节 小畜栏
      第五节 新专制主义
      第六节 棉花王
      第七节 不公平的游戏
      第八节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第十四章 打破窠臼
      第一节 三个非洲酋长
      第二节 南方榨取式制度的末日
      第三节 中国的重生
第十五章 理解富裕与贫困
      第一节 历史的源头
      第二节 威权式成长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第三节 繁荣富裕不是设计出来的
      第四节 外援的失灵
      第五节 赋权

序 言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德国，以及贫穷国家如下撒哈拉非洲、中美洲和南亚的国家，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悬殊差距。
     在我们写这篇序言时，北非和中东正经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震撼，这场运动始于2010年12月17日，一名叫博阿齐齐（Mohamed Bouazizi）的街头小贩自焚激起大众的愤怒，进而点燃所谓的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

     到了2011年1月14日，从1987年以来就统治突尼斯的总统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已经下台，但反对突尼斯统治菁英的革命浪潮不但未曾平息，反而益发强烈，并蔓延到中东其他国家。严密掌控埃及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2011年2月11日遭罢黜。当我们写完序言后，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政权的命途已岌岌不保。
     这些国家内部不满的根源在于贫穷。埃及人平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人的12%左右，预期寿命则少十年；20%的埃及人口生活在赤贫中。虽然这些差异很显著，但比起美国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如北韩、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还算小，因为后面这些国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远超过半数。
     为什么埃及比美国贫穷这么多？有哪些限制因素使埃及人无法变富裕？埃及的贫穷是无法改变的呢，或者它的贫穷可以根除？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顺理成章的方法是，听埃及人自己谈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他们挺身反对穆巴拉克政权。二十四岁的哈梅德是开罗一家广告代理商的员工，她在开罗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示威时清楚地表达她的观点：“我们受到贪腐、压迫和劣质教育的荼毒。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改变的腐化体系中。”广场另一位示威者、二十岁的夏米是一名药学系学生，他表达相同的看法说：“我希望到今年底时我们能有一个民选政府，公民自由获得保障，而且我们能终结掌控这个国家的贪渎。”解放广场的抗议者异口同声谴责政府的腐化、无能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国内缺乏机会平等。他们尤其控诉压迫和缺乏政治权利。正如国际原子能总署前署长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2011年1月13日在推特（Twitter）上写的：“突尼斯：压迫+缺乏社会正义+封杀和平改革渠道=定时炸弹。”埃及人和突尼斯人都认为他们的经济问题根源是缺乏政治权利。当抗议者开始更有系统地表述他们的要求时，埃及抗议运动领袖之一、软件工程师兼部落客哈利勒（Wael Khalil）张贴了第一份十二项立即要求，全部集中在政治改革上。提高最低薪资之类的议题只出现在中程要求当中，留待稍后实施。
     对埃及人来说，导致他们落后的原因包括一个无能且贪腐的政府，一个让他们无法发挥才能、雄心和原创性的社会，以及他们所得到的教育。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们面对的经济阻碍，来自于政治权力在埃及由少数菁英行使与垄断的方式。他们了解，这是他们首先要改变的事。
     然而，解放广场上的抗议者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却与主流思想明显背离。当辩论为什么埃及这样的国家如此贫穷时，大多数学者与评论家都强调完全不同的因素。有些人强调埃及的贫穷主要由地理条件所决定，因为这个国家大部分是沙漠，且缺乏足够的降雨，土壤和气候不适于高生产力的农业。其他人则指出，埃及人的文化特质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繁荣富裕。他们说，埃及人缺乏让其他国家繁荣兴盛的工作伦理和文化特质，而且还接受与经济成功相冲突的伊斯兰信仰。第三种看法在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当中是主流意见，这种看法认为埃及统治者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来促使他们国家繁荣起来，并且在过去一直采用不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种看法也认为，如果这些统治者能接受正确的顾问提供的正确咨询，富裕兴盛将随之而来。对这些学者专家来说，统治埃及的少数菁英只顾自己利益、牺牲社会福祉的事实，似乎与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毫不相干。
     在本书，我们将论述解放广场上的埃及人的看法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的看法。事实上，埃及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它被一小群菁英统治，他们以图利自己的方式组织社会，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用来为掌权者制造庞大的财富，例如前总统穆巴拉克显然累积了七百亿美元财富。输家是埃及人民，而且他们有切身之痛。
     我们将阐明，对埃及贫穷的这种诠释（也就是人民的看法），也对“为什么穷国会贫穷”提供了一种普遍的解释。不管是在北韩、塞拉利昂或津巴布韦，我们将说明穷国为什么贫穷的原因就和埃及一样。英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变富裕，是因为它们的人民推翻掌控权力的菁英，创造了一个政治权利更广泛分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需要回应人民并对人民负责，而且广大民众都能够利用经济机会。我们将说明，要了解今日世界何以有这种不平等，就必须深入过去，研究各个社会的历史演进。我们将发现，英国之所以比埃及富裕，是因为英国（精确地说是英格兰）在1688年发生一场革命，促成了该国的政治转型以及伴随的经济转型。人民争取并赢得更多政治权利，而且利用这些权利来扩大自身的经济机会。其结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与经济演进轨迹，并在工业革命达到高潮。
     工业革命及其解放的科技发展并未扩散到埃及，因为该国当时在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掌控下，受到的待遇和后世穆巴拉克家族的对待相去不远。鄂图曼在埃及的统治于1798年被拿破仑推翻，但该国随后又落入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掌控，他们对促进埃及的富裕繁荣和鄂图曼人一样毫无兴趣。虽然埃及人终于摆脱鄂图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并在1952年推翻君主政体，但这种改变与1688年英国的革命不同；埃及政治并未从根本上转型，只是把权力交给另一批菁英，而他们对于为埃及人民创造富裕的漠不关心也与鄂图曼和英国如出一辙。结果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未改变，埃及也依然贫穷如故。
     本书将探究长期以来这些模式如何自我复制，以及为什么有时候它们会改变，就像1688年英国发生的事件，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将帮助我们了解今日埃及的情况是否已经改变，以及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会不会带来一套能够带给一般埃及人民富裕的新制度。埃及过去曾发生过未带来改变的革命，因为发动革命的人只是接管被罢黜者的统治，重新建立类似的体系。一般人民确实难以获得真正的政治权利，并改变社会的运作方式。但真正的改变仍然可能发生，而我们看到它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日本、博茨瓦纳和巴西等国家如何发生。基本上贫穷的社会想变富裕，需要的就是政治转型。有证据显示埃及可能正在发生这种转型。另一位解放广场的抗议者迈特瓦利说：“现在你看到穆斯林和基督徒站在一起，你也看到老年人和年轻人同心协力，他们都想要相同的东西。”我们将看到社会中这种广泛的运动就是这类政治转型发生的关键。如果我们了解这类转型发生的时机和原因，我们将更有能力评估哪些运动就像过去那样将以失败收场，以及哪些运动我们可以期待将获得成功，并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

1、 很靠近却很不一样

（1）格兰德河经济学
　　诺加雷斯市被一道围墙分成两半。如果你站在围墙旁边往北看，你会看到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位于圣塔克鲁兹郡境内。这里的家庭年平均收入约三万美元。大多数十几岁的少年男女都在学校念书，大多数成人都有高中学历。尽管有许多人批评美国医疗体系多么不足够，此地居民相对来说算是颇为健康，预期寿命以全球标准来看都算高。许多居民年龄超过六十五岁，享有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障。这只是由政府提供、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服务之一，还有例如电力、电话、污水处理系统、公共卫生、与该地区其他城市和美国其他地方连接的道路网，以及同样不可或缺的治安等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民可以从事每天的活动，毋须害怕生命危险和其他安全威胁，也不必担心随时遭盗窃、被征用，或其他危及他们在事业上和住家上的投资。同样重要的，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居民视为理所当然的是，他们的政府虽然效率低落，且偶尔发生贪渎，却是他们的代理人。他们可以投票更换市长、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可以在总统选举中投票决定谁来领导国家。民主是他们的第二天性。

　　几英尺外的围墙南方情况却大不相同。墨西哥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居民虽然生活在该国相对富裕的部分，但此地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成年人没有高中学历，许多青少年不在学校就读。母亲必须担心很高的婴儿死亡率。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寿命不及北方的邻居。他们也无缘利用许多公共设施。围墙南方的道路状况极差，治安水平更是低落。犯罪率很高，在此地创立事业是高风险的活动。不只是可能遭匪徒劫掠，还要取得各种许可和贿赂许多人，光是开业就已经不容易。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每天得与政治人物的贪渎和无能共同生活。
　　相较于北方的邻居，民主是此地居民晚近才有的体验。在公元2000年的政治改革前，索诺拉省的诺加雷斯市就和墨西哥的其他地方一样，是由贪腐的宪政革命党所掌控。
　　一个城市的两边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就地理和气候来看，两边没有差别，该地区流行的疾病种类也一致，因为细菌在穿越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不受任何人为规定的限制。当然，居民的健康状况大不相同，但这与疾病环境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边境南方的人民生活的卫生条件较差，且缺乏足够的医疗。
　　然而也许两边的居民就有很大的差异。有没有可能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的居民是欧洲移民的后裔，而南方的居民则是阿兹特克人的后代？并非如此。边境两边人民的背景相当类似。墨西哥在1821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诺加雷斯附近地区就成为墨西哥旧加利福尼亚省的一部分，甚至到1846—48年的美墨战争后仍保持如此。直到1853年的哥斯登购买计划后，美国边界才延伸到此一地区。当时勘察边界的密契勒中尉曾提到这个“诺加雷斯的漂亮小山谷”。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和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有相同的祖先，享用相同的食物，听相同的音乐，还有我们可以大胆说，有着相同的“文化”。
　　当然，有一个简单而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诺加雷斯两边的差异，而且你可能早就猜到了：那道隔开两边的墙。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是在美国境内，它的居民可以利用美国的经济制度，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入学接受教育和学习技术，雇主被鼓励投资于最好的科技设备，因而可以支付员工较高的薪资。他们也能利用政治制度，参与民主的过程，选举自己的代表，并在他们行为不当时将他们换掉。其结果是，政治人物会提供市民要求的基本服务（从公共卫生、道路、到法治等内容）。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生活在一个由不同制度所塑造的不同世界。这些不同的制度为诺加雷斯两边的居民和愿意投资的创业家与企业，制造出不同的诱因。这些由两个诺加雷斯及两个国家不同的制度制造的诱因，就是边界两边经济繁荣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美国的制度比墨西哥制度更加有利于经济成功，甚至比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都是如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早期殖民时代不同社会形成的方式。制度性的分歧在当时就发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要了解这种差异，我们必须从北美洲与拉丁美洲设立殖民地之时开始探究。

（2）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
　　1516年初，西班牙航海家迪索利斯航行到南美洲东岸一片宽广的河口。他登上岸边，宣告该地为西班牙领土，并把那条河命名为拉普拉塔河，意即“银之河”，因为当地人拥有白银。河口两边的原住民——住在今日乌拉圭的查鲁尔人，和住在今日阿根廷彭巴草原上的奎兰地人——敌视这些新来者，他们是小聚落形式生活的狩猎采集者，没有强大的集中式政治组织。当迪索利斯勘探这片他企图为西班牙占领的新土地时，一群查鲁尔人用棍棒把他打死。
　　1534年，仍然抱着希望的西班牙派遣第一批殖民者，在迪门多萨的率领下从西班牙出发，同年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在位置兴建一座城镇。那里应该是欧洲人理想的地方，字义是“好空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气候温和宜人，但第一批到达那里的西班牙人却没有住太久，他们要的并非好空气，而是想榨取资源和可胁迫的劳工。不过，查鲁尔人和奎兰地人并未乖乖就范，他们拒绝提供食物给西班牙人，被抓到时拒绝工作。他们以弓箭攻击新来的移民。西班牙人陷于饥饿，因为他们没有料到必须自己供应食物。布宜诺斯艾利斯并非他们原来梦想的样子，他们无法胁迫当地人提供劳力。那个地区没有白银或黄金可供开采，迪索利斯发现的白银实际上来自西边远方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
　　挣扎求生的西班牙人开始派出探险队，寻找能提供更多财富和更容易胁迫的劳力的新地方。1537年，其中一支探险队在迪阿育拉斯率领下溯巴拉纳河而上，寻找一条通往印加的路线。这支探险队在路上与一个称作瓜拉尼的土著族群接触，这些人过着以玉米和树薯为主食的农业经济。迪阿育拉斯立刻发现瓜拉尼人是与查鲁尔人和奎兰地人完全不同的族群，经过短暂的冲突后，西班牙人克服了瓜拉尼人的抵抗，并建立了一座城镇亚松森，那里直到今日仍是巴拉圭的首都。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娶了瓜拉尼公主，并且很快封自己为新贵族。他们采用瓜拉尼人既有的强征劳工和进贡制度，只是改由他们掌握大权。这种做法类似他们想建立的殖民地，于是在四年内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放弃，在该地殖民的西班牙人全都迁到这个新城镇。
　　有“南美洲巴黎”之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有欧洲式林荫大道的城市，建立在彭巴草原富饶的农业财富基础上；但那里直到1580年才再度有西班牙人进驻。放弃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征服瓜拉尼人凸显了欧洲人在美洲殖民的逻辑。我们将看到，早期的西班牙人和英国殖民者对自己耕种土地不感兴趣，他们要别人为他们耕种，他们要的是劫掠金银财宝。

（3）从卡哈马卡……
　　早在迪索利斯、迪门多萨和迪阿育拉斯的探险之前，已有更著名的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日看到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以及其他人的许多探险行动。西班牙在美洲的扩张和殖民从1519年柯尔特斯入侵墨西哥后开始积极进行，十五年后皮萨罗的探险队进入秘鲁，两年后迪门多萨的探险队进入拉普拉塔河。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西班牙征服并殖民南美洲的中部、西部和南部，而葡萄牙则占据东部的巴西。
　　西班牙人的殖民策略极为有效。这套策略最早由柯尔特斯在墨西哥发展成形，其基础是：西班牙人发现，压制反抗最有效的方法是俘虏原住民的首领。该策略让西班牙人得以占有首领积蓄的财富，并且胁迫原住民进贡和提供食物。下一步是封自己为原住民社会的新菁英，并控制既有的征税、纳贡，特别是强制劳动的方法。
　　当柯尔特斯和他的部下在1519年11月8日抵达宏伟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时，他们受到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玛的欢迎，因为他接受身边谋士的建议，决定以和平方式迎接西班牙人。接下来发生的事，在1545年后由圣方济会教士德萨哈冈，详细记载在他的著名的佛罗伦丁抄本里。

　　“他们（西班牙人）立刻紧紧抓住蒙特祖玛……接着所有枪支齐发……恐惧压倒一切。就像每个人吞下了自己的心。即使尚未天黑，人们感到恐怖、惊讶和忧虑，人们陷于惊吓中。
　　”天一亮，（西班牙人）就宣布所有要求的东西，白玉米饼、烤火鸡、蛋、淡水、木头、木柴、木炭……蒙特祖玛只能乖乖就范。
　　“当西班牙人安顿好后，他们随即询问蒙特祖玛城里所有的财宝……他们热烈地搜寻黄金。蒙特祖玛带领西班牙人时，他们围绕着他……每个人握着他，每个人紧紧抓住他。
　　”当他们来到提欧卡库的藏宝所，他们拿出所有灿烂华丽的东西，凤尾绿咬鹃羽毛头冠、玩物、盾牌、金盘子……金鼻环、金腿环、金臂环、金额环。
　　“黄金被剥下……他们很快点起火，焚烧所有宝物。它们全部烧毁，而西班牙人把黄金另外铸成条块……然后西班牙人到处行走……他们拿走所有东西，一切他们认为的好东西。
　　“然后他们来到蒙特祖玛自己的藏宝所……在称作托托卡库的地方……他们取出（蒙特祖玛的）财产……所有的宝物；有垂饰的项链、有凤尾绿咬鹃羽簇的臂环、黄金臂环、手镯、有贝壳的金环……象征统治者的绿宝石皇冠。他们全都拿走。”

　　对阿兹特克人的军事征服在1521年完成。已当上新西班牙省总督的柯尔特斯开始通过“赐封”制度瓜分最有价值的资源，即原住民。赐封最早在十五世纪出现在西班牙，是再征服摩尔人（八世纪后移民到该国南部的阿拉伯人）的产物。在新世界，它采用一种远为有害的形式：把原住民赏赐给称作赐封主的西班牙人。原住民必须进贡和提供劳役，以交换赐封主让他们皈依成基督教徒。
　　一项对赐封主角色的鲜活记录由道明会教士拉斯卡萨斯流传到今日，他是最早也最强烈批评西班牙殖民制度的人士之一。拉斯卡萨斯在1502年搭乘新总督德奥万多的船队抵达西班牙人占领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他对每天目睹的残酷对待和剥削原住民愈来愈感到幻灭和不安。1513年，他担任西班牙征服古巴军队的随行教士，甚至因为他的服务而获得赐封。不过，他放弃赐封，并展开呼吁改革西班牙殖民制度的长期运动。他的努力以1542年写成的著作《印地毁灭简述》达到最高点。他记述在尼加拉瓜看到的赐封如下：

　　“每个殖民者接受分派（或者如法律上的用语叫‘赐封’）给他的镇上居民，安排这些居民为他工作，窃占他们已经匮乏的食物为己有，并接管本地人向来拥有和耕种作物的土地。殖民者对待所有本地人——贵族、老人、女人和小孩——犹如他自己家庭的成员，并因此要他们为他的个人利益日夜操劳，不给任何休息。”

　　对新格拉纳达（今日的哥伦比亚）的征服者，拉斯卡萨斯叙述西班牙采取的策略：

　　“为了达成搜括所有黄金的长期目的，西班牙人运用他们惯常采用的分配（或他们所说的赐封）城镇及其居民的策略……然后一如既往，对待他们犹如奴隶。探险队的总指挥官自己抓住整个国土的国王，囚禁他六或七个月，以非法手段向他要求愈来愈多的黄金和宝石。这位波哥大的国王非常害怕，为了从施酷刑者的夹具获得解脱，他答应交出装满整个房子的黄金；为了履行承诺，他派他的子民出去寻找黄金，然后一点一点连同许多宝石一起带回来。但是黄金还没装满，西班牙人宣称将以违背承诺处死他。那位指挥官建议应该由他来裁夺，因为他代表法律，当他们依照指示正式指控国王时，他宣判如果国王继续不履行交易，将遭受酷刑。他们以吊刑折磨他，在他肚子上浇滚烫的牛脂，用铁箍将他的双腿吊在木杆上，脖子吊在另一根木杆上，两个人抓住他的手，开始烧他的脚底。指挥官偶尔会来巡视，并重复说除非他拿出更多黄金，否则他们会慢慢折磨他至死。他们说到做到，国王最后屈服于他们加诸在他身上的痛楚而死去。”

　　在墨西哥操演到完美的征服策略与惯例，很快就被西班牙帝国其他地方采用。没有一个地方比皮萨罗征服秘鲁更有效果。拉斯卡萨斯在他的记述中说：

　　“在1531年，另一名大恶徒带着一群人旅行至秘鲁王国。他决心模仿他的同伙探险家在新世界其他地方使用的策略和技巧。”

　　皮萨罗从靠近秘鲁的城镇通贝斯附近的海岸出发，开始往南前进。到1532年11月15日，他来到山城卡哈马卡，印加皇帝阿塔华巴和他的军队驻扎在该地。第二天，不久前才在父王卡帕克驾崩后的继承权竞争中打败兄弟的阿塔华巴，与他的随从来到西班牙人扎营的地方。阿塔华巴很生气，因为他已听到西班牙人犯下暴行的消息，例如侵犯太阳神印蒂的神庙。接下来发生的事已广为人知，西班牙人设下陷阱，杀了阿塔华巴的护卫和随从，可能多达两千人，并且捕获了国王。为了获得自由，阿塔华巴不得不承诺装满一个房间的黄金，和两倍多的银子。他照做了，但西班牙人违背承诺，在1533年将他勒死。那年十一月，西班牙人占领印加首都库斯科，那里的印加贵族受到跟阿塔华巴一样的待遇，被囚禁直到他们拿出黄金和白银。当他们无法满足西班牙人的要求时，就被活活烧死。库斯科伟大的艺术宝藏如太阳庙，里面的黄金尽遭劫掠，并熔铸成金块。
　　这时西班牙人把注意力转向印加帝国的人民。和在墨西哥一样，人民被分派到赐封地，由跟随皮萨罗的每一个征服者各分得一块。赐封是殖民时代早期用来控制和组织劳动力的制度，但它很快就面对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1545年，一个叫瓜尔巴的本地人在今日玻利维亚境内的安第斯山高地寻找原住民神殿时，被一阵突然刮起的强风吹倒在地，然后看到眼前有一块被掩盖住的银矿石。这是一座大银山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将这座银山取名为“富山”。不久后在它四周兴起一座叫波托西的城市，到1650年最巅峰时的人口高达十六万人，比当时的里斯本或威尼斯还多。
　　为了开采这些银子，西班牙人需要矿工，许许多多的矿工。他们派遣迪托雷多担任新总督，即西班牙殖民地的最高首长，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劳工问题。迪托雷多在1569年抵达秘鲁，先花五年时间巡视各地，并调查他的新领地。为了找到他需要的劳工，迪托雷多迁移几乎所有原住民，把他们集中在称作“控制营”的新城镇，以方便假西班牙国王之名剥削劳动力。然后，他重新启用和修改一种称作米塔的印加劳动制度，米塔在印加语言克丘亚语的意思即“轮流”。根据米塔制度，印加人曾利用强迫劳动的方式经营专门提供食物给神庙、贵族和军队的农场。印加菁英则反过来提供饥荒时的赈济与安全。但在迪托雷多统治下的米塔制，尤其是在波托西，变成了西班牙殖民时期规模最大、也最繁重的劳动力剥削制度。迪托雷多划出一片广大的管辖区，从今日秘鲁中部一路涵盖到大部分现代玻利维亚的国土，面积广达约二十万平方英里。在这个地区里刚抵达的男性原住民，有七分之一必须在波托西的矿场工作。波托西的米塔制在整个殖民时期持续运作，直到1825年才废除。地图1显示西班牙征服时期米塔管辖区叠放在印加帝国上的样子。它显示米塔与帝国心脏地区重叠的程度，也涵盖了首都库斯科。
　　奇特的是，今日仍可在秘鲁看到米塔制度的残留。举卡尔卡省和临近的雅科马育省的差异为例，这两个省份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两省都在山地高处，分别居住操克丘亚语的印加后代，然而雅科马育省远为贫穷，居民的消费比卡尔卡省居民少三分之一。这些居民也了解这些情况。在雅科马育，他们问难得来到该地的外国人：“你们不知道这里人比卡尔卡的人穷吗？你们怎么会想到来这种地方？”难得是因为从地区首府库斯科（也是古代印加帝国的首都）到雅科马育，比到卡尔卡困难得多。往卡尔卡的道路很平坦，往雅科马育的道路却崎岖不平。要到偏远的雅科马育需要骑马或骑骡子。卡尔卡和雅科马育的居民都种同样的作物，但在卡尔卡民众会拿到市场上出售换钱，在雅科马育，居民种植作物只供自己食用。这些对外人和本地人都明显可见的不平等，可以从制度的差异来理解——一些可追溯到迪托雷多和他有效剥削原住民劳动力的计划等历史根源的制度性差异。雅科马育和卡尔卡主要的历史差异是，雅科马育位于波托西的米塔管辖区内，而卡尔卡不在其中。
　　除了集中劳力和利用米塔制外，迪托雷多把赐封制整合成人头税，每个成年男性每年要以白银缴纳一笔固定额度的税。这是另一项设计来强迫人们进入劳动市场并压低西班牙地主支付薪资的计划。另一项制度叫“产品配销“，也在迪托雷多任内逐渐普及。这项制度是以西班牙人决定的价格，强迫出售产品给当地人。最后，迪托雷多拟定并实施”达拉欣”制——字意即“负担”——以利用原住民为西班牙菁英的事业背负沉重的产品，例如葡萄酒、古柯叶或纺织品，取代役用的牲畜。
　　在西班牙人的美洲殖民地各处，类似的制度和社会架构纷纷兴起。在初期的掠夺和搜刮金银后，西班牙人建立了一套为剥削原住民而设计的制度。赐封制、米塔制、产品配销制和达拉欣制的设计，都是为了把原住民的生活压到勉强维生的水平，并为西班牙人榨取所有超过此一水平的剩余所得。征收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工作、对劳动服务提供低薪资、课重税，甚至对非自愿购买的产品收取高价，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虽然这些制度为西班牙皇室创造了许多财富，并让征服者和他们的后代变得十分富裕，但他们也把拉丁美洲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大陆，并大幅削弱它的经济潜力。

（4）来到詹姆斯镇
　　当西班牙人在1490年代开始征服美洲时，英格兰还是欧洲较小的国家，刚从一场内战的破坏逐渐复原，即玫瑰战争，因此英格兰无法在各国争夺美洲的战利品和黄金以及剥削原住民中取得优势。几乎一百年后的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率领西班牙无敌舰队侵略英格兰意外溃败，引发整个欧洲政治的大震撼。英格兰的胜利虽然来得幸运，但这也象征英格兰终于获得自主的制海权，能够参与殖民帝国扩张的大势。
　　因此英格兰人在同一时期开始在北美殖民并非巧合。但他们已经是后来者，选择北美不是因为那里吸引人，而是因为那里是仅有的选择。美洲“较好的”部分，有许多原住民可以利用、有黄金和白银矿可供开采的地方都已被占领。英格兰人只得到剩余的东西。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兼农业学家杨格（Arthur Young）讨论到有利润的“主要食用产品”（指的是可供出口的农业产品）在哪里生产时说：

　　“整体看来，我们殖民地的主要食用产品价值离太阳愈远就愈降低。在西印度群岛，也就是最热的地方，每个人可以生产八英镑十二先令一便士。在南方大陆，只有五英镑十先令。在中部大陆，金额是九先令六又二分之一便士。在北方的殖民地，数值只有二先令六便士。这些数值暗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避免在北方纬度高的地方殖民。”

　　英格兰人最先尝试在北卡罗莱纳的洛亚诺克建立殖民地，时间是1585年到1587年间，但以彻底失败收场。1607年他们再度尝试。将近1606年年底，忠实苏珊号（Susan Constant）、神速号（Godspeed）和发现号（Discovery）三艘船在纽波特船长指挥下驶向弗吉尼亚。这些殖民者在弗吉尼亚公司资助下，开进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沿着一条他们以英王詹姆斯一世命名的河流而上。1607年5月14日，他们建立了殖民地詹姆斯镇。
　　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拥有的船所载的殖民者是英格兰人，但他们的殖民模式深受柯尔特斯、皮萨罗和迪托雷多建立的样板的影响。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抓住当地的酋长，利用他来取得补给品，并胁迫原住民为他们生产食物和财富。
　　英格兰殖民者第一次踏上詹姆斯镇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进入一片由波瓦坦联盟拥有主权的领土，这个联盟由约三十个政治体组成，效忠于瓦罕苏纳科克国王。瓦罕苏纳科克的首都位于韦洛伍柯摩克镇，距离詹姆斯镇只有二十英里。殖民者的计划是先研究清楚整个形势。如果无法劝诱当地人提供食物和劳力，殖民者至少有可能和他们交易。殖民者似乎从未想过他们可能得工作和种植自己的食物。这不是新世界征服者的做法。

　　瓦罕苏纳科克很快察觉殖民者的出现，并以极度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意图。他统治的领土对北美洲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帝国，但他有许多敌人，而且缺乏像印加帝国那样的高度集权政治掌控。瓦罕苏纳科克决定弄清楚英格兰人的意图，先是派遣使者说他愿意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
　　随着1607年冬季临近，詹姆斯镇的殖民者食物储备渐少，殖民地的统治委员会指定的领导人温菲尔德变得犹豫不决。这种情况最后靠史密斯上校解救才化险为夷。史密斯是个传奇人物，他的记述是我们有关早期殖民地发展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他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乡下，后来违抗父亲要他从商的愿望而成为一名佣兵。他先在荷兰与英格兰军队一起打仗，之后加入奥地利部队在匈牙利服役，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军队。史密斯在罗马尼亚遭俘虏，被当作奴隶卖到农场工作。有一天他打倒主人，偷走主人的衣服和马匹，逃回奥地利领土。他在往弗吉尼亚的航行途中惹出麻烦，因为违抗温菲尔德的命令而被囚禁在忠实苏珊号上。当船抵达新世界后，原本的计划是要审判他。然而大出温菲尔德、纽波特和其他殖民地领导层意料的是，当他们打开密封的命令时，发现弗吉尼亚公司早已任命史密斯担任治理詹姆斯镇的统治委员会成员之一。
　　由于纽波特已航行回英格兰载运补给品和更多殖民者，温菲尔德不确定该怎么做，所以全靠史密斯救了殖民地。他进行一连串的交易任务，取得重要的食物补给。在其中一次任务中，他被瓦罕苏纳科克的弟弟欧佩参卡诺格俘虏，并被带至国王所在的韦洛伍柯摩克。他是第一个会见瓦罕苏纳科克的英格兰人，而根据一些记述，史密斯能够保全性命全赖瓦罕苏纳科克的小女儿宝嘉康蒂的干预。史密斯在1608年元月2日获释，他回到詹姆斯镇，那里的食物仍然极度匮乏，幸好纽波特在同一天稍晚从英格兰及时返回。
宝嘉康蒂
宝嘉康蒂
　　詹姆斯镇的殖民者没有从这段初期经验学到多少东西。随着时间进入1608年，他们继续寻找黄金和贵金属。他们似乎还不明白，若要生存，他们无法靠当地人供养，不论是通过威胁或交易。史密斯最先了解到，柯尔特斯和皮萨罗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殖民模式，在北美洲就是不管用，原因是基本环境差异太大。史密斯写到，和阿兹特克与印加不同，弗吉尼亚没有黄金。他在日记中说：“你得知道，粮食就是他们所有的财富。”留下大量日记的早起移民之一托德基尔，生动地描述史密斯和其他人发现这一点时的沮丧：

　　“没有交谈、没有希望，没有工作，只有挖黄金，提炼黄金，搬运黄金。”

　　当纽波特1608年4月航行回英格兰时，他带着一批俗称愚人金的黄铁矿。他在九月底返回，带着弗吉尼亚公司的命令，要他们加强控制当地人。他们的计划是为瓦罕苏纳科克加冕，希望如此能让他臣服于英王詹姆斯一世。他们邀请他到詹姆斯镇，但瓦罕苏纳科克对殖民者深具戒心，不想冒被俘虏的危险。史密斯记录瓦罕苏纳科克的回答：“即使你们的国王送我礼物，我也是国王，而这是我的国土……你的国王来见我，不是我去见他，更不是到你的要塞，我不会咬这种诱饵。”
　　如果瓦罕苏纳科克不肯“咬这种诱饵”，纽波特和史密斯就必须到韦洛伍柯摩克来进行这项加冕礼。这整件事似乎以彻底失败收场，唯一的结果是瓦罕苏纳科克决定该是除去殖民地的时候了。他实施贸易制裁，詹姆斯镇再也不能交易补给品。瓦罕苏纳科克决心以饥饿打败他们。
　　纽波特在1608年12月再度扬帆回英格兰，带着一封史密斯写的信，恳求弗吉尼亚公司的主管改变他们对殖民地的想法。在弗吉尼亚不可能采用像墨西哥和秘鲁一样的通过剥削快速致富的方法，这里没有黄金和贵金属，而且无法强迫原住民工作或提供食物。史密斯发现，如果想建立能够存活的殖民地，殖民者就必须工作。因此他恳求主管派遣合适的人来：“你们再派人来时，我恳求你们派三十名木匠、农夫、园丁、渔夫、铁匠、泥瓦匠，以及砍树及挖根者，各带充足的补给品，那么我们就有一千名这种人。”
　　史密斯不想再有更多无用的金匠。詹姆斯镇再一次因为他的临机应变而存活下来。他设法哄骗和威吓当地原住民与他交易，当他们不愿意交易时，他只好另觅他途。回到殖民地，史密斯完全掌控大局，他实施“不工作便没食物吃”的规定。詹姆斯镇活过了第二个冬天。
　　弗吉尼亚公司原本是一家营利性企业，但两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没有赚进分文。公司主管决定他们需要新的管理模式，于是以单一的总督取代统治委员会。第一个被任命担任这个职务的人是盖兹爵士。公司当局听从史密斯的部分警告，并且发现他们必须尝试一些新方法，特别是因为1609至1610年冬季（即所谓的“饥饿期”）发生的事件而加强了这层体认。新的管理模式让史密斯没有发挥的空间，他懊恼地在1609年秋季返回英格兰。少了他的足智多谋，加上瓦罕苏纳科克紧紧控制食物供应，詹姆斯镇的殖民者慢慢饿死。在进入冬季的五百人中，只有六十人捱到三月。形势恶劣到他们被迫吃人肉。
　　盖兹和他的助手戴尔爵士在殖民地实施的“新方法”，是一套对英格兰殖民者极其严厉的工作制——当然不包括管理殖民地的菁英们。戴尔推行的“神圣、道德与军事法”包括如下的条款：

·男人或女人都不得从殖民地逃跑投靠印第安人，违者应处以死刑。
·任何人若抢夺公共或私人园圃，或葡萄园，或偷盗玉米穗，应处以死刑。
·殖民地成员不得出售或给予任何本殖民地的商品给船长、船员或水手，以运送出本殖民地，供他私人的用途，违者处以死刑。

　　弗吉尼亚公司认为，如果无法剥削原住民，也许可以剥削殖民者。在新的殖民开发模式下，弗吉尼亚公司拥有所有土地，居民都住在营房里，由公司发给规定的配给品。工作队也由公司编排，各队由一名公司代理人负责监督。那很接近戒严状态，死刑是最先采用的惩罚。前述第一项条款在建立殖民地的新制度上十分重要；公司威胁要处死逃跑的人，因为在新工作制下，对必须工作的殖民者来说，逃跑并投靠当地人变成愈来愈吸引人的选项。此外，由于当时在弗吉尼亚即使是原住民的人口密度也很低，独自在荒野生活以逃避弗吉尼亚公司控制也非不可能。公司的力量在面对这些选项时十分有限，无法胁迫靠着仅能维生的配给品生活的英国殖民者卖力工作。
　　地图2显示在西班牙征服时期美洲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估计。美国的人口密度除了几个地点外，每平方英里最多只有四分之三个人。在中墨西哥或安第斯山秘鲁，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英里四百人，是美国的五百多倍。在墨西哥或秘鲁可能办到的事，在弗吉尼亚却不可能。

   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承认，他们初期的殖民模式在弗吉尼亚不管用，而且也经过很久才明白“神圣、道德与军事法”的失败。从1618年起，该公司才开始采用一套大不相同的新策略。由于无法胁迫当地人或殖民者，唯一的变通方法是给殖民者诱因。该公司在1618年开始实施“人头权制”（head-right system），给每名男性殖民者五十英亩土地，每多一名家庭成员则再给五十英亩，他们带至弗吉尼亚的仆人也并入计算。殖民者可以获得房屋，并且解除合约的束缚；而在1619年，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成立，实际上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力。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
   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才学到，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管用的方法，在北方却行不通。十七世纪剩下的时间则是学习第二个教训的漫长奋斗；殖民地想在经济上能够生存的唯一方法是，创造能提供诱因的制度，让殖民者愿意投资和努力工作。
   随着北美洲逐渐开发，英格兰菁英不断尝试设立严格限制经济与政治权利的制度，只赋予特权给殖民地居民中的少数，就像西班牙人的做法。然而每一次这种模式都以失败收场，正如在弗吉尼亚的经验。
   其中一次最具野心的尝试始于弗吉尼亚公司改变策略后不久。在1632年，切萨皮克湾北边数千万英亩的土地，由英王查理一世授予巴尔的摩男爵卡尔弗特。马里兰宪章给巴尔的摩男爵完全的自由，可以根据他的意愿建立政府，其中第七条规定，巴尔的摩有“完全、充分且绝对的权力，为上述政府的利益与福祉，根据本法的要旨，而规定、制订和执行任何法律的权力”。
   巴尔的摩草拟了一份建立一个庄园社会的详细计划，是十七世纪理想农业英格兰在北美洲的翻版。内容是把土地分割成数千英亩的小块，由地主来管理。地主将招募佃农，而佃农将耕种土地，并交租给控制土地的特权阶级菁英。另一个类似的企图发生在1663年，当时有八个业主创建卡罗莱纳，其中包括艾胥黎古柏。艾胥黎古柏和他的秘书、伟大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创制了卡罗莱纳基本宪法。这份文件和之前的马里兰宪章一样，擘画了一个由地主菁英控制的阶级社会。宪法序文说：“这片领土的政府之建立完全符合君主政体，我们就生活在君主政体中，这片领土也从属于君主政体；我们可以避免建立纷杂的民主政体。”
   基本宪法的条文制订出一个僵化的社会结构，最底层是“农奴”（leet-men），第二十三条规定：“所有农奴的子女生来都是农奴，且世世代代如此。”农奴没有政治权力，上面一层是领主（landgrave）和酋长（cazique），这两类人组成贵族。领主各可获分配四万八千英亩土地，酋长可获得二万四千英亩。这份蓝图也包括成立议会，领主和酋长拥有代表席次，但只允许辩论八位业主事先同意的法案。
   正如尝试在弗吉尼亚实施严苛的规定归于失败，在马里兰和卡罗莱纳建立类似制度的计划也无疾而终，理由大同小异。每个例子都证明，无法强迫殖民者接受僵化的阶级社会，因为他们在新世界有太多选择了。相反的，必须提供他们诱因才能让他们工作。而且很快地他们就要求更多经济自由，和更大的政治权利。在马里兰也一样，殖民者坚持获得自己的土地，他们迫使巴尔的摩男爵建立议会。1691年，议会促成英王宣布马里兰成为直辖殖民地，因而撤除巴尔的摩和所属贵族的政治特权。类似的长期抗争也发生在南、北卡罗莱纳，同样的，业主都遭挫败。南卡罗莱纳在1729年变成直辖殖民地。
   到1720年代，所有后来组成合众国的十三个殖民地都有类似的政府结构。每个州各有一名总督，和一个以男性财产拥有者特许权为基础的议会。它们并非民主政治；女性、奴隶和无财产者不得投票。但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地方，政治权利已相当普及。这些议会和它们的领袖在1774年联合起来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揭开美国独立的序幕。议会相信他们有权选出自己的成员，也有权征税。而我们知道，这为英国殖民政府带来了问题。
第一次大陆会议，通过并颁布《独立宣言》，自由美利坚诞生

（5）两部宪法的故事
　　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的是，美国（而非墨西哥）采用并实施支持民主原则的宪法、节制政治权力的使用，并把权力广泛分配给社会并非偶然。1787年各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开会撰写的文件，是一段始于1619年詹姆斯镇成立大议会的漫长过程的结果。
　　美国独立时期发生的宪政过程，以及不久后墨西哥发生的情况，两者间有着极为鲜明的对比。1808年2月，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入侵西班牙。到5月，他们已经攻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9月时，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被俘虏并退位，全国性的中央军政府（Junta Central）取代他的角色，高举对抗法国的火炬。军政府先在阿兰惠斯集结，但在面对法国军队时往南方撤退。最后部队退到加的斯（Cadiz），在那里虽然遭到拿破仑的军队围城但仍坚守阵地。军政府在这里组织称作柯尔蒂斯（Cortes）的国会。到1812年，这个国会制订了后世所知的加的斯宪法（Cadiz Constitution），根据人民主权的概念要求创建立宪君主制度。该宪法也要求结束特权，并采用法律平等对待的制度。这些要求都深受南美洲的菁英厌恶，他们所统治的制度环境仍然由赐封、强迫劳动，以及由这些菁英与殖民国家掌控的绝对权力所构成。
　　拿破仑入侵导致的西班牙国家崩溃，在拉丁美洲各殖民地造成一场宪政危机。当时有许多要不要承认中央军政府权威的争议，许多拉丁美洲人的反应是开始组织自己的军政府。他们迟早会意识到真正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可能性。最早宣告独立的地方是1809年玻利维亚的拉巴斯，虽然很快就被从秘鲁派出的西班牙军队镇压。在墨西哥，菁英阶层的政治态度受到1810年希达尔哥神父领导的起义运动影响。希达尔哥的军队9月23日劫掠了瓜纳华多，并杀死高层殖民官员，然后开始不加区别地滥杀白人。情况变得更像阶级战争甚至种族战争，而不像独立运动，它使得所有菁英团结成反对力量。如果独立运动容许群总参与政治，那么地方菁英也持反对态度，不只是西班牙人反对而已。结果是，墨西哥菁英以极度怀疑的态度，看待通往群众参政的加的斯宪法；他们绝不承认它合法。
　　1815年，拿破仑的欧洲帝国崩垮，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重掌大权，加的斯宪法遭废除。当西班牙王权开始尝试收复它的美洲殖民地时，它在反独立的墨西哥并未碰上麻烦。但在1820年，一支在加的斯集结准备搭船到美洲恢复西班牙权威的西班牙军队，反叛了费迪南德七世。全国各地的军队纷纷加入他们，费迪南德被迫恢复加的斯宪法，并重新召开科尔蒂斯。新科尔蒂斯甚至比制订加的斯宪法的旧国会还激进，它提议废止所有形式的胁迫劳动，此外也攻击一些特权——例如，军方在自己的法庭接受审判的权利。当墨西哥最后受迫接受这份文件时，地方菁英决定分道扬镳，宣告独立。（并非所有独立都是对民众有利的，这就是一例。）
　　这场独立运动由曾在西班牙军队服役的伊图尔比德领导，1821年2月24日，他公布自己的墨西哥独立蓝图伊瓜拉计划。该计划采用立宪君主制，搭配一位墨西哥皇帝，并废除墨西哥菁英认为会危及他们地位和特权的加的斯宪法。计划立即获得支持，西班牙很快发现无法阻止大势。但伊图尔比德不只策划了墨西哥的分离，他很快发现这个权力真空，并利用军方的支持自立为皇帝。伟大的南美洲独立革命领袖玻利瓦尔形容伊图尔比德“蒙上帝和刺刀的恩典”而登上皇帝宝座。伊图尔比德并未受到像美国总统受到的政治制度束缚；他很快变成独裁者，到1822年10月，他解散宪法认可的国会，以他自己挑选的军人集团取代。虽然伊图尔比德在位不久，这种模式的事件在十九世纪的墨西哥却不断反复发生。

　　美国宪法并未创造一个现代标准的民主政体。谁能在选举中投票留给各州自己决定。虽然北方的州很快把投票权交给所有白人男性，不管他们赚多少钱或拥有多少财产，南方各州却是逐步赋予这项权利的。没有一州给女性或奴隶投票权，而且虽然解除了白人男性的财产和财富限制，限缩黑人男性的明文规定却反而更加严苛。当然，美国宪法在费城制订的当时，奴隶被视为合乎宪法，而最卑劣的协商是有关众议院在各州的席次分配。席次原本是要按照各州的人口来分配，但南方州的代表要求奴隶应计算在内，北方反对。众议院席次分配的妥协结果是，一个奴隶被算成五分之三个自由人。美国北方与南方的冲突在宪政过程中受到抑制，就是因为达成五分之三的规则和其他妥协。后来陆续增添一些修正——例如，密苏里妥协规定，一个支持奴隶制的州和一个反对奴隶制的州必须同时加入联邦，以便保持支持与反对奴隶制的势力在参议院的平衡。这些伪饰让美国政治制度得以和平运作，直到内战终于以有利于北方的方式解决这个冲突。

　　美国内战既血腥又极具破坏力，但在内战之前和之后都有充足的经济机会提供给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在美国北部和西部。墨西哥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如果美国在1860年到1865年间经历了五年的政治不稳定，墨西哥则是在独立的头五十年经历了持续不断的不稳定。桑塔安纳的生涯就是最好的写照。
　　桑塔安纳是韦拉克鲁斯一名殖民官员的儿子，在独立战争中以为西班牙而战闻名。1821年他投效伊图尔比德，从此未再回头。1833年5月他首度担任墨西哥总统，但只行使权力不到一个月就让位给法里亚斯。法里亚斯的任期只持续了十五天，桑塔安纳再度复位重掌权力。不过，这次复位和第一次上任一样短暂，到七月初又被法里亚斯取代。桑塔安纳和法里亚斯的双人舞蹈持续到1835年桑塔安纳被巴拉干取代。但桑塔安纳不是轻易放弃的人，他在1839年、1841年、1844年、1847年都回来再当总统，最后一次是从1853年到1855年间。总共算起来，他十一度担任总统，在任期间墨西哥打输了阿拉莫战役和德克萨斯独立战争，以及惨烈的美墨战争，后者导致丧失后来变成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土地。从1824年到1867年，墨西哥共有五十二位总统，其中只有很少人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取得权力。

　　空前不稳定的政治对经济制度和诱因的影响十分明显，这种不稳定导致财产权的高度不安全，并且严重削弱墨西哥的政府，使其缺乏征税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威及能力。即使桑塔安纳是墨西哥的总统，一大部分国土也不在他的控制下，使美国得以趁机吞并德克萨斯。此外，正如前面提到，墨西哥宣告独立背后的动机是为了保护殖民时期发展出来的那套经济制度，用伟大的德意志探险家兼拉丁美洲地理学家洪堡的话来说，那导致墨西哥变成“不平等的国度”。这些制度把社会建立在剥削原住民和创立垄断事业的基础上，因此而阻碍广大人口的经济诱因和创造力。当美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经历工业革命时，墨西哥正变得更贫穷。

（6）创意、创立企业、取得贷款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最早的成功是使用新机器带来棉布生产的巨大变革，新机器原本由水车推动，而后改由蒸汽引擎推动。棉布生产机械化先是造成纺织工人生产力大增，后来扩大到其他产业。创新是经济各领域的科技突破的动力，带头的人是渴望采用新创意的创业家和企业人士。初期的革命很快就跨越北大西洋，散播到美国。人们看到采用在英国发展的新科技可以创造极大的经济机会，他们也受到激励而努力开发自己的发明。
　　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人取得专利权来了解这些发明的性质。保护创意财产权的专利制度，最早是在1623年英格兰国会通过的独占法当中被制度化，部分原因是要阻止国王随意授予“专利书”给他钦定的人选，亦即授予从事特定活动或事业的独家权利。美国的专利记录令人惊讶的是，获准取得专利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和各种背景，不限于富人和菁英阶层。许多人借由专利致富。以爱迪生为例，他发明留声唱片与灯泡、并创立了至今仍是全球大企业的通用电气公司。他是家中七个孩子的老小，父亲塞缪尔·爱迪生从事过许多职业，从拆除屋顶木瓦盖、裁缝到经营旅店。爱迪生没受过多少正式教育，而是由母亲在家教育长大。

爱迪生
第一盏电灯
　　从1820年到1845年，美国的专利所有权人中只有19%其父母是专业人士，或来自知名的地主家族。在同一期间，获得专利权的人有40%只受过初级或更低的教育，就像爱迪生。此外，他们通常创立公司来利用他们的专利，这也像爱迪生那样。正如美国在19世纪比当时绝大多数国家在政治上更民主，美国在创新方面也比其他国家民主。这对美国在经济上迈向全世界最创新国家的道路极其重要。
　　如果你是有创意的穷人，要取得专利并不难，因为申请专利不必花太多钱，但要利用专利赚钱却是另一回事。当然，其中一个方法是把专利卖给别人。这是爱迪生初期的做法，为了筹措资本，他把他的四路多工电报专利以一万美元卖给西方联盟公司。但销售专利只有对像爱迪生这样的人才划算，因为他产生创意的速度比他实际应用它们还快。（他在美国拥有1093项专利，在全世界有1500项专利，都打破世界纪录）从专利通往赚钱最好的道路是自己创立企业。但创立企业需要资金，需要银行借钱给你。
　　美国的发明家再一次地相当幸运。在19世纪期间，金融中介和银行业迅速扩张，提供了经济快速成长和工业化的重要助力。在1818年，美国营运中的银行有338家，总资产为一亿六千万美元；到1914年，银行数目达到27864家，总资产二百七十三亿美元。美国的潜在发明家有现成的资金渠道帮助其开创自己的事业。此外，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意味可获得相当低利率的资本。
　　墨西哥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事实上，在墨西哥革命开始的1910年，墨西哥只有四十二家银行，其中两家控制着所有银行资产的60%。和美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不同，墨西哥银行业几乎没有竞争可言。缺乏竞争意味银行可以向顾客收取很高的利率，并且通过只借钱给有权势和已经很富有的人，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信用渠道强化自己对许多经济部门的掌控。
　　墨西哥银行业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营运形式，是独立后墨西哥政治制度的直接结果。经历桑塔安纳时代的混乱后，接着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徒劳无功地尝试在墨西哥建立殖民政权，从1864年到1867年间扶持麦克西米连皇帝。法国人被驱逐后，墨西哥制订了一部新宪法。但由胡亚雷斯和他死后的特哈达建立的政府，很快遭到年轻的军头迪亚斯的挑战。迪亚斯将军在对抗法国的战争中战功彪炳，并开始对权力存有野心。他组织一支反抗军，并在1876年11月的特科亚克战役中打败政府军。次年五月，他设法让自己当选总统，并以大体上未中断、且愈来愈独裁的方式统治墨西哥，直到三十四年后在爆发的革命中被推翻。
　　和伊图尔比德和桑塔安纳一样，迪亚斯从担任军事指挥官发迹。从军人跨入政坛在美国也可见到，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也是战功辉煌的将领。南北战争联邦军的常胜将领之一格兰特，在1869年当上总统；二战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从1953年到1961年担任美国总统。不过与伊图尔比德、桑塔安纳和迪亚斯不同的是，美国的军事将领都未以武力取得权力，也未仗恃武力逃避交出权力。他们行动做事都遵守宪法。虽然墨西哥在19世纪也有宪法，但对限制伊图尔比德、桑塔安纳和迪亚斯的行为却没有作用。只有以这些人取得权力的相同方法，才能让他们交出权力：也就是使用武力。
　　迪亚斯侵犯人民的财产权，擅自征用广大的土地，并授予各种商业经营独占权和优惠权给他的支持者，包括银行业。这种行为并非新鲜事，这与过去西班牙征服者的做法如出一辙，桑塔安纳只是追随他们的脚步。
　　美国银行业对促进国家经济富裕的帮助远比墨西哥银行业大，原因与银行业业主动机的差异无关。支撑墨西哥银行业独占特性的获利动机，在美国也存在，但这种获利动机却以不同方式被引导，原因是美国的制度与墨西哥大不相同。美国的银行家面对的是不同的经济制度，而这些制度让他们处在远为激烈的竞争中。这主要是因为制订银行业法规的政治人物本身也面对大不相同的诱因，而这些诱因则由不同的政治制度所形成。没错，在18世纪末美国宪法开始运作不久，一种类似后来墨西哥的银行体系也开始崛起。政治人物尝试建立州层次的银行独占，以便授予他们的朋友和伙伴，交换部分独占获利。这些银行也很快开始放款给制订法规的政治人物，就像墨西哥一样。但这种情况在美国无法长久持续，因为尝试建立这种银行垄断的政治人物必须面对选举和改选，不像墨西哥的政治人物不必接受选举考验。对政治人物来说，建立银行独占，然后放款给政治人物是很划算的生意，然而这对人民不是什么好事。和墨西哥不同，美国人民可以节制政治人物，并淘汰那些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利或为亲信制造独占的政客。其结果是，银行独占跟着崩垮。美国的政治权利较为普及，尤其是与墨西哥相比较，因此保证了获得融资和贷款的平等权利。这也反过来确保有创意和发明的人，能从创意和发明中获益。

（7）路径依赖式的改变
　　世界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发生了改变，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迪亚斯建立的制度，与桑塔安纳或西班牙殖民国家的制度没有两样。世界经济在19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蒸汽船和铁路等运输上的创新促使世界贸易大幅扩张。这一波全球化意味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墨西哥——或更贴切地说是这类国家里的菁英阶层——可以出口原料和自然资源给工业化中的北美和西欧，并从中牟取利益。迪亚斯和他的亲信因此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同且快速演变的世界。他们意识到墨西哥也必须改变，但这不表示必须革除殖民式的制度，并以类似美国的制度取代。他们选择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式改变，只导致已造成拉丁美洲既贫穷又不平等的制度演进至下一个阶段。
　　全球化使美洲的大片旷野，即所谓的开放边疆（open frontiers）变得价值非凡。这些边疆的开放通常只是虚构的，因为有被残暴剥削的原住民居住在那里。但争夺这里突然变得有价值的资源是19世纪下半叶美洲最具重要性的过程之一。这些有价值的边疆突然开放并没有让美国和拉丁美洲走上类似的路径，反而带来由既有制度的差异所形成的更大分歧，尤其是有关谁有权取得土地这个议题。在美国，一连串的立法行动，从1785年的土地法（Land 0rdinance）到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Homestead Act），都大开取得边疆土地的门。虽然原住民一直被排挤在外，但这些发展创造了平等且经济上充满活力的边疆。然而，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制造出极为不同的结果，边疆土地被分配给有政治权势者、有钱人和有关系者，让这些人变得更有权势。
　　迪亚斯也开始废除许多阻碍国际贸易的殖民制度残留，因为他预期国际贸易能让他和他的支持者获得许多利益。不过，他的模式仍然与格兰德河北边邻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而是和柯尔特斯、皮萨罗及德托雷多等人相同，即菁英可获得庞大的利益，其余所有人则被排除在外。当菁英投资时，经济会稍微成长，但这种经济成长注定会令人失望，同时在这种新秩序下，缺乏权利的人也被牺牲了，就像诺加雷斯内地索诺拉省的雅基人。从1900年到1910年，大约三万名雅基人遭到驱逐，他们基本上都沦为奴工，被送往尤加敦的黄条龙舌兰农场工作。（黄条龙舌兰的纤维是一种有价值的出口产品，可以用来制造绳子和麻线。）
　　阻碍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成长的特定制度模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一点由以下事实清楚展现：就像在19世纪，这个模式导致各方争夺由权力带来的利益，制造出经济迟滞、政治不稳定、内战和政变。迪亚斯终于在1910年被革命军推翻。墨西哥革命之后，其他国家也相继革命，包括1952年的玻利维亚、1959年的古巴，和1979年的尼加拉瓜。另一方面，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秘鲁陷于长期内战。征收或威胁征收资产仍然经常发生，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都推行大规模的农地改革（或企图改革）。革命、征收和政治不稳定伴随着军政府，以及各种类型的独裁统治。虽然拉丁美洲也逐步迈向更开放的政治权利，但一直到1990年代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才变成民众政体，而且即使如此也还经常陷于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常伴随大规模镇压和谋杀。智利1991年的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报告证实，在1973年到1990年的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期间，有2279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另外有五万人可能遭囚禁和酷刑，还有数十万人被革职。1999年危地马拉的历史澄清委员会报告确认，总共有42275名受害者，虽然有其他人宣称从1962年到1996年有二十万人在危地马拉遭谋杀，其中有七万人在里奥斯将军统治期间遭杀害，但里奥斯非但未因其罪行而受到惩罚，甚至还在2003年出马竞选总统；所幸他并未当选。阿根廷的失踪者国家调查委员会估算从1976年到1983年，被军方谋杀的人数约九千人，但该报告声明实际人数可能更高。（人权组织估计的人数约三万人。）

（8）赚一、二十亿
　　殖民社会的组织和这些社会制度的残留，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今日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异，因此而有两边截然不同的诺加雷斯。比尔盖茨和施林（Carlos Slim）两人如何变成全球首富的对照——巴菲特是另一个例子——说明了背后运作的力量。盖茨和微软公司崛起的故事家喻户晓，但盖茨是全球首富和全球顶尖创新科技公司创办人的身份，并未阻止美国司法部在1998年5月8日对微软公司提起民事控告，声称微软滥用独占势力。争议的焦点是微软将其IE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政府注意盖茨已经很久，最早在1991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已启动调查，想确定微软是否滥用它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上的垄断地位。2001年11月，微软与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即使惩罚比许多人要求的轻微，但微软的气焰已受到压制。

美国反垄断法——谢尔曼法不是吃素的

　　在墨西哥，施林并不是靠创新赚得他的财富。早期他在股市交易获利丰硕，收购并改造困难企业也颇为成功。他一鸣惊人的出击是收购墨西哥电信公司（Telmex），也就是1990年被萨林纳斯总统民营化的独占电信事业。政府在1989年9月宣布有意出售墨西哥电信51%的投票股权（所有股票的20.4%），并在1990年11月接受投标。虽然施林所投并非最高标，以他的卡索集团为首的集团却赢得了这次标售。施林没有立即支付价款买下股票，而是设法延迟付款，利用墨西哥电信本身的股利来偿付股票。过去是国营独占事业的公司，现在成了施林的独占事业，而且获利高得惊人。

同墨西哥政治菁英结盟的施林，将墨西哥电信玩弄于股掌之上

　　造就施林的经济制度和美国的经济制度大不相同。如果你是墨西哥创业家，进入障碍会在你事业的每个阶段扮演重要角色。这些障碍包括必须取得昂贵的执照、必须穿越繁琐的程序、政治人物和市场中已存在的经营者会蛮横阻挡你的前进道路，以及因为金融业与你的竞争对手结伙而使你难以取得融资。这些障碍可能无法克服，使你难以进入高利润的领域，或者成为你最好的助力，让你的竞争者无法靠近。两种情况的差别当然是你认识谁、你可以影响谁——以及，没错，你可以贿赂谁。施林是一位有才干且野心勃勃的人，来自相对平凡的黎巴嫩移民背景，但他是取得独家合约的大师；他设法垄断了墨西哥获利丰厚的电信市场，然后把触角延伸到拉丁美洲各处。
　　施林墨西哥电信的垄断不断遭到挑战，但这些挑战一直没有成功。1996年长途电话服务商阿凡电信（Avantel）向墨西哥竞争委员会诉请调查墨西哥电信是否垄断电信市场；1997年该委员会宣布墨西哥电信在地方电话业务、全国长途电话和国际长途电话等领域，都有强大的垄断势力。但墨西哥监管当局尝试限制这种垄断的努力却毫无结果，原因之一是施林和墨西哥电信利用所谓的“保护诉请”程序，亦即向当局提出诉请，宣称特定法律不适用于当事人。保护诉请的概念可以回溯到1857年的墨西哥宪法，原本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在墨西哥电信和其他墨西哥独占企业手中，它成了巩固垄断地位的可怕工具。保护诉请非但没有保护人民的权利，反而提供法律公平性的漏洞。
　　施林靠墨西哥经济致富主要归功于他的政治关系。他尝试在美国创业就没有那么成功了。1999年，他的卡索集团买下电脑零售商美国电脑公司（CompUSA），而美国电脑公司先前已授权一家叫COC服务的公司在墨西哥销售产品。施林立刻就违背合约在墨西哥成立自己的连锁商店，排除COC的竞争，但COC在达拉斯法院控告美国电脑公司。达拉斯没有保护诉请程序，所以施林败诉，并被罚款四亿五千四百万美元。代表COC的律师维纳（Mark Werner）事后说：“这项判决传达的信息是，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中，想来美国市场的企业必须遵守美国的规则。”当施林面对美国的制度，他惯用的赚钱伎俩就不管用了。

（9）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尝试
　　我们生活在不平等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类似于诺加雷斯两边的不同，只是规模更大。在富裕国家，民众的身体更健康、更长寿，而且受的教育高得多。他们生活中也有渠道利用各种设施和选择，从度假到就业机会等等，而这些都是贫穷国家难以企及的。富国的人民也能在没有坑洞的公路上开车、使用抽水马桶和电力，家里也有自来水。他们通常也有不会随便逮捕和骚扰人民的政府，反而政府会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医疗、道路以及治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民可以在选举中投票，对国家的政治方向有发言权。
　　世界不平等的悬殊差异清楚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即使是生活在许多没有电视和网络的穷国人民也都知道。这种对差异的认知促使许多人非法越过格兰德河或地中海，以便体验富国的生活水平和机会。这种不平等不只是影响穷国个人的生活，也导致不满和憎恨，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了解这些差异为什么存在和造成它们的原因，就是本书探讨的焦点。发展这种了解的目的不只在于了解这件事本身，同时也是为了构思更好的点子以跨出第一步去改善数十亿贫困者的生活。
　　诺加雷斯围墙两边的不一致只是冰山的一角。正如整个墨西哥北部都受惠于与美国贸易往来（虽然并非所有贸易都属合法），诺加雷斯的居民比其他墨西哥人更富裕，一般墨西哥人的平均年家庭收入只有五千美元。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相对富裕，主要归功于集中在工业园区的加工出口工厂；而第一个工业园区是由加州一名篮子制造商坎贝尔所兴建。第一家进驻的工厂则是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笛子与萨克斯风制造商业主博斯拥有的乐器公司柯因亚特。柯因亚特之后，紧接着梅瑞思（Memorex，电脑缆线）、阿凡特（Avent，医院制服）、格兰特（Grant，太阳镜）、钱柏林（Chamberlain，车库门开关装置），以及新秀丽（Samsonite，旅行箱）。重要的是，这些全都是美国企业和企业人士，使用美国资本和技术。因此，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相对于墨西哥其他地方较为富裕，其来源是外国。
　　不过，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异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还算较小。美国人民平均的财富是墨西哥人民平均的七倍，是秘鲁或中美洲人民平均的十倍以上。美国人比下撒哈拉非洲人民平均富裕约二十倍，而且是住在马里、埃塞尔比亚和塞拉利昂等非洲最穷国家人民的近四十倍。不只是美国如此，有一小群富裕国家——主要在欧洲和北美，加上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它们的人民都享有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大不相同的生活。
　　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远比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富裕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边界两边有着大不相同的制度，为诺加雷斯两边的居民创造了极为不同的诱因。今日的美国远比墨西哥或秘鲁富裕，也是因为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企业、个人和政治人物塑造了诱因。每一个社会都依照一套经济和政治规范在运作，这套规范由国家和公民集体创造并执行。经济制度塑造经济诱因：接受教育、储蓄和投资、创新和采用新科技的诱因等等。是政治程序决定了人民生活在何种经济制度下，而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程序如何运作。例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公民有没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并影响他们如何行为。这又反过来决定政治人物是否为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并非完美），或者能滥用委托他们行使的权力，或他们会不会篡夺权位以聚敛财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危害人民的利益。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形诸文字的宪法，也不限于该社会是否为民主政体，政治制度包括国家规范和管理社会的权力和能力。我们也必须更广泛地考量决定政治权力在社会里如何分配的因素，尤其是不同群体以集体行动追求自己的目标、或阻止其他人追求目标的能力。
　　正如制度会在现实生活影响行为和动机，它们也能决定国家的成功或失败。个人才能在社会每个层面都很重要，但仍然需要一个制度架构来将它转换成有用的力量。盖茨和其他信息科技的传奇人物一样，有极高的才能和野心，但他的所作所为终究是回应诱因。美国的教育体系让盖茨和类似他的人，能获得独特的技术来搭配他们的天分；美国的经济制度能让这些人轻易开创企业，不必面对无法攀越的障碍；美国劳动力市场让他们能雇佣合格的员工，而相对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则让他们能扩展公司和行销产品。这些创业家从一开始就有信心能够执行他们梦想的计划：他们信任制度和法治，而且不担心他们财产权的安全问题。最后，这套政治制度确保稳定性和持续性。这样一来，这些创业家可以确定没有独裁者能掌控权力并改变游戏规则、征收他们的财富、囚禁他们，或威胁他们的生命和生计。他们也可以确定社会没有特定的利益集团能操纵政府往经济上极度不利的方向走，因为政治权力受到节制且分散够广泛，因此一套能为繁荣创造诱因的经济制度得以出现。
　　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归根结底，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来自于1619年起逐步发展而来的政治制度。我们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说明，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交互影响而造成了贫穷或富裕，以及世界不同的部分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我们对美洲历史的简短回顾，提示了塑造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几股力量。今日不同模式的制度都有深植的历史根源，因为一旦社会以特定的方式架构后，就倾向会长久延续。我们将说明这个事实源自政治和经济制度交互影响的方式。
　　这种长久延续以及造成这种情形的力量，也解释了何以想消除世界的不平等和让穷国变富裕如此困难。虽然制度是造成两个诺加雷斯的差异以及墨西哥与美国不同的关键，但这不表示墨西哥人能达成改变制度的共识。一个社会并不必然会发展或采用最能增进经济增长或人民福祉的制度，因为其他制度对控制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人可能更有利。社会中掌握权势的人和无权势者往往对应该保留何种制度、应该改变何种制度看法分歧。施林不会乐于看到他的政治关系消失，或保护他事业的进入障碍被撤除——尽管新企业进入市场能让数百万墨西哥赚钱。因为没有这种共识，社会最后的规则就取决于政治：谁有权力和这种权力可以如何运作。施林有权力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相较之下盖茨的权力则受到许多限制。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理论不只牵涉经济、也牵涉政治的原因。我们谈的是制度对国家成功或失败的影响——亦即贫困与富裕的经济学；我们谈的也是制度如何形成又如何随着时间演变，以及即使它们为数百万人带来贫穷和不幸却为何无法改变——亦即贫困与富裕的政治学。

2、 无效的理论

（1）世界情形
　　本书的焦点是解释世界的不平等，以及其中一些明显可见的普遍模式。第一个经历持续经济成长的国家是英国——或称大不列颠，指的是1707年以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联盟。18世纪下半叶，出自重大科技突破并将之应用到工业上的工业革命逐渐发挥影响，经济成长也随之缓慢浮现。英国的工业化很快散播到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美国。英国的富裕也快速扩散到英国的移民殖民地（settler colonies）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可以列出今日三十个富裕国家的清单，除了上述国家外，也包括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后面三国的富裕属于一种更广泛的模式，许多东亚国家经历快速成长都是这种模式，包括中国台湾和后来的中国大陆。
　　世界上收入排名殿后的国家呈现的图景，也和排名顶端的国家一样鲜明。如果你列出今日全世界最贫穷的三十个国家，你会发现它们几乎全都在下撒哈拉非洲，加上不在非洲的阿富汗、海地和尼泊尔，后面这几个国家都有某些与非洲国家相同的关键性质，我们稍后将解说。如果你回到五十年前，顶端的三十国和底部的三十国跟现在没有太大差异。当时的新加坡和韩国不在富国之列，底部三十国会有一些和今日不同的国家，但整体图景会与今日所见的相当一致。如果回溯到一百年前或一百五十年前，你会发现两个类别几乎都是相同的国家。
　　地图3显示2008年的情况。颜色最深的国家代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000美元。大多数非洲国家属这种颜色，阿富汗、海地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和老挝）也是。朝鲜也在这一组国家里。白色代表最富裕的国家，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00美元以上。我们在这一组看到常见的国家：北美、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

　　我们可以在美洲发现另一个有趣的模式。列一张从最富有到最贫穷的美洲国家清单，你将发现最上面是美国和加拿大，其次是智利、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乌拉圭，或许还有委内瑞拉，视原油价格而定。再下来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和秘鲁。垫底的是另一些明显贫穷很多的国家，包括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回到五十年前，你会发现完全一致的排名。一百年前：一样。一百五十年前：还是一样。因此不只是美国和加拿大比拉丁美洲富裕；拉丁美洲之内的富国和穷国也有一个明确和持续的差距。
　　最后一个有趣的模式是在中东。我们在中东发现蕴藏丰富石油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三十个富国。但如果油价下跌，它们会很快从排名滑落。只有很少石油或没有石油的中东国家如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全都类似危地马拉和秘鲁。没有石油的中东国家也都很穷，尽管它们跟中美洲与安第斯山国家一样，还不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么穷。
　　虽然今日我们看到这些富裕模式有相当高的延续性，但这些模式并非没有改变或不会改变。第一，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大多数目前世界的不平等始于18世纪末，是工业革命以后发生的。截至18世纪中叶，贫富国的差距不只小得多，而且当时贫富的排名也与后来一直保持稳定的排名不一样。例如在美洲，过去一百五十年我们看到的排名与五百年前完全不同。第二，许多国家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成长，像二战后的多个东亚国家，和晚近的中国大陆。也有许多国家在成长之后转而变成衰退，例如阿根廷快速成长直到1920年，变成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之后便开始长期滑落。苏联是更值得注意的例子，它在1930年到1970年间成长迅速，但随后急速崩跌。
　　什么原因造成贫穷与富裕以及成长模式的重大差异？为什么西欧国家和西欧移民进驻的殖民地在19世纪开始成长，此后一直维持好景？什么原因让美洲国家的不平等排名持久不变？为什么下撒哈拉非洲和中东国家未能创造出西欧那样的经济成长，而许多东亚国家则出现飞跃的经济成长？
　　有人可能认为，世界的不平等差距如此大、模式如此截然不同，表示一定有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解释，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对贫穷与富裕根源的假设完全说不通，无法让人信服地解释这样的情形。

（2）地理假说
　　世界不平等的原因有一个广被接受的理论，即地理假说，该假说宣称富国与穷国的巨大分野是由地理差异造成的。许多穷国如非洲、中美洲和南亚国家，都位于南北回归线间的热带。对照之下，富国往往位于温带地区。穷国与富国的地理集中性赋予地理假说一种肤浅的吸引力，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学者就以这种假设来做为理论和观点的基础。可惜这无法使错误变正确。
　　早在18世纪伟大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已发现，富裕与贫穷呈现出地理的集中，并为这种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宣称热带气候下的人民倾向较懒惰，缺乏探究的精神，因此不努力工作，不知创新，这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孟德斯鸠也推论，懒惰的人倾向被专制君主统治，暗示热带地理位置不仅可解释贫穷，也能说明一些与经济失败有关的政治现象，例如独裁政治。
孟德斯鸠
　　热带国家原本就容易贫穷的理论，虽然与近来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博茨瓦纳相矛盾，仍旧被一些人大力提倡，例如经济学家萨克斯。这个观点的现代版不强调气候对工作努力或思考过程的直接影响，而是强调两项额外的论点：第一，特别是疟疾等热带疾病对健康有极不利的影响，因此也影响劳动生产力；第二，热带土壤不容许高生产力的农耕。不过，结论是相同的：温带气候比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有相对优势。
　　然而，世界的不平等无法以气候或疾病、或任何版本的地理假说来解释。只要想想诺加雷斯就知道，造成这个城市两边差异的不是气候、地理或疾病的环境，而是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
　　如果地理假说无法解释诺加雷斯北边和南边，或朝鲜（北韩）与韩国（南韩），或柏林围墙倒塌前的东德与西德的差异，这套理论还能用来解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同吗？或欧洲与非洲的差异？当然不能。
　　历史显示，气候或地理与经济成功没有单纯或持久的关联。例如，热带并非总是比温带贫穷。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在哥伦布征服美洲时，北回归线以南和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也就是今日涵盖墨西哥、中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地区，是伟大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的所在地。这些帝国在政治上集权而复杂，他们兴建道路，提供饥馑的赈济。阿兹特克人使用钱币和文字，印加人虽然缺少这两种技术，却以称作奇普的结绳记载大量信息。呈现鲜明对比的是，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时代，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居住的地区以北和以南，即今日包括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智利的地方，大多居住着缺乏这些技术的石器时代文明。美洲热带地区当时比温带富裕得多，这意味热带贫穷这个“明显的事实”既不明显、也非事实。而今日美国和加拿大远为富裕，与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的情况完全逆转。
　　这种逆转显然与地理毫无关系，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谈到，是与这些地区遭到殖民的方式有关。这种逆转也不局限于美洲。南亚尤其是印度次大陆，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民，曾经比亚洲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原住民更是如此。但那种情况也已大幅逆转，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兴起成为亚洲的富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富裕更超越几乎所有亚洲国家。即使在下撒哈拉非洲也有类似的逆转发生。在欧洲开始与非洲频繁接触之前，非洲南部地区都是一些人口最稀疏、开发程度最低的国家，对它们的领土只有最松散的控制。但南非现在是下撒哈拉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再回溯更早些的历史，我们又看到热带曾经繁华一时，部分前现代文明如今日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南部的毘迦叶那迦罗王朝，和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都在热带繁荣兴盛；伟大的印度河谷文明摩亨佐达罗和今日巴基斯坦的哈拉帕也是。历史因此证明，毫无疑问的，热带地理位置与经济成功之间没有单纯的关系。
　　热带疾病显然造成许多非洲人饱受病痛之苦，婴儿死亡率也较高，但它们不是非洲贫穷的原因。疾病大体上是贫穷的结果，也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来消灭疾病。19世纪的英国也是很不健康的地方，但政府逐步投资在干净的水源、妥善处理污水和废水，最后还提供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健康和预期寿命提升不是英国经济成功的原因，而是英国先前的政治与经济变革的成果之一。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情况也是如此。
　　地理假说的其他部分是，热带较贫穷是因为热带农业原本就不具生产力。热带土壤较薄，无法保持养分；这个假说还强调，这种土壤有多容易被暴雨侵蚀。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将阐明，许多贫穷国家（尤其是在下撒哈拉非洲）的农业生产力——每英亩土地的农业产出——如此低的主要原因，与土壤品质无关，而是土地所有权结构的结果，以及政府和制度为农民创造的诱因所造成。我们也将阐明，世界的不平等无法以农业生产力的差异来解释。现代世界从19世纪发生的不平等扩大，是由工业科技与制造业生产的散播不平均所造成，而非源自农业生产表现的分歧。
　　另一个有影响力的地理假说版本，是由生态学家兼演化生物学家戴蒙所提倡。他宣称在五百年前的现代初期跨越各大陆的不平等，根源于动植物物种具备的不同历史特性，并因而影响了农业生产力。在某些地方如今日中东的肥沃新月地区，有许多物种可被人类驯化。而在其他地方如美洲，却缺少这类物种。有许多物种可供驯化对社会从狩猎采集生活转型为农业生活帮助很大。其结果是，肥沃新月地区发展发展农耕比美洲早。人口密度增加，有助于促进劳动的专业化、贸易、都市化和政治发展。很重要的是，在农业为主的地方，科技创新发展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快。因此，根据戴蒙的说法，动物和植物物种可得性的差异制造了农业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不同大陆间的技术发展与富裕程度的不同。
　　虽然戴蒙的理论可以解开他所专注的谜题，但它无法用来解释现代世界的不平等。例如，戴蒙宣称西班牙之所以能支配美洲的文明，是因为他们有更悠久的农耕历史和由此而来的较优越技术。但我们现在必须解释，为什么住在以前阿兹特克和印加土地的墨西哥人和秘鲁人现在很贫穷。虽然拥有小麦、大麦和马匹可能让西班牙人比印加人更富有，但两者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西班牙人的平均收入可能是印加帝国人民的不到两倍。戴蒙的理论暗示，一旦印加人有机会接近所有物种，以及他们过去无法自己发展的技术后，应该就能很快达到和西班牙人一样的生活水平。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相反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班牙和秘鲁的收入差距变得更大。今日的西班牙人比秘鲁人富有六倍以上。这种收入差距与现代工业技术散播的不平均息息相关，但是与动植物驯化的潜力、或与西班牙和秘鲁土地本身的农业生产力差异无关。
　　当西班牙（有点落后地）采用蒸汽动力、铁路、电力、机械化和工厂生产的技术时，秘鲁并未跟着采用，或至少采用的速度很迟缓和不完全。这种技术差距持续到今日，并随着新科技出现而自动造成更大幅度的差距，特别是与信息有关的科技诞生后，更进一步助长许多已开发国家和部分快速发展国家的领先形势。戴蒙的理论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重要的科技并没有四处散播以及缩小世界各地的收入差距，也未解释北半边的诺加雷斯为什么远比围墙的南半边富裕，即使两边在五百年前都属于同一个文明。
　　诺加雷斯的故事凸显戴蒙理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正如我们已经讨论到，不管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在1532年时有什么弱点，当时秘鲁和墨西哥无疑比后来变成美国和加拿大的那部分美洲繁荣得多。北美洲变富裕的原因就是它积极采用了工业革命的技术与进展。那里的人口教育程度提升，铁路扩散到大平原各地，与南美洲的情况成鲜明的对比。这无法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地理条件差异来解释，因为南美洲的地理条件显然比北美洲具有优势。
　　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大体上源自科技应用与散布的不平均，而戴蒙的理论的确包含有关这一点的重要论述。例如他跟随在历史学家迈克尼尔之后主张，东西向的欧亚大陆让许多作物、动物和创新，从肥沃新月地区传播到西欧，而南北向的美洲则使在墨西哥发明的文字系统，无法散播到安第斯山或北美洲。然而大陆的方向无法提供今日世界不平等的解释。想想非洲，尽管撒哈拉沙漠确实构成货物和思想从北传到下撒哈拉非洲的重大阻碍，这却并非完全无法克服。葡萄牙人和当时其他的欧洲人沿着海岸航行，并在一个收入差距比今日小很多的时代消弭了知识上的鸿沟。但后来非洲并未赶上欧洲，反而现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更大。
　　我们也必须说明，戴蒙有关各大陆不平等的理论无法解释大陆内部的差异，而这是现代世界不平等的基本部分。例如，虽然欧亚大陆的方向可能解释英国如何从中东的创新获益，而无需自己从头创新，但它未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像摩尔多瓦这类地方。此外，正如戴蒙自己指出，中国和印度从极丰富的动物和植物物种、以及欧亚大陆的方向获益良多，但今日世界大部分的贫穷人口却在这两个国家。
　　事实上，了解戴蒙理论的界限最好的方法，是从他自己的解释变数着手。地图4显示现代猪的祖先野猪和现代牛的祖先原牛的分布。两种物种都遍布欧亚大陆甚至非洲北部。地图5显示某些现代驯化作物如亚洲种植稻米的原种水稻，以及现代小麦和大麦的原种分布。它显示稻米的野生原种广泛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而大麦和小麦原种的分布则呈一个长拱形，从地中海东部穿过伊朗，到阿富汗和数个“斯坦”国家（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原种遍布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但它们的广泛分布意味欧亚大陆内部的不平等无法以物种发生率为基础的理论来解释。

　　地理假说不但无助于解释有历史以来的富裕根源，它的主要论点大体上也不正确，而且无法解释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世界贫富情形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任何持续的模式（例如美洲各国的收入等级，和欧洲与中东呈现鲜明而悬殊的差距）都可以用不变的地理因素来解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已谈过美洲内的模式不太可能由地理因素所造成。在1492年之前，墨西哥中部谷地、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文明，都拥有比北美或阿根廷与智利等地更高的技术和生活水平。虽然地理条件没有改变，欧洲殖民者实施的制度却制造出“命运逆转”的发展。出于同样的理由，地理也不太可能解释中东的贫穷。毕竟中东曾在新石器革命带领世界，并在今日伊拉克的地区发展出第一批城镇。铁最早在土耳其被人冶炼，而直到中古世纪，中东的技术都十分发达。我们将在第五章看到，不是中东的地理条件造成新时期革命在世界的那个部分蓬勃展开，也不是地理因素导致中东贫穷。事实上，鄂图曼帝国的扩张和统一，以及帝国留下的制度才是让中东贫穷至今的原因。
　　最后，地理因素不但无助于解释今日世界各部分的差异，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像日本和中国等许多国家先经历长期停滞、然后展开快速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另一个更好的理论。

（3）文化假说
　　第二个广为接受的理论是文化假说，认为富裕与文化有关。文化假说就像地理假说一样有着显赫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他宣称宗教改革和它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文化假说不再只以宗教为基础，而是也强调其他种类的信仰、价值和伦理。
马克斯·韦伯
　　虽然公开说出口是政治不正确的，但许多人心里仍认为非洲人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工作伦理，和迷信巫术和魔法，或抗拒新西方技术。许多人也相信拉丁美洲永远不会富裕，因为那里的人民天生就是又穷又爱挥霍，同时因为他们受到“伊比利亚”文化或“明天再说”文化的毒害。当然，许多人曾认为，中国文化和儒家价值不利于经济成长，然而现在中国人的工作伦理却被认为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成长引擎，其重要性受到大声宣扬。
　　文化假说对了解世界不平等有帮助吗？有，但也没有。说有是从社会规范来说，而社会规范与文化有关，很重要而且难以改变，同时它们有时候也支持制度性差异，即本书对世界不平等的解释。但大部分时候没有帮助，因为那些经常被强调的文化面向——宗教、民族的伦理、非洲的或拉丁的价值——对了解我们如何演变至今，和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长期延续，并不重要。其他面向如人们彼此信任的程度、或能不能互相合作虽然重要，但它们大多是制度的结果，而非独立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诺加雷斯。正如前面提过，围墙的北边和南边在文化的许多面向上相同。然而在实际运作、规范和价值上可能有一些显著的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并非原因，而是两个地方走上分歧发展道路的结果。例如，墨西哥人在调查中说他们信任别人，程度上低于美国人说他们信任别人。但墨西哥人缺乏信任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们的政府无法消灭贩毒集团，也无法提供运作良好且不偏颇的司法制度。我们下一章将讨论的北韩和南韩情况也一样，南韩是世界的富国之一，而北韩则经常发生饥馑且深陷贫穷中。虽然今日的南北韩“文化”大不相同，但它并非两韩经济强弱的原因。朝鲜半岛有悠久的共同历史，在朝鲜战争和双方以北纬38度线划分边界前，两韩在语言、人种和文化上没有任何差别。就像在诺加雷斯一样，差别在于那道边界。在边界北方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实施不同的制度，制造不同的诱因。因此，穿越诺加雷斯两边或南北韩间的边界造成的任何文化差异，并不是贫富差距的原因，而是结果。
　　那么，非洲和非洲文化呢？从历史看，下撒哈拉非洲比世界大部分地区贫穷，而且那里的古文明没有发展出轮子、文字（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是例外）或耕犁。虽然这些技术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殖民正式开始才被普遍采用，但非洲社会很早就知道这些技术了。欧洲人在15世纪末开始环非洲西岸航行，而亚洲则从更早的时代就已持续航行到非洲东部。
　　我们从刚果王国的历史，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些科技并未被采用。刚果王国位于刚果河口，今日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根据它而命名。地图6显示当时刚果所在的位置，以及另一个重要的中非洲国家库巴王国的位置，我们将在本书稍后讨论到这个国家。

　　葡萄牙航海家卡欧1483年首度来到刚果后，刚果开始与葡萄牙人密切接触。当时刚果以非洲的标准来看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组织，首度姆班扎有六万人口，规模与葡萄牙首度里斯本差不多，比伦敦更大，伦敦在1500年的人口大约五万。刚果国王恩库武改信天主教，并改名为约翰一世。后来姆班扎的名称改为圣萨尔瓦多。拜葡萄牙人所赐，刚果人学会使用轮子和犁，葡萄牙人甚至在1491年和1512年派出农耕队来鼓励他们采用。但这些措施后来全归于失败。不过，刚果人整体而言一点都不厌恶现代科技，他们很快就采用一项令人敬畏的西方发明：枪。他们利用这项新颖而强大的工具来回应市场诱因：捕捉和出口奴隶。没有迹象显示非洲的价值或文化阻碍了新科技和做法的采用。随着刚果人与欧洲人的接触加深，他们也采用其他西方做法：文字书写、衣着和住房设计。在19世纪，许多非洲社会也借由改变生产模式来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机会。在非洲西部出现以出口棕榈油和花生为主的快速经济发展；在非洲南部各地，非洲人发展出口产品，卖到南非兰德快速扩张的工业区和矿业区。但这些富于潜力的经济实验的灭绝并不是因为非洲文化，也不是因为非洲人没有能力为自利采取行动，而是先遭到欧洲殖民主义的破坏，继之则被独立后的非洲政府压制。
　　刚果人未采用较优越的技术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缺少这么做的诱因。他们面对所有生产成果被权力极大的国王没收和课税的高度风险，而这与国王是否皈依天主教会无关。事实上，不只是他们的财产不安全，他们的生存也岌岌可危。许多刚果人被俘虏并卖为奴隶——完全不是能鼓励投资来增进长期生产力的环境。国王也没有诱因大规模采用犁、或把增进农业生产力列为他的优先要务，因为出口奴隶获利远高于此。
　　今日来看非洲人信任彼此的程度低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真的，但这是过去长期的制度破坏了非洲人权与财产权的结果。被捕获并卖为奴隶的可能性，无疑影响了过去非洲人对彼此的信任程度。
　　韦伯的新教伦理又有什么影响？虽然新教徒占优势的国家如荷兰和英国确实是最早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但宗教与经济成功却没有多大关系。法国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但也很快在19世纪模仿荷兰和英国的经济表现，而意大利今日也和其他国家一样繁荣富裕。再往更远的东方看，你会发现东亚的经济成功都与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无关，因此也没有证据支持新教伦理与经济成功有特别的关系。
　　再来看热衷于文化假说的人士偏爱的一个地区：中东。中东国家主要信仰伊斯兰教，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其中的非产油国都相当贫穷。产油国很富裕，但这种天赐的财富对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建立多元化的现代经济却没有多大帮助。这些事实不是可以充分证明宗教有关系吗？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没错，像叙利亚和埃及这些国家很穷，他们的人口主要是穆斯林，但这些国家也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国家，而这些方面对于繁荣富裕更是重要得多。例如，它们都曾是鄂图曼帝国的省份，而这对他们的发展方向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在鄂图曼统治崩溃后，中东被吸收到英国和法国殖民帝国，两者又再阻碍了中东国家发展的可能性。独立以后，它们跟随许多前殖民国家的脚步，发展出阶层式的独裁政权，采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我们看来大多无助于创造经济成功。这种发展道路大体上受到鄂图曼和欧洲统治的历史所塑造。伊斯兰宗教与中东贫穷的关系大体上是捏造出来的。
　　这些历史事件（而非文化因素）在塑造中东经济轨道上扮演的角色，也可以从暂时脱离鄂图曼帝国和欧洲强权的部分中东地区看出，例如1805年到1848年间的埃及在穆哈穆德·阿里在拿破仑时代占领埃及的法国军队撤退后夺得权力，他利用鄂图曼统治埃及领土的弱点，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此后这个王朝以不同的形式统治直到1952年纳赛尔发动埃及革命。阿里的改革虽然是胁迫性的，却为埃及带来成长；国家官僚制度、军队、税制都被现代化，且农业和工业都出现成长。尽管如此，这个现代化和成长的过程在阿里死后便陷于停顿，使埃及落入欧洲的掌控。
　　但这或许是思考文化的错误方法，也许有关系的文化因素不是宗教，而是特定的“民族文化”。也许英国文化的影响很重要，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能如此繁荣富裕。虽然这种想法一开始很吸引人，但它也说不通。是的，加拿大和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但塞拉利昂和阿尔及利亚也曾经是。前英国殖民地的富裕程度差异极大，就像世界各地的富裕程度差异一样大。英国的影响不是北美洲成功的原因。
　　文化假说还有一个版本：也许关系重大的不是英国与非英国的差别，而是欧洲与非欧洲的不同。欧洲人较优越可不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伦理、人生观、犹太—基督教价值或罗马传承？西欧和北美的人口确实以欧洲后代为主，而两地是世界最富裕的部分。优越的欧洲文化传承也许就是富裕的根源——也是文化假说最后的庇护所。可惜这个版本的文化假说和其他假说一样缺乏说服力。阿根廷和乌拉圭属于欧洲裔的人口比例，比加拿大和美国还高，但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经济表现只能以不理想来形容。日本和新加坡的居民绝少欧洲后裔，但两国的富裕程度不亚于西欧许多部分。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尽管有许多缺点，却是过去三十年成长最迅速的国家。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在1950年代，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这项激烈的工业化政策导致大规模饥荒。1960年代，他展开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人——任何对党的忠诚遭到怀疑者——进行大规模迫害。这再度带来恐怖和社会才能与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他们在毛泽东死后逐步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制度，先是从农业着手，然后扩大到工业。
　　和地理假说一样，文化假说也对解释今日世界情形的许多面向没有帮助。美国和拉丁美洲在信仰、文化态度和价值上当然有差异，但正如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和索诺拉省诺加雷斯之间、或南韩和北韩之间，这些差异是两边不同的制度和制度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强调源自西班牙帝国的“西班牙”或“拉丁”文化因素，无法解释拉丁美洲内的差异——例如，为什么阿根廷和智利比秘鲁和玻利维亚富裕。其他类型的文化理论——例如强调当代原住民文化的说法——也同样难以成立。阿根廷和智利的原住民人口比秘鲁和玻利维亚少，虽然这是事实，但以原住民文化当做解释也不成立。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收入水平相当，但今日哥伦比亚的原住民人口很少，而厄瓜多尔和秘鲁则很多。最后，大体说来改变很缓慢的文化态度也很难单独解释东亚和中国的成长奇迹。虽然制度也会长期延续，在特定情况下它们确实会快速改变，这一点我们也会谈到。

（4）无知假说
　　最后一个解释为何某些国家贫穷、某些国家却富裕的流行理论是无知假说，认为世界不平等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或我们的统治者不知道如何让穷国变富裕。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抱持的看法，而他们的概念则源自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1935年提出的著名定义：“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从这个定义只要踏一小步，就可以认定经济学应该专注于以最佳方式利用稀缺手段、以满足社会的目的。的确，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推论就是所谓的第一福利定理，定义了在哪些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从经济观点来看是合乎社会要求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抽象概念，是用来描述一种所有个人与企业可以自由生产、购买和出售任何产品与服务的情景。当第一福利定理定义的这些情况不存在时就出现“市场失灵”。这种失灵提供了世界不平等的理论基础，因为愈多这种市场失灵未加解决，一个国家就可能愈贫穷。无知假说认为，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有许多市场失灵，而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解决它们，而且在过去曾听从错误的建议。富国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它们拟出更好的政策，并成功地消除这种失灵。
　　无知假说能解释世界不平等吗？非洲国家比世界其他地方贫穷，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时抱持相同的错误观念，导致国家陷于贫困，而西欧领导人则知识较充足且获得较佳的建议，而这说明了他们相对的成功？虽然有一些著名例子是由领导人误判政策的结果，因而采取造成灾难的政策，但无知最多只能解释一小部分的世界不平等。
　　表面上看来，加纳从英国独立后很快陷于经济长期衰退是无知造成的。当时英国经济学家基立克担任恩克鲁玛政府的顾问，他详细记录了许多问题。恩克鲁玛的政策专注在发展国营企业，结果证明效率很低。基立克回忆说：

　　“这家鞋子工厂……准备与北部一家肉品工厂结盟，由后者把兽皮运送到南方（距离超过五百英里）的皮革厂（现在已停工）；皮革再运回位于该国中部的库马西，距离皮革厂约两百英里。由于主要的鞋子市场是在阿克拉都市区，鞋子必须再运送两百英里回到南方。”

　　基立克委婉地说明，这是一家“因为设厂位置不良而危及其生存”的企业。这家鞋厂只是许多类似的计划之一，另外有一家芒果罐头工厂设在加纳不生产芒果的地区，它的产能却超过全世界对这种产品的需求。一连串非理性的经济发展，并非恩克鲁玛或他的顾问信息不足、或不了解正确的经济政策所造成。他们有像基立克这样的人才，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甚至曾担任顾问，他很清楚那些政策的缺失。那些经济政策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是，恩克鲁玛必须用它们来收买政治支持，以维系他非民主的政权。
　　加纳独立后令人失望的表现，以及无数明显错误的经济举措，都无法单纯地解释为无知。毕竟如果问题是无知，善意的领导人很快会学到哪些政策可以增进人民的收入和福祉，并改采那些政策。
　　想想美国和墨西哥发展路径的分歧。将这种差异怪罪到领导人的无知，完全无法取信于人。不是因为史密斯上尉和柯尔特斯两人知识和意图的差异在殖民时代埋下了分歧的种子；也不是因为后来的美国总统如老罗斯福或威尔逊以及迪亚斯的知识差距，导致墨西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选择让菁英获利并牺牲其他人福祉的制度，而罗斯福和威尔逊则选择相反的制度。真正的原因是两国的总统与菁英面对的不同制度限制。同样的，过去半个世纪饱受不安全的财产权与经济制度危害而让大部分人民变穷的非洲国家，它们的领导人并非因为认为那些是好的经济政策所以采用，而是因为他们可以牺牲他人为自己图利并逃过制裁，或者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经济政策是好的政治策略，可以借由收买重要菁英阶层的支持而维系自己的权力。
　　加纳总理布西亚1971年的经验，说明了无知假说会有多误导人。布西亚面对一场凶险的经济危机，在1969年取得权力后，他像之前恩克鲁玛一样，追求无法长久持续的扩张经济政策，并通过产销协会维系多种产品的价格控制，以及维持过度高估的汇率。虽然布西亚过去是恩克鲁玛的反对者，并且领导一个民主政府，但他面对许多相同的政治束缚。和恩克鲁玛一样，他采用那些经济政策是因为它们对政治有好处，让布西亚能够转移资源给政治权力强大的群体，例如在都市地区需要被满足的人。价格控制榨取农业，把便宜的食物卖给都市选民，并创造收入供政府支出。但这些控制无法长期持续，加纳很快陷入一连串的收支危机和外汇短缺。面对这些困境，布西亚在1971年12月27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协议，协议中也包括使加纳货币大幅度贬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整个国际社会，施压要求布西亚执行贷款协议包含的改革。虽然国际机构不知道严重性，但布西亚知道他下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赌注。货币贬值的即刻结果是暴动和加纳首都阿克拉人民的不满，导致形势失控，直到布西亚被军方推翻，领导政变的艾钦朋上校立即回复货币的汇率。
　　无知假说与地理和文化假说不同，它附带如何“解决”贫穷问题的现成建议：如果无知让我们陷于今日的情况，那么开明而信息充足的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就能带我们摆脱问题，我们应该能借由提供正确的建议并说服政治人物怎样是好的经济政策，通过“设计”来使世界达到富裕。然而布西亚的经验凸显一个事实，采用能减少市场失灵和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政治人物的无知，而是他们所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制造的诱因与限制。
　　虽然无知假说仍然支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念，并盛行于西方决策圈——这些决策者几乎只关注设计富裕——但这只是另一个不管用的假说。它无法解释世界各地富裕的根源，也说明不了我们周遭的情况——例如，为什么像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国家采用了会造成大部分人民贫穷的制度和政策，而美国或英国则没有；以及为什么几乎整个下撒哈拉非洲和大部分中美洲远比西欧和东亚贫穷。
　　当国家打破带给它们贫穷的制度模式，努力踏上经济成长的道路时，那不是因为它们无知的领导人突然变得更有知识或比较不顾私利，也不是因为他们获得更高明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从造成数亿人贫穷与饥饿的经济政策转向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但正如我们稍后会更详细讨论到的，这个转变不是因为中共终于了解农地和工业的公有制会带来糟糕的经济诱因，而是因为邓小平和他的盟友——他们和别人一样自利，只是有不同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打败了他们在党内的强劲对手，策划一场政治革命，整个改变党的领导班子和方向。他们的经济改革跟着政治革命登场，先是在农业继而在工业创造出市场诱因。是政治决定了中国从共产主义转向市场诱因，而非更好的建议或更了解经济如何运作。

　　我们将讨论到，要了解世界的不平等，就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以极低效率和不利于社会的方式组成。国家有时候确实会采用有效率的制度并达成繁荣富裕，可惜这是罕见的例子。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在“做对”事情，而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解释为什么穷国会“做错”。做错大部分不是因为无知或文化因素。我们将说明，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他们做错不是出于犯错和无知，而是有意做错。要了解这一点，你必须超越经济学和专家对于怎么做最好的建议，去研究“那些决定是如何做成的、谁有权力做决定、以及为什么那些人决定要做他们所做的事”。这是在研究政治和政治过程。传统上经济学向来忽略政治学，但了解政治对解释世界的不平等极为重要。正如经济学家勒纳在1970年代指出：“经济学借选择已解决的政治问题做为其领土，而获得社会科学皇后的头衔。”
　　我们将主张，达成富裕取决于解决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经济学假设政治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它无法对世界不平等得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解释世界不平等，仍然需要经济学，来了解不同类型的政策和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诱因与行为，但它也需要政治学。

3、 富裕与贫穷的形成

（1）北纬三十八度线经济学
　　1945年夏季，二战接近尾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地开始崩溃。日本8月15日无条件投降不到一个月，半岛以北纬三十八度线被划分成两个势力区，南部由美国管理，北部由苏联管理。1950年6月北韩军队入侵南韩，粉碎了冷战不安定的和平。虽然初期北韩军队快速挺近，攻陷南韩首都汉城（今日的首尔），但到了秋季就全线撤退。就在这时候黄平元和他的哥哥失散了。黄平元设法躲了起来，没有被北韩军队强征带走。他留在南方，从事药剂师的工作。他哥哥原本在汉城为南韩军队治疗受伤的士兵，但被撤退的北韩军队掳走。这对1950年失散的兄弟，五十年后的2000年在首尔重逢，因为南北韩政府终于同意有限度开放家人重聚。
　　黄平元的哥哥身为医生，后来为北韩的空军工作，在军事独裁政府下算是个不错的职位。但即使在北韩享有特权的人生活也不富裕。两兄弟重逢时，黄平元问哥哥在三十八度线以北的生活情形。他自己有一辆汽车，但他哥哥没有。他问哥哥：“你有电话吗？”他哥哥说：“没有。我女儿在外交部工作，有一部电话，但如果你不知道密码就没办法打电话。”黄平元回忆说，在重逢时所有北方来的人都要钱，所以他提议给哥哥一些钱。但他哥哥说：“如果我带着钱回去，政府会说‘把钱交给我们’。你还是自己留着吧。”黄平元注意到他哥哥的大衣已经很破旧，他建议说：“把大衣脱下来丢了吧，回去的时候就穿我这件。”他哥哥回答：“我不能这么做，这是向政府借来穿到这里的。”黄平元回忆他们道别时，他哥哥始终紧张不安，好像有人在偷听。他比黄平元想象的还要穷。他哥哥说自己生活很好，但黄平元心想，他看起来很憔悴，而且骨瘦如柴。
　　南韩人民的生活水平类似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北韩生活水平和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相似，只有南韩平均生活水平约十分之一而已。北韩人的健康情况甚至更恶劣，北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三十八度线以南的亲人少十年。地图7以戏剧化的方式显示南北韩的经济鸿沟，根据卫星摄影的夜晚灯光密度资料画出，北韩因为缺电几乎一片黑暗，南韩则处处亮光。

　　这些鲜明的差异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事实上，它们在二战前并不存在。但1945年以后，北方和南方不同的政府采用大不相同的方式管理经济。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大学出身、坚决反共的李承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领导战后的南韩，建立了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在1948年被选为总统。历经朝鲜战争洗礼、并饱受共产主义扩散到三十八度线以南威胁的南韩并不民主，李承晚和同样与他著名的继任者朴正熙将军，在历史上的定位都是威权总统，但两人都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制度，朴正熙甚至在1961年后以国家力量当作快速经济成长的后盾，大力提供信贷和补贴给成功的企业。
李承晚
朴正熙
　　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情况不同。金日成是二战时期反日的共产党领导人，到1947年确立了独裁者的地位，并在苏联的扶持下开始采用一套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是所谓“主体”系统的一部分。私有财产被宣告违法，市场遭禁止。自由不仅在市场受到剥夺，北韩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遭到限制——除了金日成和他儿子兼继承人金正日身边极少数的统治精英以外。
　　南韩和北韩的经济命运出现尖锐的对比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金日成的中央计划经济和主体系统很快证明是一场灾难。行事诡秘的北韩不提供详细的统计数据，然而可得的证据证实我们从频繁发生的饥馑看到的情况：北韩不但工业生产未能起飞，实际上连农业生产力都大幅滑落。缺少私有财产意味很少人有诱因投资或努力增进、甚至维持生产力。窒息式的压迫政权对创新和采用新科技极为不利，然而金日成、金正日和他们的亲信无意改革制度，也不想引进私有财产、市场、私人契约，或改变经济与政治制度。北韩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迟滞状态。
　　在同一时期，南方的经济制度鼓励投资和贸易。南韩政治人物投资在教育上，提高识字率和就学率。南韩企业迅速利用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口、鼓励投资与工业化、出口，以及技术转移的政策。南韩很快崛起成为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最快速成长的国家之一。
　　到1990年代末，经过大约半个世纪，南韩的成长和北韩的迟滞导致这个曾经统一的国家两边出现十倍的差距——想象一、两个世纪可以造成多大的差距。北韩造成数百万人饥荒经济灾难，与南韩的经济成功对比之下十分惊人：文化、地理和无知都无法解释南北韩今日命运如此悬殊的原因。我们必须从制度找寻答案。

（2）榨取式和广纳式的经济制度
　　国家在经济成功上的差异是因为制度不同，也就是影响经济运作的规则，以及激励人的诱因不同。想象一下北韩和南韩的青少年和他们对人生的期待。北韩的青少年在贫穷中长大，缺少创业的动力、创造力或足够的教育来为他们做好从事高技术工作的准备。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大部分是纯粹的宣传，目的是强化政权的正当性；学校里的书籍很少、更不用说有电脑。学校毕业后，每个人必须入伍当兵十年。这些青少年知道他们将不能拥有财产、创立事业或变得更富有，即使有许多人从事非法的民间经济活动维生。他们也知道不会有合法的市场渠道，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或收入来购买需要和想拥有的产品。他们甚至无法确定自己可以享有哪些人权。
北韩军人
北韩饥饿儿童
　　在南韩的青少年可以接受良好教育，有许多诱因鼓励他们努力在选择的职业中表现杰出。南韩是市场经济，建立在私人财产的基础上。南韩的青少年知道，如果他们将来成为成功的创业家或员工，就可以享有投资和努力的成果；他们可以改善生活水平和购买汽车、房屋和医疗。
　　在南韩，国家支持经济活动，因此创业家可以向银行和金融市场借钱，外国企业可以与南韩公司成立合资事业，个人可以用贷款的方式购买房屋。在南韩，大体说来你可以自由开创任何你喜欢的事业。在北韩，你没有这种自由。在南韩，你可以雇佣员工，销售你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花钱买任何你要的东西。在北韩只有黑市。这些不同的规则就是北韩人和南韩人生活在其中的制度。
南韩少年
　　像南韩或美国这种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容许并鼓励绝大多数人民参与经济活动，发展才能和技术，让他们个人做想要的选择。要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必须具备安全的私有财产、公正的法律制度，并且提供公共服务让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规则下交易和缔结契约；经济制度也必须允许新企业进入，并让人们自由选择职业。

　　南北韩及美国和拉丁美洲的鲜明对比，展现了一个概括的原则。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助长经济活动、生产力成长和经济繁荣。安全的私有财产权是核心，因为只有拥有这种权利的人愿意投资和增进生产力。企业家若预期他的生产会被窃取、征收或因为课税而当然无存，将失去工作的诱因，当然更不会有投资和创新的动机。但这种权利必须赋予社会中绝大多数人。
　　1680年，英格兰政府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巴巴多斯做人口普查，发现这个小岛的总人口约六万，其中将近三万九千人是非洲奴隶，由其余三分之一人口所拥有。他们大部分是一百七十五位最大蔗糖农场主的财产，而农场主也拥有大部分土地。这些大农场主对名下的土地、甚至拥有的奴隶都有安全且妥善执行的财产权。如果某位农场主想出售奴隶给其他农场主，他可以这样做，并且可以预期法院会执行这类出售合约或任何他签下的合约。为什么？岛上的四十名和治安官中，有二十九名就是大农场主。但尽管岛上的菁英有明确、安全且妥善执行的财产权和合约，巴巴多斯并没有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因为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奴隶，没有享受教育或经济机会的渠道，也没有能力或诱因利用他们的才能或技术。广纳式的经济制度需要安全的财产权和经济机会，不只是给菁英，也要开放给社会的各领域。
　　安全的财产权、法律、公共服务和自由签订合约与交易都仰赖政府，仰赖强制能力的机构来维持秩序，防止盗窃和诈欺，并使民间各方当事人遵守合约。社会要有效运作，也需要其他公共服务：道路和交通网络，以便货物能流畅运输；要有公共基础建设以便经济活动可以活分地进行；有某种基本规章一避免诈欺和不法行为。虽然许多这类公共服务可以由市场和民间个人来提供，但有效运作所需的协调规模往往大到必须由中央的权威机构来执行。政府因此无可逃避地与经济制度紧密交织，且往往是公共服务的关键提供者。广纳型的经济制度需要、且实际上借助政府的力量。
　　北韩或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制度——之前提到的米塔、赐封或产品配销——并没有这些性质。私有财产在北韩不存在。在拉丁美洲殖民地，西班牙人拥有私有财产，但原住民的财产相当不安全。这两种社会都有大量人口无法自由做经济决定；他们受制于高压胁迫。这两种社会的政府力量都没有用来提供可促进富裕的公共服务。在北韩，政府建立教育制度来灌输政治宣传，却没有能力阻止饥馑发生。在拉丁美洲殖民地，政府专注于胁迫原住民。两种社会都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或公正的法律制度。北韩的法律制度是共产党执政者的工具，拉丁美洲的法律则用来歧视广大的人民。相对于我们称为广纳式的特质，这类制度我们称为榨取式的经济制度——因为这类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另一部分人获利，所以称为榨取。

（3）富裕的引擎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创造广纳式的市场，不但给人自由以从事最适于个人才能的职业，也提供平等的环境让人有机会这么做。有好点子的人可以开创事业，工作者则倾向从事自己较有生产力的活动，缺乏效率的公司可能被更有效率的公司取代。对照人们在广纳式市场中选择职业的方式，殖民时代米塔制度下的秘鲁和玻利维亚有许多人被迫在银矿和水银矿场工作，不管他们有什么才能或有没有意愿。广纳式的市场不只是自由市场，十七世纪的巴巴多斯也有市场，但因为财产权并未遍及所有人，而只限于少数农场主，所以它的市场并不是广纳的；奴隶市场实际上是巴巴多斯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这套制度有系统地胁迫大部分人口，剥夺他们选择职业和发挥才能的能力。
　　广纳式的经济制度也为另外两种富裕的引擎铺路：科技和教育。持续的经济成长几乎总是伴随着科技进步，使得人（劳动力）、土地和既有的资本（建筑物、既有的机器等等）变得更有生产力。想想约一百年前我们的曾曾祖父辈，他们没有今日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飞机、汽车或各种药物与医疗，当然也没有室内的水管、空调、购物中心、收音机或电影，更别提信息科技、机器人或电脑控制的机器。再继续回溯几代，科技知识和生活的水平还更落后，甚至让我们无法想象大部分人是如何捱过艰苦的生活。这些改善来自科学和像爱迪生这类创业家，他们应用科学创造赚钱的事业。创新的过程因为有合宜的经济制度而变为可能，这种经济制度鼓励私有财产、确保合约履行、创造公平的环境，并鼓励把新科技带进生活的新事业跨入市场。因此我们不应惊讶能产生爱迪生的是美国社会，而非墨西哥或秘鲁的社会；能产生像三星和现代这种科技创新公司的是南韩，而非北韩。

　　与科技息息相关的是劳动人口的教育、技术、能力和知识，包括从学校、家庭和职场中得来的。我们的生产力已比一个世纪前提高很多，不只是因为机器使用更好的科技，同时也因为员工具备更多知识。如果没有懂得如何操作的员工，全世界的科技就无法发挥多少功效。但技术和能力并不局限于操作机器的能力，劳动人口的教育和技术创造出科学知识，奠定了我们进步的基础，并带来科技在商业各领域的改进和应用。虽然我们在第一章读到，工业革命和其后的许多发明家如爱迪生并未接受很高的教育，但那些发明比现代科技简单得多。今日的科技变革需要发明家和工人两方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创造公平环境的经济制度的重要。美国可以产生或从外国吸引像盖茨、乔布斯、布林、佩吉和贝佐斯这样的人才，以及成千上万在信息科技、核动力、生物科技和其他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们的发现更为创业家建立事业提供了基础。社会有充分的人才可供运用，因为美国大多数的青少年只要愿意，就能获得他们想要的就学机会。现在再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例如刚果或海地，那里有大部分人口没有就学渠道，或者即使能够就学，教学的品质也十分低下，老师经常旷职，或者即使老师来到课堂，也可能没有用来教学的书籍。
　　贫穷国家的教育水平低下，是因为经济制度未能为父母创造教育子女的诱因，也因为政治制度未能促使政府兴建、资助和支援学校，满足父母和儿童的渴望。这些国家为人口教育水平低下和缺少广纳式市场，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他们无法促发人才幼苗结为果实。他们有许多潜在的盖茨，或者一、两位未受教育的贫穷农民有着爱因斯坦的天才，但被胁迫做他们不想做的工作，或被强征在军队服役，因为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实现一生的志向。
　　经济制度运用广纳式市场的潜力、鼓励科技创新、投资人才，以及促发大量个人的才能与技术的能力，对经济成长极为重要。本书的核心主题就是要解释，何以许多经济制度无法达成这个简单的目标。

（4）榨取式与广纳式政治制度
　　所有经济制度都由社会创造，例如，北韩的经济制度是由1940年代接管国家的共产党强加于人民，而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制度则由西班牙征服者强加于原住民。南韩创造出与北韩大不相同的经济制度，原因是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做出如何构建社会的决定。换句话说，南韩有不同的政治。
　　政治就是社会选择管理社会之规则的过程。政治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的原因很简单，虽然广纳式的制度可能对国家的经济繁荣有益，但某些人或群体，例如北韩的共产党菁英或巴巴多斯殖民地的蔗糖农场主，可能从榨取式的制度获得更大利益。当为了制度而发生冲突时，事情会如何发展取决于哪些人或群体在政治比赛中获胜——谁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取得额外的资源，以及形成更有效的联盟。简单地说，谁获胜取决于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
　　社会的政治制度是这个比赛的关键决定因素，政治制度是支配政治诱因的规则。政治制度决定政府如何选出，以及政府的哪一部分有权力做什么事。政治制度决定谁在社会中有权力，以及权力可以用来做什么。如果权力的分配很狭窄和局限，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就属于专制（absolutist）制度，例如历史上世界各地出现的专制君主政权。在专制的政治制度下，例如北韩和拉丁美洲殖民地，能使用权力的人就能设立经济制度来为自己谋利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由社会付出代价。对照之下，在社会中广泛分配权力、并使权力受到节制的政治制度，就属于多元（pluralistic）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并非只授予单一个人或狭窄的群体，而是取决于一个涵盖广泛的联盟或多个群体。
　　政治多元化和广纳式经济制度显然有紧密的关系，但要了解南韩和美国为什么有广纳式经济制度，关键不只在于它们的多元政治制度，而也要了解它们有足够集权和强大的政府。东非国家索马里是一个很好的对照说明。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看到，索马里的政治权力长期以来就分配很广泛——几近多元政治。但没有实质的权威可以控制或制裁任何人的行为，社会分裂为强烈敌对的宗族，彼此无法互相支配。一个宗族的权力，只能受其他宗族的武力所限制。这种权力分配并未带来广纳式的制度，反而使混乱，而其根源就是索马里的政府缺少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权或政府集权，因此无法执行最起码的治安以支援经济活动、贸易，甚至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
　　我们在前面章节介绍过的韦伯提供了最著名、且广被接受的国家定义，指出它是社会中“正当使用暴力的独占权”。没有这种独占权和它需要的集权，政府无法扮演维持治安的角色，更不可能提供公共服务并鼓励和规范经济活动。当政府无法达成任何政治集权时，社会迟早会陷于混乱中，就像索马里。
　　我们将把足够集中化和多元化的政治制度称为广纳式政治制度。如果这两种条件有任何一种付之阙如，我们会把这套制度称为榨取式政治制度。
　　经济与政治制度间有强大的相互促进效应。榨取式政治制度集中权力在少数菁英手中，权力的行使很少受到节制。经济制度通常也由这些菁英建立，用以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榨取资源。榨取式经济制度因此自然伴随着榨取式政治制度。事实上，它们生来就必须依赖榨取式政治制度才能存活。广纳式政治制度广泛地授予权力，通常能消除剥夺多数人资源、建立进入障碍、和压制市场机能以为少数人谋利的经济制度。
　　例如，在巴巴多斯，建立在剥削奴隶基础上的农场制度，如果没有压制并将奴隶完全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存在。造成数千万人陷于贫穷、只造福少数共产党菁英的北韩经济制度，若非在共产党的绝对政治支配下，势必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榨取式经济制度与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互相促进关系，把人们带进一个强有力的反馈环：政治制度让控制权力的菁英，得以选择没什么限制或对手的经济制度。它们也让菁英得以建构未来的政治制度，及其演进。榨取式经济制度反过来为同一批菁英谋利，而他们的经济财富和权力将协助巩固他们的政治支配力。例如在巴巴多斯或拉丁美洲，殖民者能利用政治权力实施一套为他们赚进庞大财富而牺牲其余人口利益的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创造的资源让菁英得以组织军队和防卫武力，以保护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专制独占。其中的含义当然是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彼此支持，且往往长期得以延续。
　　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间其实不只是彼此效力，当既有的菁英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遭到挑战，且新来者突破压制时，新来者也同样只受到极少束缚。他们因此有诱因维持这种政治制度，并创造类似的经济制度，就像迪亚斯和围绕他的菁英在十九世纪末在墨西哥的做法。
　　另一方面，广纳式经济制度是在广纳式政治制度奠立的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在社会中广泛分配，且权力的独断行使受到节制。这种政治制度也让其他人较难篡夺权力而导致广纳式制度的根基受损害。控制政治权力的人无法轻易利用它来建立榨取式经济制度供其图利。广纳式经济制度反过来创造较平等的资源分配，促进广纳式政治制度长期续存。
　　弗吉尼亚公司1618年授予土地和自由，给原本他们用严苛合约束缚、想要胁迫剥削的殖民者；第二年的大议会再允许殖民者开始自治，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偶然。如果没有政治权力，殖民者就不会信任他们获得的经济权利，因为殖民者长期以来看到弗吉尼亚公司不断尝试胁迫他们。这些经济体也无法保持稳定和长久存活。事实上，榨取式和广纳式制度的混合通常并不稳定。在广纳式政治制度下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不太可能长期存在，正如我们讨论的巴巴多斯所呈现的。
　　类似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将不会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也不会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援。要不是转变成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握有权力的少数人牟利，不然就是它们创造的经济动能将动摇榨取式政治制度，打开广纳式政治制度兴起的大门。广纳式经济制度也倾向会削弱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少数统治菁英所能享受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制度将面对市场的竞争，且将受到社会其他人的合约与财产权的限制。

（5）为什么不总是选择富裕
　　政治与经济制度终究是社会的选择，它们可能是广纳式的，会鼓励经济成长，或者可能是榨取式的，将变成经济成长的阻碍。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援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会阻碍甚至禁止经济成长，这种国家将衰亡。但这意味制度的选择——亦即制度的政治学——是我们探索国家成功和失败原因的核心。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社会的政治带来促进经济成长的广纳式制度，而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社会的政治却带来阻碍经济成长的榨取式制度。
　　创造能促进富裕的经济制度应该是每个人都感兴趣的，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难道不是每个公民、每个政治人物、甚至每个剥削人民的独裁者，都希望让自己的国家尽可能富裕吗？
　　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过刚果王国。虽然这个王国17世纪灭亡了，1960年从比利时殖民统治独立的现代国家仍以它命名。独立后的刚果在1965年到1997年由蒙博托统治期间，经历几乎未间断的经济衰退和贫穷加深。蒙博托被卡比拉推翻后，衰退仍然持续。蒙博托创造一套高度榨取式的经济制度，人民变得日渐贫穷，但蒙博托和身边的菁英（人称“大蔬菜”的一群人）却变得极其富有。蒙博托在自己的出生地刚果北部的毕多来建立一座宫殿，有一个机场大到足以降落超音速协和号喷气式客机，是他经常向法国航空公司租来到欧洲旅游用的。在欧洲，他购买城堡，并拥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大片地产。
蒙博托
　　如果蒙博托建立能增加刚果人财富、而非让他们更贫穷的经济制度，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蒙博托增进全国人的财富，他不是可以有更充裕的经费可以买一架协和号、而非只是租用，还可以买更多城堡和豪宅，甚至拥有更大、更强的军队吗？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很不幸运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创造经济进步诱因的经济制度可能同时造成收入与权力的再分配，导致喜好掠夺的独裁者和其他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受到威胁。
　　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制度必然引发争议和冲突，不同的制度会在国家的富裕程度、财富的分配，以及谁拥有权力上造成不同的结果。制度促进的经济成长会同时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在奠定今日世界富裕国家繁荣基础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已明显呈现。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蒸汽动力、运输和纺织生产上一连串突破性的科技变革。虽然机械化带来总收入的突飞猛进，最后变成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但当时曾遭到许多人激烈反对。那不是因为无知和短视，刚好相反，反对经济成长本身有一套很不辛地前后一致的逻辑。经济成长和科技改变伴随着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所称的创造性破坏，它们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新产业从旧产业吸走资源，新公司抢走旧公司的生意，新科技让老旧的技术和机器变得过时。经济成长的过程和它立基其上的广纳式制度，在政治竞技场和在经济市场都创造出输家和赢家。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往往是反对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根源。
　　欧洲历史为创造性破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由贵族和传统菁英控制，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拥有土地，或因为君主赐与的独占权与设置的进入障碍而享有的交易特权。如同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所描述的，工业、工厂与城镇的扩散把资源从土地吸走，降低了地租，并提高地主必须支付给佃农的工资。这些菁英也眼看新企业家和商人崛起，侵蚀他们的交易特权。整体来说，他们是工业化中很明显的经济输家。都市化和具有社会意识的中产与劳工阶级兴起，也挑战地主贵族的政治独占权。因此随着工业革命扩散，贵族不只是经济输家，他们也有变成政治输家的风险，拥有的政治权力可能随之丧失。在经济和政治权力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这些菁英往往形成一股反对工业化的强大力量。
　　贵族不是工业化唯一的输家，手工技术被机器取代的工匠也反对工业普及。许多工匠组织起来反对工业化，暴动并破坏他们认为应该为抢走他们生计负责的机器。他们是卢德派人士，这个词今日已变成抗拒科技变革的同义词。1733年英国发明家凯伊发明飞梭，是纺织机械化第一次重大进步之一，他的房子在1753年被卢德派人士纵火烧毁。珍妮纺纱机是另一项改善纺织的革命性发明，它的发明者哈格里夫斯也遭到类似的待遇。

　　在现实中，工匠反对工业化的成效远低于地主和菁英。卢德派人士没有地主贵族拥有的政治权力——能影响政治结果、对抗其他群体愿望的能力。在英国，工业化大步迈进，无视于卢德派人士的反对，因为贵族虽然反对，声浪却很小。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专制君主与贵族的损失远为惨重，工业化因而遭到阻挡。其结果是，奥匈和俄罗斯的经济陷于停滞，落后于其他从19世纪开始经济成长起飞的欧洲国家。
　　从特定群体的成功或失败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教训：有权力的群体通常反对经济进步和开往富裕的火车头。经济成长不只是更多更好的机器、以及更多受更好教育的人的过程，也是与创造性破坏普及有关的转型和动荡的过程。因此只有在预期会丧失经济特权的经济输家、和担心政治权力遭到侵蚀的政治输家没有阻挡成功的情况下，经济才会向前迈进。
　　争夺稀有资源、收益和权力的冲突，转变成对游戏规则、经济制度（这会决定经济活动，以及谁可以从中获利）的冲突。当冲突产生时，各方的愿望无法同时满足，有些人将被打败和受挫，另一些人将成功获得他们想要的收益。这种冲突的赢家是谁，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轨道有根本的影响；如果反对成长的群体是赢家，他们就能成功阻挡经济成长，经济将陷于停滞。
　　为什么有权力的人不见得愿意建立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其中的逻辑很容易适用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在专制政权中，有些菁英可以利用权力建立他们偏好的经济制度。他们会有兴趣改变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吗？通常不愿意，因为这只会稀释他们的政治权力，让他们更难以、甚至不可能建造能增进自己利益的经济制度。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明显的冲突来源。榨取式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改变这类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是，迫使菁英建立更多元化的制度。
　　与政治制度没有理由自动变为多元化的道理一样，也没有往政治集权发展的自然倾向。任何社会确实都有创造更集权化政府体制的诱因，尤其是从未有过这种集权化的国家。例如，在索马里如果一个宗族建立起能在全国执行法令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可能带来经济利益，并使这个宗族更富裕。什么东西阻止了这种情况发生？政治集权化的主要阻碍是某种形式的害怕改变：任何宗族、群体或政治人物若尝试集中国家的权力，也会把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中，而这可能触怒其他宗族、群体和个人，因为他们不想在这个过程中变成政治输家。缺乏政治集权不只意味在大部分领土缺乏治安，也代表有许多参与者有足够的权力阻止或破坏事情，而担心这些人的反对和暴力行动往往会让潜在的集权者裹足不前。政治集权只有在一个群体的权力比其他群体大到能建立政府时才会发生。在索马里，权力保持相对平衡，没有一个宗族能强加意志在其他宗族头上，因此缺乏政治集权的状况持续着。

（6）刚果长期的痛
　　没有比刚果更好、更令人沮丧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榨取式制度下经济富裕如此罕见，也没有比刚果更适宜的例子可以解释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如何携手运作。15和16世纪来到刚果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描述那里“悲惨的贫穷”：技术水平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还在初级阶段，刚果人没有文字、轮子和耕犁。刚果的贫穷以及当地农民不愿采用学到的更好技术，可以从现存的历史记录找到解释：是由于该国经济制度的榨取性质。
　　我们已讨论过，刚果王国是由位于姆班扎（后改名圣萨尔瓦多）的国王所统治，而远离首都的地区则由菁英所统治，他们扮演王国不同地区的总督角色。这些菁英的财富来自环绕姆班扎（圣萨尔瓦多）的奴隶市场，以及向王国其他地区课税。奴隶是经济的核心，菁英利用奴隶来耕种农场土地，海岸地区的欧洲人也使用奴隶。课税由统治者任意决定，甚至有一项税是每次国王的贝雷帽掉下来就向人民课征。如果想变富裕，刚果人必须储蓄和投资，例如购买犁。但这么做很划不来，因为他们采用更好的技术增加的生产都会被国王和他的菁英征收。因此刚果人不投资增加生产，也不在市场出售他们的产品，而是把村庄搬到远离市场的地方；他们尝试尽可能远离道路，以减少遭受劫掠的次数，和逃离奴隶贩子可及的范围。
　　刚果的贫穷因此是榨取式经济制度阻挡了所有富裕火车头、甚至让它们反方向开的结果。刚果政府提供给人民的公共服务很少，连基本服务如安全的财产权或治安也付诸厥如，反而政府本身人民财产与人权的最大威胁。奴隶制度意味所有市场中最基本的劳动市场不存在，而可以让人们选择职业或工作的广纳式劳动市场，对富裕社会却极其重要。此外，国王控制长途的贸易和商业活动，只对与他有关系的人开放。虽然葡萄牙人引进文字后菁英阶级很快便能识字书写，但国王并未尝试让识字普及到广大的人口。
　　尽管如此，虽然“悲惨的贫穷”十分普遍，刚果的榨取式制度却有自己的完美逻辑：这套制度让少数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极度富有。在16世纪，刚果国王和贵族有能力进口欧洲奢侈品，过着仆役和奴隶围绕四周的生活。
　　刚果社会的经济制度源自社会里政治权力的分配，因此追根究底是源自政治制度的特性。除了叛乱以外，没有人可以阻止国王拿走人民的财物和身体。虽然叛乱的威胁真的存在，但那不足以保障人们的财产安全。刚果的政治制度极为专制，国王和菁英几乎不受任何节制，而人民对社会的组织方式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
　　当然，我们不难看出刚果的政治制度，与权力受节制且广泛分配的广纳式政治制度呈现鲜明对比。刚果的专制制度靠军队来维系，在17世纪中叶，国王有一支五千人的常备军，其核心是五百名配备毛瑟枪的士兵，这在当时是一支可畏的武力。为什么国王和贵族急于采用欧洲的火器也很容易理解了。
　　这套经济制度下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成长，即使是创造短期成长的诱因也很有限。改革经济制度以提升个人财产权可以让整体刚果社会变得富裕，但菁英不太可能从普遍的富裕获益。第一，这种改革将因为减少奴隶贸易和奴隶农场带给菁英的获利，而让他们变成经济输家。第二，这种改革只有在国王和菁英的政治权力受到节制下才可能发生。举例来说，如果国王继续指挥他的五百名毛瑟枪兵，谁会相信废除奴隶制度的宣告？如何才能确保国王以后不会改变主意？唯一真正的保证是改变政治制度，人民取得一些制衡的政治权力，使他们对课税或毛瑟枪兵该做什么拥有发言权。但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国王和菁英的消费与生活方式会不会被人民列为优先要务就大有疑问了。因此能为社会创造更佳经济制度的改变，势必让国王和贵族同时变成政治输家和经济输家。
　　五百年前经济与政治制度的交互影响，对了解今日现代刚果依旧陷于悲惨的贫穷仍然很有帮助。欧洲统治开始在这个地区出现，以及19世纪末在“瓜分非洲”时期欧洲势力更深入刚果河盆地，导致人身与财产权的安全更加饱受威胁，超过刚果被殖民前的时期。此外，新统治者复制了榨取式制度与专制政治模式，由少数人掌握权力与财富，牺牲广大人民，只不过现在的统治者变成了比利时殖民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利奥波德国王。
　　刚果在1960年独立时，同意模式的经济制度、诱因和表现又一次自我复制。刚果的这些榨取式经济制度再度获得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情况还更加恶化，因为欧洲殖民主义制造出的这个国家组织（刚果）是由前殖民时期的许多不同国家和社会所组成，而新成立的国家政府（从金沙萨统治）却难以掌管这些地区。虽然蒙博托总统利用政府来为自己和亲信牟利——例如在1973年通过国有化计划大规模征收外国人的经济资产——但他掌管的是一个没有政治集权的政府，对刚果大部分地区没有实质管辖权，且在1960年代必须请求外国协助来阻止卡谭加省和卡赛省的分离。缺少政治集权几乎达到政府全面崩溃的程度，这是刚果与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共同的特性。
　　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依然贫穷，因为其经济制度仍然缺少能使社会富裕的基本诱因。不是地理、文化、人民和政治人物的无知导致刚果贫穷，而是榨取式经济制度。榨取式经济制度经过这么多世纪仍然存在，因为政治权力依旧集中在少数菁英手里，而没有诱因促使他们努力确保人民拥有安全的财产权、提供可以改善生活品质的基本公共服务，或鼓励经济进步。菁英也未利用手上的权力来建立政治集权的政府，因为这么做将和促进经济成长一样，招致反对和政治挑战的问题。此外，和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相同，敌对群体为了掌控榨取式制度而产生的内斗，摧毁了原本可能存在的任何政治集权倾向。
　　刚果王国和较近期的刚果历史，生动地展现政治制度如何决定政治制度，而且通过经济制度，也决定了经济诱因和经济成长的可能性。它也显示专制政治与牺牲多数人利益、赋予少数人权力及财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共生关系。

（7）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
　　今日刚果缺乏法治和财产权高度不安全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这种极端状况大部分时候不符合菁英的利益，因为那会摧毁所有经济诱因，只产出很少的资源可供榨取。本书的核心论题是，经济成长和富裕与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有关联，而榨取式制度通常导致迟滞和贫穷。但这并不意味榨取式制度完全无法制造成长，也不代表所有榨取式制度都是相同的。
　　榨取式政治制度中的成长可能以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方式发生。第一，即使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菁英能直接分配资源给他们控制的高生产力活动时，成长仍可能发生。这类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著名例子之一，是16世纪到18世纪间的加勒比群岛。大多数人是奴隶，在条件很可怕的农场工作，过着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和过劳而死亡。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巴多斯、古巴、海底和牙买加，少数的农场主菁英控制所有政治权力，拥有所有资产，包括所有奴隶。大多数人都没有权利，而农场主菁英的财产和资产则受到严密的保护。尽管榨取式经济制度残暴地剥削绝大部分人口，但这些群岛却是世界最富裕的地方之一，因为它们生产糖并销售到世界市场。一直到必须转型为新的经济活动，并因而威胁到农场主菁英的收益和政治权力时，这些群岛才出现迟滞的情况。
　　另一个例子是，苏联从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0年代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化。当时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市场受到层层限制。尽管如此，苏联仍能达成快速经济成长，因为它利用政府的力量把资源从（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的）农业转移到工业。
　　第二种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出现在政治制度允许某种程度的广纳式经济制度发展的情况。许多具有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社会会避开广纳式经济制度，因为担心创造性破坏的影响，但各个社会的菁英独占权力的程度都不相同，某些社会的菁英可能有相当安全的地位，使他们得以允许一些朝向广纳式经济制度靠近的做法，因为他们相当确信如此不会危及其政治权力。或者，历史的形势正好为一个榨取式政治政权带来一个相当广纳式的经济制度，而他们决定不加以阻挡。这提供了第二种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可以发生成长的方式。
　　南韩在朴正熙将军统治下的快速工业化就是一个例子。朴正熙在1961年的军事政变中取得政权，但当时的社会获得美国充分支援，且经济制度基本上是广纳式的。虽然朴正熙的政权是威权制度，但它感到安全到可以促进经济成长，而且实际上十分积极推动成长——也许部分原因是该政权并非直接受到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支援。与苏联和大多数榨取制度下的成长例子不同，南韩在1980年代从榨取式政治制度转型为广纳式政治制度。这个成功的转型是许多因素汇聚的结果。
　　到1970年代，南韩的经济制度已变得相当有广纳性，足以削弱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一项理由——经济菁英从自己或军方对政治的掌控当中得不到多少利益。南韩的收入相对平等也意味，菁英较不必担心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美国的关键性影响，尤其是在北韩的威胁下，也代表挑战军方独裁的强大民主运动无法被长期压制。虽然朴正熙在1979年遭暗杀后，另一个由全斗焕领导的军事政变紧接着发生，但全斗焕挑选的接班人卢泰愚进行一连串政治改革，带来1992年后全面的多元化民主政治。当然，苏联并未发生这类转型，因此苏联的成长渐渐失去动力，经济在1980年代开始崩溃，到了1990年代更进一步完全瓦解。
　　中国今日的经济成长与苏联和南韩的经验都有一些共同点。中国成长的早期阶段是由农业部门的激进生产改革带头，工业部门的改革则较为缓和。即使到今日，政府和共产党在决定哪些部门和哪些公司可获得额外资本与可以扩张，仍然扮演核心角色，并在这个过程中，决定产业和公司的成功与失败。和全盛时期的苏联一样，中国正快速成长，但这仍然是榨取式制度和政府控制下的成长，尚未出现朝向广纳式政治制度转轨的迹象。中国的经济制度距离充分广纳仍然相当遥远，这也意味南韩式的转型比较不会在中国发生，但也非完全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集权是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能否发生成长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巴巴多斯、古巴、海地和牙买加的农场主菁英将无法维持治安，保护他们自己的资产和财产。如果没有相当的政治集权和紧紧掌控政治权力，南韩的军事菁英和中国共产党不会感觉足够安全到愿意推动经济改革、同时仍能够紧握住权力。如果没有政治集权，苏联或中国将无法调节经济活动，把资源转移到高生产力的领域。因此不同的榨取式政治制度间有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即政治集权的程度。如果没有政治集权，例如像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那样，连有限的成长都很难达成。
　　即使榨取式制度可以创造一些成长，它们往往无法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成长，而且一定不是伴随创造性破坏而来的那种成长。当政治与经济制度都属榨取式，不会产生可以带来创造性破坏和科技变革的诱因。政府可能短期间借命令分配资源和人员而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有限的。当达到极限时，成长将停止，就像1970年代苏联的情况。即使在苏联达成快速经济成长时，经济的各层面也很少发生科技变革，虽然借着投资大量资源在军方，他们得以发展出军事科技，甚至有一段时间在太空和核武竞赛中领先美国。然而这种缺乏创造性破坏、没有广泛科技创新的成长无法长期持续，终究会走到尽头。
　　此外，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成长的措施本质上就是脆弱的——它们可能崩溃，或者很容易被榨取式制度本身产生的内斗所摧毁。事实上，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一般会产生内斗的倾向，因为它们导致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菁英手中。如果另一个群体可以压倒或胜过这群菁英而接管政府，他们讲成为享受这些财富和权力的人。因此，正如我们后面会讨论到的罗马帝国和玛雅城市的崩溃所显示，政府掌控权的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会定期加剧并导致政权的毁灭，它可能转变成内战，有时候甚至造成政府完全崩溃。这种情况的影响之一是，即使一个榨取式制度下的社会初期达成若干程度的政府集权，也无法持久。事实上，为了掌控榨取式制度的内斗往往导致内战和大范围的法治荡然无存的状态，使得初期缺乏政府集权变成常态，就像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与南亚的部分国家一样。
　　最后，当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具备广纳的特性、而且发生成长时（就像南韩的情况），永远会有经济制度转变得更具榨取性，并使成长停止的危险。政治权力的控制者最后将发现，利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扩大他们享有的大饼，甚至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对他们自身的获利会比支持经济进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后会摧毁经济富裕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也从榨取式的变成广纳式的。

4、 小差异和关键时期：历史的重量

（1）瘟疫创造的世界
　　1346年，俗称黑死病的腺鼠疫抵达顿河流入黑海的河口的城市塔纳（Tana）。这场以老鼠身上的跳蚤为媒介的瘟疫源自中国，经由当时横越亚洲商业动脉丝绸之路的商旅传播。拜热那亚商人所赐，那些老鼠很快把跳蚤和瘟疫从塔纳散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到1347年，瘟疫已传至法国、北非，并从意大利南部曼衍到北部。这场瘟疫杀死所经地区的约一半人口，它抵达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的情况有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亲眼目睹。他日后回忆说：

　　“在它肆虐的时候，穷尽人之智慧和才能都无法阻挡它……瘟疫以恐怖而极端的方式展开，让它悲惨的影响展露无遗。它未以在东方的形式表现，在那里任何人要是鼻子流血就是必死的前兆。相反的，它最早的症状是在腹股沟或腋下出现肿块，有时候呈蛋状，有时候大小犹如常见的苹果……后期的症状会改变，许多人手臂、大腿和身体其他部分开始出现黑色大斑点和淤血……针对这些病症，所有医生的建议和所有医药的效力都毫无用处……在大部分的例子里，从出现我们描述的症状到死亡约在三天内。”

　　英格兰人知道瘟疫正往他们的方向传播，而且很清楚即将降临的厄运。1348年8月中旬，爱德华三世国王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安排许多祈祷仪式，有许多主教写信要求教士在教堂选读祈祷词，以协助人们因应即将面对的遭遇。贝斯主教西鲁斯贝里写信给他的教士：

　　“全能的上帝从祂的宝座以雷和闪电和其他重击，蹂躏祂想救赎的子民。因此自从可怕的瘟疫从东方散播到临近的王国，我们便极度担心除非我们虔诚地不停祈祷，类似的瘟疫也将伸展它的毒手到这个地方，并且击倒和吞噬这里的居民。因此我们所有人必须来到主的面前忏悔，唱诵圣诗。”

　　这个方法不管用，瘟疫入侵并且很快扫掉约一半的英格兰人口。这种大灾难可能对社会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不难想见的是，有许多人陷于疯狂。薄伽丘写道：“有人坚称阻止这种骇人的恶疾最可靠的办法是大量喝酒，尽可能享受人生，大声唱歌作乐，一有机会就满足人的渴望，并把一切事情视为大笑话般不放在心上……而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复原的女性可能在随后的期间较不贞洁。”然而瘟疫也对中古欧洲社会造成社会层面、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冲击和转变。
　　进入14世纪时，欧洲维持着一种封建秩序，这是罗马帝国崩溃后从西欧兴起的社会组织。它以国王与他辖下的领主间的等级次序关系为基础，底层是农民。国王拥有土地，并赏赐给领主，以交换后者的军事服务。领主然后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以交换农民履行繁重的义务劳动，并必须缴纳许多罚款和税金。农民因为他们“奴仆”的地位而被称作农奴，他们与土地绑在一起，未得领主允许不得迁居到它处；而领主不只是地主，也是法官、陪审团和警察。这是高度榨取式制度，财富从众多农民往上流向少数领主。
　　瘟疫造成劳动力大规模短缺，摇撼了封建秩序的基础，并鼓励农民要求改变。例如，在恩斯罕修道院，农民要求降低许多罚款和义务劳役。他们得偿所愿，在他们的新合约开始就声明：“发生于1349年的死亡或瘟疫期间，庄园仅剩两名佃农，他们表达想离去的意愿，除非庄园住持兼领主尤普顿的尼可拉斯修士与他们签订新协议。”他签了新协议。
　　恩斯罕发生的事也在每个地方发生，农民开始从强制劳动服务和许多对领主的义务中自我解放。工资水平开始上扬，政府尝试阻止这个趋势，并在1351年通过劳动法。上面开宗明义说：

　　“鉴于大部分人，尤其是工人和仆役已死于该瘟疫，部分人看到主人的困境和仆人的缺乏都不愿意提供劳务，除非他们获得额外的工资……我们认为此等可能源自特别是农夫和这类劳工短缺的严重不方便……必须加以规范：英格兰王国的所有男人和女人……应为他们原本应提供劳务者工作，且应只接受他们提供之劳务原本应接受的薪资、奖赏与酬劳，其标准以英格兰王统治的第二十年（爱德华三世国王于1327年1月25日加冕，因此这里指1347年）或之后五、六年习于接受的薪资为准。”

　　这项法令实际上尝试把薪资固定在黑死病发生前的水平。英格兰菁英特别担心的是领主尝试以“诱因”从别的领主那里吸引稀少的农民。解决办法是以监禁来惩罚未经雇主同意就擅离工作岗位的行为：

　　“如果收割人或刈草人或其他为他人担任劳务的工人与仆役，在约定的期限结束前离弃其劳务，且未经允许或具合理之原因，他应受监禁之惩罚，以杜绝支付或允许支付给任何人超过前述习惯之薪资、奖赏与报酬。”

　　英格兰政府尝试阻止黑死病引发的制度与薪资改变并未奏效。1381年爆发农民起义，反叛者在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甚至一度占据伦敦大部分地区。虽然他们最后被打败，泰勒遭到处死，但此后便未再尝试实施劳工法。封建劳动服务逐渐式微，广纳式劳动市场开始在英格兰兴起，工资水平随之上扬。
瓦特·泰勒起义
　　这场瘟疫似乎席卷了世界大部分地方，所到之处都有类似比例的人口死亡，因此对东欧人口造成的冲击也和英国与西欧一样。其间运作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大同小异，劳工一样短缺，人们开始要求更大的自由。但在东欧，一个更强大的相反趋势兴起，较少的人口意味较高的工资和广纳式劳动市场，但这给领主更大的诱因想让劳动市场维持榨取性，让农民维持农奴地位。在英格兰，这个动机也在运作，反映在劳工法的制订，但劳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挣脱压制。东欧的情况却不同，在瘟疫过后，东欧的地主开始接管大片土地并扩张原本就比西欧大的放租地。城镇变得衰弱，城镇的人口也减少，劳工非但没有变得更自由，反而看到原本拥有的自由遭侵犯。
　　这种效应在1500年后变得尤其明显，当时西欧对东欧生产的农产品如小麦、黑麦和牲口的需求正开始增加。阿姆斯特丹进口的黑麦有80%来自易北河、维斯图拉河和奥德河的河谷。很快地，荷兰欣欣向荣的贸易有一半来自东欧。随着西方需求扩张，东欧地主也加紧对劳动力的控制以增加供应。后来这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与中世纪早期原本的农奴制截然不同，且远为严厉。领主对耕种土地的佃农提高课税，并拿走半数的总产品。在波兰科尔琴，所有为领主做的事在1533年都可领取工资，但到1600年，将近一半的工作变成不支付工资的强制劳动。现今德国东部的梅克伦堡在1500年时，劳工一年只要提供少数几天不领取薪水的劳动服务；到1550年变成一周一天，而到1600年已变成一周三天。个人的子女必须免费为领主工作数年。在匈牙利，地主于1514年完全掌控土地，并立法规定每名劳工一周提供一天不领取薪水的劳动服务。1550年，这个规定提高到每周两天；到世纪结束时则是三天。这个时候，受制于这些规定的农奴占农村人口的90%。
俄国农奴制
　　虽然西欧和东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1346年没有多大差异，但到1600年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在西欧，劳工已不受封建税金、罚款和规范的束缚，逐渐变成勃兴的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东欧，他们也参与在这个经济体当中，但扮演的是受胁迫的农奴，种植西欧需求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是一个市场经济，但不是广纳式市场。这种制度上的不同是某种刚开始似乎不明显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在东欧，各领主间稍微比较有组织，他们的权力也稍微多了一点，手上的土地更统合。而城镇比较弱也比较小，农民则较无组织。但东西欧的这些小差异对其人口的生活的影响却很深远，对日后封建秩序受黑死病冲击时的制度发展极具重要性。
　　黑死病是“关键时期”的鲜活例子，亦即一个重大事件或众多因素汇聚、破坏了社会既有的经济与政治平衡的时期。关键时期是一把双刃剑，可能造成国家轨道的大幅转向。从一方面看，它可以打破榨取式制度的循环、促使更多广纳式制度兴起，就像英格兰。或者它可能强化榨取式制度，正如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
　　了解历史与关键时期如何塑造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方向，能让我们对贫穷与富裕差异的起源有一套更完整的理论。此外，它让我们得以解释今日的情况，以及为什么部分国家转型到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其他国家却未走上这条发展道路。

（2）广纳式制度的形成
　　英格兰在17世纪经济成长突飞猛进令各国刮目相看。在重大的经济变动之前，先有一场政治革命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比之前任何一个社会的制度都具有更大的广纳性。这些制度的深刻影响不只是带来经济诱因和促进繁荣富裕，同时也攸关由谁获得富裕的利益。这种发展并非以共识为基础，而是激烈冲突的结果：不同的群体竞争权力，挑战他人的权威，并尝试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制度。16世纪和17世纪制度斗争的最高潮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642年到1651年的英格兰内战，以及尤其重要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限制国王和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把决定经济制度的权力交给国会。另一方面，它对更广泛的社会部门开放政治，让更多人对政府运作的方式有更大的影响力。光荣革命是创造多元化社会的基础，它本身则以一个政治集权的过程为基础，并加速这个过程。它创造出全世界第一套广纳式政治制度。
　　其结果是，经济制度也开始变得更具有广纳性。封建中古时代的奴隶和严苛的经济束缚如农奴制，已不存在于17世纪初的英格兰。尽管如此，人们能从事的经济活动仍然受到许多限制，国内和国际经济都受到各种独占权的扼制，政府仍可恣意征税并操纵法律体系。大部分土地仍受到古老的财产权形态的束缚，几乎不可能出售，或有极高的投资风险。
　　光荣革命让这些情况为之改观。政府采取一套为投资、贸易和创新提供诱因的经济制度，坚定地执行财产权，包括赋予创意以专利权体现的财产权，因此大力刺激了创新。政府也保障治安。英格兰法律开始史无前例地适用于所有公民。任意独断的征税减少了，独占权也几乎全部取消。英格兰政府积极促进商业活动，并致力促进国内工业，不只去除工业活动扩张的障碍，也动用海军的全部军力以保护商业利益。借由财产权的合理化，英格兰得以推动基础建设，特别是道路、运河和后来的铁路，这些将证明对工业成长极其重要。
　　这些基石彻底改变了给人的诱因，进而推动了富裕的引擎，为工业革命奠定基础。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工业革命凭借的是利用过去几个世纪欧洲积累的知识基础而获得的重大科技进展。它是跟过去的彻底断裂，由于科学研究和少数独特个人的才能而实现。这场革命的强大力量来自于为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创造出获利机会的市场，因为市场的广纳式性质容许人们把才能投入到合适的商业类别。它也仰赖教育和技术，因为通过较高水平的教育（至少以当时的标准看），有远见在事业上采用新科技、并雇用有技术的工人来运用新科技的创业家才得以崛起。
　　工业革命起源于光荣革命后数十年的英格兰绝非巧合，伟大的发明家如瓦特（James watt，改良蒸汽引擎）、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建造第一辆蒸汽火车头）、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纺织机）和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发明数种革命性蒸汽船），得以利用他们的创意带来的经济机会，并且他们对自己的财产权得到尊重一事很有信心，并且有渠道通达市场，让他们的发明能够出售获利并得到使用。1775年，当瓦特重新申请的蒸汽机（他自己取名为“火机”[Fire Engine]）专利获准后，他写信给父亲：

　　“亲爱的父亲，
　　经过一连串来自各方的反对，我终于获得一项国会法案授予新火机的财产权给我和我的让渡者，范围及于整个大不列颠及其殖民地未来二十五年期间，我希望这将带给我很大的利益，因为目前已经有可观的需求。”

　　这封信透露两件事，第一，瓦特受到他预期的市场机会的激励，即大不列颠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可观需求”。第二，他能够影响国会而获得他想得到的东西，因为国会支持个人和发明家的请求。
詹姆士·瓦特

卫星照片
　　科技进步、事业扩张和投资的动力，以及技术和才能的有效利用，全都因为英格兰发展出广纳式经济制度而变为可能。这些经济制度则建基于英格兰广纳式政治制度。
　　英格兰发展出这些广纳式政治制度是由于两个因素。第一是政治制度（包括政治集权）让英格兰能够采取下一个激进的——事实上是史无前例的——步骤，迈向光荣革命的肇始的广纳式制度。这个因素虽然让英格兰有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在未让它和法国与西班牙等西欧国家有太大差异。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光荣革命之前的许多事件造就出一个广泛而强大的联盟，足以对君主及其官员的权力设置持久的束缚，使他们被迫接受这个联盟的要求。这奠定了多元政治制度的基础，进而促成支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制度的发展。

（3）影响深远的小差异
　　世界不平等随着英国的（或者说是英格兰的）工业革命而大幅度升高，因为世界上只有部分国家采用阿克莱特和瓦特及许多后继者发明的创新与科技。这波科技进步攸关不同国家是深陷贫困或达成持续的经济成长，但各国的反应大体上取决于它们制度的不同历史发展。到了18世纪中叶，世界各国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已出现显著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从何而来？
　　比起法国和西班牙，英格兰的政治制度在1688年正朝向更多元化发展，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年到1588年，这种差异几乎缩小到零。三个国家都有相当专制的君主统治：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的亨利三世。他们都与公民组成的议会争斗，例如英格兰的国会，西班牙的科尔蒂斯和法国的三级会议，这些议会都要求更多的权利以及对王室政府更大的掌控。这些议会拥有的权力和规制略有不同，例如，英格兰国会和西班牙科尔蒂斯掌握征税的权力，三级会议则没有。这在西班牙影响不大，因为1492年以后的西班牙王室掌控广大的美洲帝国，并从那里找到的黄金和白银获得厚利。英格兰的情况大不相同，伊丽莎白一世在财政上远为不独立，她必须央求国会征更多的税。国会则以要求让步做为交换，尤其是限制伊丽莎白授予独占权的权力。这是一场国会逐渐获胜的冲突。在西班牙，科尔蒂斯却打输类似的冲突：贸易不只是被垄断，而且是由西班牙王室垄断。
　　这些差别刚开始看起来很小，但到17世纪开始变得非同小可。虽然美洲已在1492年被发现，达伽马也在1498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达印度，但世界贸易一直到1600年之后才开始大幅扩张，尤其是在大西洋上。1585年，英格兰在北美洲第一个殖民地在今日北卡罗来纳州罗亚诺克建立，1600年英格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2年荷兰也建立东印度公司。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建立詹姆斯镇。到1620年代，加勒比海地区已被殖民，巴巴多斯群岛在1627年被占领。法国也在大西洋扩张，1608年建立魁北克市，做为新法国（今日加拿大）的首都。这次经济扩张对制度造成的影响，在英格兰大大不同于西班牙和法国，原因是初期的小差异。
　　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继任者无法独占与美洲的贸易，其他欧洲王室却可以。因此大西洋的贸易和殖民在英格兰开始创造一大群与王室没什么关系的富商，而西班牙和法国却未发生这种情况。英格兰贸易商厌恶王室控制，并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和限制王室的特权。他们在英格兰内战和光荣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类似的冲突也在每个地方发生，例如法国国王在1648年到1652年面对投石党叛乱（Fronde Rebellion）。不同的是，在英格兰，专制统治的反对者似乎远为壮大，因为他们比西班牙和法国的反对者较富裕，人数也较多。
　　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社会在17世纪走上分歧的道路，说明了关键时期与微小制度差异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重要。在关键时期，一个重大事件或许多因素的汇聚破坏了国家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力量的平衡。这可能只影响单一国家，例如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于1976年的去世，刚开始只为中国制造了一个关键时期。不过，关键时期通常影响一连串的社会，举例来说，就像殖民和后来的去殖民全世界的影响。
　　这种关键时期很重要，因为渐进式改善会碰到强大的障碍，障碍来自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合力运作及两者的相互支援。这种反馈环会制造恶性循环，从现况得利的人既富裕又有组织，他们可以有效对抗会抢走他们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的重大变革。
　　一旦关键时期出现，那些重要的小差异便是引发极为不同反应的初始制度分歧。这就是为什么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间相当小的制度差异，会引导各国走上从根本上分歧的发展道路。这些道路的源头是，大西洋贸易带给欧洲人的经济机会所创造的关键时期。
　　即使微小制度差异在关键时期影响重大，但并非所有制度差异都很小，当然，较大的制度差异在关键时期会导致更加分歧的模式。英格兰和法国在1588年的制度差异很小，西欧和东欧的差异就大多了。在西欧，强大的集权国家如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有潜在的宪政制度（国会、三级会议和科尔蒂斯）。经济制度上也有根本的类似处，例如，没有农奴制。
　　东欧的情况大不相同，例如波兰——立陶宛王国由一个称作施拉赫塔的菁英阶级统治，他们的权力大到甚至采用选举的方式来选国王。这不像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而是由一群菁英领导的专制统治，但仍然属于榨取式政治制度。施拉赫塔统治一个以农奴为主的农业社会，农奴没有迁徙和寻找经济机会的自由。往更远的东边，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也把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严密和更具榨取性，远超过路易十四的作为。地图8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看出19世纪初西欧和东欧间的差异。它画出各国在1800年是否仍存在农奴制。颜色较深者代表有农奴制，较浅者没有。东欧颜色较深，西欧较浅。

　　然而西欧的制度并非一直以来就与东欧如此不同。正如我们稍早谈到，它们从14世纪黑死病在1346年侵袭后才开始分道扬镳。之前的西欧和东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只有一些小差异，英格兰和匈牙利甚至是由同一个叫安吉温（Angevin）的家族成员统治。在黑死病后出现的较重大制度差异，才为东西欧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创造出显著的分歧。
　　但是开启这个分歧过程的微小制度差异最早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东欧在14世纪有与西欧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为什么在英格兰，王室与国会的权力平衡不同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使比现代社会远为不复杂的社会，也会创造出对成员的生活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甚至在狩猎采集社会也是如此，这是我们从现代博茨瓦纳的桑人（San）等存活至今的社会所了解到的（桑人不从事农耕，甚至不住在永久的聚落）。
　　没有两个社会创造出相同的制度，它们都会有独特的习俗、不同的财产权制度、不同的分享猎物或从其他群体劫掠财物的方式。有些社会承认老年人的权威，有的不承认；部分社会很早就发展出政治集权，但其他社会则没有。社会不断发生经济和政治冲突，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决，原因是社会有历史差异、个人的角色不同、或只是随机因素。
　　这些差异在开始时都很小，但它们不断累积，制造出一个制度漂移的过程。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在一个遗传漂移的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累积而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不过制度漂移和遗传漂移一样没有预设的道路，甚至不见得是累积的；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它可能导致明显的、有时候很重要的差异。制度漂移造成的差异尤其影响重大，因为它们影响社会在关键时期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
　　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丰富的分歧模式，取决于关键时期和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时候由长期的制度漂移塑造，有时候由前一个关键时期的分歧反应造成——奠定了未来改变的基础。黑死病和1600年后世界贸易的扩张，都是欧洲权力的重要关键时期，它们与不同的初始制度交互作用，创造出极悬殊的分歧。因为1346年在西欧的农民拥有的权力和自主权比东欧农民多，结果是黑死病在西欧造成封建制度瓦解而在东欧导致第二次农奴制。由于东欧和西欧在14世纪已开始分歧，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经济机会因此对不同部分的欧洲也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1600年英格兰的王室权力比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弱，大西洋贸易便为英格兰打开了创造更多元化新制度的道路，反之却强化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权力。
小差异在关键时期发展成大差异

（4）偶然的历史发展
　　在关键时期，事件的结果是由历史的重量来塑造的，正如既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会塑造权力的平衡，并勾勒政治上的各种可能性。不过，这种结果并非历史注定，而是偶然的。制度在这种期间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相抗势力的哪一方会胜出、哪些群体能够形成有效的联盟，以及哪些领导人能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来影响事情的方向和进程。
　　偶然的角色可以用英格兰广纳式政治制度的起源来说明。希望节制王室权力，并争取更多元制度的群体，能够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获胜不仅不是历史注定的，而且导致这场政治革命的整体路径还是靠许多偶发事件所促成。这些群体的胜利无疑与大西洋贸易兴起带来的关键时期有关，大西洋贸易不仅让许多商贾致富，且敢于与王室对抗。但在一个世纪前，英格兰有没有能力控制海权、在加勒比海和北美洲许多地方殖民，或攫取与美洲及东方贸易的庞大利益还大有疑问。伊莉莎白一世或在她之前的其他都铎王朝君主，都未建立一支强大而统一的海军。英格兰海军仰赖私人武装船和独立的商船，威力比西班牙海军差很多，尽管如此，大西洋的获利吸引这些私人武装船，挑战西班牙独霸的海权。1588年，西班牙决定终结这些对其独霸海权的挑战，并阻止英格兰干预当时正抗反西班牙、争取独立的西属尼德兰。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派遣强大的无敌舰队（Armada），由西多尼亚公爵指挥。各方原本预期西班牙会彻底打败英格兰，巩固他们在大西洋上的霸权，且可能推翻伊莉莎白一世的统治，甚至最终控制不列颠群岛。然而形势的发展大出所料，恶劣的天气和西多尼亚错误的策略——他在一位更有经验的指挥官过世后，临时被指派接任——导致西班牙无敌舰队丧失优势。背水一战的英格兰人击沉强大对手的许多船舰。现在大西洋已以更均等的形势对英格兰人开放，如果不是英格兰人获得这场看似不可能获胜的胜利，英格兰发生的许多造就关键时期、并形成1688年后独特的多元政治制度的事件就不会逐一发生。地图9显示无敌舰队在不列颠群岛周围，遭追逐和击沉的路线。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

　　当然，在1588年没有人能预见英格兰人幸运获胜的影响。当时可能很少人了解那将创造一个关键时期，并导向一个世纪后的重大政治革命。
西班牙腓力二世
英国伊莉莎白一世
　　我们不应假设任何关键时期都会导致成功的政治革命，或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历史充满许多例子，在革命和激进的运动推翻暴君后，却由另一个暴君取代。这个模式被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称为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是一种特别有害的恶性循环。二战后数十年间殖民主义的终结，为许多前殖民地创造了关键时期，不过，在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和亚洲许多国家，独立后的政府只是重复米歇尔斯书中描述的情节，重演并加强过去政权的恶行，且往往严重窄化政治权力的分配，取消制衡，和摧毁经济制度中原已稀少的诱因，而这些诱因却攸关投资与经济进步。只有少数几个例子（如博茨瓦纳社会）的关键时期被善加利用，并展开一个为经济成长奠定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变革。
　　关键时期也可以导致趋向（而非远离）榨取式制度的重大改变。广纳式制度虽然也有自己的反馈环，即良性循环，但它们也会因为关键时期的挑战而反转方向并逐渐变得更具榨取性——这种情况是否发生同样也是偶然的。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的威尼斯共和国，在中古时期就曾大步迈向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然而1688年光荣革命后这类制度在英格兰变得更壮大的时候，威尼斯却已转变成榨取式制度，受到少数独占经济机会与政治权力的菁英所控制。

（5）了解今日的情形
　　建基于广纳式制度与长期经济成长的市场经济在18世纪的英国兴起，带来传遍全世界的影响，不只是因为它让英国得以在世界许多地方殖民。虽然英国经济成长的影响传遍全世界，创造这种成长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却未自动传遍世界。工业革命的散播对世界各地的影响方式各不相同，正如黑死病对西欧和东欧造成的冲击，以及大西洋贸易的扩张对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效应也不同。决定其影响的是世界各地采用的不同制度，而且这些制度确实南辕北辙——小差异经过关键时期不断放大的结果。这次制度差异和它们的影响，往往因为恶性和良性的循环而延续至今（尽管不会全然如此），同时也是了解世界不平等如何兴起、以及今日我们周边世界情况的关键。
　　世界的部分地方发展出很接近英国的制度，但却是经由极不相同的路径。这在部分欧洲的“移民殖民地”尤其明显，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虽然它们的制度还在成形的时候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正如我们在第一章谈到，一个始于1607年建立詹姆斯镇殖民地、并以独立战争和实施美国宪法达到最高点的过程，与英格兰国会对抗王室的长期抗争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因为它也引导到一个有着多元政治制度政治集权政府。然后工业革命迅速散播到这类国家。
　　经历许多同样历史过程的西欧，在工业革命时期拥有类似英国的制度。英国与其他国家有一些微小却影响深远的差异，这正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法国的原因。这个革命接着创造出全新的情况，并为其他欧洲政权带来大不相同的挑战，进而衍生新类型的冲突，并以法国大革命达到最高潮。法国大革命是另一个关键时期，引导西欧的制度与英国的制度汇聚，并加深与东欧的分歧。
　　世界其他地方步上各不相同的制度轨道，欧洲人的殖民为美洲的制度分歧奠定基础；美国与加拿大发展出广纳式制度，相对于拉丁美洲兴起榨取式制度，这也解释了今日我们在美洲看到的不平等模式。西班牙征服者在拉丁美洲实施的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延续至今，造成该地区大部分地方的贫穷。不过，阿根廷和智利的情况比该区大部分国家好，两国的原住民和“矿产财富”较少，因而被西班牙人“忽视”，当时他们把重心放在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占据的地方。阿根廷最贫穷的地区是西北部，是该国当年唯一被并入西班牙殖民经济的部分，这并非巧合。那里因为榨取式制度留下的长期贫穷，与玻利维亚和秘鲁波托西地区的米塔制造成的情况类似。
　　在世界各地区中，非洲国家的制度最难以从工业革命带来的机会获利。除了一小部分地方和有限的期间，过去至少一千年间，非洲在科技、政治发展和富裕方面落后世界其他地区。那是世界上政治集权政府形成最晚也最薄弱的地方，即使形成政治集权，也属于高度专制像刚果一样，且往往存活时间很短，很快就瓦解。非洲缺乏政府集权的发展轨道，和阿富汗、海地及尼泊尔类似，它们全都无法在领土内执行秩序并创造起码的稳定，以达成哪怕是些许的经济进步。阿富汗、海地和尼泊尔虽然散布在世界不同地区，它们在制度上却与下撒哈拉非洲大多数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也因此它们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非洲的制度如何演变成今日榨取性的形式，再度展现了偶尔出现关键时期的制度漂移过程，但在非洲的例子往往呈现极度不利的结果，尤其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扩大的期间。欧洲商人抵达时，刚果王国曾有新的经济机会。改变欧洲的长程贸易也改变了刚果王国，但再一次的，初始的制度差异产生影响。刚果的专制制度原本是完全支配性的社会，借由榨取式经济制度攫取人民所有的农业产品，在这时候进一步变形成把人们当成奴隶，并将他们卖给葡萄牙人，以便刚果的菁英交换枪支和奢侈品。
　　英格兰和刚果的初始差异，意味新的长程贸易机会为英格兰创造了迈向多元政治制度的关键时期，却也消灭了专制在刚果被打败的所有希望。在非洲许多地方，可以从奴隶获得的实质利润不仅导致奴隶制变本加厉，财产权更加不安全，也带来更激烈的战争并摧毁许多既有的制度；在几个世纪中，所有政府集权的进程都为之反转，且许多非洲国家大体上已经崩溃。虽然有一些新的、有时候也很强大的政府形成以利用奴隶贸易，但它们的存在全靠战争和劫掠。发现美洲的关键时期可能帮助英格兰发展出广纳式制度，但它反而让非洲的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
　　虽然奴隶贸易在1807年后大多已结束，随后的欧洲殖民统治不仅使部分非洲南部和西部刚萌芽的经济现代化为之逆转，同时也斩断了任何本土制度改革的可能性。这意味即使是在刚果、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劫掠、大规模破坏、甚至全面屠杀司空见惯的地区之外，非洲也毫无机会改变它的制度方向。
　　更糟的是，殖民统治的结构在1960年代为非洲留下更复杂和有害的制度，比殖民时期初始更甚。许多非洲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发展意味着，独立非但没有创造出有利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反而为狂妄的领导人制造了机会，让他们接管并强化欧洲殖民者所统辖的榨取式制度。这些结构制造出的政治诱因带来一种政治形式，会复制过去不安全且无效率的财产权，政府带着强烈的专制倾向，却在管辖的领土上缺乏集中的权威。
　　工业革命仍未散播到非洲，因为非洲大陆经历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延续与再造的长期恶性循环。博茨瓦纳是例外。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到，博茨瓦纳独立时的第一任首相哈玛的祖父哈玛国王，在19世纪推动制度变革，展开他部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现代化。极为独特的是，这些变革在殖民时期并未被摧毁，部分原因是哈玛和其他部落首领以巧妙的方式挑战殖民当局。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所带来的关键时期与这些制度交互作用，为博茨瓦纳的经济和政治成功奠立基石。这又是一个小历史差异产生大影响的例子。
　　有一种将历史事件视为根深蒂固的力量造成的无法避免结果的倾向。虽然我们很强调过去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制造出恶性和良性的循环，但偶发性总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像我们在讨论英国制度的发展所强调的。首相哈玛1940年代在英国求学，爱上一个白人女子威廉姆斯（Ruth Williams）。因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说服英国政府禁止哈玛踏上当时称作百川纳兰的属地（其管辖属于南非高级高级行政官署），于是他放弃了国王的身份。当他回国领导反殖民政权的抗争时，他的目标并非保护传统制度，而是让它们顺应现代世界。哈玛是卓越出众的人物，对个人财富没有兴趣，而献身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大部分非洲国家没有这么幸运。两项因素都很重要——博茨瓦纳制度的历史发展，以及引导这些制度步向现代化（而非推翻或扭曲它们，就像许多别非洲国家的情况）的偶发因素。
　　在19世纪，在非洲或东欧差别不大的专制统治也在许多亚洲国家阻碍工业化的路径。在中国，政府极其专制，独立的城市、商人和工业家若非不存在，就是政治力量微弱。中国曾是强大的海权国家，比欧洲人早几百年就大量从事长程贸易。但它在不对的时机把注意力从海洋转移开，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明朝皇帝认为，不断扩展的长程贸易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会威胁他们的统治。
　　在印度，制度漂移运作的方式不同，并且发展出一种独特而僵化的世袭种姓制度，限制了市场的功能及劳动力在各职业的分配，其严重性远超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它也支持蒙兀儿王朝的另一种强大专制形式。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中世纪也有类似的制度，现代盎格鲁撒克逊姓氏如贝克尔（Baker）、库柏（Cooper）和史密斯（Smith）都是世袭职业类别的直系后裔。贝克尔烤面包，库柏制造桶子，史密斯则铸造金属。但这些类别从来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泾渭分明，且后来对于区别一个人的职业逐渐变得毫无意义。虽然印度商人确实在印度洋各地从事贸易，也发展出繁荣的纺织业，种姓制度和蒙兀儿王朝的专制统治却严重阻碍广纳式经济制度在印度的发展。到了19世纪，情况对工业化甚至更加不利，因为印度已变成英国榨取的殖民地。中国从未正式被欧洲强权殖民，但自从英国在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及1856年到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打败中国人后，中国签订了一连串屈辱的条约，并允许欧洲出口产品进入中国。由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未能把握商业与工业机会的好处，除了日本以外整个亚洲便被大步前进的西欧远抛在后。
   日本在19世纪的制度发展道路，同样也展现出关键时期与制度漂移制造的小差异之间的交互影响。和中国一样，日本当时也在专制统治下，德川家族在1600年取得大权，统治一个同样禁止国际贸易的封建制度。日本也面临西方干预带来的关键时期，1853年有四艘美国战舰在佩里率领下进入江户湾，要求类似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从中国取得的优惠贸易条件。但这个关键时期在日本导致的结果却非常不同。尽管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很接近，且互动很频繁，但两国的制度到了19世纪已经漂移很远。
   尽管德川在日本的统治既专制又具榨取性，但对辖下其他主要封建领主只有薄弱的控制力，且很容易遭到挑战。虽然偶尔发生农民叛乱和内部倾轧，但中国的专制统治却强大得多，反对势力也较缺乏组织和自律。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有其他藩主有能力可以挑战皇帝的专制统治并选择不同的制度轨道。中国跟日本的这个制度差异，与它们两国跟西欧之间的差异比起来虽然不算大，却在两国遭遇英国和美国的船坚炮利带来的关键时期，造成了决定性的结果。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其专制的道路，而美国的威胁在日本团结了反对德川统治的势力，促成一场政治革命，即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谈到的明治维新。这场政治革命促使日本发展出较广纳式的政治制度与更加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奠定了随后日本的快速成长，而中国继续沉沦于专制统治。
　　日本以展开根本制度转变的过程来回应美国战舰的威胁，这帮助我们了解今日世界情形的另一个层面：如何从停滞转变为快速成长。南韩、台湾和后来的中国大陆，各自通过类似日本曾走过的道路，达成了二战以来飞速的经济成长。在这些例子中，各国在成长之前都经历过经济制度的重大改变……虽然政治制度未必有改变，就像中国大陆的例子。
　　快速成长如何突然结束和反转的道理也与此有关。就像采取决定性的措施迈向广纳式经济制度可以引燃快速经济成长，突然转离广纳式制度可能导致经济停滞。不过更常发生的是，快速成长突然停顿，例如阿根廷或苏联，是因为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已走到尽头。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争夺榨取战利品的内斗导致政权崩溃，或因为榨取式制度本身缺少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导致持续成长受到限制。苏联如何撞上这个极限将在下一章更详细讨论。

　　如果拉丁美洲在过去五百年间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是由西班牙殖民主义所塑造，那么中东的制度就是由鄂图曼殖民主义所形成。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统治下的鄂图曼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定为首都。在15世纪的其余时间，鄂图曼政府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和土耳其的其他地方。16世纪上半叶，鄂图曼的统治遍及中东和北非。到1566年伟大的苏雷曼一世苏丹去世时，鄂图曼帝国已涵盖从东边的突尼斯往西经埃及、一直到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抵达今日的伊拉克。鄂图曼是专制国家，苏丹的权力不受任何节制，也不与任何人分享。鄂图曼实施的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土地没有私有权，完全属于国家拥有。从土地和农业生产课征的税收，加上战争的掠夺，就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过，鄂图曼政权对中东的掌控不像它对安那托利亚心脏地带那样严密，甚至不如西班牙政权对拉丁美洲社会的支配。鄂图曼政权不断遭到贝都因人和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部落势力的挑战。它不但缺少足以在大部分中东地区实施稳定秩序的能力，也没有执行征税的行政能力。因此它把权力“出租”给个人，任由有本事者用自己的方式收税。这些包收租税者拥有自治权，而且势力逐渐坐大。当时中东领土上的税率极高，从农民生产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不等。大部分税收由包收租税者留下。由于鄂图曼政权未能在这个地区建立稳定的秩序，财产权一点也不安全，武装的群体争夺控制权导致法治荡然无存和盗贼横行。例如在巴勒斯坦，情形严重到从16世纪末开始农民便纷纷离开最肥沃的土地，迁往更能防备盗贼的山区。
　　在鄂图曼帝国城市地区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也一样令人窒息。商务都由政府控制，职业由行会和独占者严格管控。其结果是在工业革命时期，中东的经济制度充满榨取性，该地区的经济因而停滞不前。
　　到1840年代，鄂图曼帝国尝试改革制度，例如，开始取消包收租税并加强对地方自治群体的控制，但专制统治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改革努力同样受到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以及菁英阶层忧虑可能变成经济或政治输家所阻碍。虽然鄂图曼的改革者谈到引进土地私有权以提振农业生产力，但政治控制和征税的渴望使旧制度始终持续不坠。鄂图曼殖民之后紧接着是1918年后的欧洲殖民，当欧洲的控制结束后，和我们在下撒哈拉非洲看到的相同动力已经生根，独立的菁英阶层接管了榨取式殖民制度。在某些例子，如约旦王室，菁英是殖民势力的直接产物，而正如我们后面会讨论到的，这种情形在非洲也经常发生。今日不产油的中东国家的收入水平类似贫穷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未曾受到像奴隶贸易这类迫害力量的荼毒，反而曾长期接受来自欧洲的科技洗礼。在中世纪，中东本身也是世界上经济相当进步的部分，因此今日它不像非洲那般贫穷，但大多数人民仍生活在贫穷中。
　　我们已看到，地理、文化或无知的理论都无助于解释今日世界的情况。它们无法对世界不平等的显著模式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个不平等的模式是：从18和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并进一步扩散到西欧和欧洲移民殖民地的经济差异过程；美洲不同地区之间持续的分歧；非洲或中东的贫穷；东欧与西欧的分歧；以及从迟滞到成长的转变，与有时候戛然而止的快速成长。我们的制度理论能够提供解释。
　　在剩下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讨论这套制度理论的运用方式，并举例说明它能解释的广泛现象，涵盖从新石器革命的起源到数个文明的崩溃，而崩溃的原因若不是榨取式制度本身的成长极限，就是迈向广纳式制度的努力未竟其功。
　　我们将看到英格兰光荣革命期间他们为何与如何迈向朝向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步伐。我们也将更具体地讨论以下问题：

·广纳式制度如何从大西洋贸易创造的关键时期与既存英格兰制度间的交互影响中兴起。
·这些制度如何延续并强化，因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部分原因是良性循环，部分原因则是偶发的幸运发展。
·有多少采用专制统治与榨取式制度的政权，坚定地抗拒工业革命所释放的新科技的散播。
·欧洲人本身如何在他们征服的许多地方扼杀了经济成长的可能性。
·恶性循环和寡头铁律如何为榨取式制度的延续制造一股强大的倾向，并因而使工业革命未能散播到的国家长期困在相对贫穷中。
·为什么工业革命和其他新科技为散播，也不太可能散播到今日世界上连最起码的政治集权程度都没有达到的国家。

　　我们的讨论也将显示，若干把制度朝更广纳方向转变的地去如法国和日本，或避免了榨取式制度建立的地区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它们较易接受工业革命的散播，进而领先其他国家。正如在英格兰的情况，这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过程，途中克服了许多对广纳式制度的挑战，有时候是拜良性循环的动力所赐，有时候则归功于历史的偶然事件。
　　最后，我们也将讨论今日国家的失败如何受到其制度历史的重大影响，有多少政策建议是基于错误且可能造成误导的假设，以及国家如何仍然能够掌控关键时期，并打破窠臼以改革制度，踏上迈向富裕的道路。

5、 “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

（1）我已见过未来
　　制度差异在解释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经济成长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果历史上大多数的社会都建基于榨取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这是否表示成长从未发生？显然不是。榨取式制度从其根本逻辑来看，必须能创造财富以供榨取。独占政治权力并控制一个集权政府的统治者，可能实施某种程度的治安和规范制度，并刺激经济活动。
　　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性质上不同于广纳式制度带来的成长。最重要的，这种成长不会是需要科技进步的持续成长，而是建基于既有科技的成长。苏联的经济轨迹提供了鲜明例子，说明权威和政府提供的诱因可以在榨取式制度下带领经济成长，以及这种成长最终会停顿和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在巴黎郊外雄伟的凡尔赛宫集会，以决定和平的秩序。出席的知名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而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没有派出任何代表参加。旧沙皇政权已在1917年10月被布尔什维克推翻（似乎有误，布尔什维克推翻的是二月革命建立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而沙皇政府则在二月革命时已经被推翻），红军（布尔什维克）和白军正进行激烈的内战。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派遣远征军与布尔什维克打仗。由年轻外交官蒲丽德带领的特使团和资历丰富的知识分子兼新闻记者斯蒂芬斯，被派往莫斯科回见列宁，尝试了解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图，以及如何与他们达成协议。斯蒂芬斯以破除偶像和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著称，长期以来在美国不断谴责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加入的用意在于让特使团显得更可信、较不具敌意。特使团回国时带着列宁的提议大纲，内容是新建立的苏联开出的和平条件。斯蒂芬斯对他认为苏联政权具有的无穷潜力大为倾倒。
1917年“十月革命”推翻的俄罗斯临时政府国徽
今日俄罗斯国徽，宣示自己对临时政府的继承性
　　他在1931年的自传中回忆：“俄罗斯苏维埃是一个有着渐进演变计划的革命政府。他们的计划不是借由直接行动来终结贫穷与富裕、贪腐、特权、暴政和战争等邪恶事物，而是找出并去除它们的原因。他们建立一个独裁政权，在几个世代中以科学方式重新安排经济力，这将先带来经济的民主，最后则达成政治的民主。”
　　斯蒂芬斯从外交特使团回来后，去见老友雕刻家戴维森，发现他正在为金融巨子巴鲁克制作半神像。巴鲁克说：“你刚从俄国回来。”斯蒂芬斯回答：“我已到过未来，而且它行得通。”后来他稍微修改了这句话，就此流传后世：“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I’ve seen the     future，and it works.）
　　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许多西方人仍然在苏联身上看到未来，他们继续相信那套制度行得通。就某个意义来看它是行得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行得通。列宁在1924年去世，到1927年斯大林已巩固他对苏联的掌控。他肃清反对者，并推行快速将苏联现代化的运动。他通过1921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进行这项运动。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第一套五年计划，从1928年执行到1933年。斯大林式的经济成长很单纯：借政府命令发展工业，并通过向农业课征高税率来为发展工业取得必要的资源。苏联共产党政府缺乏有效的税务系统，因此斯大林便将农业”集体化“。这个过程必须废除土地私有权，并将农村所有人聚集在由共产党管理的巨大集体农场。这让斯大林更容易攫取农业产品，用来喂养所有兴建新工厂以及在工厂工作的人。这为农民带来悲惨的后果。集体农场完全缺乏让人努力工作的诱因，导致生产大幅减少。大部分产品被榨取后，留下的粮食已不够吃，人民开始饥饿至死。到最后可能有六百万人死于饥馑，数十万人在强迫集体化中遭谋杀或放逐到西伯利亚。
　　新建立的工业和集体化的农场都不具经济效率，无法善加利用苏联拥有的资源。这听起来是炮制经济灾难或停滞的配方，甚至是完全崩溃；然而苏联却快速成长，其原因并不难了解。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自己做决定，是让社会有效利用资源最好的方法，当政府或一小群菁英控制所有资源时，将无法创造出正确的诱因，人们的技术和才能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但在某些例子中，一个部门或活动的劳动与资本生产力可能远高于其他部门和活动，例如苏联的重工业，因此即使是在榨取式制度下，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把资源分配给那个部门，也可以创造成长。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加勒比海群岛的榨取式制度如巴巴多斯、古巴、海地和牙买加也能创造相对较高的收益，因为它们把资源分配给全球迫切需要的商品蔗糖的生产。以众多奴隶为基础的蔗糖生产当然称不上”效率“，而且在这几个社会当中没有科技变革或创造性破坏，但这不会阻止它们在榨取式制度下达成一定程度的增长。这种情况类似苏联，只是工业取代了加勒比海蔗糖的角色。还受到另一个因素助长了苏联的工业成长，由于其科技极度落后于当年欧洲和美国的水平，因此只要重新分配资源到工业部门就能刺激大幅成长，即使分配是以强迫的低效率方式运行。
集体农庄
列车到达西伯利亚
　　1928年以前，大部分俄国人住在乡下，农民使用的技术十分原始，而且没有提高生产的诱因。俄国封建制度最后的残留在一战前不久就已经根除，因此把劳动力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有着庞大的未实现的经济潜力。斯大林的工业化以残暴的方式释放了这股潜力，他通过命令将这些低度利用的资源转移到工业，以便他们在那里发挥更大的生产力，即使工业本身的效率仍远低于可达成的水平。事实上，从1928年到1960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可能是截至当时历史上的最快速的经济成长。这段快速的经济成长并非借由科技进步而达成，而是借由重新配置劳动力，以及通过创造新工具与工厂而积累资本的结果。
　　成长如此快速，以至于数代的西方人受到欺骗。不只是史蒂芬斯，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明就里，甚至苏联自己的领导人也被快速的成长蒙骗，例如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对西方外交官的演说中，吹嘘地说出那句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直到1977年，英国经济学家写的主流教科书还宣称，从经济成长、提供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甚至在创造人的利他动机各方面来看，苏联式的经济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可怜的西方资本主义只在提供政治自由方面表现较佳。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写作、最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大学教科书，也再三预测苏联经济霸权的到来。在1961年版的书中，萨缪尔森预测苏联的国民收入有可能在1984年超越美国，或很可能在1997年。1980年版中，他的分析仍旧没有改变，只是把两个时间延后到2002年和2012年。
　　虽然斯大林和后来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造出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种成长却无法长久持续。到1970年代，经济成长几乎完全停顿。最重要的教训是，榨取式制度基于两个原因而无法制造持续的科技进步：缺乏经济诱因，和菁英的抗拒。此外，一旦所有低效率使用的资源都被重新配置到工业后，靠命令所能创造的经济成果便很有限。这时候苏联的系统便撞上障碍，因为缺乏创新和经济诱因导致无法继续进步。苏联能够持续创新的唯一领域是，投入庞大努力的军事和航天科技。其结果是他们把第一只狗莱卡，和第一个人类加加林送上太空。他们也把AK-47步枪留给世人。
　　国家计划委员会原本应该是掌握一切权力的规划机构，负责苏联经济的中央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连续拟定并执行五年计划的优点是，可以采取理性投资和创新所不可或缺的长期观点。然而在现实中，苏联工业的实际作为却与五年计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五年计划经常修改和重写，或者完全被忽略。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命令进行，而他们经常改变想法，且往往全面修改先前的决定。所有计划都标示为“草稿”或“初步”。只有一份标示为“定案”的计划曾公诸于世——1939年有关轻工业的计划。斯大林本人在1937年曾说：“只有官僚会认为，规划的工作在计划拟出后就已结束。计划真正的方向只有在计划拟出后才开始发展。”斯大林希望把自己的裁量权最大化，以便奖赏政治上忠诚的个人或团体，或惩罚不忠诚者。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要角色是提供信息给斯大林，以便他更能监视他的朋友和敌人。委员会甚至尝试避免做决定，因为如果做出结果不好的决定，你可能遭枪毙；能不必负任何责任最好。
　　苏联人口普查局在1937年提供了一个好例子，说明太认真工作、而不懂得揣摩共产党领导人心思的后果。当调查的资料陆续汇集后，很明显它们呈现的人口大约是一亿六千二百万人，远低于斯大林预期的一亿八千万人，而且低于斯大林本人在1934年宣布的一亿六千八百万人。1937年的人口普查是1926年以来首次进行的普查，因此也是1930年代大规模饥荒和肃清后的第一次。正确的人口数字反映出这些事件。斯大林的反应是逮捕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或枪毙。他下令重做一次人口普查，并在1939年进行。这一次主持普查的人搞清楚了，他们发现人口实际上有一亿七千一百万人。
　　斯大林了解，在苏联经济中人们缺乏努力工作的诱因。最自然的反应是引进这种诱因，而且斯大林有时候也确实这么做——例如借引导粮食供应到生产力下降的地区——以奖赏改善的绩效。此外，早在1931年他就已放弃创造不需要金钱诱因就愿意工作的“社会主义男女”的想法。他在著名的演说中批评“平等贩子”，此后不但不同的工作领到不同的薪资，而且开始采用红利制度。了解这个制度运作的方式将很有帮助。在中央计划下的公司通常必须达成计划设定的生产目标，虽然这类计划常常重新协商并修改目标。从1930年代起，如果达成生产目标，工人就能获得红利，而且红利可能不少——例如，经理人或资深工程师领到的红利高达本薪的37%。但支付这类红利却制造出各种不利于科技进步的反诱因。例如，创新会耗用当期生产的资源，带来生产目标无法达成和领不到红利的风险。此外，生产目标常根据前期的生产水平来制订，这导致不扩大生产的强烈诱因，因为扩大生产只表示未来必须生产更多，未来的目标会“逐步提高”。表现低于潜力永远是达成目标和拿到红利最好的方法。每月支付红利使每个人只顾及现在，而创新却是牺牲今日以便明日获得更多。
　　即使红利和诱因有效改变了行为，它们往往也制造出其他问题。中央计划就是难以取代18世纪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称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当计划是规定生产以吨计算的钢板时，制造出来的钢板便太重；当规定是以面积计算时，制造出的钢板便太薄。当计划规定吊灯以吨计算时，生产出来的吊灯便太重，重到无法吊在天花板上。
　　到1940年代，苏联领导人已经很了解这些错误的诱因（即使那些西方的仰慕者还被蒙在鼓里）。苏联领导人的做法是把它们当成技术问题，是可以修正的，例如，他们改变了根据生产目标支付红利的做法，转而允许公司挪出一部分获利来支付红利。但“获利动机”不见得比生产目标更能鼓舞创新。用来计算获利的价格制度几乎完全与创新或新科技的价值无关。不像在市场经济，苏联的价格是由政府设定，因此与价值没有太大关系。为了具体地为创新制造诱因，苏联在1946年引进明订的创新红利。最早在1918年，创新者应为他的创新接受财物奖赏的原则就已受到认可，但设定的奖赏太小，且与新科技的价值无关。一直到1956年，这种情况才改变，变成以明文规定红利与创新的生产力成比例。不过，由于生产力是用既有的价格制度来计算其经济利益，这又变成不良的创新诱因。我们可以找到无数这套制度制造出错误诱因的例子，举例来说，由于创新红利受限于一家公司的薪资预算，这立即降低了产生或采用任何可能会减少劳动力的创新。
　　只专注在不同的规范和红利制度，很容易掩盖制度的根本问题。只要政治权威和权力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面对的基本诱因，无论支不支付红利都一样。共产党从创立以来就不只使用胡萝卜、也使用棒子来达成目的，而且是大棒子。经济中的生产力也相同。对被认为偷懒的工人有一整套诉诸刑法追究的法律。例如，在1940年6月，一项法律把旷职（定义是只要有二十分钟未授权的缺席，或甚至只是在职位上的怠工）订为刑事犯罪，可能被判处六个月苦役或减薪25%的处罚。各种类似的惩罚纷纷祭出，且执法的次数出奇频繁。从1940年到1955年，有三千六百万人触犯这类法律被判有罪，约占成年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一千五百万人被送进监牢，有二十五万人被枪决。在任何一年都有一百万名成年人因触犯劳动法规而被监禁；这还不包括被斯大林放逐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二百五十万人。尽管如此，这样还是不管用。你可以把人送进工厂里，但你无法强迫人思考，也无法借威胁要枪毙他们来让他们想出好点子。这类胁迫可能在巴巴多斯牙买加制造很高的蔗糖生产，但它无法解决在现代工业经济中缺少诱因的问题。
　　真正有效的诱因无法出现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这不是因为红利制度设计上的技术错误，而是达成榨取式成长的整个方法本来就存在问题。这种成长靠政府命令达成，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基本经济问题，但刺激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需要个人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创意，而这在苏联式的经济制度中不可能办到。苏联的统治者必须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才能办到，但这么做将危及他们的政治权力。的确，当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后开始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时，共产党的权力随即瓦解，苏联也跟着崩溃。

　　苏联在榨取式制度下还能够创造快速的成长，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集权政府，并通过政府的力量把资源分配给工业。但和所有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例子一样，这种经济缺乏科技变革，而且无法长久持续。成长先是缓慢下来，然后完全崩溃。这种类型的成长虽然为时短暂，依旧证明了榨取式制度可以刺激经济活动。
　　自有历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曾被榨取式制度统治，而能在全国执行某种程度的秩序的社会，就能创造有限的成长——即使这些榨取式社会都未能达成成就持续的成长。事实上，历史上一些重大的转折点都曾出现巩固榨取式制度的制度创新，并增进一个群体维持治安的权威，进而从榨取中获益。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先讨论建立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并促成在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制度创新。然后我们将说明这些创新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新石器革命，亦即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重大转折，而农业则是我们当前文明许多方面的基础。我们将举玛雅的城邦为例，证明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不只受限于缺少科技进步，也因为它会鼓励敌对的群体为了掌控政府和榨取来的利益而发生内斗。

（2）卡塞河河岸
　　卡塞河是刚果河的大支流之一，它源自安哥拉，流向北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东北汇入刚果河。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比世界其他地方穷，但刚果内部不同群体的贫富程度一直差距很大。卡塞河是贫富的分界，渡过卡塞河进入西岸的刚果，你会发现利利人；在东岸则是布尚人（参考地图6）。表面上两个族群的贫富程度应该没有多大差距，他们中间只有一条河分隔，可以搭船渡过。两个不同部族有共同的起源和相关的语言。此外，他们制造的东西的风格也很类似，包括他们的房子、衣服和工艺品。
　　然而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历史学家万塞纳在1950年代研究这些部族时，发现他们存在一些惊人的差异。道格拉斯指出：“利利人较贫穷，布尚人较富裕……利利人拥有或能做的事，布尚人拥有更多且做得更好。”这种不平等很容易得出简单的解释。其中一个差异令人想起秘鲁当年被划入和未划入波托西米塔区的不同，即利利人为了维持生存而生产，而布尚人为了在市场交易而生产。道格拉斯和万塞纳也指出，利利人使用较差的技术，例如，他们不用网子打猎，虽然那可以大幅提高生产力。道格拉斯认为：“不使用符合一般利利人不投资时间和劳力在长期设备的倾向。”
　　两个族群在农业技术和组织方面也有重大差异。布尚人采用复杂的混耕，在为期两年的轮种制度下连续种植五种作物。他们种植山药、地瓜、木薯（树薯）和豆子，并且一年采收两到三次玉米。利利人没有这种制度，而且一年只采收一次玉米。
　　在治安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利利人散居在有防御工事的村落，冲突经常发生。任何人在两个村落间行走，或进入森林采集食物，都可能遭攻击或绑架。在布尚人的国度，这种事绝少发生。
　　在生产模式、农业技术和法律规范的各种差异背后，是什么因素？显然不是地理环境导致利利人使用较低劣的狩猎和农业技术，更不可能是无知，因为他们知道布尚人使用的工具。另一种解释可能是文化：利利人可不可能有一种不鼓励他们投资在狩猎网、更坚固和更好的房子的文化？但事实似乎也不是如此。和刚果人一样，利利人对购买枪支很感兴趣，道格拉斯甚至评注说：“他们渴望购买武器……显示他们的文化并不限制他们只能用较差的、不要求长期协力与努力的科技。”因此，厌恶科技的文化、无知或地理因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布尚人比利利人富裕。
　　这两个族群的差异，源自布尚人和利利人的土地上出现不同的政治制度。我们前面提到利利人住在有防御工事的村落，而且村落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在卡塞河的另一方情况却不同。大约在1620年，一个名叫夏姆的人领导了一场政治革命，并建立了我们在地图6看到的库巴王国。这个王国以布尚人的地区为中心，由夏姆担任国王。在这之前，布尚人和利利人之间可能没有多大差异；差异的发生是夏姆在河的东边组织社会的结果。他建立政府和金字塔式的政治制度，不仅集权程度远高于过去，而且政治结构也远为精细。夏姆和他的继任者建立一套课税的官僚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及用来执法的警力。领导人受议会节制，他们必须咨询议会才能做出决定。甚至有陪审团来进行审判，这发生在欧洲殖民之前的下撒哈拉非洲，显然是很独特的事件。尽管如此，夏姆建立的集权政府是用来榨取的工具，而且极为专制。他担任国王不需要任何人投票，国家政策由最高领导人指挥，而非通过全民参与。
　　这场政治革命为库巴王国引进政府集权和治安，进而带来经济革命。他们重新组织农业，采用新科技以增进生产力。过去当成主食的作物被美洲来的高产量新作物取代（尤其是玉米、树薯和红辣椒）。密集混耕循环在这时候引进，人均粮食产量因而倍增。要采用这些作物并重新安排农事周期，需要更多人在地里工作。因此结婚的年龄降低到二十岁，让男人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农业的劳动力。这与利利人的情况呈现鲜明的对比，利利人男性往往三十五岁才结婚，且只有在结婚后才在田里工作。在这之前，他们的生活主要是打斗和劫掠。

　　政治与经济革命的关联很单纯，夏姆国王和支持他的人想向库巴人征税和榨取财富，库巴人的生产必须比他们自己消耗的更多。夏姆和他的手下虽然未把广纳式制度引进卡塞河东岸，但能达成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和维持治安的榨取式制度，本身就能创造若干数量的经济财富。鼓励经济活动当然符合夏姆和他手下的利益，因为若非如此就没有东西可供榨取。和斯大林一样，夏姆借命令建立一套制度，这套制度能创造必要的财富以支持这个制度。与完全缺乏治安的卡塞河对岸相比，这套制度创造出显著的经济财富——即使大部可能遭夏姆和他的手下榨取。但这种富裕必定是有限度的。正如在苏联，库巴王国在初期的变革后就再也没有创造性破坏，也没有科技创新。当库巴王国在19世纪末首度遭遇比利时殖民官员时，这套制度大体上未曾经历大改变。
　　夏姆国王的成就说明，通过榨取式制度可以达成有限度的经济成功。创造这种成长需要政治集权政府，而建立集权政府往往需要政治革命。夏姆建立政府后，他可以利用权力重新组织经济和提振农业生产，然后才能征税。
　　为什么是布尚人发生政治革命，而非利利人？利利人可能出现自己的夏姆国王吗？夏姆完成的是一个与地理、文化和无知等因素完全无关的制度创新。利利人也可能展开这种革命，并且同样导致他们制度的转变，但他们并没有。也许这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的原因，毕竟我们今日对他们的社会所知仍很有限。最可能的原因是历史的偶发性。当中东的一些社会在一万两千年前展开一场更激进的制度创新，导致定居的社会和对动植物的驯化，也可能同样是偶然性运作的结果，而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3）漫漫长夏
　　约公元前一万五千年时，冰河时代结束，地球气候开始变暖。从格陵兰冰蕊得到的证据显示，平均气温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就上升到摄氏15度。这种暖化似乎与人类人口快速增加同时发生，因为气温上升导致动物数量增加，以及野生植物和食物更容易取得。这个过程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四千年急速反转，当时出现一段称为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的冷却期，但在公元前九千六百年之后，全球气温再度上升，在不到十年间升高摄氏七度，此后便维持在相对的高温。考古学家费根称其为长夏（Long Summer）。气候变暖是构成新石器革命背景的一大关键时期，人类社会从此开始转型到定居生活、农耕和放牧。这个转变和后来的人类历史都在这个漫漫长夏中发展出来。
　　农耕放牧和狩猎采集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前者建立在驯化动植物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手段干预这些物种的生命周期，根本基因以使它们对人类更有用。驯化是一种技术变革，使人类能够从可得的植物和动物生产出更多食物。例如，玉米的驯化始于人类采集玉米的野生原型物种类蜀黍（teosinte）。类蜀黍的穗轴很小，只有几公分长，比现代玉米小得多。然而通过慢慢地拣选穗较大，且在成熟后穗不会爆开、而是留在穗梗上方便采集的类蜀黍，人类创造出现代玉米，这种作物可以从同一块土地供应更多营养。
　　最早的农耕、放牧和驯化动植物的证据来自中东，尤其是被称为侧翼丘陵区（Hilly Flanks）（似乎与肥沃新月地带重合，参见下图）的地区，即从今日以色列南部往北经过巴勒斯坦和约旦河西岸，经由叙利亚进入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大约在公元前九千五百年，第一批驯化植物二粒小麦（emmer）和二棱大麦（two-row barley）在耶利哥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被发现；二粒小麦、豌豆和扁豆也在更北边的叙利亚泰尔阿斯瓦德被发现。两个遗址都属于纳图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都供应较大型的聚落；耶利哥聚落的人口在当时可能已达到五百人。

　　为什么第一批农耕聚落在这里出现，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为什么是纳图夫人驯化了豌豆和扁豆，而不是其他人？他们是不是很幸运碰巧住在有许多潜在可被驯化的植物物种的地方？虽然这是事实，但许多别的族群也住在有这些物种的地区，却并未驯化它们。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的地图4与地图5所见，基因学家和考古学家针对现代已驯化动植物的野生原种分布的研究，发现许多这些原种散布在广大的地区，达几百万平方公里。驯化动物的野生原种更遍布欧亚大陆。虽然丘侧翼地区在作物野生原种的种类上很丰富，但也完全称不上独特。纳图夫人并非住在一个野生原种丰富到独特程度的地区，而是他们在开始驯化植物或动物前就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其中一项证据来自原羚（gazelle）的牙齿，由牙骨质构成，是一种分层生长的骨质结缔组织。在春季和夏季牙骨质生长最快的时候，骨质层的颜色与冬季的颜色不同。从牙齿切片可以看到原羚死前最后牙质层的颜色。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判断原羚是在夏季或冬季被宰杀。在纳图夫遗址，研究发现原羚每个季节都被宰杀，这意味着人群一年四季都住在那里。幼发拉底河边的阿布胡瑞拉聚落是被研究最彻底的纳图夫人定居地之一，考古学家花了近四十年勘查聚落的各层，这里为人类转型到农耕之前和之后的定居生活提供了记载最详尽的例子。该聚落可能始于约公元前九千五百年，而居民持续他们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约五百年，然后才转向农耕。考古学家估计，农耕前的聚落人口约介于一百到三百人。
　　你可以想到各种理由解释为何一个社会可能发现定居具有优势。迁移的成本较高，必须载运儿童与老人，经常移动也不可能为歉收的时候储备粮食。此外，像石磨和镰刀等工具可用来处理野生食物，搬运起来却太沉重。有证据显示，即使移动的狩猎采集族群也会把粮食储存在洞穴等特殊地点。玉米的吸引力之一是很适合储存，这是它在美洲各地被广为种植的主要原因。能更有效储存和积累粮食，一定是采用定居生活方式的重要诱因。
　　虽然集体定居可能对整个群体有利，这并不表示一定会发生。移动的狩猎采集族群必须共同同意这么做，否则必须有人强迫他们。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人口密度升高和生活水平降低，是定居生活出现、迫使人们留在一个地方的主要原因。然而纳图夫人遗址的人口密度并不比以前的族群高，并没有当时人口密度升高的证据。骨骼与牙齿证据也未显出健康恶化的迹象。例如，食物匮乏往往在人的牙齿珐琅质留下细线，这种现象叫珐琅质发育不全。这些细纹事实上在纳图夫人身上出现的情况比后来的农耕族群较不普遍。
　　更重要的是，定居生活虽然有优点，但也有缺点。解决冲突对定居族群可能困难得多，因为无法轻易借由人或群体离开而解决歧见。一旦人们兴建永久的建筑、拥有超过所能搬移的资产，迁居就成了比较不吸引人的选项。因此聚落需要更有效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更细致的财产观念。必须决定谁能取得村落附近的哪一块土地，或谁能从哪些树丛摘取果实，或从溪流的哪一部分捕鱼。规则必须拟订，而订定并执行规则的制度也必须建立。
　　为了让定居生活出现，很可能狩猎采集者必须被迫定居下来，而这必须先有制度创新，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变成政治菁英的群体手中，以便执行财产权、维持秩序，并借由他们的地位榨取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而获得利益。事实上，一场类似夏姆国王发动的政治革命，虽然规模也许小一些，很可能就是进入定居生活的突破性进展。
　　考古学证据确实指出纳图夫人在他们变成农耕者之前很久，就发展出一个复杂的社会，呈现阶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特性——我们认知为榨取式制度的初期阶段。一项令人信服的阶级和不平等的证据来自纳图夫人的坟墓。有些人以大量黑曜石和角贝陪葬，它们来自迦密山附近的地中海海岸。其他装饰品包括项链、彩带和手镯，手镯是以犬科动物牙齿、鹿趾骨和贝壳制成。其他人埋葬时完全没有这类东西。贝壳和黑曜石也是交易的物品，控制这项交易很可能是权力累积和不平等的来源。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恩马拉哈的纳图夫遗址，就在加利利海北方。在大约五十个圆形茅屋和许多显然用来储藏的坑洞间，有一座涂着灰泥的大建筑盖在一处空地的中央。这座建筑可确定是酋长的屋子。恩马拉哈遗址的坟墓有些特别精致，而且也有头颅骨崇拜的证据，显示可能有祖先祭祀。这类崇拜在纳图夫遗址十分普遍，尤其是在耶利哥。纳图夫遗址的众多证据显示，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有精心架构的制度来规范菁英地位的继承。纳图夫人与遥远的地方交易，且有粗具雏形的宗教和政治阶层组织。
　　政治菁英的兴起很可能先创造了向定居生活的转变，然后又向农耕转变。正如纳图夫遗址所显示，定居生活不必然意味农耕和放牧。人类可能定居下来，但仍然靠狩猎和采集维生。毕竟长夏让野生作物更丰沛，狩猎和采集可能更有吸引力。大多数人可能很满足于仅能维持生存的狩猎和采集生活，因为那不需要许多努力。即使是科技创新也不一定会带来农业增产。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称作伊尔约龙特人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采用钢斧这项重大科技创新后并未导致更努力工作，反而是睡觉的时间更长，因为维持生存所需变得更加容易，而没有更努力工作的诱因。
　　对新石器革命的传统地理解释——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戴蒙理论的核心——说它是因为恰巧有许多植物和动物物种可供驯化所致。这使得农耕和放牧变得更有吸引力，并带来定居生活。在社会变成定居并开始农耕后，它们开始发展政治阶层组织、宗教和更加复杂的制度。虽然这种说法被广为接受，来自纳图夫的证据却显示，传统的解释颠倒了因果关系。制度的改变早在社会转型到农耕之前就已发生，且可能是导致定居生活的原因（定居反过来强化了制度改变），同时也是随后的新石器革命的原因。这个模式不仅获得侧翼丘陵区的证据支持，也符合来自美洲、下撒哈拉非洲和东亚的众多证据。
　　转型到农耕无疑带来更多农业产品，并使人口得以大幅扩增。例如，在耶利哥和阿布胡瑞拉等遗址，可以看出初期农耕村落比未进入农耕的村落大得多。一般而言，当转型发生时，村落会成长二到六倍。此外，传统上人们认为这种转型会带来的许多结果确实会发生。例如，进一步的职业专门化，和更迅速的技术进步，可能发展出较复杂和较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但这些事物是否会发生在特定地方，并非取决于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可及性。相反的，这是因为社会所经历的制度、社会和政治创新的类型，可以让定居生活及农耕兴起。
　　虽然长夏和作物与动物物种的存在让这些得以发生，但并未决定它会在气候变暖后的何时或何地发生。反而这是决定于关键时期、长夏，以及小而重要的制度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气候变暖后，部分社会（例如纳图夫）发展出集权制度和阶级组织的成分，虽然当时的规模与现代民族国家比起来十分小。和夏姆统治下的布尚人类似，社会经过重新组织以利用大量野生植物和动物带来的更好机会，而毫无疑问的，政治菁英是这种新机会和政治集权过程的主要受益者。制度只有些微差异的其他地方，不容许政治菁英利用这个新机会，因而在政治集权以及创造定居的、农业的和更复杂的社会方面落后。这位后来发展的分歧埋下了伏笔，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分歧是同样的类型。一旦这些差异产生，它们便散播到某些地方，而不散播到另一些地方。例如，农耕从公元前六千五百年左右开始散播到欧洲，主要是农民迁徙的结果。欧洲的制度与世界其他地方如非洲渐渐漂离；在非洲，初始的制度就已经不同，而长夏在中东启动的创新直到很久以后才散播到非洲，甚至散播到非洲时的形式已经大不相同。

　　纳图夫人的制度创新虽然很可能撑起了新石器革命，但并未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单纯的痕迹，也没有为他们的地盘（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留下长久延续的富裕。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是今日世界相对贫穷的国家，而以色列的富裕大体上是由于二战后犹太人在此定居，以及他们高程度的教育和容易取得先进科技。纳图夫人早期的成长未能长久持续的原因，与苏联成长终归停顿相同。虽然极为重要，在当时甚至是革命性的，但它仍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对纳图夫社会来说，这种成长可能也会制造出谁能掌控制度及其榨取利益的深刻冲突。只要有一个从榨取获益的菁英，就有一个想取而代之的非菁英。有时候内斗只是以一个菁英取代另一个；有时候它摧毁整个榨取性社会，展开政府和社会崩溃的过程，就像一千多年前玛雅城邦令人惊叹的文明所经历的。

（4）不稳定的榨取
　　农耕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分别兴起。在今日墨西哥的地方，一些建立政府和聚落的社会转型到农耕生活。和中东纳图夫一样，它们也达成某种程度的经济成长。在今日墨西哥南部、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西部等地区的玛雅城邦，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榨取式制度。玛雅经验不仅显示在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可能性，也证明这类成长具有另一种根本的限制：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最后导致不同群体和人民为了成为榨取者而争斗，进而造成社会和政府的崩溃。
　　玛雅城市最早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开始发展，这些早期的城市最后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瓦解。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兴起，奠定了从公元250年到900年的古典期的基础。这是玛雅文化和文明全面盛开的时期，但这个较复杂的文明也在接下来六百年间崩溃。到了西班牙征服者在16世纪初抵达时，许多雄伟的玛雅庙宇和宫殿遗址如提卡尔、帕伦克和卡拉克穆尔已隐没在丛林中，直到19世纪才重新被发现。

　　玛雅城市从未结合成一个帝国，虽然部分城市臣服于其他城市，而且彼此间经常有结盟关系，尤其是在战争时。我们可以从各自的标志识别该地区的五十个城邦，它们之间主要的连结是人民说三十一种不同但关系密切的玛雅语。玛雅人发展出书写系统，而且至少有一万五千份铭文描述菁英生活、文化和宗教的各层面。他们也有记录各项日期的精密历法，称为长纪历（Long Count）。这种历法与今日的历法类似，它从一个固定的日期开始计算年的推展，而且被所有玛雅城市采用。长纪历从公元前3114年开始，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日期对玛雅人有什么重要性，而且与玛雅社会有关的事物都在这日期之后很久才出现。
　　玛雅人是技术高超的营建者，独立发明了水泥。他们的建筑和碑铭提供了玛雅城市兴衰的重要资料，因为他们记录事件时通常会根据长纪历标示日期。考古学家因此可以纵观所有玛雅城市，计算在特定年间有多少建筑兴建完成。在公元五百年左右，标示这个日期的纪念建筑很少。例如，相当于公元514年的长纪历记录只有十座。此后数量稳定增加，到公元672年达到二十座，八世纪中叶则达到四十座。达到这个数字后，纪念建筑的数量剧减。到九世纪降为每年十座，到十世纪变为零。这些有日期的碑铭给我们清楚的轮廓，了解玛雅城市的扩张和后来从八世纪末开始的萎缩。
　　检视玛雅人记录中的国王名单，可以补充对日期的分析。在今日洪都拉斯西部的玛雅城市科潘有一座著名的纪念碑叫“Q祭坛”（Altar Q），上面记录了所有国王的名字，第一位是亚科库毛王，意思是“朝阳凤尾绿咬鹃金刚鹦鹉王”，名号里不只有太阳，还有玛雅人极珍视其羽毛的两种中美洲雨林鸟类。亚科库毛在公元426年在科潘取得大权，这个日期可以从Q祭坛记录的长纪历日期得知。他建立了一个统治延续四百年的王朝。部分亚科库毛的继任者有同样生动的名称，第十三任统治者的名号翻译为“十八兔”，他的下一任则是“烟猴”，接着是公元763年驾崩的“烟壳”。祭坛上最后一个名字是雅克斯潘，意思是“旭日天空闪电神”，他是第十六任统治者，在烟壳死后即位。从一座祭坛的残片，我们知道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国王乌奇图克，意思是“火石守护者”。在雅克斯潘之后，建筑和碑铭便停止，似乎不久后王朝就被推翻。乌奇图克甚至可能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者，而是自称为王。
　　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可用来检视科潘的证据，是由考古学家福莱特、龚林和韦伯斯特所发展。这些研究者检视长达八百五十年期间（从公元400年到1250年）人类居住区在科潘山谷的扩散，据此研究科潘的兴起与衰落，他们利用一种技术叫黑曜石水化年代测定法，由水成分计算黑曜石的开采日期。黑曜石被开采之后，所含水分便以固定速率减少，考古学家因此得以计算一块黑曜石的开采时间。他们借此可以标示已测定日期的黑曜石在科潘山谷哪些地点被发现，进而追踪城市如何扩张和萎缩。由于可以合理推测特定地区的房屋与建筑数量，因此可以估计城市的总人口。在公元400年到449年间，人口数微不足道，估计约有六百人。在公元750到799年间，人口稳定增加到最高峰的两万八千人。虽然这与现代都市比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当时算是庞大的了；这个数字表示，科潘的人口在那段时间超过伦敦或巴黎。其他玛雅城市如提卡尔和卡拉克穆尔，无疑还大很多。与来自长纪历的证据相吻合，公元800年是科潘人口达到高峰的时候。此后人口开始减少，到公元900年已降到约一万五千人。然后人口持续减少，到公元1200年人口已降回八百年前的水平。
　　玛雅古典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布尚人及纳图夫人相同：建立榨取式制度，并达到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这些制度有几个关键要素。约公元一百年在危地马拉的提卡尔出现一种新类型的王朝，一个统治阶级形成，包括称作库乎尔阿华即“神圣君主”的国王，以及他底下的贵族阶层。这位神圣君主与菁英阶层合作组织社会，并与神祗沟通。据我们所知，这套新政治制度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平民参与，但它确实带来稳定。库乎尔阿华向农民征收贡赋，并组织劳动力以兴建宏伟的纪念建筑，而这些制度结合起来奠定了经济大幅扩张的基础。玛雅的经济建基于广泛的职业专门化，有技术专精的陶匠、织工、木匠，以及工具和装饰品制造匠。他们也交易黑曜石、美洲豹皮、海贝、可可豆、盐和羽毛，交易对象包括王国之内的人，和远至墨西哥的其他国家。他们很可能也有钱币，而且和阿兹特克人一样，使用可可豆当作货币。
　　玛雅古典期建立在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很类似于布尚人的情况，亚克斯艾伯苏克在提卡尔扮演夏姆国王的角色。新政治制度导致经济财富大幅增加，这些财富多半被围绕着神圣君主的新菁英阶级所榨取。不过，这个体系在公元300年左右巩固后，就很少出现进一步的技术变革。虽然有一些证据显示灌溉和水利管理技术的改进，但农业技术仍然相当原始，似乎未曾进步。建筑技术和工艺逐渐变得愈来愈复杂，但整体而言却少有创新。
　　也没有创造性破坏。但其他形式的破坏却接踵而至，因为榨取式制度为神圣君王和玛雅菁英创造的财富带来持续不断的战争，而且形势越来越恶化。接连的冲突记录在玛雅的碑铭上，特殊的符号显示战争发生在长纪历的特定日期。金星是战争的守护星，玛雅人认为这个行星在轨道的某些相位特别适合发动战争。代表战争（考古学家称为“星战”）的符号显示一颗星星向大地洒下液体，可能是水或血。碑铭也透露结盟和竞争的模式。大国如提卡尔、卡拉克穆尔、科潘和帕伦克之间长期竞逐霸权，而被征服的较小国家则沦为臣仆，这些情况的证据都来自记录王室登基的符号。在这段期间，它们开始显示较小的国家已被别的外来统治者支配。
　　地图10显示玛雅的主要城市，以及由考古学家格鲁比和马丁重建的各种接触模式。这些模式显示，虽然卡拉克穆尔、多斯比拉斯、比耶德拉斯内格拉斯和亚科斯奇兰有密切的外交接触，部分国家却被他国支配，且彼此间也常发生征战。

　　玛雅令人惊异的崩溃，恰巧与神圣君主的政治模式被推翻同时发生。我们在科潘看到，雅克斯潘在公元810年死后就再也没有国王。王室宫殿大约在这时候被毁弃。在科潘以北二十英里的基里瓜城，最后一位国王玉天（jade sky）在公元795年到800年间登基。最后一座有长纪历日期的纪念碑建于公元810年，与雅克斯潘死亡同年。这个城市很快被抛弃。所有玛雅地区的经历都一样，提供贸易、农业与人口扩张动力的政治制度已经消失。王室宫廷不再运作，纪念碑和庙宇不再雕琢，宫殿也空无一人。随着政治和社会制度瓦解，使得政府集权的过程反转，经济也开始萎缩，人口逐渐减少。
　　在某些例子中，大城市因为遍地发生的暴力而崩溃。危地马拉的匹特斯巴唐地区——许多大神殿后来被摧毁，石头被用来兴建浩大的防御墙——提供一个鲜活的例子。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很类似在罗马帝国晚期发生的情况。后来甚至在科潘这些在崩溃期间较少暴力迹象的地方，许多纪念碑都遭到毁损或摧毁。在部分地方，即使神圣君主被推翻初期，菁英仍然存在。在科潘，有证据显示菁英仍继续兴建新建筑至少两百年，然后他们才消失。但在别的地方，菁英似乎与神圣君主同时被推翻。
　　对于神圣君主和他四周的菁英为什么被推翻，以及创造玛雅古典期的制度为何崩溃，既有的考古证据不允许我们达成确定的结论。我们知道这发生在城邦间战争加剧的背景下，而且很可能是城邦内的对立与叛乱，也许是由不同派系的菁英领导，推翻了整个制度。
　　虽然玛雅人创造的榨取式制度为城市带来欣欣向荣的财富，让菁英变得富裕并产生出伟大的艺术和纪念建筑，但这个制度并不稳定。少数菁英赖以统治的榨取式制度造成极度的不平等，因此有潜力导致能从人民榨取利益的菁英彼此内斗。这种冲突最后造成玛雅文明的瓦解。

（5）出了什么差错？
　　榨取式制度在历史上如此常见，因为它们有一套强而有力的逻辑：它们可以创造有限度的财富，同时能将它分配给少数菁英。但要创造这种成长，必须具备政治集权的条件。一旦条件都满足，政府——或掌控政府的菁英——通常有诱因投资并创造财富、鼓励其他人投资，以便政府能向他们赚取资源，甚至模仿某些通常由广纳式经济制度和市场所推动的过程。在加勒比海农场经济体，榨取式制度的形式是菁英以胁迫方式强迫奴隶生产蔗糖。在苏联，其形式是共产党把资源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并为经理人和工人设计某些诱因。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诱因会遭到制度本身的特性的破坏。
　　创造榨取式成长的可能性带来政治集权的动力，这也是夏姆国王建立库巴王国的原因，很可能也能用来解释中东的纳图夫人建立原始形式的治安、阶级制度和榨取式制度，最后导致新石器革命。类似的过程可能也在美洲导致定居社会兴起，以及向农业转型；这种过程可以从玛雅人建立的复杂文明中看到，这个文明建基在胁迫多数人、为少数菁英牟利的高度榨取式制度。
　　不过，榨取式制度创造的成长，在本质上迥异于广纳式制度创造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榨取式制度无法长久持续。榨取式制度受限于本身的特质，无法培育创造性破坏，最多只能刺激有限的科技进步。它们激发的成长因此无法持续长久，苏联经验为这种极限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苏联借由在部分先进科技迅速赶上世界水平，并把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而创造出快速的成长。但从农业到工业所有部门的诱因终究无法刺激科技进步。进步只在少数部门发生，都是大量注入资源、且创新受到丰厚奖励的部门，其目的是要与西方竞争。不管苏联的成长多快，都注定只能维持相对短暂的时间，到1970年代就已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缺乏创造性破坏和创新不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受限仅有的原因。玛雅城邦的历史显示一种更加不详，但更普遍的的结局，且同样是受制于榨取式制度的内在逻辑。当这些制度为菁英创造可观的收益时，其他人会有强烈的诱因想取代既有的菁英。内斗和不稳定因此成了榨取式制度天生的特性，而且它们不只制造出更低的效率，还往往反转既有的政治集权，有时候甚至导致治安完全崩溃而陷于混乱，如同玛雅城邦在相对成功的古典期之后所经历的情况。
　　虽然天生受限，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启动时看起来仍然可能非常可观。许多苏联人和更多西方人对苏联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成长都崇拜不已，就像今日他们对中国飞快的经济成长感到目眩神迷。但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五章谈到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另一个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例子，且同样不太可能创造长久持续的成长，除非它展开根本的政治转型，迈向广纳式政治制度。

6、 渐行渐远

（1）威尼斯如何变成博物馆
　　组成威尼斯的群岛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北边。在中世纪，威尼斯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拥有最先进的广纳式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则由初始的广纳式政治支撑。威尼斯在公元810年获得独立，于今看来恰好在一个幸运时刻。欧洲的经济正从罗马帝国崩溃带来的衰退逐渐复苏，查理曼等君王重新建构强大的集权政治势力。这带来稳定和更多安全，以及贸易的扩增，而威尼斯则处于最具优势的独特地位。这是一个航海家的王国，位在地中海的中段，有来自东方的香料、拜占庭制造的产品以及奴隶，威尼斯因而变得富裕。到1050年，威尼斯的经济扩张至少已经一个世纪，人口达到四万五千人。到1200年，人口增加了50%，达到七万人；到1330年，又再增加50%到十一万人。当时的威尼斯已和巴黎一样大，同时可能是伦敦人口规模的三倍。
　　威尼斯经济扩张的关键基础之一是，一连串的契约创新让经济制度变得更具广纳性。最著名的是康曼达（commenda），是一种初具雏形的合股公司，只在单一一次贸易任务期间组成。康曼达涉及两批合伙人，一批是留在威尼斯的“定居”方，另一批则是旅行者。定居的合伙人投入资金到合伙事业，旅行的合伙人则与货物随行。通常定居的合伙人提供绝大部分的资本；年轻的创业家本身没有足够财力，可以通过押运商品旅行跨入贸易事业。这是向上流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旅途中的任何损失按照合伙人出资比率分担。如果商旅赚钱，获利则按两类康曼达契约分配。如果康曼达是单方出资的，那么定居的商人提供100%的资本，并得到75%的获利。如果是两方出资的，定居的商人提供67%的资本，并取得50%的获利。研究官方文件就可看出，康曼达是提高向上流社会流动的强大力量；这类文件上记载许多新名字，都是原本不属于威尼斯菁英阶层的人。在公元960年、971年和982年的政府文件中，出现的新名字分别占记载的69%、81%和65%。
　　这种经济广纳性和新家族通过贸易崛起，迫使政治制度变得更开放。管理威尼斯的总督由公民大会选出，终身任职。公民大会虽然是所有公民出席的会议，实际上则由一群最有影响力的核心家族主导。虽然总督权力很大，但他的权力随着政治制度改变而减弱。1032年以后，总督改由新创立的总督委员会遴选，总督委员会的工作也包括确保总督不拥有绝对的权力。第一个被总督委员会选出的总督是一位富有的丝绸商人，来自未曾居于高位的家族。这个制度变革发生后，威尼斯的商务和海军势力开始大幅扩张。1082年，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取得广泛的贸易优惠，并在该地建立一个威尼斯区。那里很快就住了一万名威尼斯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开始携手并进。
　　威尼斯的经济扩张为政治变革带来更大的压力，而1171年总督遭谋杀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改变，更使经济扩张突飞猛进。第一个重要的创新是设立大会议（Great Council），是此后威尼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大会议是由威尼斯国的公职人员如法官等组成，并由贵族主导。除了这些公职官员外，每年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一百位新成员给大会议，提名委员会有四名成员，从既有的大会议抽签选出。大会议产生后，也遴选两个次级会议的成员，即参议会（Senate）和四十人会议（Council of Forty），两个会议各有不同的立法和行政职责。大会议也挑选总督委员会成员，其人数已从二人扩增至六人。第二个创新是另一个委员会的诞生，成员由大会议抽签选出，职责是提名总督。虽然人选必须经由公民大会批准，但因为只提名一人，所以实际上是把推选总督的大权交给这个委员会。第三个创新是新总督必须选读限制其权力的就职誓词。这些限制后来持续扩增，以至于后来的总督必须服从地方法官，然后演变到所有决定必须由总督委员会批准。总督委员会也扮演确保总督遵守大会议所有决定的角色。
　　这些政治改革导致一连串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在法律方面是创造独立的地方法官、法院、上诉法院，和新的民间契约与破产法。这些新的威尼斯经济制度允许创造新的合法企业形式和新类型的契约。金融的创新速度很快，我们看到的现代银行业务大约从此时的威尼斯萌芽。威尼斯朝向完全广纳式制度迈进的力量似乎难以抵挡。
　　但所有这一切都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威尼斯广纳式制度支持的经济成长伴随着创造性破坏，借由康曼达契约或类似的经济制度致富的每一波新兴年轻企业家，往往会减损既有菁英的获利或经济成功。而且这批新人不仅会减损既有菁英的获利，还会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力。因此对大会议里的既有菁英来说，永远有一种诱惑驱使他们关闭新人进入政治体系的通道。
　　在大会议创始之初，成员资格是每年决定一次。就我们的了解，每到年底会随机选出四名提名委员，由他们负责提名一百名会议成员，被提名者将自动当选为新任大会议成员。1286年10月3日，大会议有一项提案建议修改规定，被提名的候选人必须获得四十人会议的多数确认，而四十人会议是由菁英家族牢牢控制的。这将赋予这群菁英否决大会议新成员的权力，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扩权。该提案未获通过。1286年10月5日，又有另一项提案提出，这次的提案通过了。此后如果被提名者的父亲或祖父曾担任大会议成员，他就可以自动确认当选，否则必须获得总督委员会确认。10月17日又通过一项修改，规定大会议成员的人选必须经由四十人会议、总督和总督委员会批准。
　　1286年的辩论和制度修改预告了威尼斯的“关闭”（La Serrata）。1297年2月，新的规定是，如果你曾在过去四年担任大会议成员，就能自动获得提名和批准。新提名人选现在必须获得四十人会议批准，但只有十二人有投票权。1298年9月11日以后，现任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再也不需要确认。大会议现在实际上已向外人关闭，既有的成员已变成世袭贵族。贵族的头衔在1315年确定，记载在威尼斯贵族的官方名册《金书》（Libro d’Oro）上。
　　形成中的贵族圈外的人并未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从1297年到1315年间，威尼斯的政治紧张持续升高，大会议的一部分反应是让自己变大。为了安抚最激烈的反对者，大会议把成员从四百五十人扩增到一千五百人。大会议的扩张伴随着压制。1310年首度建立常备警力，国内的高压统治也逐渐升高，无疑是为了巩固新的政治秩序。
　　完成政治关闭后，大会议接着采取经济关闭的行动。转向榨取式政治制度后，紧接着是转向榨取式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他们禁止使用康曼达契约这项让威尼斯变富裕的重大制度创新。这不应该让人意外：康曼达契约让新商人获益，而既有的菁英现在想排除他们。这只是步向更具榨取性的制度的一步。另一步是，从1314年起，威尼斯政府开始接管贸易，实施贸易国有化。它建立国家船队从事贸易，从1324年开始对想从事贸易的个人征收重税。长程贸易变成贵族的专利。这是威尼斯繁荣结束的开始。几种主要事业被人数越来越少的菁英垄断后，衰退于是开始。威尼斯似乎已来到变成第一个广纳式社会的边缘，却在一场政变中倒下。政治和经济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威尼斯开始陷入经济衰退。到1500年，人口已萎缩到十万人。从1650年到1800年这段欧洲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威尼斯人口不增反减。
　　今日威尼斯仅有的经济除了一点渔业外，就只有旅游业。威尼斯人不再开创贸易路线和经济制度，而是为成群结队的外国人制作披萨和冰淇淋，以及吹制彩色玻璃。游客前来欣赏“关闭”前的威尼斯奇景，例如总督宫和圣马可大教堂的铜马，这些铜马是威尼斯统治地中海时从拜占庭劫掠来的。威尼斯从经济强权变成了博物馆。

威尼斯彩色玻璃
海鲜披萨
从拜占庭掳来的铜马
　　本章我们将专注于讨论世界各地的制度的发展，并解释为什么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演进。我们在第四章看到西欧的制度与东欧的分歧发展，以及英格兰的制度又如何与西欧其他国家愈见分歧。这种现象是制度微小差异的结果，主要源自制度漂移和关键时期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们可能忍不住认为，这些制度差异只是更深的历史冰山的一角，在水线之下我们会发现，英格兰和欧洲的制度基于几千年来的历史事件而难以抗拒地漂离其他地方的制度。如他们所说，其余的则是历史。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从我们谈到的威尼斯可见，迈向广纳式制度的措施可能被反转。威尼斯虽然一度繁荣富裕，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被推翻，富裕也随之反转。今日威尼斯的富裕是因为在别的地方赚钱的人，选择把钱花在瞻仰威尼斯过去的光荣上。广纳式制度可能反转的事实显示，制度进步没有单纯的累积过程。
　　第二，在关键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制度微小差异，本质上就是短暂的。由于是小差异，它们可以被反转，然后可能再度出现，并且再度被反转。我们将在本章讨论到，与地理或文化理论的说法相反，在17世纪广纳式制度迈出决定性步伐的英格兰是一个落后地区，不仅在中东新石器革命后的几千年间落后，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中世纪开始时也是如此。不列颠群岛对罗马帝国是边陲地区，毫无疑问比西欧大陆、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君士坦丁堡和中东都不重要。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崩溃后，英格兰出现最严重的衰退。但最终带来工业革命的政治革命不是发生在意大利、土耳其甚至西欧大陆，而是出现在不列颠群岛。
　　要了解同向英国工业革命的路途和其他追随工业革命的国家，罗马的遗绪仍有其重要性，这有几个原因：第一，罗马和威尼斯一样，初期曾经历重大的制度创新。就像威尼斯，罗马初期的经济成功建基在广纳式制度上——至少以当时的标准而言。就像威尼斯，这些制度后来变得愈来愈具有榨取性。在罗马的情况，这是从共和（公元前510年到公元前49年）转变成帝国（公元前49年到公元476年）。虽然在共和期间罗马建立了宏伟的帝国，长程贸易和运输欣欣向荣，但大部分罗马经济仍以榨取为基础。从共和转变成帝国提高了榨取，最后导致类似我们从玛雅城邦看到的内斗、不稳定和崩溃。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将讨论到西欧后来的制度发展，虽然它不是直接继承自罗马，却是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这个地区普遍的关键时期的后果。世界其他部分如非洲、亚洲或美洲当时都未出现类似的关键时期，不过我们也会通过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谈到，当世界的其他部分经历类似的关键时期，这些地方的反应方式有时候会十分类似。罗马崩溃导致封建制度形成，而封建制度的副产品之一是奴隶制度式微，促使不在君王和贵族影响力范围之内的城市开始出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一套统治者政治权力被削弱的制度。黑死病就是在这种封建基础上带来一场浩劫，并进一步强化了独立城市和农民的地位，减损君王、贵族和大地主的权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大西洋贸易创造的机会开始发挥影响力。世界的许多部分并未经历这种转变，其结果是彼此逐渐漂离。

（2）罗马之善
　　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元老院成员乱棒打死，他的尸体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被丢进台伯河。谋杀他的人都是和他一样的贵族，而暗杀是由他的表兄弟纳西卡一手策划。格拉古有完美的贵族血统，是罗马共和时期一些著名领袖的后代，包括伊利里亚战争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英雄保卢斯，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汉尼拔的将领大希庇阿斯。为什么当时掌权的元老、甚至他的表兄弟会反对他？
　　答案透露出许多罗马共和国内部的紧张的格局和气氛，并预示了共和国后来的衰微。导致格拉古与掌权的元老反目成仇的原因是，他在当时的关键问题上与他们站在敌对立场：土地的分配和平民（一般罗马公民）的权利。
　　在格拉古那个年代，罗马已是一个基础稳固的共和国，其政治制度和罗马公民士兵的优点（善）——正如雅克·路易·大卫著名的绘画《贺拉斯兄弟宣誓》所描绘的，儿子们向父亲宣誓他们会不惜生命捍卫罗马共和——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共和成功的基石。

罗马公民在公元前510年左右推翻他们的国王、人称高傲者塔克文的苏佩布，并建立了共和国。罗马共和的政治制度设计明智地放入许多广纳性元素。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管理一年，由于行政官每年选举一次，且行政官人数有许多，因此降低了任何人巩固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共和的制度包括一套制衡的制度，把权力分配得相当广泛。因此即使选举并非直接投票、并非所有公民都有同等代表权，权力在当时仍然堪称平均。当时也有众多奴隶，大约占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对意大利许多地方的生产不可或缺。奴隶当然没有权利，更不用说政治代表权。
　　和威尼斯相同，罗马的政治制度有多元成分。平民有自己的议会，可以选举护民官；护民官有权否决行政官的决定、召集平民会议，以及提议立法。公元前133年让格拉古当上护民官的就是平民。平民的权力借由“脱离”行动而逐渐巩固，这是一种由平民、尤其是士兵发动的罢工形式，他们会撤离到城外的山上，拒绝与行政官合作，直到他们的不满获得解决。这种威胁当然在战争时特别重要。一般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一次脱离行动让平民获得权力，得以选举自己的护民官，和制订管理他们社区的法律。即使他们的政治和法律保障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很有限，却为公民创造出经济机会，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广纳性。其结果是，罗马共和统治下的地中海各地贸易蓬勃发展。考古学证据显示，虽然绝大多数公民和奴隶的生活只略高于基本水平，许多罗马人（包括某些一般公民）都有相当高的收入，且能使用城市下水道系统和街灯之类的公共服务。
　　此外，有证据显示罗马共和统治下也有若干经济成长。我们可以从沉船追踪罗马人的经济财力。从某方面看，罗马人建立的帝国就是一个港口城市结成的网——从东边的雅典、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经过罗马、迦太基和加的斯，一直到最西边的伦敦。罗马的领土扩大时，贸易和船运也跟着扩大，考古学家可以从地中海海底的沉船追踪得知。这些沉船可以用许多方法测定年代。通常船只载运着用双耳细颈瓶装满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从意大利运往高卢，或是载运准备出售或在罗马免费配发的西班牙橄榄油。以粘土制造并密封的双耳细颈瓶瓶身往往有由谁制造、何时制造的信息。在罗马台伯河附近有一座泰斯塔修山也被称作陶器山，是由大约五千三百万个双耳细颈瓶堆成的。双耳细颈瓶从船上卸载后就被抛弃，经过数百年堆积成了一座大山丘。
　　船上的其他货物和船本身有时候可以用放射性碳测定法来测定年代，这是考古学家测定有机残留物年代的极其有用的技术。植物借由光合作用制造能量，以阳光的能量转化二氧化碳成为糖。当植物这么做时，会吸收微量自然生成的放射性同位素“碳十四”。在植物死后，碳十四因为放射性衰变而减少。当考古学家找到一艘沉船，他们可以用遗留的碳十四成分，和当时大气中推测而得的碳十四成分对照，来估定船身木材的年代。这可以估计树木何时被砍伐。只有约二十艘沉船被测定年代久远到公元前500年。这些可能不是罗马人的船，而是迦太基或其他地方的船。然而后来罗马沉船数量快速增加。大约在基督诞生的年代，沉船的数量达到180艘的高峰。
　　沉船是追踪罗马共和经济概况的有效方法，而且它们确实呈现一些经济成长的证据，但我们必须用更审慎全面的角度看待这些证据。船上的货物可能有三分之二是罗马政府的财产、来自罗马各省份的税收和贡赋，或来自北非的谷物和橄榄油，要免费分发给罗马的公民。构成泰斯塔修山的主要就是这些榨取的成果。
　　另一个寻找经济成长证据的绝佳方法来自格陵兰冰蕊计划。当雪片飘落，它们会夹带大气中的微量污染物，尤其是铅、银和铜等金属。雪结成冰，并堆积在过去年份的降雪上。这个过程已持续数千年，并提供给科学家无与伦比的机会以了解几千年前大气污染物的内容。格陵兰冰蕊计划在1990年至92年钻下3030公尺深的覆冰，涵盖了二十五万年的人类历史。这个计划和之前其他计划的主要发现之一是，大气污染物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明显增加。此后大气中含有的铅、银和铜量稳定增加，在公元一世纪达到高峰。值得注意的是，大气中的铅直到13世纪才再度达到这个含量。这些发现显示，比起之前和之后，罗马人开采的矿物相当多。采矿激增明白显示出经济扩张。
　　但罗马的成长无法长久持续，这种成长发生在部分广纳、部分榨取的制度下。虽然罗马公民拥有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但奴隶制十分普遍，且极具榨取性，而元老阶级的菁英则主导经济与政治。尽管有平民会议和护民官等机制，真正的权力操在元老院，而其成员则来自构成元老阶级的大地主。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元老院是由罗马第一位国王罗慕洛斯所创立，由一百名成员组成。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元老阶级，不过也会增加一些新血。土地的分配非常不平等，且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变得更严重。这是护民官格拉古所凸显的问题的根源。
　　随着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各地的扩张，大量财富也涌进罗马。但这些财富主要由元老阶级的少数家族攫取，贫富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元老们的财富不只因为他们掌控富饶的省份，也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各地拥有大量产业。这些产业靠大批奴隶提供劳务，而奴隶通常是在罗马的征战中俘虏而来。不过这些产业的土地从何而来也很重要。共和时期的罗马军队是由本身是小地主的公民士兵组成，传统上他们在必要时组成军队出征，回来后继续耕种他们的田地。随着罗马扩张，出征的时间也愈来愈长，这种模式再也行不通了。士兵离开他们的田地一次就要数年之久，许多田地因此荒废。士兵的家庭有时候因此身陷债务、濒临挨饿。许多田地逐渐遭人放弃，被元老的产业吞没。随着元老阶级变得愈来愈富裕，大批没有土地的公民聚集在罗马，往往是刚从军队退役的士兵。由于没有土地可以回去，他们在罗马寻找工作。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末，形势已达到危险的沸点，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已扩大到前所未见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因为成群结队不满的公民在罗马准备针对种种不公平而造反，并反对罗马贵族。但政治权力握在富有的元老阶级地主手中，他们是过去两百年来持续发生的改变的受益者。大多数贵族无意改变对他们如此有利的制度。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格拉古在旅行经过今日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易特鲁里亚时，开始了解公民士兵家庭过着贫苦的生活。不管是因为这个经历，或因为与当时有权势的元老发生嫌隙，他很快便着手实施一项大胆的计划，准备改变意大利的土地分配。他在公元前133年出任护民官，然后利用他的职权提议土地改革：组织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公地是否遭非法侵占，并将超过法定三百英亩上限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罗马公民。三百英亩限制事实上是一部旧法律的规定，但已经数百年被忽视而未执行。格拉古的提议冲击了元老阶级，他们只能抵挡他实施改革一阵子。格拉古利用支持他的群众的力量，除去另一位扬言否决他的土地改革的护民官，他提议的委员会最后终于成立。不过，元老院借由断决委员会的资金来阻止其运作。
　　当格拉古为他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取得希腊城邦佩加蒙的国王留给罗马人民的资金时，形势进入重要关头。他尝试第二度担任护民官，部分原因是他怕卸任后遭到元老院迫害。这给了元老院控告格拉古意图自立为王的借口。他和他的支持者遭到攻击，许多人被杀害。格拉古自己就是最先遇害的人之一，然而他的死无法解决问题，其他人仍会尝试改革土地分配和罗马经济与社会的其他方面。许多人仍将遭遇类似的命运。例如，格拉古的兄弟盖乌斯接任格拉古留下的职位后，也被地主谋害。
护民官格拉古两兄弟：提比略和盖乌斯
　　这种紧张局面将在下一个世纪定期浮上台面，导致如公元前91年到公元前87年间的同盟者战争。积极护卫元老利益的苏拉不仅严厉镇压改变的需求，也极力限制护民官的权力。同样的问题也将成为凯撒对抗元老院时，获得人民支持的核心因素。
　　形成罗马共和核心的政治制度，在公元前49年辈挥军渡过卢比孔河的凯撒所推翻。罗马落入凯撒手中，另一场内战随之爆发。虽然凯撒战功彪炳，他仍在公元前44年遭到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首的心怀不满的元老谋杀。罗马共和再也无法重新建立，新内战在凯撒的支持者和敌人间爆发，前者主要是安东尼和屋大维。安东尼和屋大维获胜后，他们两人又彼此征战，直到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阿克图姆战役胜出为止。次年和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间，屋大维（公元前28年之后称为奥古斯都凯撒）一个人统治罗马。奥古斯都建立了罗马帝国，虽然他偏好“第一公民”的头衔，并称呼政权为元首制。地图11显示罗马帝国在公元117年扩展到最大时的版图，包括凯撒渡过而改变了罗马历史的卢比孔河。

　　就是从共和到元首制，及至后来到帝国的转变，播下了罗马衰亡的种子。原本具有部分广纳性的政治制度曾是经济成功的基石，如今逐渐遭到侵蚀。虽然罗马共和创造出一个倾斜的环境、偏袒元老阶级和其他富有的罗马人，但它并非专制制度，而且从未集中如此大的权力在一个职位。奥古斯都做出的改变正如威尼斯的“关闭”，起初是政治的，但后来却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因为这些改变，西罗马帝国到公元5世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已经衰退，濒临崩溃边缘。

（3）罗马之恶
　　艾提乌斯是罗马帝国末期的传奇人物，被《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吉本称赞为“最后的罗马人”。公元433年到454年间，在艾提乌斯被罗马皇帝瓦伦汀尼安三世谋杀前，这位将领可能是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他一手包办国内和国外的政策，率领军队打了一连串对抗野蛮人的重要战争，也在内战中与其他罗马人作战。相较于内战中其他位高权重的将军，他独树一帜，并不寻求自立为皇帝。从第二世纪末起，内战变成罗马帝国的家常便饭，公元180年奥利略驾崩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间，几乎没有一个十年未发生内战或反叛皇帝的宫廷政变。很少皇帝得享天年，或战死沙场，大多数是遭篡位者或自己的军队谋杀。
　　艾提乌斯的生涯，正反映出从罗马共和国与早期帝国到罗马帝国末期的各种变化。不只是因为他参与从未间断的内战以及他决定帝国各方面事务的权力，与过去权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将领和元老成鲜明对比，也因为它凸显几个世纪来罗马人的财富在其他方面的剧烈改变。
艾提乌斯
　　到了罗马帝国末期，早期构成罗马军队主力、或被当作奴隶的所谓野蛮人，现在已掌控帝国的许多地方。年轻的艾提乌斯曾被野蛮人扣作人质，先是被阿拉里克统治下的哥特人，然后是匈奴人。罗马与这些野蛮人的关系充分说明从共和以后形势发生的变化。阿拉里克既是凶残的敌人也是盟友，他在公元450年被任命为罗马军队最高阶的将领之一。不过，这种安排没有维持很久。到公元408年，阿拉里克同罗马人征战，入侵意大利，并洗劫了罗马。
　　匈奴人也是罗马人的强大敌人兼经常的盟友。虽然他们也曾把艾提乌斯当作人质，不过后来他们在一场内战中与他并肩作战。但匈奴人并未长期支持一边，公元451年在阿提拉的带领下，他们与罗马人隔着莱茵河展开一场重大战役。这一次协助保卫罗马人的是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这些都未阻止罗马菁英尝试安抚野蛮人的将领，通常不是为了保卫罗马领土，而是为了在内斗中取得优势。例如，汪达尔人在国王盖萨里克率领下蹂躏伊比利亚半岛大半地区，并在公元429年以后征服罗马在北非的谷仓。罗马人对此的反应是，提供皇帝瓦伦汀尼安三世的幼女给盖萨里克当新娘。盖萨里克当时已经娶了某位哥特人领袖的女儿，但这似乎阻止不了他。他以妻子企图谋害他为借口宣告婚姻无效，并在割掉她双耳和鼻子，将她毁容后，送她回家族。幸运的是那位准新娘因为年幼而留在意大利，从未履行嫁给盖萨里克的婚约。日后她嫁给另一位有权势的将领马克西姆斯，他是瓦伦汀尼安三世谋害艾提乌斯的背后策划者；瓦伦汀尼安三世不久后也遭马克西姆斯策划的阴谋杀害。马克西姆斯后来自立为皇帝，但他的统治十分短暂，他在盖萨里克率领汪达尔人大举入侵意大利时身亡，罗马沦陷并惨遭劫掠。

　　到5世纪初期，野蛮人实际上已兵临城下。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罗马人在帝国末期面对更强大对手的结果。但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对抗罗马的成功，只是罗马衰亡的征兆，而非原因。在共和期间，罗马曾面对更有组织、威胁更大的敌人，例如迦太基人。罗马衰亡的原因与玛雅城邦灭亡很类似。罗马愈来愈榨取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带来它的灭亡，因为它们导致内斗和内战。
　　衰亡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取得大权，启动了让政治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军队的结构，使“脱离”行动变得毫无可能，因而除去了让一般罗马人拥有政治表达权的关键因素。在公元14年继承奥古斯都的皇帝特比利乌斯废除了平民会议，并将其权力转移给元老院。罗马公民现在失去了政治上的发言权，换得的是免费发放的小麦，以及后来增加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猪肉，并可享受竞技场和角斗士比武等娱乐。在奥古斯都的改革下，皇帝开始不再依赖公民士兵组成的军队，而是拥有禁卫军，即由奥古斯都创立的职业士兵菁英部队。不久后，禁卫军本身也变成决定谁可以当皇帝的重要掮客，通常通过非和平的手段如内战和阴谋。奥古斯都也强化了贵族与罗马平民的对立，而曾经导致格拉古与贵族冲突的不平等继续加深，可以说变本加厉。
　　中央权力的累积让一般罗马人的财产权更加没有保障。国有土地也因为帝国没收私有土地而扩增，达到在帝国许多地方有半数土地属于国有的程度。财产权变得特别不稳定，因为权力集中在皇帝和他的亲信手中。与玛雅城邦的模式类似，内战逐渐增加，为的是争夺这个掌控大权的地位。内战频繁发生，甚至在第五世纪野蛮人势力达到巅峰的乱世之前就如此。例如，赛维鲁斯从尤里安努斯夺得大权，而尤里安努斯则是在公元193年谋杀佩提纳克斯坐上大位。赛维鲁斯是所谓五帝之年(year of the Five Emperors)的第三位皇帝，他掌权后便对挑战者发动战争，包括尼格尔和阿比努斯等将领，并在公元194年和197年分别打败他们。赛维鲁斯在紧接着发生的内战中打败对手，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虽然一些贤明的皇帝如图拉真、哈德良和下一个世纪的奥利略能止住罗马帝国的衰颓，但他们无法或不愿意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这些皇帝都未曾提议放弃帝制，或重新创造像罗马共和那样有效的政治制度。尽管奥利略如此成功，继承他的儿子康莫德斯却更像卡里古拉或尼禄多过于像父亲。
　　升高的不安定从帝国城镇的规划和地点就能明显看出。到第三世纪，帝国里每一个规模够大的城市都有防护墙。许多纪念建筑的石材被盗走，用来修筑防御工事。罗马人在公元前125年抵达高卢之前，那里的村落通常建在山顶上，因为那样最容易防卫。罗马人到来初期，村落迁移到平原，但到了第三世纪，这个趋势又反转。
　　伴随着政治日趋不稳定的是，各项社会变动使经济制度益加朝榨取性的方向发展。虽然公民权不断扩大，到公元212年几乎所有帝国居民都已是公民，但这项改变与公民地位的变化同时发生。可能“存在的法律是公正的”感觉逐渐崩坏，例如，在哈德良统治期间（公元117年到138年）不同类别的罗马公民适用的法律也有很清楚的差别。同样重要的是，公民的角色已经与罗马共和时代完全不同，当时他们可以通过在罗马举行的会议，对政治与经济决策行使某种权力。
　　奴隶在罗马各地仍然很普遍，虽然学者对奴隶占人口的比率在几百年间是否下降有若干争议。同样重要的，随着帝国发展，愈来愈多农业工作者沦落到与土地绑在一起的类奴隶身份。这种“佃农”（coloni）的地位在讨论狄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的法律文件时经常被提到，而且可能最早出现于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公元284年到305年）。地主对佃农的权利不断扩增，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32年允许地主以铁链加诸有逃脱之虞的佃农，而且从公元365年起，佃农未经地主同意不得出售自己的财产。
　　就像我们可以用沉船和格陵兰的冰蕊来追踪罗马早期的经济扩张，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来追踪它的衰亡。到公元500年，沉船数量已从180艘的高峰减少到20艘。随着罗马衰亡，地中海的贸易跟着剧减，部分学者认为一直到19世纪才重新恢复到罗马时代的高峰。格陵兰的冰蕊诉说了类似的故事。罗马人使用白银当钱币，而铅则有许多用途，包括制作水管和餐具。在公元一世纪的高峰过后，铅、银和铜在冰蕊中的沉积逐渐减少。
　　罗马共和时期经历的经济成长令人刮目相看，就像其他在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例子如苏联。但这种成长有其限制且无法长久持续，即使把发生在局部广纳式制度的成长考虑在内也一样。当时的成长主要建立在相对较高的农业生产力、来自各省份的大量贡赋，以及长程贸易，但它未获得科技进步或创造性破坏的支撑。罗马人承袭了一些基本科技、铁制工具和武器、文字、犁耕农业和建筑技术。在共和早期，罗马人创造出别的技术：水泥砌筑、泵和水车。但此后科技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停滞不前。例如在船运方面，船的设计或帆具少有改变，且罗马人从未发明出船尾舵，而是以桨控制行船方向。水车的散播十分缓慢，因此水车从未带来罗马经济的大幅变革。即使像水渠和城市下水道这类伟大的成就也是使用既有的科技，罗马人只是将它发扬光大。没有创新而只是仰赖既有科技也能带来经济成长，但这种成长缺少创造性破坏，而且未能长久持续。随着财产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全，公民的经济权利也跟随政治权利日渐式微，经济成长同样也江河日下。
　　罗马时期的新科技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创造和散播似乎都由政府所推动。这是好事，直到后来政府决定不再把科技发展列为重要政策——原因正是最常发生的害怕创造性破坏。伟大的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提到下述的故事：在提庇留皇帝统治的时代，有一个人发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将它献给皇帝，并期待获得一笔大赏赐。他展示自己的发明，提庇留问他是否告诉过任何人。当那个人回答没有后，提庇留下令将他拖出去处死，说“免得黄金变得像泥土那样没有价值”。这则故事有两个有趣的点，第一是那个人一开始就去见提庇留希望获得赏赐，而非自己成立事业，借出售玻璃赚钱。这显示罗马政府在控制科技上扮演的角色。第二，提庇留很愿意摧毁那项创新，因为它会带给经济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害怕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效应。
　　还有直接证据可以显示帝国恐惧创造性破坏的政治后果。苏埃托尼乌斯写到有一个人觐见皇帝维斯帕先，他发明了一项将圆柱运送到罗马要塞丘比特神殿的方法，成本比较低廉。圆柱既大又重，很难运输。把它们从制造的矿场搬动到罗马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花费政府庞大的经费。维斯帕先没有杀那个人，但他也拒绝使用这项创新，宣称：“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养活这么多人？”同样的，发明家找上政府。也许在这个例子找政府比打不破的玻璃自然些，因为罗马政府最常制造和运送石柱。同样的，发明被拒绝，原因是创造性破坏的威胁，主要不是因为对经济的冲击，而是担心政治上的创造性破坏。维斯帕先担心，除非他让人民快乐并受到控制，否则可能引发政治动乱。必须让罗马平民保持忙碌和温顺，所以有工作给他们是好事，例如搬运石柱。这弥补了面包和竞技场的不足，这两者也是免费提供以满足人民的工具。上述两个例子都发生在罗马共和崩溃后不久，或许这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罗马皇帝拥有比共和时期统治者更大的权力，足以阻碍改变。
　　另一个缺乏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因是奴隶的普遍存在。随着罗马人的领土扩大，奴隶数量也大幅增加，他们往往被带回意大利在大庄园里工作。许多罗马公民不需要工作：他们仰赖政府免费发放的物资过生活。那么创新要从何而来？我们已阐述过创新来自新的人才想出新点子、针对旧问题发展新解决方法。在罗马从事生产的人是奴隶，和后期的类奴隶佃农，他们没有创新的动机，因为任何创新的受益者是他们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正如我们会在本书多次看到，建基在压迫劳工的经济体，以及奴隶和农奴这类制度都是出了名的缺少创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例如，在美国，北方各州参与了工业革命，而南方没有。当然奴隶制和农奴制为拥有奴隶和控制农奴的人创造了庞大财富，但它并未替社会带来科技创新或富裕繁荣。

（4）没有人从文都兰达写信
　　到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已经征服英格兰，但还未拿下苏格兰。罗马总督阿古利可拉作了最后一次徒劳无功的尝试后，在公元85年放弃征服苏格兰，并建立一系列城堡以保卫英格兰北部的边界。其中一个最大的城堡是文都兰达，位于新堡以西三十五英里，即地图11罗马帝国最西北的地方。后来文都兰达被并入哈德良皇帝兴建的八十五英里防卫长城中，但是公元103年罗马百夫长坎迪达斯驻扎在这里时，它是个孤立的城堡。坎迪达斯为了这个罗马要塞的补给事务而与他的朋友欧克塔威尔斯接洽，并受到欧克塔威尔斯给他的一封回信：

　　“欧克塔威尔斯向他的兄弟坎迪达斯问好。我已经数次写信给你，说我已买了约五千莫迪的谷物，而我因此需要现金。除非你寄给我一些现金，至少五百迪纳利厄斯，否则我会损失我先付的定金大约三百迪纳利厄斯，那会让我很困窘。所以我要求你，尽快寄一些现金给我。你提到的兽皮在卡塔拉可托尼厄姆——你写到这些是要给我的，还有你写到的马车。我原本应该已经出发去接收这些东西，但我不想因为道路情况恶劣而伤了牲畜。去问特提尔斯有关他从法塔利斯收到的八点五迪纳利厄斯，他还没有记入我的账户中。确定你会寄给我现金，我的打谷场才会有谷物。问候史贝克塔特斯和弗穆斯。再会。”

　　坎迪达斯和欧克塔威尔斯之间的通信，显示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经济繁荣的一些重要表现：它透露出一个有金融服务的先进货币经济。它透露当地有修筑好的道路，尽管有时候道路情况不佳。它透露出有一套财政制度，借课税来支付坎迪达斯的薪水。最明显的是，它透露出两个人都识字，而且能利用某种邮政服务的便利。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也从大规模制造高品质的陶器获利，尤其是在牛津郡；城镇中心有澡堂和公共建筑；使用灰泥和瓦制屋顶的房屋建造技术。
　　到了第四世纪，一切都在衰退，公元411年后，罗马帝国终于放弃英格兰。军队撤退；留下来的人没有薪水可领，而随着罗马政府崩溃，行政官员也被当地人驱逐。到公元450年，经济繁荣的所有迹象都不见了。钱币不再流通，城镇地区人去楼空，建筑变成石块堆。道路被杂草堙没，唯一还继续制造的陶器是粗糙的手工陶器，而不是由工厂生产。人们忘记如何使用灰泥，识字率大幅滑落。屋顶改由树枝做成，不是砖瓦。再也没有人从文都兰达写信。

哈德良长城遗址
　　公元411年后，英格兰遭遇一次经济崩溃，变成一个贫穷的边陲地区——而且不是首次如此。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谈过新石器革命在公元前9500年左右始于中东，当耶利哥和阿布胡瑞拉的居民住在小城镇从事农耕时，英格兰的居民仍以狩猎和采集维生，而且继续过这种生活至少五千五百年。即使在五千五百年后，英格兰人也未发明农耕或畜牧，它们是由数千年来从中东扩散到欧洲的移民带来的。英格兰人赶上这些重大创新时，中东人已经发明了城市、文字和陶器。到公元前3500年，大城市如乌鲁克和乌尔已在美索不达米亚崛起。乌鲁克在公元前3500年的人口可能达到一万四千人，不久后又增加至四万人。陶匠的转轮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的时期大约与使用轮子运输同时。埃及首都孟斐斯在后来不久兴起成为大城市。文字在这两个地区各自出现。埃及人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兴建吉萨（Giza）的大金字塔时，英格兰人正建构他们最有名的古纪念碑巨石阵（Stonehenge）。以英格兰的标准来看这已经算不错了，但巨石阵的规模还不够容纳埋在胡夫金字塔底下的一艘仪式用船。英格兰持续落后，也持续向中东和欧洲其他地方借用发明，一直到罗马时期结束。
　　尽管有这么不堪的历史，第一个真正广纳式的社会却从英格兰崛起，工业革命也在此开展。我们在前面谈到，这是微小的制度差异与关键时期之间一连串交互作用的结果（关键时期的例子有黑死病和美洲的发现）。英格兰的歧异发展有其历史根源，但从文都兰达的例子看来，这些根源并不深远，更不是历史命定的。这些历史根源并非始自新石器革命，或甚至罗马称霸的时代。到公元450年，也就是历史学家惯称的黑暗时代开始之时，英格兰已退回贫穷和政治混乱中。英格兰将经历数百年缺乏有效的集权政府的岁月。

（5）分歧的道路
　　广纳式制度在英格兰的兴起和随后的工业成长，并非因为效法罗马（或更早以前）的制度。这并不表示西罗马帝国衰亡并未带来重大影响，因为那是影响绝大部分欧洲的重大事件。由于欧洲不同的地区出现共同的关键时期，它们的制度也以类似的方式漂移，甚至称得上是以独树一帜的欧洲方式漂移。罗马帝国衰亡是这个共同关键时期的重要部分。欧洲走的这条道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道路成鲜明对比，包括下撒哈拉非洲、亚洲和美洲都以不同于欧洲的方式发展，部分原因是它们并未面对相同的关键时期。
　　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彻底崩溃。在意大利或高卢（今日的法国），甚至在北非，情况则没有那么严重，有许多旧制度以某种形式延续下来。但从罗马单一国家的统治转变成被法拉克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等众多国家统治，无疑是很重大的改变。这些国家的力量远为薄弱，而且他们饱受周边国家的长期侵犯。来自北方的入侵者有搭乘大船的维京人和丹麦人，来自东方的有骑马的匈奴人。最后，伊斯兰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崛起成为一股宗教和政治势力，导致拜占庭帝国、北非与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许多新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共同的过程对欧洲带来冲击，并造成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兴起，即通常所称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缺乏政治集权，因为强大的集权政府已经萎缩，即使一些统治者如查理曼尝试重建集权也徒劳无功。
五世纪西罗马灭亡
　　仰赖不自由、受胁迫的劳动力（农奴）的封建制度，显然是榨取性的，而且造成欧洲在中古时代长期的缓慢榨取式成长。它们对后来的发展影响也很大，例如在农村人口逐渐沦落为农奴的过程中，奴隶也从欧洲消失了。由于菁英有能力将整个农村人口贬抑成农奴，似乎不再像以前的社会那样需要另一个奴隶阶级。封建制度也造成一个权力真空，让专于生产和贸易的独立城市得以繁荣发展。但是当权力平衡在黑死病之后产生了变化，以及西欧的农奴制开始崩溃，便为更加多元且没有任何奴隶的社会架好了舞台。

　　促成封建社会兴起的关键时期很独特，但它们并非完全局限于欧洲。一个相关的比较例子是现代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起源于公元400年左右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建立的阿克苏姆王国。阿克苏姆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一个相对已开放的王国，与印度、阿拉伯、希腊和罗马帝国有国际贸易关系。从很多方面看，它的发展程度比得上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阿克苏姆使用钱币、建造纪念性的公共建筑和道路，拥有很类似的科技，如农业和船运。阿克苏姆在意识形态上也与罗马有类似的发展。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皈依基督教，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大约在相同时间也改信基督教。地图12显示历史上的阿克苏姆王国在现代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位置，并显示它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红海岸边建立的许多前哨村落。

　　和罗马一样，阿克苏姆也步上衰亡的命运，而且其衰亡模式与西罗马帝国类似。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在罗马衰亡扮演的角色在此被阿拉伯人取代；阿拉伯人在7世纪扩展至红海，并顺着阿拉伯半岛而下。阿克苏姆丧失了它在阿拉伯的殖民地和贸易路线。这带来经济衰退：钱币停止铸造，城市人口锐减，国家将重点转向疆界内部，退至今日埃塞俄比亚的高地。
　　在欧洲，封建制度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崩溃而兴起。同样的事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其基础是一套称作古尔特的制度，由皇帝授予土地。这套体系在13世纪的手稿中提到，但它的起源可能早得多。古尔特的名称来自阿姆哈拉语，意思是“他分派封地”。为了获得土地，古尔特的持有者必须提供服务给皇帝，尤其是军事服务。古尔特的持有者则有权从该土地的耕作者征收贡赋。许多历史来源显示，古尔特持有者向农民征收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农业产出。这套制度虽然独立发展出来，却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引人注意的类似处，甚至比欧洲更具榨取性。在欧洲封建制度最盛时，农奴面对的征收还比较轻，他们的产出大约一半必须以不同形式交给领主。
　　但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不具代表性。在别的地方，奴隶制并未被农奴制取代；非洲奴隶制及支持它的制度还持续了许多世纪。甚至埃塞俄比亚最后走的道路也大不相同。在公元7世纪之后，埃塞俄比亚仍然孤立于非洲东部的山区，阻隔在后来影响了欧洲制度方向的过程之外，例如独立城市的兴起、对君主的节制，以及发现美洲后大西洋贸易的扩张。其结果是，埃塞俄比亚版的专制制度大体上未曾受到挑战。非洲大陆后来将以差距极大的能力与欧洲和亚洲互动。非洲东部变成供应阿拉伯世界奴隶的主要来源，而非洲西部和中部将在欧洲扩张中卷入世界经济，在大西洋贸易中变成奴隶的供应区。大西洋贸易如何导致西欧和非洲走上分歧的路途，是关键时期与既有制度差异之间交互作用而导致制度分歧的另一个例子。在英国，奴隶贸易让反对专制统治的人致富；而在非洲，它们却有助于制造和强化专制统治。
　　在离欧洲更远的地方，制度漂移的过程明显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走自己的路。例如，在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左右，因为冰层融化而阻断阿拉斯加到俄罗斯的通道，从而与欧洲切断的美洲，那里也有类似纳图夫人的制度创新，带来了定居生活、阶级制度和不平等——简单的说，就是榨取式制度。这最早发生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并带来美洲的新石器革命，包括玉米的驯化。就是在这些地方发生了早期形式的榨取式成长，正如我们在玛雅城邦所见。但就像欧洲迈向广纳式制度和工业成长的大突破不是发生在罗马掌控最紧密的地区，美洲的广纳式制度也没有发生在这些早期文明的土地上。事实上，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到，这些文明以一种反常的方式与欧洲殖民统治交互作用，制造出“命运逆转”，使过去在美洲相对富裕的一些地方变成相对贫穷。过去远远落后于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复杂文明的美国和加拿大，如今变得比美洲其他国家富裕得多。

（6）早期成长的结果
　　从公元前9500年开始的新石器革命，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漫长期间，出现过许多次突发的经济成长，这些突发的成长源自制度创新的刺激，终至后继乏力而结束。在古罗马，共和制度创造出某种程度的经济活力，使罗马足以建立庞大的帝国，这些制度在凯撒政变和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后瓦解。罗马帝国历经几个世纪才终于消失，衰亡的过程相当长；然而一旦相对广纳的共和制度被帝国更具榨取性的制度取代，经济倒退就无可避免。
　　威尼斯的过程也类似。威尼斯的经济繁荣是由具备重要广纳式成分的制度所创造，但当既存的菁英关闭渠道不让新加入者进入体制，甚至废除曾为共和国创造繁荣的经济制度时，繁荣的基础便遭到破坏。
　　不管罗马经验多么显赫，罗马的遗绪并未直接导致英格兰的广纳式制度和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历史因素塑造制度的发展方式，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纯、注定、累积的过程。罗马和威尼斯的例子说明，早期迈向广纳性的脚步最后如何被逆转。罗马在欧洲和中东各地创造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并未导致更为根深蒂固的广纳式制度在其后数个世纪无可避免地出现。事实上，这类制度最早、也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出现在英格兰，而英格兰时罗马掌控最弱、在公元5世纪势力消失最彻底、几乎不留痕迹的地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过，历史反而使通过制度漂移而在创造制度差异上扮演主要角色，虽然这种差异有时候很小，但当它们与关键时期交互作用时可能被扩大。正因为这些差异经常很小，它们可能被轻易反转，而且不必然是单纯累积过程的结果。
　　当然，罗马对欧洲有深远的影响。罗马的法律和制度影响了西罗马帝国崩溃后野蛮人所建王国的法律和制度。罗马的崩溃也造成了集权瓦解的政治形势，进而发展出封建秩序。奴隶的消失和独立城市的崛起是这个过程的漫长副产品（当然就历史来说是偶发的结果）。当黑死病摇撼封建社会时，这些发展就更显得影响重大。从黑死病的灰烬中兴起的是更强大的城镇，以及不再被土地束缚和从封建义务解脱出来的农民。就是这些因为罗马帝国衰亡而释放的关键时期，导致一股强大的制度漂移，以一种下撒哈拉非洲、亚洲或美洲无法比拟的方式影响了欧洲。
　　到16世纪，欧洲的制度已经与下撒哈拉非洲和美洲迥然有别。虽然比起大多数伟大的亚洲文明如印度和中国，欧洲并不特别富裕，但在一些关键方面却与这些国家组织大不相同。例如，欧洲已发展出在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的代议制度。这些差异将在广纳式制度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我们将在下两章中讨论的，制度上的小差异将是真正影响欧洲的因素；而且这些差异对英格兰有利，因为封建秩序就是在英格兰最彻底让位给有商业头脑的农民，以及商人与工业家得以昌盛发展的独立城市中心。这些群体已开始向他们的君主要求更安全的财产权、不同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发言权。这整个过程将在17世纪达到转折点。

7、 转折点

（1）袜子问题
　　1583年，威廉·李（William Lee）从剑桥大学毕业回来，成为英格兰卡夫顿的地方教士。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至1603年）前不久颁布了一项旨意，规定她的人民必须带着织帽。威廉记述说：“织工是制造此等衣物的唯一手段，但完成织品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我开始思考。我看着母亲和姐妹坐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操作她们的织针。如果衣物是由两个针和一条线制作，为什么不用好几根针来操作那条线？”

　　这个重大的想法就是纺织生产机械化的肇始。威廉·李开始着迷于制造一部可以让人从无尽的手工针织解放出来的机器。他回忆说：“我开始忽略对教会和家庭的职责。我对这部机器和制造它的想法啃噬我的心和脑。”
　　最后在1589年，他的“织袜机”已经完成。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旅行到伦敦，觐见伊莉莎白一世，向她显示这部机器多有用处，并要求授予专利，以便阻止别人模仿。他租下一栋建筑来架设机器，并在他的地方国会议员帕金斯的协助下会晤女王的枢密院成员亨斯顿勋爵卡瑞。卡瑞安排伊莉莎白女王参观机器，但她的反应却很糟糕。她拒绝授予威廉·李专利，并表示：“你的理想远大，李大人。你想这项发明对我穷困的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它将因为抢走工作而毁了他们，令他们沦为乞丐。“受挫的威廉·李转往法国试运气，但在那里也未能成功。他回到英国，要求继承伊丽莎白的詹姆斯一世（1603年至1625年）授予他专利。詹姆斯一世也拒绝了他，理由和伊丽莎白相同。两位君主都担心长袜生产机械化会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它会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制造失业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权力。织袜机是保证能大幅提高生产力的一项创新，但也势必带来创造性破坏。

　　对威廉·这项杰出发明的反应凸显出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害怕创造性破坏是新石器革命到工业革命间生活水平未能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变富裕，但也牵涉到汰旧换新，以及破坏某些人的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为了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我们需要新科技、做事情的新方法，而这些新创意往往来自像威廉·李这种新加入者。社会也许因而变富裕，但它启动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会危及那些采用旧科技者的生计，例如因威廉·李的科技而失业的手工编织工人。更重要的是，像威廉·李的织袜机这类重大创新也威胁到既有的政治权力。最后导致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反对授予专利给威廉·李的真正原因，不是担心那些可能因为机械化而失业的人，而是担心他们自己变成政治上的输家——他们担心因为新发明而失业的人制造政治动乱，危及他们自身的权力。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讨论到的卢德派人士，要避开工人（例如编织工）的抗拒比较容易，但那些菁英（尤其是政治权力遭到威胁的菁英）对创新的阻碍力量更加强大。创造性破坏会带给他们很大损失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不仅不会是引进创新的人，而且往往会抗拒并阻碍这类创新。因此社会需要新来者带进最激进的创新，但这些新来者和他们引入的创造性破坏往往必须克服数个抗拒来源，包括来自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和菁英的抗拒。
　　在17世纪的英格兰之前，榨取式制度是历史的常态。有时候榨取式制度能够创造经济成长，例如前面两章讨论到的，尤其是当它们含有一些广纳性元素时，如威尼斯和罗马的例子。但它们不容许创造性破坏。它们创造的成长无法长久持续，并因为缺乏创新而走到尽头，也因为想从榨取得利而引发政治内斗，或因为初萌芽的广纳性元素被彻底反转，例如威尼斯的情况。
　　阿布胡瑞拉的纳图夫村落居民的预期寿命，可能与古罗马公民的预期寿命差不多。一般罗马人的预期寿命也类似17世纪英格兰居民的平均水平。从收入来看，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公元301年下达最高价格令，设定对各类劳工支付不同薪资的标准。我们不知道戴克里先的薪资和价格令的执行状况如何，但经济史学家艾伦利用这道命令，计算典型的非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发现几乎与17世纪意大利的非技术工人一样。往更北的英格兰，那里的薪资较高且持续增加，而且许多事物正在改变。这种改变如何发生就是本章的主题。

（2）随时存在的政治冲突
　　制度和资源分配引发的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例如，我们看到政治冲突如何塑造古罗马和威尼斯的演进，最后变成对菁英有利，使菁英得以扩增他们掌控的权力。
　　英格兰历史也充满王权和臣民间的冲突、不同派系为权力而斗争，以及菁英与公民的对立。不过，其结果并非永远强化既有掌权者的权力。在1215年，国王手下的贵族菁英，联合起来对抗约翰王，迫使他在伦尼米德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这份文件制订了一些挑战国王权威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它确立国王必须咨询贵族才能征税。争论最大的是第六十一条，规定“贵族应依其意志遴选出国内二十五名贵族，他们将尽力遵守、维护并促成我们已经允许的和平与自由，并借本宪章确认此等权利。”这些贵族基本上创造了一个议会以确保国王实施该宪章，而如果他不实施，这二十五名贵族有权占领城堡、土地和财产，“……直到他们判断情况已经矫正”。约翰王不喜欢大宪章，等贵族一散会，他立即让教皇宣告它无效。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大宪章的影响力持续不坠。英格兰已跨出迟疑的第一步，迈向政治多元化。

　　政治制度的冲突持续不断，君王的权力遭到1265年首度选出的国会（Parliament）进一步的限制。和罗马平民会议或今日选出的立法机构不同，国会的成员刚开始都是封建贵族，后来则是骑士和最富裕的上层阶级。尽管是由菁英组成，英格兰国会发展出两个独特的性质，第一，它不只代表与国王紧密结盟的菁英，也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如商业和工业，以及后来的”绅士阶级“（gentry）这个代表商人与向上流动的农民的新阶级。因此国会把权力赋予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第二，也是第一项特质的结果之一，许多国会成员持续反对君王扩权的尝试，他们变成英格兰内战和后来的光荣革命中对抗君权的中流砥柱。

　　尽管有大宪章和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会，君王权力和谁担任国王引发的政治冲突还是继续发生。这种菁英间的冲突结局是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一场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争夺王位的长期对决。结果是兰开斯特家族获胜，其国王候选人都铎（Henry Tudor）在1485年加冕成为亨利七世。
　　还有另外两项相互关联的过程发生，第一是由于都铎王朝的推动而日益提高的政治集权。1485年以后，亨利七世解除贵族的武装，实际上废除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而大幅扩张中央政府的权力。他的儿子亨利八世接着通过首席大臣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在政府中展开一场革命。在1530年代，克伦威尔采用了一套官僚政府体制，政府不再只是国王的御用机构，而是变成分隔开来的长期机构。这套制度搭配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决裂，以及亨利八世没收所有教会土地、解散修道院的政策。解除教会权力是让政府更集权的做法之一。政府体制的集权化意味政治制度首度有可能变得更具广纳性。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推动的过程不仅让政治体制集权化，也使政治代表性更加扩大的要求为之升高。政治集权的过程实际上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专制，因为国王和他的亲信可以镇压社会中其他有权力的团体。这确实是有人反对政府集权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曾讨论的。不过，与这种反对力量相反，政府体制的集权化也可能激发出对某种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就像英格兰都铎王朝发生的情况。当贵族与地方菁英意识到政治权力将愈来愈集权化，且这个过程已经很难阻挡时，他们势必要求对这种集中的权力如何行使拥有发言权。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英格兰，这意味这些群体更努力让国会变成制衡王室的力量，并取得一部分控制国家运作方式的权力。因此都铎家族的作为不仅建立了政治集权这根广纳式制度的支柱，也间接促成另一根广纳式制度的支柱——政治多元化。
　　这些政治制度的发展都发生在社会产生其他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尤其重要的是政治冲突扩大，导致有能力对王室和政治菁英提出要求的各类群体变得更广泛。1381年的农民起义是一大关键，此后英格兰菁英遭到一连串平民起义的打击。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不仅发生在国王与诸侯间，也从菁英阶层流向平民。这些改变加上国王权力愈来愈受到限制，使得反对专制的广泛联盟能够兴起，进而为多元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虽然受到挑战，但都铎王朝所继承和维系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显然是榨取性的。亨利八世的女儿伊莉莎白一世在1558年基础英国王位，1603年死时没有子嗣，都铎王朝因而被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取代。第一位斯图亚特国王是詹姆斯一世，他继承的不只是制度，还包括制度引发的冲突。他渴望成为专制君主，虽然国家已变得更集权，社会变迁也使权力在社会中重新分配，但政治制度尚未多元化。在经济上，榨取式制度不只表现在反对威廉·李的发明，还呈现为独占、独占和更多独占。1601年国会朗读一份独占清单，一位议员讽刺地问：“面包有没有列在清单中？”到1621年，独占的项目多达七百项。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希尔的描述：

　　“一个人住在用独占的砖头盖的屋子里，窗户……使用独占的玻璃；以独占的煤取暖（在爱尔兰则用独占的木柴），放在独占的铁制造的壁炉里燃烧……他用独占的肥皂洗澡，衣服用独占的淀粉上浆。他穿着独占的饰带、独占的亚麻布、独占的皮革、独占的金线……他的衣服搭配独占的腰带、独占的纽扣、独占的别针。它们以独占的染料染成。他吃独占的奶油、独占的葡萄干、独占的薰青鱼、独占的鲑鱼、和独占的龙虾。他的食物以独占的盐、独占的胡椒粉、独占的醋调味……他用独占的笔，在独占的书写纸上写字；（通过独占的眼镜，在独占的蜡烛光照下）阅读独占的印刷书籍。“

　　这些独占项目以及其它更多项目，授予个人或团体控制许多货品生产的独家权力。它们阻碍了攸关经济繁荣的人才配置。
　　詹姆斯一世和他儿子兼继任者查理一世都极力想要强化君权，削弱国会的影响力，并建立类似西班牙和法国的专制制度，以扩大他们自身和菁英对经济的掌控，使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詹姆斯一世和国会的冲突在1620年代达到高点。这场冲突的核心在于海外和不列颠群岛间的贸易掌控权。王室有能力授予独占权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常被用来授予独家权利给国王的支持者。不难想见，这种榨取式制度阻绝了新进入者，妨碍市场的功能，同时对经济活动和许多国会成员的利益极具破坏性。1623年，国会赢得一场明显的胜利，通过独占法案，禁止詹姆斯一世授予新的国内独占。不过，他还有权授予国际贸易的独占权，因为国会的职权尚未延伸到国际事务。旧有的独占权不受影响，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独占。
　　国会并非定期召开会议，而必须由国王召集。大宪章以后召开的会议是因为国王必须召开国会以取得征收新税的许可。查理一世在1625年加冕，1629年后拒绝召开国会，并加强前任国王詹姆斯一世对于建立更专制政权的努力。他采用强制借贷政策，意即人民必须“借钱”给他，而且他单方面改变借贷条件，拒绝偿还他的债务。他在独占法留给他权力的领域创造并出售独占权：海外贸易事业。他也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并尝试干预法律案件的结果。他征收许多罚款和规费，最引起争议的是征收船税（ship money）——在1634年向沿海的郡征税以支援皇家海军，并在1635年扩大实施到内陆各郡。船税按年课征，直到1640年。
　　查理一世日益专制的行为和榨取性的政策，引起全国普遍的憎恨和抗拒。他在1640年与苏格兰发生冲突，且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置办军队，被迫召开国会以要求征收更多的税。那场所谓的短期国会会议只有三周，来伦敦开会的国会成员不但拒绝讨论征税，而且散布许多不满，直到查理将他们解散。苏格兰人发现查理没有获得国人支持，决定入侵英格兰，并占领新堡。查理展开谈判，苏格兰要求英格兰国会也参与。这促成召开后来称为长期国会的会议，因为它拒绝查理解散的命令，持续开会到1648年。
　　1642年，内战在查理和国会间爆发 ，虽然国会里有许多人站在王室这一边。冲突的模式反映出经济与政治制度上的斗争。国会想要终结专制的政治制度；国王希望加强它。这些冲突的根源是经济。许多人支持王室是因为他们被授予有利可图的独占权，例如舒兹伯利欧斯维斯崔势力庞大的富商所控制的地方独占权，受到王室的保护，可免于伦敦商人的竞争。这些富商与查理一世同一阵线。另一方面，冶金业在伯明翰一带十分兴盛，因为独占在那里较弱，而且新入行的人不必像国内其他地方那样先当七年学徒。在内战期间，他们为国会这一边制作刀剑并提供志愿兵。同样的，没有同业行会的管制使兰开夏郡得以在1640年以前开发出“新布料”，是一种新型的轻质布匹。这类布匹的生产集中区，是兰开夏唯一支持国会的部分。
　　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国会派（以他们的发型而被称为圆颅党[Roundheads]）打败了称为骑士党（Cavaliers）的保皇派。查理在1649年接受审判并被处死。不过他的失败和君主政体遭废除并未带来广纳式制度，反而君权被克伦威尔的独裁所取代。克伦威尔死后，君主政权在1660年恢复，许多1649年取消的特权又被恢复。查理的儿子查理二世又企图在英格兰建立专制政权；1685年他死后，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更加强化这样的企图。詹姆斯企图重建专制导致1688年再度引发危机和另一场内战。国会这一次更加团结也更有组织。他们邀请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他妻子玛丽（即詹姆斯的清教徒女儿）来取代詹姆斯。威廉将率领一支军队前来接受王位，并且不以专制君主的身份统治，而是根据国会创制的君主立宪制。威廉从德文郡布瑞克斯汉姆登陆不列颠群岛（参考地图9），两个月后，詹姆斯的军队便告瓦解，他也逃到了法国。
奥利佛·克伦威尔

（3）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得到胜利后，国会和威廉协商新宪法。威廉在入侵英格兰之前不久发布的“宣言”，预告了变革的来临。这些变革后来进一步在1689年2月国会制订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获得确立。宣言在威廉加冕时对着他宣读出来。

　　从很多方面看，后来签署成法律、称作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宣言还是暧昧不清。不过，关键的是它确实建立一些核心的宪政原则。它决定王位的继承方法，且与当时普遍接受的世袭原则大不相同。如果国会可以罢黜一位国王、另立一位他们较喜欢的国王，那为什么不能再来一次？权利宣言也主张君主不能暂停或废除法律，并重申未经国会同意而征税为违法。此外，它规定未经国会同意，英格兰不能有常备军。暧昧不清的条款如第八条说“国会成员的选举应该自由”，但未注明如何界定“自由”。更暧昧的是第十三条，其重点是国会应经常召开。由于国会应不应该召开，或多久召开一次一直是整个世纪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社会原本预期此一条款应该会更加明确。尽管如此，这种措辞的暧昧原因不难理解。发条必须执行，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已有三年法案，规定至少每三年要召开国会一次。但查理置之不理，却也没有怎样，因为没有执行这项法律的方法。1688年以后，国会原本可以制订一套执行该法条的方法，如同贵族们在约翰王签署大宪章之后所做的那样。国会没有制订执行方法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因为1688年后权威和决策权力已经转移到国会。即使未制订具体的宪法条文或法律，威廉也放弃许多以前国王的做法。他停止干预法律的决定，并放弃以前的“权利”，例如终身归他所有的关税。整体来看，这些政治制度上的改变代表国会凌驾国王的胜利，并因此终结英格兰以及后来大不列颠的专制体制——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1707年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合而为一。从那时候起，国会紧紧控制国家政策。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因为国会的利益与斯图亚特王室的利益大不相同。由于许多国会成员大举投资在贸易和工业上，保障财产权攸关他们的利益。斯图亚特王室经常侵害财产权，现在这些权利将受到保护。此外，过去斯图亚特王室控制政府的支出时，国会反对课征更多的税，并阻碍政府扩大权力。现在国会自己控制支出，它很乐意增税和花钱在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上。国会主要花钱的项目之一是强化海军，以便保护许多国会成员的海外商务利益。

　　比国会议员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初期萌芽的多元特性。英格兰人现在有渠道可以贴近和利用国会和国会制订的政策与经济制度，这是以前由国王主导政策时无法企及的。当然，部分原因是国会成员由选举产生，但由于英格兰在这段时间还远远称不上民主，这种对国会的贴近和利用只能提供有限的政治回应。众多不平等中的一项是，在18世纪只有不到2%的人可以投票，而且只限于男性。工业革命发生的城市，如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在国会没有独立的代表人；相反的，农村地区的代表却过多。同样糟糕的是，农村地区（各郡[counties]）的投票权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而许多城市地区（自治市镇[boroughs]）则由一小群菁英把持，他们不允许新工业家投票或竞选公职。以白金汉镇为例，只有十三位自由民拥有投票权。除此之外还有“衰废市镇”，即过去有权投票但已逐渐“衰废”的城镇，原因是人口迁出，或像英格兰东岸的敦威治那样，因为海岸侵蚀而陷入海中。在这些衰废市镇，一小群选民可以选出两名国会议员。老赛勒姆镇有七位选民，敦威治有三十二位，各可选出两名国会议员。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影响国会、进而牵动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通过请愿，而且这种方法对光荣革命后政治多元化兴起的助力远大于有限的民主。任何人都可向国会请愿，而且很多人这么做。重要的是，当有人请愿时，国会会倾听。这比任何情况都更能反映英格兰在1688年后专制统治的挫败，权力赋予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以及政治多元化的兴起。频繁的请愿活动显示，社会中有权力影响国家运作方式的人十分广泛，远超过国会里的议员或他们代表的选民。他们也确实使用了这样的权力。
　　独占权的例子最能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从前面的讨论知道独占是17世纪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们在1623年遭到独占法的攻击，而且在英格兰内战期间是激烈争辩的议题。长期国会废除了所有深刻影响人民生活的国内独占。虽然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无法挽回这些，但他们仍紧紧掌控授予海外独占的权力。其中之一是皇家非洲公司，其独占权是1660年查理二世所授予。这家公司掌控获利丰厚的非洲奴隶贸易独占权，公司的管理者和主要股东是查理的兄弟詹姆斯，即不久后登基的詹姆斯二世。1688年后，该公司失去的不只是管理者，也是在它背后撑腰的人。詹姆斯向来不遗余力地保护该公司的独占权免于“无照营业者”的侵犯，就是那些尝试在西非收购奴隶然后卖到美洲的独立贸易商。这是一门暴利生意，皇家非洲公司面临许多挑战，因为英格兰在大西洋上的其他贸易全都不受限制。该公司在1689年查扣一艘无照经营船夜莺号的货物，夜莺号控告皇家非洲公司违法查扣货物，主审法官霍尔特判决皇家非洲公司的查扣行为违法，因为它执行的是由皇家创造的独占权。霍尔特宣称独占权只能由法律创造，而只有国会能通过法律。霍尔特因而把所有未来的独占权，不只是皇家非洲公司的独占权，交到国会手中。若是在1688年以前，詹姆斯二世会很快开除任何作这种判决的法官，但1688年以后形势已经改观。
　　国会现在必须决定该如何处理独占权，而请愿已纷至沓来。有135份请愿来自无照经营商，要求开放大西洋贸易。虽然皇家非洲公司也提出诉愿，但在数量和规模上当然比不上要求关闭它的请愿。无照经营商不仅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同时也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成功架构出他们的反对理由。其结果是，135份请愿书只有5份是由无照经营商自己签署；支持无照经营商的请愿有73份来自伦敦以外的郡，相对于8份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请愿。无照经营商从殖民地（也允许请愿）搜集到27份请愿书，皇家非洲公司只有11份。无照经营商为他们的请愿书搜集的签名也多得多，总共八千个，而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只有两千五百个。这场争斗持续到1698年，皇家非洲公司的独占权终于遭废止。
　　1688年以后，国会除了获得决定经济制度的新权力，和积极回应社会的新做法之外，国会议员也开始在经济制度和政府政策上推行一连串重大改变，进而为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遭削弱的财产权再度被强化。国会开始改革经济制度以促进制造业，而不再以征税和其他方式阻碍它。“炉灶税”（hearth tax）——所有壁炉或火炉每年必须缴纳的税，制造商受到的影响最大，也最激烈反对——在1689年威廉和玛丽登基后不久就被废除。停止课征炉灶税后，国会转而开始课征土地税。
　　重新分配税赋负担不是国会支持制造商的惟一一个政策，一系列能扩大羊毛纺织业的市场和获利的法案和立法也陆续通过。从政治上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许多反对詹姆斯的国会议员，大举投资在这些新兴的制造事业上。国会也通过立法，使得土地财产权能够彻底重整，允许整合和取消许多古老形式的财产权和使用权。
　　国会的另一个优先要务是改革金融。虽然在光荣革命之前银行与金融业已经逐步扩张，这个过程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后获得进一步强化。英格兰银行扮演产业的融资来源之一，其建立是光荣革命另一个直接的结果，并为日后更广泛的“金融革命”、导致金融市场与银行业的大扩张奠定基础。到18世纪初，任何能提供必要担保品的人都能取得贷款。伦敦一家规模较小的银行霍尔家族银行的记录，完整保留了1702年至1724年的情况，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这家银行也借钱给贵族和地主，但它在这段期间的大贷款户有三分之二并非来自享受特权的社会阶层，而是商贾和生意人，包括一位取了英国最常见姓名的约翰·史密斯，他在1715年到1719年间向这家银行借贷了两千六百英镑。
　　截至目前我们已强调，光荣革命如何改变英格兰的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并开始为广纳式经济制度铺路。光荣革命还带来另一个更重大的制度改变：国会继续进行由都铎王朝开始推动的政治集权化过程。集权化并不只是增加限制，或政府以不同方式管制经济，或政府花钱在不同的事物上，它也包括政府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增加。这再度显示政治集权和政治多元化之间的关联：在1688年之前，国会反对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和拥有更多资源，原因是国会无法控制它。但1688年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政府开始扩张，支出很快达到国民收入的10%左右。这种情况得到税基扩大的支撑，尤其是针对一长串国内生产的商品课征的特种销售税。这在当时是极庞大的政府预算，而且事实上比今日许多国家的预算都多。例如，哥伦比亚的政府预算直到1980年代才达到类似的规模。在下撒哈拉非洲许多地方如塞拉利昂，甚至到今日若没有巨额国外援助流入，政府预算占经济规模的比率仍然远小于此。
　　然而政府规模的扩大只是政治集权过程的一部分，比这更重要的是政府运作方式的特性，以及控制政府的人、和为政府工作的人行为的方式。英格兰政府体制的建构可以溯源到中世纪，但正如前面讨论过，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采取了明确的步骤，朝政治集权和现代管理的发展迈进。然而当时的政府仍然距离1688年后浮现的现代形式十分遥远。例如，许多职务任命是根据政治因素决定，而非根据其才干，而且政府的课税能力仍非常有限。
　　1688年后，国会开始通过提升课税能力来增加财政收入，这种发展可从特种销售税的官僚体系明显看出——这个政府部门从1690年的1211人迅速扩张，到1780年达到4800人。特种货物税的检查员驻扎在全国各地，在税吏的监督下四处巡视，检查和测量面包、啤酒和其他必须缴纳特种货物税的产品数量。从历史学家布鲁尔重新整理特种货物税稽核员考博斯威特的例行工作记录，可以看出这项作业规模的梗概。从1710年6月12日到7月5日，稽核员考博斯威特在约克夏的里奇蒙区旅行了二百九十英里，在这段期间他走访了263家粮食供应商、71家麦芽厂、20家杂货零售商、和一家酿酒厂。整体来说，他对生产做了八十一种测量，并检查九名为他工作的税务员的工作。八年后他工作一样辛苦，但巡视地区换成同样是约克夏的维克菲尔德区，在这里他平均每天要跑超过十九英里的路，每周工作六天，通常检查四或五个场所。在他休息的周日，他就记录自己的工作，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他活动的完整记录。特种货物税系统确实有很精细的记录，税务官员做三种不同的记录，每一种都应该彼此吻合，篡改这些记录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监管社会到如此精细的程度，远超过今日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府所能做到，而当时是1710年。同样重要的是，1688年后，政府开始更仰赖人才而减少政治性任命，并且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管理国家的架构。

附录：清末请愿“提前召开国会”的和平立宪运动及其失败
　　1910年6月，孙洪伊等人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后，开始发动第二次请愿。
　　6月16日，各省150余名请愿代表开始陆续赴京，共递10份请愿书，并向摄政王载沣上请愿书。孙洪伊在请愿书上指责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意少，敷衍之意多”。
　　6月27日，清廷发布上谕，说无法提前召开国会，并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情”。?
　　8月31日，梁启超预言：“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由此引发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11月清宣布将开设国会时间定在宣统五年，并声称“万不能再议更张”，否则“依法惩处”。国会请愿团并不甘心就此罢手。
　　12月4日，奉天各界士绅民众1万余人手持请开国会的旗帜，在省公署前伏地而泣，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
　　12月6日，再次请愿。11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1911年即开国会。21日，直隶总督代顺直咨议局奏请1911年召开国会。但均无效。
　　1910年12月24日，清廷下令遣返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并严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者，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
　　资料来源：http://zjgd.eyw.edu.cn/www/a/eywnews/lishijintian/2010/0826/16197.html

（4）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展现在英国经济的每一个层面。在运输、冶金和蒸汽动力方面出现重大的改进，但最重要的创新领域是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以及生产这些纺织品的工厂的发展。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改变启动了这个活力十足的过程，这不只是因为1640年达成的废除国内独占权，或是课征不同的税或融资来源的普及；更重要的是因为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重新建构，变得对创新者和创业家更有利，而其基础则是确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财产权。
     举例来说，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在“运输革命”中扮演核心角色，也为工业革命的出现铺路。运河和道路（所谓的收费公路[turnpikes]）的投资在1688年后大量增加，这些投资借由降低运输的成本，协助创造了工业革命的一个重大先决条件。在1688年以前，这类基础建设的投资受到斯图亚特王朝的独断措施的阻碍。1688年后形势的改观鲜明地呈现在英格兰伍斯特郡萨尔韦伯河的例子。国会在1662年通过法案以鼓励投资，要让萨尔韦伯河变成可航行的河道；柏德文家族为此投资了六千英镑，换得向航行于该河道的人收费的权利。1693年国会审议一项法案，准备把收取航行费的权利转移给希鲁斯贝里伯爵和柯温特里伯爵。这项法案遭到柏德文爵士的挑战，他立刻向国会请愿，宣称这项议案等于没收他父亲的财产，因为他父亲投入许多资金在开发这条河上，为的就是可以收取费用。柏德文指出“这项新法案企图取消旧法案，并夺走在过程中所有完成的工作和物资”。像这类重新分配权利的例子就是斯图亚特王室常做的事。柏德文指出：“未经同意而夺走任何人根据国会的法案所购得的权利，将带来危险的后果。”在这个事件中，新法案未能通过，柏德文的权利得以确保。财产权在1688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得远为多元化，并在英格兰创造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运输革命底下，还有更普遍发生在18世纪的土地重新分派的背后，是国会的法案改变了财产权的性质。在1688年以前，对土地的法律假设甚至还是“所有英格兰的土地最终归皇室拥有”，是一个直接承袭自封建社会组织的观念。许多土地被无数古老的财产权形式和许多交叉的所有权主张所捆绑。还有许多土地以所谓的衡平法产权（equitable estates）的形式持有，意即地主不能抵押、租赁或销售该土地。一般土地往往只能用于传统用途，有无数障碍阻止人以合乎经济理想的方式利用土地。国会开始改变这种情况，允许团体向国会请愿，以便简化和重新界定财产权，这些修改后来在国会整合进数百项法案。
     经济制度的重新建构，也表现在保护国内的纺织品生产、对抗外国进口产品的努力。不足为奇的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选民并未反对所有的进入障碍和独占，政策只要能扩增他们的市场和获利，他们就欢迎。但关键的是，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国会代表社会上颇大一部分人、赋予这些人权力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意味这些进入障碍不会扼杀其他工业家，或像威尼斯的关闭措施那样完全阻绝新进入者。势力庞大的羊毛制造商就发现这一点。
     在1688年，英格兰最大的进口产品之一是来自印度的纺织品，其中包括印花棉布和细棉布，约占所有进口纺织品的四分之一。同样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印花棉布和丝网都由东印度公司进口，这家公司在1688年以前享有政府授予的亚洲贸易独占权，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和政治权力是靠重金贿赂詹姆斯二世来维持。1688年后，该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且很快遭到攻击，其形式是密集的请愿战，由想与远东和印度做生意的贸易商向国会请愿，要求允许与东印度公司竞争，而东印度公司则提出反请愿，并提议借钱给国会。东印度公司输了这场请愿战，一家新的东印度公司因而成立，开始与它竞争。但纺织制造商想要的不只是印度贸易有更多竞争，他们希望从印度进口的廉价纺织品（印花棉布）被课税，甚至被禁止。这些制造商遭到廉价印度进口货的激烈竞争。当时最主要的一些国内制造商生产的是羊毛纺织品，但棉质衣服制造商在经济上已变得日益重要，在政治上也愈来愈有势力。
     羊毛产业从1660年代就开始采取自保的行动，促成“禁奢法”，制订不准穿轻质衣服等规定。该产业也游说国会在1666年和1678年通过立法，禁止亡者下葬时穿着羊毛以外的衣物。两项立法都保护羊毛产品市场，减少英格兰制造商面对来自亚洲的竞争。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在这段期间势力太过强大，以致难以限制进口亚洲纺织品。1688年后形势开始改变，从1696年到1698年间，来自东安格利亚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羊毛制造商，联合来自伦敦、坎特伯雷的丝绸织工以及利凡特公司，要求限制进口。利凡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丝绸进口商虽然不久前才丧失独占权，却希望排除亚洲丝绸，为来自鄂图曼帝国的丝绸创造利润基础。这个联盟开始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限制穿着亚洲的棉质与丝质产品，同时限制在英格兰为亚洲纺织品从事印染加工。国会的回应是终于在1701年通过“一项鼓励本国制造商，以促进雇佣更多贫民的法案”。根据法案规定，从1701年9月起，“所有由波斯、中国或东印度生产的丝织品、孟加拉生丝、混纺丝或植物纤维的织品，所有进口至本国之绘、印、染或着色之棉布，都禁止穿着。”
     在英国穿着亚洲丝绸与印花棉布现在已经违法，但仍然可以进口这些布料在转出口到欧洲或其他地方，尤其是美洲殖民地。此外，素棉布可以进口到英国并加工为产品，细棉布则不在禁止之列。经过长期的抗争后，国内羊毛纺织制造商眼中的这些漏洞已被1721年的棉布法案堵住：“从1722年12月25日起，任何人若在大不列颠使用或穿着任何绘、印、着色或染制的棉布衣服或服装，将属违法。”虽然这项法案为英国羊毛去除来自亚洲的竞争，却仍然保留一个活跃的国内棉质和亚麻纺织品产业，足以与羊毛竞争：他们将棉花与亚麻混纺，制成一种受欢迎的棉麻粗布。排除了亚洲的竞争后，羊毛业现在转向取缔亚麻。亚麻主要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制造，使英格兰的联盟有机会要求将它们逐出英格兰市场。不过，羊毛制造商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的新尝试遭遇曼彻斯特、兰开斯特和利物浦等新兴工业中心的棉麻粗布制造商的激烈反对。多元的政治制度意味所有这些不同的团体现在都可以通过选票、以及更重要的请愿等渠道，来参与国会的政策过程。虽然双方阵营的请愿书涌入，收集了许多赞成和反对的签名，但这场冲突的结果是新利益打败羊毛业的旧利益。1736年的曼彻斯特法案同意“过去几年已有大量以亚麻纱和棉线制造的纺织品，在大不列颠王国内制造、印染和着色。”该法案进而声称“前述的（1721年）法案不应扩大或解释为，在衣服、家用品、家具或其他物品上，禁止穿着或使用在大不列颠王国内以亚麻纱和棉线制造、印染或着色的纺织品。”
     曼彻斯特法案是新兴起的棉布制造商的重大胜利，但它的历史与经济意义实际上更为深远。第一，它展现出英国国会的多元政治制度所能容许的进入障碍极限。第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棉布制造的科技创新将在工业革命中扮演核心角色，并且因为采用工厂制度而从根本上改变社会。
曼彻斯特工业博物馆
曼彻斯特街景
     1688年后，虽然国内出现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在国际层面国会仍然积极保护本国利益。这不仅从印花棉布法案可以明显看出，从1651年首度通过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也可发现，而且这套法案的修订版在后来的两百年都还继续施行。这套法案的目的是促进英格兰在国际贸易上的独占——虽然很重要的是，这不是由政府独占而是民间业者独占。其基本原则是，英格兰贸易应由英格兰船只载运。根据法案规定，外国船只若从欧洲以外的地方载运货物到英格兰或其殖民地就属违法；同样违法的是，第三方国家的船只从欧洲其他地方运送货物到英格兰。占有优势的英格兰贸易商和制造商自然能够增加获利，并可能进一步鼓励这类高获利的新活动的创新。
     到1760年，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改善过的和新规定的财产权、改善的基础建设、经过变更的财政制度、更容易取得的融资，以及对贸易商和制造商的积极保护——开始发挥功效。从这一年以后，专利发明的数量开始大幅跃增，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突飞猛进开始显现。创新在很多方面发生，反映改善的制度环境。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动力，最有名的是使用蒸汽机的转变，而这要归功于瓦特在1760年代的点子。
     瓦特初期的突破是采用一个分开的蒸汽冷凝室，以便包着活塞的气缸可以持续保持热度，而不必不断加热和冷却。他接着想出许多新点子，包括以更有效率的方法把蒸汽机的动作变成有用的动力，包括他著名的“太阳与行星”齿轮系统。所有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都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以蒸汽机为例，就包括英国发明家纽康门以及法国物理学家兼发明家帕宾的研究成果。
     帕宾的发明故事是害怕创造性破坏的榨取式制度如何阻碍科技变革的另一个例子。帕宾在1679年开发出一个“蒸汽锅炉”，并在1690年改进成一具活塞引擎。1705年，他用这具雏形的引擎打造出全世界第一艘蒸汽船。帕宾当时是德意志卡塞尔邦国马堡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决定驾驶这艘蒸汽船顺着富尔达（Fulda）河而下，进入威悉（Weser）河。如何走这趟航程的船只都会被迫在明登（Munden）市停留。在当时，航行富尔达河和威悉河是船夫公会的独占权。帕宾必定了解到可能会有麻烦。他的友人兼导师、也是著名的德意志物理学家莱布尼茨写信给卡塞尔选侯，请求他允许帕宾“顺利通过”卡塞尔。但莱布尼茨的请愿遭到拒绝，他接到简略的回答说：“选侯国委员会发现批准上述请愿的障碍重重，且未说明理由即指示我通知你他们的决定，其结论是该要求未获选侯殿下准许。”帕宾好不气馁，仍然决定展开航行。当他的蒸汽船抵达明登时，船夫先是尝试要地方法官扣留该船，但未获成功。于是船夫们攻击帕宾的船，将它砸毁，蒸汽引擎化为碎片。帕宾死时身无分文，被葬在无名墓地。在都铎或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帕宾可能会受到类似的敌视待遇，但这种情况在1688年后完全改观。帕宾在船还没被摧毁前，确实有意把船开到伦敦。
     在冶金方面，柯特在1780年代做出重大贡献，他采用新技术处理铸铁中的杂质，制造出品质更好的锻铁。这对制造机器零件、钉子和工具极其重要。利用柯特的技术生产的大量锻铁，促成了达比和他的儿子的创新，他们率先在1709年使用煤炭来精炼铁。（注：以上两个年代靠谱，但作者叙述颠倒了前后，不是柯特促成了达比，而是相反）这个工艺流程（指达比）在1762年又由于史密顿采用水力来操作气缸鼓风炉制煤而进一步改善。从此以后，木炭从铁的生产中消失，由煤炭取代，不但成本更低，而且更容易取得。
     虽然创新显然是慢慢累积的，但在18世纪中叶却呈现明显的加速，尤其是在纺织品生产中最为显著。纺织品生产最基本的步骤是纺纱，也就是使用植物或动物纤维如棉花或羊毛，将它们制成纱线。纱线再被制成纺织品。中世纪最大的科技创新之一是纺车，取代了手工纺纱。这种发明约在1280年出现于欧洲，可能是从中东传入。此后纺纱的方法一直未变，直到18世纪。一连串重大创新于1738年保罗取得一项新纺纱方法的专利，使用萝拉（Roller）取代手工抽出要纺制的纤维。不过，这套机器运作得不好，直到后来阿克莱特和哈格里夫斯的创新才真正带来纺纱的革命。
     1769年，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克莱特为他的“水力纺纱机”取得专利，那是比保罗的机器改善许多的新发明。阿克莱特与针织品制造商斯图特和尼德成立合伙事业。1771年，他们在克罗姆福德兴建全世界最早的一座工厂。新机器以水为动力，但阿克莱特后来做了关键的改变，改以蒸汽为动力。到1774年，他的公司雇佣六百名工人，而且他积极扩张，最后在曼彻斯特、马特洛克、巴斯，还有苏格兰的新兰纳克建立工厂。阿克莱特的创新在1764年因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而更加完善，而这部纺纱机又由克隆普顿在1779年发展成“骡子”，以及后来罗伯兹的自动纺纱机。这些创新的效益确实是革命性：在18世纪稍早，手工纺织要花五万小时纺完一百磅棉花，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只花三百小时，而自动纺纱机只需要一百三十五小时。
     随着纺纱机械化出现的是编织的机械化。重要的第一步是凯伊在1733年发明的飞梭。虽然刚开始那只是增加手工编织的生产力，但它最长远的影响是奠定了机械化编织的基础。1785年，卡特莱特又在飞梭的基础上发明了动力织布机，跨出一连串创新的第一步，终于制造出取代手工编织的机器，如同那些取代手工纺纱的机器。
     英国纺织业不只是工业革命背后的推手，也促成了世界经济的革命。以棉纺织品为首的英国出口从1780年到1800年增加一倍，这个产业的成长变成整个经济体的火车头。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结合，提供了经济进步的范本，改变了世界上那些变得富裕的经济体。
     新的人和新创意对这个转变极其重要。以运输创新为例，在英国出现了数波这类创新：先是运河，然后是公路，最后使铁路。每一波创新都是新人贡献的。运河1770年后开始在英国发展，到1810年他们已连接许多最重要的制造区。随着工业革命展开，运河在降低运输成本上扮演重要角色，可以把庞大数量的工业产品运到各地，例如棉纺织品；同时也可把原料运到工厂，尤其是棉花和蒸汽机使用的煤。早期开凿运河的创新者包括布林德利，他受雇于布里奇沃特公爵以兴建布里奇沃特运河，最后把工业大城曼彻斯特连接到利物浦港。布林德利生于达比郡农村，以水车工匠为业。他发明创新方法解决工程问题的名声引起公爵注意。在这之前他没有解决运输问题的经验，而另外两位杰出的运河工程师也是如此，一位原本当砌石匠的泰尔福德，另一位是工具制作师兼工程师史密顿。
     正如那些杰出的运河工程师之前没有运输的背景，卓越的公路和铁路工程师也一样。麦克亚当在1816年左右发明碎石铺路法，他是一位小贵族的次子。第一辆蒸汽火车由特里维西克在1804年打造，他父亲在康沃尔郡采矿，早年他跟着父亲从事这个行业，因而着迷于用来抽出矿产的蒸汽机。更重要的是史蒂芬森的发明，他的父母都不识字，但他发明了著名的“火箭号”火车；史蒂芬森刚开始只是煤矿矿场的一名蒸汽机操作员。
     新人也推动了重要的棉纺织业。这个新产业的一些开路先锋是过去从事羊毛衣物生产与贸易的业者，例如福斯特在1835年转向棉花并开设布拉克染厂之前，曾在羊毛业雇佣七百名手工织布机工人。但像福斯特这类人是少数，当时只有五分之一的主要工业家过去从事与制造业有关的行业。这并不奇怪，因为第一，棉纺织业先从英格兰北部的新城镇发展，工厂是组织生产的全新方法，羊毛业的生产组织则大不相同，是把原料送到生产工人的家里，让他们自己纺纱和织布。因此大部分这类羊毛业者不具备转换成棉纺织的条件，福斯特是例外。要发展和使用新技术需要有新人加入。棉纺织的快速发展宣告了羊毛业的没落——这又是创造性破坏的作用。
     创造性破坏不只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也重新分配政治权力，正如威廉·李发现当权者因为害怕政治后果而排斥拒绝他的发明时所了解到的。随着工业经济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扩张，新工厂业主和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抗议他们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违背他们利益的政府政策。他们的主要对象是谷物法（Corn Laws），这项法律规定所有谷物，尤其是小麦，价格过低时不准从谷物进口，目的是保护大地主的高额获利。这个政策对生产小麦的大地主有利，但对制造商不利，因为他们必须支付较高的薪资，以弥补较高的面包价格。
     由于工人集中在新工厂和工业中心，组织动员和暴动也变得更容易。到1820年，对新制造商和制造中心的政治排斥和拒绝已变得站不住脚。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准备举行抗议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的集会。策划者是当地的刷子制造商强森，也是激进的《曼彻斯特观察报》的创办人。其他策划者包括棉纺织制造商兼改革家奈特，和《曼彻斯特观察报》编辑萨克斯顿。六万名抗议者聚集在广场，许多人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取消谷物法”、“普选权”和“投票选举”（亦即秘密投票，而非像1819年时的公开投票）。当局对这次集会十分紧张，由六百名骑兵组成的第十五轻骑兵部队严阵以待。当演说开始时，一名地方法官决定对演说者发出逮捕令。警察尝试执行逮捕令时遭到群众的抗拒，并爆发战斗。这时候轻骑兵冲进群众中，在混乱的几分钟里，十一位民众被杀死，受伤者可能多达六百人。《曼彻斯特观察报》称之为彼得卢屠杀。
     然而在经济与政治制度已经改变的情况下，长期压制在英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彼得卢屠杀只是孤立事件，在这次暴动后，英国的政治制度不得不屈服于压力和广泛的社会动乱威胁，尤其是在1830年法国民众反对查理十世的革命之后（查理十世尝试恢复被1789年法国大革命摧毁的专制政体）。1832年，英国政府通过第一改革法案，赋予伯明翰、里兹、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参政权，并扩大投票的基础，让制造商在国会可以有代表。随之发生的政治权力转移把政策推至有利于这些新代表的方向：他们在1846年终于成功废止了广泛憎恶的谷物法，再次显示创造性破坏不只带来收入的重新分配，也带来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当然，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假以时日将导致进一步的收入重新分配。英国制度的广纳性使这个过程得以发生，身受创造性破坏之害或害怕它的人，再也无法抵挡大势。

（5）为什么发生在英国？
     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并大步迈进，原因是英国独特的广纳式经济制度。而这套制度建立的基础则是光荣革命带来的广纳式政治制度。光荣革命强化并使财产权合理化，改善金融市场，削弱政府掌控的国外贸易独占权，同时去除了工业扩张的障碍。是光荣革命促成政治制度的开放，并积极回应经济的需求和社会的渴望。这种广纳式经济制度让有才干和眼光的人如瓦特，有机会和诱因发展他们的技术和创意，进而以对他们和国家都有利的方式影响制度。一旦这些人成功后，他们自然和其他人有同样的冲动，想阻碍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并与他们竞争，唯恐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可能使他们无法在行业中生存，就像他们曾经让别人破产一样。但是在1688年之后，要做到这一点已愈来愈困难。1775年阿克莱特曾拿出一项内容广泛的专利权，希望让他在快速扩张的棉纺织业取得独占势力，但他无法让法院执行它。
     为什么这个独特的过程在英国展开，还有为什么在17世纪发生？为什么英格兰发展出多元的政治制度，从此脱离榨取式制度？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光荣革命前的政治发展由几个彼此关联的过程所塑造，其核心是专制政权与反对者的政治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不只阻止了专制政权在英格兰复辟和强化的企图，同时赋予那些渴望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人以权力。专制政权的反对者并不是想建立一种不同类型的专制政权。这不只是像兰开斯特家族在玫瑰战争中打败的约克家族。相反的，光荣革命产生了一种建基于宪政和政治多元化的新政权。
     这个结果是英格兰的制度漂移、以及它们与关键时期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前一章看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封建制度如何在西欧建立，并传播到西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但就像在第四章谈到的，西欧和东欧在黑死病后开始分道扬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小差异意味西欧的权力平衡导致制度的改善；反之在东欧，制度却逐渐在恶化。但这并不是一条必然且坚决迈向广纳式制度的道路。还有许多关键的转折必须在这条路上出现。虽然大宪章尝试为宪政建立根本的制度基础，但欧洲许多国家、甚至东欧也出现类似的抗争和类似的文献。然而在黑死病之后，西欧大幅漂离东欧。像大宪章这类文献开始对西欧产生更大影响。但在东欧，它们显得无足轻重。在英格兰，即使是在17世纪的冲突之前，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课征新税惯例已经建立。同样重要的是，权力缓慢而渐进地漂离菁英，转向更普遍的公民，这从农村社区政治动员的例子可见一斑。例如1381年英格兰的农民暴动。
     这种制度漂移此时与另一个由大西洋贸易大幅扩张促成的关键时期交互影响。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谈到，影响未来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王室有没有能力独占这项贸易。权力较大的英格兰国会意味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没有能力这么做。这个情况创造出一个商人和企业人士的新阶层，他们积极反对在英格兰建立专制统治的计划。例如，在1686年的伦敦，有702名商人出口到加勒比海，进口的商人有1283名。北美有691名出口商，626名进口商。他们雇佣仓库看守员、水手、船长、码头工人、行员——这些人也与他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其他生意盎然的港口如布里斯托、利物浦和朴茨茅斯也充满这类商人。这些新人想要并且要求建立不同的经济制度，而且随着他们通过贸易变得富裕，影响力也变得更大。同样的力量也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运作，但这些国家的国王都更有能力控制贸易及其获利。改变英格兰的那种新阶级也在这些国家兴起，但他们的势力远为弱小。
     当长期国会开会而内战在1642年爆发时，这些商人主要站在国会这一边。他们在1670年代与辉格党的形成关系密切，是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中坚，并在1688年罢黜詹姆斯二世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美洲提供的扩大贸易机会、英格兰商人大举跨入这些贸易、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创造的财富，使得王室与反专制者之间的斗争的势力失去平衡。
     也许最重要的是，多样的利益群体崛起和获得权力——从绅士阶级（在都铎时期崛起的商业农民阶级）、各类制造商，到大西洋贸易商——意味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联盟势力既强且广。这个联盟在1670年辉格党形成后势力更加强大，因为辉格党提供一个争取其利益的组织。这个联盟取得权力就是光荣革命之后支撑政治多元化的支柱。如果对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利益和相同的背景，推翻斯图亚特国王可能会比较像兰开斯特家族对抗约克家族的重演，变成一个群体对抗另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最后取而代之，并重新创造相同或不同形式的榨取式制度。但一个广泛的联盟意味他们对创造多元政治制度有更大的需求。如果没有某种政治多元化，将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中的一个群体压倒其他人而夺取权力的危险。1688年后的国会代表了广泛的联盟，是促使国会议员倾听请愿的关键因素，即使请愿是来自国会之外、甚至是没有投票权的人。这是避免某个群体企图牺牲他人而垄断利益的关键因素，例如羊毛业在曼彻斯特法案之前的尝试。
     光荣革命是划时代的事件，正是因为它由一个声势浩大的广泛联盟所领导，而革命又使得这个联盟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联盟成功建立了限制执政者与联盟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权力的宪政制度。例如，正因为这种限制，使得羊毛制造商无法压抑棉花与棉麻粗布制造商的潜在竞争。因此这种广泛联盟对1688年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会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同时也意味国会内部有制约的力量，以免任何单一群体变得太过强大而滥用其权力。这是多元政治制度兴起的关键要素。这类广泛联盟获得权力，对于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延续与强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将在第十一章谈到这个主题。
     这些条件仍不必然带来真正的多元政治制度，而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部分来说只是历史偶然发展的结果。一个很相似的联盟曾经从对抗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内战中胜出，结果只是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这个联盟的力量也不保证能打败专制统治，詹姆斯二世原本可能打败奥兰治亲王威廉。重大制度改变往往出于偶发，跟其他政治冲突的结果没有什么两样。即使有创造出反专制广泛联盟的制度漂移，以及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积蓄力量的大西洋贸易机会带来的关键时期，偶发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一样重要。因此，在这个例子里，偶发性和一个广泛联盟就是支撑政治多元化和广纳式制度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8、 别在我们的领土：发展的障碍

（1）禁止印刷
     1445年在德意志城市美因茨，古腾堡公开了一项对后来的经济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创新：活字印刷机。在那之前的书籍都是由抄写员以手工抄写，速度缓慢且极耗人工，或是以整片木刻版逐页印刷。书籍很少见，价格十分昂贵。在古腾堡的发明之后，情况开始改变。书籍都以印刷出版，且更容易取得。如果没有这项发明，广大民众的识字和教育将不可能办到。
古腾堡
古腾堡发明制作铅活字的设备
古腾堡发明使用铅活字的印刷机

古腾堡发明与铅活字相适应的用亚麻仁油制作的油墨
使用古腾堡的发明印刷的《圣经》
     在西欧，印刷机的重要性很快被认识。1460年，已有一部印刷机越过边界，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出现。到了1460年代，这种科技已传遍意大利，罗马和威尼斯都有印刷厂，佛罗伦萨、米兰和杜林紧随其后。1476年，卡克斯顿在伦敦设立印刷厂，两年后牛津也有一家。在同一时期，印刷传遍低地国（Low Countries），进入西班牙，甚至传进东欧，1473年一家印刷厂在布达佩斯开张，一年后波兰克拉科夫也开了一家。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把印刷当成可喜的创新。早在1485年鄂图曼苏丹巴耶塞特二世就明令禁止穆斯林印刷阿拉伯文。这个规定在1515年由赛里木一世苏丹进一步强化。一直到1727年第一部印刷机才得到允许出现在鄂图曼的领土上。当时阿赫梅特三世苏丹颁布命令，允许穆特费力卡设立印刷厂。即便是这个迟来的措施也由于保险起见而受到限制。虽然命令指出“此等西方技术在这个幸运的日子，将像新娘那样被掀开面纱，从此不再隐藏”，但穆特费力卡的印刷将受到严密监视。命令上说：

     “为了印刷的书籍免于印刷错误，睿智、受人尊敬、备受赞誉且专精于伊斯兰律法的宗教学者，优秀的伊斯坦布尔法官伊萨克、赛兰尼克的法官沙希伯、贾腊达的法官阿萨德，愿他们的美德增长，以及来自杰出的教团，正义的宗教学者支柱、卡新帕萨苏菲僧院的长老穆萨，愿他的智慧和知识增长，将肩负校对职责。”

     穆特费力卡获准成立印刷厂，但他印的任何东西必须由三名宗教兼法律学者（法官）组成的小组审查。如果印刷机更加普及，也许法官的智慧和知识就能更加快速增长，正如所有人一样。但情况并未如此发展，即使在穆特费力卡获准设立印刷厂后。
     不足为奇的是，穆特费力卡最后只印了少数几种书，从他的印刷厂开始营运的1729年，到他停止工作的1743年，只印了17种。他的家族尝试持续这个传统，但直到1797年终于放弃时只多印了七种。在鄂图曼帝国核心的土耳其以外，印刷落后甚至更久。以埃及为例，第一家印刷厂直到1798年才由法国人成立，这些人是拿破仑企图占领该国的随行人员。直到19世纪下半叶，鄂图曼帝国的书籍生产主要由抄写员抄写既有的书籍。在18世纪初，据称伊斯坦布尔有八万名忙碌的抄写员。
     反对印刷机对于识字率、教育和经济成功有明显的影响。在1800年，鄂图曼帝国识字的公民可能只有2%到3%，相较于英国有60%成年男性和40%成年女性识字。在荷兰和德意志，识字率甚至更高。鄂图曼各地甚至远远落后于这段期间教育普及率最低的欧洲国家，例如葡萄牙，那里可能只有20%的成年人能阅读和书写。
     在高度专制和榨取性的鄂图曼制度下，苏丹对印刷机的敌视不难理解。书籍会散播观念，让人民更难控制。有些观念可能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好方法，但其他观念可能会颠覆和挑战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现状。书籍也会削弱控制口传知识者的力量，因为书籍让任何识字的人随时可以取得知识。这队既有的状况带来威胁，因为知识是由菁英控制。鄂图曼的苏丹和宗教当局担心可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他们的解决办法是禁止印刷。

     工业革命创造的关键时期影响了几乎所有国家，部分国家如英国，不只允许而且还积极鼓励商务、工业化和创新精神，并因而快速成长。许多国家如鄂图曼帝国、中国和其他专制政权，因为阻碍或至少未鼓励工业的扩展而落后。政治与经济制度塑造了对科技创新的回应方式，再度制造出既有制度与关键时期之间交互作用的熟悉模式，带来了制度与经济结果的分歧。
     鄂图曼帝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崩溃时仍是专制政权，因此一直能成功反对或阻碍像印刷机这类创新及其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英国发生的经济改变未在鄂图曼帝国发生的原因，是榨取式专制政治制度与榨取式经济制度间自然而然的连结。专制统治不受法律或他人愿望的节制，虽然在现实中专制统治者仍得靠一些小群体或菁英的支持。这个狭窄群体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为了永久延续他们的权力。俄罗斯社会在1905年之前没有国会或其他群体的政治代表，沙皇在那一年成立了议会杜马，但很快又削弱他赋予杜马的权力。不足为奇的是，当时的经济制度是榨取性的，建构的目的是让沙皇和贵族尽可能富裕，其基础与许多榨取式经济制度如出一辙，是一套大规模的胁迫劳动和控制的制度，而且是特别恶性的俄罗斯农奴制形式。
     专制并非唯一会阻碍工业化的政治制度。虽然专制政权不具备多元性，而且害怕创造性破坏，不过许多专制政权拥有集权的政府体制，或至少集权到足以禁止像印刷机这类创新。即使到今日，像阿富汗、海地和尼泊尔这类民族国家还缺乏政治集权，在下撒哈拉非洲情况还更糟。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没有集权政府提供秩序和执行规范与财产权，广纳式制度将无法出现。我们将在本章看到，下撒哈拉非洲的许多部分（例如索马里和苏丹南部），工业化的重大阻碍之一是缺少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权。若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工业化没有机会起飞。
     专制和缺乏政治集权（或只有微弱的政治集权），是阻止工业扩散的两种不同障碍。但它们之间也有连结，两者都因为害怕创造性破坏而僵化不变，同时因为政治集权的过程往往会制造往专制发展的倾向。抗拒政治集权的原因很类似抗拒广纳式政治制度：害怕失去政治权力，但这次是害怕被新的集权化政府和掌控政府的人抢走。我们在前一章讨论到英格兰都铎王朝统治下政治集权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如何提高不同地方菁英对于他们在全国性政治机构能有人代表与发声的要求，以弥补丧失的政治权力。这创造出更强大的国会，最后使广纳式政治制度得以出现。
     但在许多别的例子里，发生的情况刚好相反，政治集权的过程引导到更专制的制度。俄罗斯专制政权的发源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彼得大帝从1682年到他1725年死亡期间建立的。彼得在圣彼得堡建立新都，夺走旧贵族（Boyars）的权力，以便建立一个现代官僚政府和现代军队。他甚至废除立他为沙皇的贵族杜马。彼得采行职级表（Table of Ranks），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阶层，其核心精神是报效沙皇。他也控制教会，就像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将政府集权化时的做法。彼得通过这个政治集权的过程夺走其他人的权力，并将权力导向自己。他的军事改革引发传统皇家卫队斯特列尔奇的反叛。其他人也加入叛乱，例如中亚的巴什基尔人和布拉温之乱，但这些反叛都未成功。
     虽然彼得大帝的政治集权计划很成功，也克服了反对势力，但因权力受到威胁而反对政府集权的这类势力（例如斯特列尔奇），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获得胜利，其结果是缺乏政府集权导致另一种榨取式政治制度持续不坠。
     在本章，我们将看到在工业革命创造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如何错过机会并失去工业扩散带来的益处。这些国家往往有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榨取式经济制度，就像鄂图曼帝国；或者它们缺乏政治集权，像索马里。

（2）小差异却有大影响
     专制统治在17世纪的英格兰瓦解，但在西班牙变得更强大。等同于英格兰国会的西班牙科尔蒂斯徒具虚名。西班牙在1492年通过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德国王联姻，合并卡斯提亚和阿拉贡王国而形成。那一年正好是收复失地运动结束，驱逐了从8世纪以来就长期占领西班牙南部，建立格拉纳达、科尔多瓦和塞维亚等大城市的阿拉伯人。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阿拉伯国家格拉纳达被西班牙征服的时候，正好是哥伦布抵达美洲、开始为资助他航行的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德国王占据领土的时候。
双国王偶人
     卡斯提亚王室和阿拉贡王室的合并，以及随后一连串的王朝联姻与继承，在欧洲创造出一个超级大国。伊莎贝拉在1504年去世，她女儿胡安娜加冕成为卡斯提亚女王。胡安娜嫁给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力，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玛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儿子。1516年，胡安娜与菲力的儿子查理加冕成为哈布斯堡与阿拉贡王国的查理一世。当他父亲去世，查理继承荷兰与法兰什孔泰，并入他在伊比利亚和美洲拥有的领土。1519年，玛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查理也继承了哈布斯堡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土，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原本只是两个西班牙王国在1492年的合并，如今变成一个跨洲的帝国，而查理则继续壮大由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开创的专制国家。
     建立并巩固西班牙专制政权的努力，因为在美洲发现的贵金属而大获助益。到1520年代，墨西哥瓜纳华托已发现大量白银，不久后在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又再度发现。1532年征服秘鲁后，为王室带进了更多财富。这些财富以抽成的方式取得：任何征服得来的掠夺品和矿产收入都得贡献“五分之一给皇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谈到，1540年代在波托西发现一座银山，使西班牙国王的金库涌进更多财富。
     在卡斯提亚和阿拉贡合并时，西班牙是欧洲经济最成功的地区之一。在它的专制政治体系获得巩固后，经济开始相对变弱，接着在1600年之后，经济更是陷于绝对的衰退。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在收复失地运动后，紧接着采取的措施就是征收犹太人财产。约二十万名西班牙的犹太人得在四个月内离开，他们必须以极低的价格变卖土地和资产，且不准携带任何黄金或白银离开西班牙。类似的人间悲剧约在一百多年后再度重演，从1609年到1614年，菲力三世驱逐西班牙南部前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后裔摩尔人。和犹太人一样，摩尔人只能携带随身的东西离开，且不准带走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金属。
     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其他方面的财产权也不安全。1556年继承父亲查理五世王位的菲力二世，在1557年就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1560年又再度倒债，前后毁了福格尔和维瑟尔银行家族。这两个德意志银行家族的角色改由热那亚的银行家族承接，但后者也被哈布斯堡统治的西班牙一连串的倒债摧毁；倒债发生的时间分别在1575、1596、1607、1627、1647、1652、1660和1662年。
     与西班牙专制统治下财产权的不稳定同样重要的是，专制统治对贸易的经济制度和西班牙殖民帝国发展的影响。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讨论到，英格兰的经济成功建基在快速的商务扩张。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比较起来，虽然英格兰是大西洋贸易的后来者，但它允许相对较广泛的阶层参与贸易和殖民机会。在西班牙，财富流入王室的金库；在英格兰，财富则散布到新兴的商人阶级。就是这个商人阶级形成了早期英格兰经济活力的基础，并建立了反专制政治联盟的堡垒。
百合花王冠：西班牙女王或王后之冠

     在西班牙，这些引导到经济进步和制度改变的过程并未发生。在发现美洲后，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通过塞维亚的商人行会，组织新殖民地与西班牙间的贸易。这些商人控制所有贸易，并确保王室分到美洲财富的一杯羹。所有殖民地都未开放自由贸易，而每年都有一支大船队会从美洲回到西班牙，载运贵金属和宝贵的货物到塞维亚。这种贸易狭隘而独占的基础，意味不会有广泛的商人阶级从殖民地的贸易机会兴起。即使是美洲内的贸易也受到层层管制，例如在新西班牙（大约是现在的墨西哥）这类殖民地的商人，不能直接与新格拉纳达（现在的哥伦比亚）直接贸易。西班牙帝国内部的贸易限制减损了帝国的经济富裕，并间接降低西班牙可以通过与其他更富裕的帝国贸易而获得的潜在利益。尽管如此，这些限制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可以保证白银和黄金不断流进西班牙。
     西班牙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是专制政权的建立以及政治制度步上与英格兰不同道路的直接结果。卡斯提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都有自己的科尔蒂斯，亦即王国中不同群体的代表组成的国会。和英格兰的国会一样，卡斯提亚的科尔蒂斯必须由国王召开，以同意开征新税。不过，卡斯提亚和阿拉贡的科尔蒂斯主要由大城市推派代表，不像英格兰国会兼顾城市和农村地区。到15世纪，科尔蒂斯只有十八个城市参与，每个城市各派两名代表。其结果是，科尔蒂斯不像英格兰国会那样代表更广泛的群体，而且从未发展成一个汇聚了想限制专制政权的多样利益的枢纽。它不能立法，甚至在同意开征新税方面的权力也很有限。这些都让西班牙国王更容易在巩固其专制统治时，让科尔蒂斯边缘化。即使有来自美洲的白银，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仍要求愈来愈重的税收，以支应一连串昂贵的战争。1520年，查理五世决定向科尔蒂斯提出加税的要求。城市菁英利用这个机会要求让科尔蒂斯及其权力有更大幅度的改变，这场抗争变成暴动，很快成为所谓的平民叛乱。最后查理靠忠心的军队镇压反叛。不过，在16世纪其余的时间里，抗争仍然持续不断，因为国王仍尝试夺走科尔蒂斯的权力，以便课征新税和提高旧税。虽然抗争时热时冷，国王还是赢得最后的胜利。1664年后，科尔蒂斯就不再开会，一直到将近一百五十年后拿破仑入侵期间它才重新创建。
     1688年专制统治在英格兰失败不仅带来多元政治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出更有效率的集权政府。在西班牙，专制政权的胜利造成相反的结果。虽然国王削弱科尔蒂斯并去除对自身行为的所有潜在限制，王室却变得愈来愈难征税，甚至尝试直接与个别的城市协商也徒劳无功。当英格兰致力于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税务官僚体系时，西班牙再度往相反的方向发展。王室不仅未能为创业家确保财产权同时更独占了贸易权，反而还卖官（往往容许世袭）、包收租税，甚至出售司法豁免权。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2010年宣布将“缩减王室成员为四人”。英国媒体援引王室消息称：“女王殿下希望王室越发强大，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得民心。她已经决定要实行‘瘦身’计划。那也就意味着，其他年轻的‘多余’王室成员将面临危机。”安德鲁王子的两个女儿首当其冲，将丧失成为“职业王室”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她们大学毕业后，可能要出去找工作。

     西班牙出现这些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可以预料的。17世纪英格兰迈向经济成长和快速工业化之际，西班牙却快速坠落到广泛的经济衰退。在17世纪初，西班牙每五个人中有一个住在城市地区，到世纪结束时，这个数字已减半到每十个有一个，与西班牙人口变贫穷的速度一致。在英格兰人变富裕时，西班牙人普遍变穷。
     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持续与强化，而英格兰的专制政权却被推翻，这又是一个说明小差异在关键时期关系重大的例子。小差异是代议制度的强度和性质，关键时期则是发现美洲。两者的交互作用把西班牙带往一个与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制度道路。英格兰出现的相对广纳的经济制度，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动力，并以工业革命达到其高峰，而工业化在西班牙却无法生根发展。等到工业科技扩散到世界许多地方时，西班牙经济已衰退到甚至不需要西班牙王室或地主菁英来阻挡工业化。

（3）对工业的恐惧
     如果没有经历类似1688年之后英格兰出现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力的改变，专制国家几乎没有机会从工业革命的创新和新科技中获益。例如，在西班牙，财产权没有保障和普遍的经济衰退，意味人们完全没有诱因去从事必要的投资和牺牲。在俄罗斯和奥匈帝国，阻止工业化的不只是菁英的忽视和错误管理，以及榨取式制度下经济的节节衰退，而是统治者积极阻碍任何引进这类科技的企图，并禁止对铁路等基础建设的投资，这类基础建设正好可以是工业化的触媒。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初期，欧洲的政治版图与今日大不相同。由超过四百个政治体拼凑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最后并入德国）占据大部分中欧，哈布斯堡王室仍是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它掌控的哈布斯堡帝国或奥匈帝国即使不再包括西班牙（从波旁家族1700年接管西班牙王位后），仍然跨越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以人口看，它是欧洲第三大国家，占欧洲人口的七分之一。在18世纪末，哈布斯堡的土地从西起包括今日的比利时，在当时称为奥属尼德兰，不过最大的部分是奥地利和匈牙利及其周围的土地，包括北边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南边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意大利与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往东边看，它也包括今日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许多地方。
     哈布斯堡领土上的商人影响力远比英国商人小，而东欧的土地则盛行农奴制。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到，匈牙利和波兰位于东欧二次农奴制的心脏地带。不同于斯图亚特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在维系严厉的专制统治上很成功。1792年到1806年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接着又成为奥匈帝国皇帝直到1835年去世的法兰西斯一世，是一位绝对的专制皇帝。他不承认对他权力的任何限制，特别是他希望保持政治现状。他的基本策略就是反对改变——任何形式的改变。他在1821年的演说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并以哈布斯堡统治者典型的方式对莱巴赫一所学校的教师说：”我不需要博学的人民，只要善良、诚实的人民。你们的工作是教育年轻人成为这种人。为我工作的人必须照我的命令教导。如果任何人做不到这一点，或有新想法，他可以离开，或者我会让他走。“
     1740年到1780年在位的特蕾莎女皇经常回答有关改善或改变制度的建议说：”一切保持原状就好。“尽管如此，她和她儿子约瑟夫二世（1780年至1790年在位）曾尝试建立更强大的集权政府和更有效的行政体系。但他们在一个完全无法节制其行为并且政治多元化也很少的政治体系下进行这个工作，没有国会能稍微控制君主，只有一套过去曾有一些课税权和募兵权的地方阶级（estate）与议会的制度。奥匈哈布斯堡君主受到的节制比西班牙君主还少，而且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随着哈布斯堡专制统治在18世纪进一步强化，所有非皇室机构的权力也进一步被削弱。当奥地利提洛省的市民代表向法兰西斯一世请愿创制宪法时，他的回应是：”原来你们想要一部宪法！……听着，我不喜欢宪法，我会给你们一部宪法，但你们必须知道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如果我需要钱我不会征询你们的意见……无论如何我劝你们小心自己想说的话。”听到他的回应后，提洛省的领导人回答：“如果你这么想，那最好是没有宪法。”法兰西斯对此的反应是：“这也是我的意见。”
法兰西斯一世
     特蕾莎用来跟官员咨询的国务委员会遭法兰西斯解散，从那时候起国王的决定就再也没有咨询官员意见或公开讨论。法兰西斯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严密监视任何可能被视为略微激进的人。他的长期帮手哈提希伯爵形容他的统治哲学是“永不停止地维护统治权威，并排拒任何人民参与此等权威的主张”。他的一切作为得到1809年被他任命为外交大臣的梅特涅亲王的协助。梅特涅亲王的权力和影响力实际上比法兰西斯持续更久，他担任外交大臣长达近四十年。
     哈布斯堡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封建秩序和农奴制度，在帝国境内愈往东边走就愈发现，封建秩序变得更加严密，这反映出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更加倾斜的经济制度。劳动流动受到极大限制，法律不允许迁移。当英国慈善家欧文尝试说服奥地利政府推动社会改革以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时，梅特涅的助理冯·艮茨回答：“我们不希望所有人民都过好日子和独立……否则我们怎么统治他们？”
     除了完全阻碍劳动力市场兴起、并消灭农村广大人民的经济诱因或努力的农奴制外，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也靠独占和对其他贸易的限制而兴盛。都市经济由行会支配，而行会则限制新人进入。在1775年以前，奥地利境内要收内部关税，这种情况在匈牙利延续到1784年。进口产品的关税很高，许多货物完全禁止进口和出口。
     压制市场和建立榨取式经济制度当然是专制制度的特质，但法兰西斯做得更彻底。这里的情况不只是榨取式经济制度消灭了个人创新或采用新科技的诱因。我们在第二章曾讨论到刚果王国尝试提倡使用耕犁却不成功，原因是经济制度的榨取性质。刚果国王知道如果他可以劝诱人民使用犁，农耕生产力将提高，创造出更多财富而使他受益。这是所有政府的潜在诱因，甚至专制政府也相同。刚果的问题出在人民了解不管他们生产什么，都可能被专制的国王没收，因此他们没有投资或利用更好科技的诱因。在哈布斯堡，法兰西斯不鼓励人民采用更好的科技；相反的，他反对这么做，并阻碍新科技传播，而这些新科技是人民仍可能愿意采用的，即使是在既有的这种经济制度下。
     反对创新以两种方式呈现，第一，法兰西斯一世反对工业发展。工业带来工厂，而工厂会在城市聚集贫穷的劳工，尤其是在首都维也纳。这些工人可能变成反对专制政权的支持者。他的政策目标是巩固传统的菁英还有政治现状与经济现状，他希望保持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法兰西斯相信，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方法是一开始就阻止兴建工厂。例如，他在1802年直接下令禁止在维也纳盖工厂。他禁止进口和采用能为工业化打基础的新机器，直到1811年为止。
     第二，他反对兴建铁路，而这又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关键新科技之一。当有人向法兰西斯一世提出兴建北部铁路的计划时，他回答：“不，不，我不想跟它有任何关系，免得国内发生革命。”
     由于政府不允许兴建蒸汽铁路，帝国境内兴建的第一条铁路不得不采用马匹拉的车厢。这条铁路从多瑙河畔的林兹连接莫尔道河畔的波西米亚城市布德韦斯，沿途有许多坡道和转弯，这意味以后不可能改成使用蒸汽机，因此它持续使用马力直到1860年代。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是大银行家族在维也纳的代表，他很早就发现在帝国里发展铁路有很大的经济潜力。所罗门的兄弟纳森住在英国，对史蒂芬森的蒸汽机“火箭号”和蒸汽动力的潜能很感兴趣。他联络并鼓励他的兄弟探寻在奥地利发展铁路的机会，因为他相信家族可以从资助铁路发展获得庞大利益。但这个计划无疾而终，因为法兰西斯皇帝再度说不。
     反对工业和铁路是因为，法兰西斯担心伴随现代经济发展而来的创造性破坏。他的优先目标是确保自己统治下的榨取式制度的稳定，以及保护支持他的传统菁英的优势。工业化对他来说不仅获益有限，还会因为吸引农村的劳工聚集到城市而削弱封建秩序，而且法兰西斯看出重大的经济改变会对他的政治权力带来威胁。因此他阻挡工业和经济进步，使经济持续落后。这呈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直到1883年，全世界90%的铁都以煤炼制时，哈布斯堡领土上有一半的铁仍使用效率较低的木炭炼制。同样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崩溃时，纺织尚未完全机械化，而仍然采用手工生产。

     奥匈帝国不是唯一恐惧工业的政权。再往东走，俄罗斯有一套同样专制的政治制度，由彼得大帝所建立。和奥匈帝国一样，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农奴制把至少一半人口绑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每周为地主的土地免费工作三天，他们不能迁徙，没有职业自由，而且地主可以任意贩卖农奴给其他地主。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激进哲学家克鲁泡特金，生动地描述了农奴制在1825年到1855年统治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下运作的情形。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故事：

     “男人和女人从家庭和村庄被拆散并贩售，在赌博中输掉，或被用来交换两条猎犬，然后运送到俄罗斯某个偏远的地方……小孩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卖给残酷或浪荡的主人；每天在马厩中发生残暴至极的鞭打；一个女孩发现她唯一的救赎是溺死自己；一个老人为他主人服务到头发斑白，最后上吊死在主人的窗口；农奴的叛乱，最后被尼古拉一世的将领镇压，方法是每十个或五个男人就拉出一个鞭打至死，并且摧毁整个村庄……至于我在游历某些村庄所看到的贫穷，尤其是在属于皇室的村庄里，没有言语足以向未亲眼见过的读者描述。”

     就像在奥匈帝国的情况，俄罗斯的专制政权不只是制造出一套阻碍社会富裕的经济制度，对创造性破坏以及工业和铁路也怀着类似的恐惧。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的核心人物之一，是1823年到1844年担任财政大臣的坎克林伯爵，他在反对促进经济繁荣所需的社会改变中扮演关键角色。
     坎克林的政策目标是强化政权的传统政治支柱，特别是地主贵族，同时保持农业社会的形态。坎克林在当上财政大臣后，很快就反对并逆转前任财政大臣古瑞夫的提议，也就是成立政府拥有的商业银行以借款给工业。相反的，坎克林重新启用拿破仑战争期间关闭的国家贷款银行。这家银行最初设立是为了以补贴的利率借款给大地主，坎克林赞同这种政策。申请贷款者必须以农奴做为“保险”或担保，因此只有封建地主能利用这种贷款。为了提供资金给国家贷款银行，坎克林从商业银行转移资产，一石二鸟地达成他的目的：减少贷款给工业的资金。
     坎克林的态度是基于对经济改变势必带来政治改变的恐惧，而沙皇尼古拉的态度也一样。尼古拉在1825年12月取得的权力，差点在一场军方将领的政变中被推翻，这些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军官对社会有一套激进的改革计划。尼古拉写信给米哈伊大公说：“革命已经打到俄罗斯的门口，但我发誓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让它穿透我的国家。”
     尼古拉畏惧建立现代经济会带来的社会改变。他在莫斯科一场工业展览上回见制造业者所发表的演讲中说：

     “政府和制造业者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一件事，否则每一座工厂将变成邪恶而非祝福，这件事就是关注数量逐年增加的工人。他们的道德需要积极且父亲式的监督；若不如此，如此众多的人民将逐渐腐化，最后变成一个悲惨且对他们的主人很危险的阶级。”

     和法兰西斯一样，尼古拉害怕现代工业经济释放的创造性破坏将动摇俄罗斯的政治现状。在尼古拉的要求下，坎克林采取具体的措施以减弱工业的潜力。他禁止数项过去定期举行、用于展示新科技并推广采用的工业展览会。
尼古拉一世
     1848年，欧洲受到一连串革命爆发的冲击。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莫斯科军政首长萨克瑞夫斯基写信给尼古拉：“为了维护目前仅有俄罗斯保有的安定与繁荣，政府不应允许无家可归者和行为不检者集会，因为他们可能共同行动，摧毁社会或私人的和平。”他的建议被呈报到尼古拉的大臣，于是一项新法律在1849年开始施行，严格限制在莫斯科各地可以设立的工厂数量。该法律特别禁止新设立羊毛或棉纺纱厂与铸铁工厂。其他产业如织布或染布业如果想开新工厂，必须向军政首长申请。最后棉纺业完全被禁止。这项法律意在阻止城市里可能造反的工人进一步集中。
     反对铁路紧跟着反对工业而来，和奥匈帝国的情况如出一辙。在1842年以前，俄罗斯只有一条铁路，即沙皇村铁路，长17英里，从圣彼得堡连接到沙皇村和帕夫洛夫斯克的皇宫。和反对工业的理由一样，坎克林认为没有发展铁路的必要，铁路会带来危及社会的流动性：“铁路不一定是自然需求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为的需要或奢侈。它们鼓励人从事不必要的旅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写照。”
     坎克林拒绝无数兴建铁路的申请，直到1851年只有一条连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铁路兴建。出任运输与公共建筑管理局的克林米奇伯爵延续了坎克林的政策。这个机构变成铁路建设的主管单位，而克林米奇利用它做为阻止铁路发展的平台。1849年之后，他甚至利用自己的职权来检查有关铁路发展的报纸讨论。
     地图13显示出这种逻辑的结果。虽然英国和大部分西北欧在1870年时已经铁路交织，穿越俄罗斯广大领土的铁路却很少。直到俄罗斯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国、法国和鄂图曼的军队击溃后，反对铁路的政策才反转，俄罗斯人才了解运输网络的落后是俄国安全的重大弱点。奥匈帝国境内除了奥地利和帝国西部外，铁路发展也相当落后，虽然1848年的革命为这些地方带来了改变，尤其是废除农奴制。

（4）禁止船运
     专制统治不只出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许多亚洲国家也是，而且同样在工业革命创造的关键时期阻碍了工业化。中国的明朝和清朝以及鄂图曼帝国的专制统治，充分展现了这种模式。从公元960年1279年的宋朝，中国在许多科技创新上领先世界。中国人发明时钟、罗盘、火药、纸和纸币、瓷器，并且比欧洲更早利用鼓风炉来制造铸铁。中国人也独立发展出转轮和水力，与这些发明出现于欧亚大陆另一端大约同时。中国在公元1500年时的生活水平至少和欧洲一样高。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就已是集权国家，采用以才干为任用标准的文官制度。
     然而中国也是专制统治，而宋朝期间的成长也是在榨取式制度下的产物。社会上除了君主外，各种群体没有政治代表，也没有类似英格兰国会或西班牙科尔蒂斯的机构。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不确定，且宋朝伟大的发明并非市场诱因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赞助、甚至命令而产生。这些发明很少被商业化。宋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政府的掌控更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不变的榨取式制度逻辑。和大多数控制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一样，中国的专制君主反对改变、要求稳定，且基本上畏惧创造性破坏。
     这从国际贸易的历史可窥见一斑。正如我们已讨论过，发现美洲和国际贸易进行的方式，在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冲突和制度改变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中国，民间商人通常从事国内的贸易，海外贸易则由政府独占。明朝在1368年创立后，第一位皇帝洪武帝统治三十年，他担心海外贸易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因此只允许政府主持的国际贸易，而且仅限于招徕纳贡而非商业活动。洪武帝甚至处死数百名被指控企图把纳贡任务改变成商务冒险的人。在1377年到1397年间，政府未批准任何海上纳贡任务。他禁止民间个人与外国人贸易，且不许中国人航行到海外。
     1402年，明朝永乐帝即位，并展开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重新启动政府赞助的大规模海外贸易活动。永乐帝派郑和从事六次航行到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的重大任务。中国人从悠久的贸易关系知道这些地方，但以前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行动。第一支舰队有两万七千八百人参与，有六十二艘大宝船，伴随一百九十艘较小的船，其中包括有些专门载运淡水、有些载运补给品，以及载运军队的船。但六次任务后，永乐帝在1422年暂停派遣任务，继位的洪熙帝（1424年到1425年在位）则永久停止派遣任务。洪熙帝猝死之后，宣德帝登基，起初他允许郑和在1433年进行最后一次出使，但此后所有海外贸易都遭禁止。到1436年，建造远洋海船甚至被视为违法。海外贸易的禁令直到1567年才解除。

1555年（明嘉靖34年），五十三名日本浪人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明朝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明朝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占绝对优势数量的明军围歼。（上图为明朝仇英画作《倭寇图卷》局部）

     这些事件都为了禁止被视为可能造成不稳定的经济活动，虽然只是榨取式制度的冰山一角，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根本的影响。正当国际贸易和发现美洲从根本上改变英格兰的制度时，中国在这个关键时期却断绝对外关系，转而向内，一直持续到1567年。明朝在1644年被女真人推翻，清朝取而代之，接着是一段政治极度动荡的时期。清朝大规模没收财产与资产。在1690年代，罢官文人兼不得意的商人唐甄写道：

     “从清朝建立五十多年来，整个国家变得日益贫穷。农人穷困，工匠穷困，商人穷困，官员也穷困。谷物价格低廉，却没钱吃饱。布匹价格低廉，却没钱买布穿衣。满船的货物从一个市场运到另一个市场，但必须赔本才能将货物出清。即将退休的官员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士农工商全都一贫如洗。”（出自唐甄《潜书·存言》原文是：“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1661年，康熙帝下令，从越南到浙江所有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基本上是整个南部海岸，也就是过去中国商业最活络的地区——必须往内陆迁移十七英里远。海岸有军队巡逻来执行这项命令，直到1693年各地沿岸都禁止航行。这个禁令在18世纪不时再度颁布实施，很彻底地压制中国海外贸易的兴起。即使部分贸易有发展，但很少人愿意大举投资，因为皇帝可能突然改变心意而禁止贸易，使船只、设备和贸易关系的投资变得毫无价值，甚至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清朝康熙帝
     明朝和清朝反对国际贸易的原因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恐惧创造性破坏。皇帝的首要目标是政治安定，国际贸易可能带来不稳定，因为商人将变得富有和大胆，正如大西洋扩张时期的英格兰商人。不只是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这么认为，宋朝的皇帝虽然愿意赞助科技创新和允许更大的商业自由，却也局限于他们能控制的范围内。情况在明朝和清朝变得更恶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日益严密，海外贸易则遭到禁止。明朝和清朝国内有一些市场和贸易，且政府对国内经济课税很轻，不过对创新却很少支持，并且发展商业和工业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安定。所有这些对经济的专制控制结果都不难预测：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其他经济体展开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陷于停滞。到毛泽东1949年建立共产党政权时，中国已变成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5）祭司王约翰的专制统治
     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并不局限于欧洲和亚洲，也出现在非洲，例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到的刚果王国。另一个持续更久的非洲专制政权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或称阿比西尼亚），其根源我们在第六章讨论阿克苏姆王国衰亡、封建制度崛起时曾经提及。阿比西尼亚专制政权甚至比欧洲的同类延续更久，因为它在关键时期面对大不相同的挑战。
     在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皈依基督教后，埃塞俄比亚人一直信仰基督教，到14世纪时，他们成了祭司王约翰传说的焦点。约翰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在中东伊斯兰教崛起后与欧洲的往来便断绝。起初这个王国被认为位于印度，但随着欧洲人对印度的知识增长，人们发现那不是事实。埃塞俄比亚国王因为是基督徒，于是成了传说的目标。事实上，历来的埃塞俄比亚国王都极力尝试与欧洲的君主国结盟以对抗阿拉伯人的侵略，至少从1300年开始就派遣外交使节到欧洲，甚至说服葡萄牙国王派遣士兵。
     这些士兵以及外交使节、耶稣会教士和商旅曾经觐见约翰，留下许多对埃塞俄比亚的记述。其中最有趣的记述之一是阿尔瓦雷斯从经济角度写的札记，他是跟随葡萄牙外交使节的牧师，从1520年到1527年在埃塞俄比亚游历。此外还有耶稣会教士阿尔梅伊达的笔记，他从1624年起住在埃塞俄比亚；旅行者布鲁斯从1768年1773年也住在这个国家。这些人的写作提供了详细的记录，呈现埃塞俄比亚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证明埃塞俄比亚毫无疑问是一个完美的专制政权。那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多元制度，国王的权力也未受任何节制和束缚，他们统治权的基础来自于宣称自己是传奇的所罗门王（King Solomon）和希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后代。
     埃塞俄比亚专制统治的结果是，国王的政策造成财产权的极度不安全。例如，布鲁斯说：

     “所有土地都归属于国王；他可以在高兴时送给他喜欢的人，并随时任意收回土地。他死后王国的所有土地立即任由新王处置；不仅如此，任何现在的土地拥有者死后，他拥有的土地不管持续多久都恢复为归属于国王，而不由长子继承。”

     阿尔瓦雷斯描述，“如果不是大人虐待子民”，人民会生产更多“果实和耕种更多土地”。阿尔梅伊达对社会运作情况的记述也很一致，他写道：

     “国王交换、改变和取走土地的例子如此常见，使得每个人拥有土地只持续两、三年，有时候只有一年，甚至不到一年，而人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经常一个人犁了田，另一个人播种，再另一个人收成。因此这导致没有人照顾他拥有的土地；甚至没有人种树，因为他知道种树者很少能收成果实。不过，对国王来说，人们如此依赖他却极为有用。”

     这些描述暗示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与欧洲专制政权极其类似，虽然可以明显看出埃塞俄比亚的专制更加严厉，且经济制度更具榨取性。此外，正如我们在第六章强调的，埃塞俄比亚并未经历削弱英格兰专制统治的同一关键时期。埃塞俄比亚被隔绝于塑造现代世界的许多过程之外；即使它未被隔绝，以其专制的严厉程度可能也会导致专制统治更加强化。例如，和西班牙一样，埃塞俄比亚的国际贸易由国王控制，包括获利丰厚的奴隶贸易。埃塞俄比亚并非完全隔绝：欧洲曾经寻找祭司王约翰，埃塞俄比亚也必须与环伺的伊斯兰国家作战。然而历史学家吉本相当正确地指出：”在四周被宗教上的敌人围绕下，埃塞俄比亚沉睡了近千年，忘记了忘记他们的世界。“
     当欧洲人19世纪开始殖民非洲时，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由卡萨公爵统治的独立王国。卡萨在1855年加冕成皇帝特沃德罗斯二世，他开始推动政府现代化，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及司法体系，和一支能控制国家、甚至与欧洲人打仗的军队。他设置管理各省的军事首长，负责课税，并把税金缴交给他。他与欧洲强权的谈判屡遭挫折，恼怒之下囚禁谈判的英国官员。英国在1868年派遣远征军，攻陷埃塞俄比亚首都，特沃德罗斯自杀身亡。
     尽管如此，特沃德罗斯重新构建的政府仍然在19世纪对抗意大利人的战争中，获得历史上最大的反殖民胜利之一。1889年，王位传承给孟尼利克二世，他立即面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建立殖民地的意图。1885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在柏林举行会议，欧洲列强酝酿”瓜分非洲“的构想，亦即决定如何把非洲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在会议中，意大利取得在埃塞俄比亚沿海的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殖民的权利。埃塞俄比亚虽然未派代表出席会议，却逃过了这场灾难。不过，意大利人继续筹划，并在1896年派遣一支军队从厄立特里亚南下。孟尼利克的反应和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一样，他号召贵族聚集各自的武装战士，组成一支军队。这个办法无法让军队长期留在战场，但可以在短时间内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段很短的时间刚好够打败意大利人，人数一万五千人的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完全被孟尼利克的十万大军的声势所淹没。那是未殖民的非洲国家对抗欧洲强权最大的一场军事胜利，埃塞俄比亚因而确保了后四十年的独立。
     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位皇帝塔法里公爵在1930年加冕成为皇帝塞拉西，他的统治延续到1935年意大利第二度入侵后被推翻，但1941年在英国协助下结束流亡回到国内。后来他继续统治，直到1974年被一群马克思主义军官组成的“委员会“所推翻，并由委员会继续榨取和蹂躏这个国家。埃塞俄比亚专制帝国采用的基本榨取式经济制度，例如第六章讨论到的古尔特制度，以及阿克苏姆衰亡后建立的封建制度，一直持续到1974年革命后才废除。
海尔·塞拉西一世
     今日的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人平均收入只有英国人的约四十分之一。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住在农村地区，以仅能糊口的农业维生。他们缺少清洁的水源、电力，学校和医疗设施极其匮乏。预期寿命只有约五十五岁，且只有三分之一的成人识字。比较英国和埃塞俄比亚就能了解世界不平等的差距有多大。埃塞俄比亚变成今日的样子是因为，和英国不同，埃塞俄比亚的专制统治持续到晚近的年代。专制统治伴随着榨取式经济制度，以及埃塞俄比亚人普遍的贫穷，虽然皇帝和贵族能从中获得庞大利益。然而专制统治最大的影响是，埃塞俄比亚社会未能掌握住19世纪和20世纪初工业化的机会，造成今日该国人民过着悲惨的贫穷生活。

（6）萨马利人的后代
     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治制度如果不是通过其建构经济的方式间接阻碍工业化，就是像我们讨论过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那样直接抑制工业化。但专制不是广纳式经济制度崛起唯一的障碍。在19世纪初，世界上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非洲，都缺少可以提供最起码程度的治安的政府，而治安是现代经济的先决条件。很少国家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先是推动政治集权，继而建立俄罗斯的专制统治；更不用说像英格兰的都铎王朝打造出集权政府，却未能完全摧毁——或更贴切地说，却没有能力摧毁——国会和其他节制他们权力的机制。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即使那些非洲政权的菁英张开双臂拥抱工业化，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凸显出缺少政治集权的严重后果。索马里向来由六个宗族掌控，其中四个最大的宗族迪尔、达罗德、以萨克和哈维耶的渊源都追溯到同一个神秘的祖先萨马利。这些宗族来自索马里北方，并逐渐散布到南方和东方，即使到今日主要仍以放牧为生，带着他们的山羊、绵羊和骆驼逐水草而居。在南方，另两个宗族狄吉尔和拉罕韦恩则是定居的农耕者。这些宗族的领土可以在地图12上看到。
     索马里人首先认同的是他们的宗族，但这些宗族范围很广，包括许多次级族群，其中首要的是一些祖先上溯到那些大宗族的家族。更重要的是一些称作支付“迪亚”（意即“血钱”，家族成员遭杀害的补偿金）的族群，由关系紧密且支付和收受血钱的亲族组成。索马里宗族和支付迪亚族群为了争取稀缺资源的掌控权，长期以来就争斗不休，特别是竞逐水源和丰饶的牲口放牧地。他们也不断突袭毗邻宗族与支付迪亚族群的畜群。虽然宗族有称作苏丹的领袖，也有长老，但这些人没有实质权力。政治权力极其分散，每一个索马里成人都有权对可能影响宗族或族群的决定发言，而决定是通过一个由所有成年男性组成的非正式会议做成。没有以文字记载的法律、没有警察，也没有具体的司法体系，除了伊斯兰律法被用作非正式法律的架构。这些血钱支付族群的非正式法律将化为一套称作希尔的规范，明确地表述互动的族群应遵守的义务、权利和责任。从殖民统治开始后，这些希尔开始被写下，例如乌加斯的后裔形成一个约一千五百名男性的血钱支付族群，是英属索马里迪尔宗族的次级家族。1950年3月8日，英国地区行政长官将他们的希尔记录下来，前三个条款如下：

     “一、若乌加斯的男人被外部族群杀害，他最近的血亲将接受二十头骆驼的血钱（总数是一百），其余八十头骆驼将由所有乌加斯人均分。
     ”二、若乌加斯的男人遭外人伤害，他的受伤价值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头骆驼，其中十头骆驼必须给他，其余的骆驼则给他的基弗族群（血钱族群的次级族群）。
     “三、乌加斯成员间的凶杀必须补偿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头骆驼，只支付给死亡者最近的血亲。如果被告无法支付全部或部分，他的后裔必须协助他。”

     希尔十分强调杀害和伤害，反映出血钱支付族群和宗族之间几乎随时处于战争状态。这种形态的核心是血钱与长期的流血仇怨。对特定人的犯罪等同于对整个血钱支付族群的犯罪，因此必须支付集体赔偿。如果不支付血钱，犯罪者所属的血钱支付族群必须面对受害者的集体惩罚。当现代运输传到索马里时，血钱扩大到在车祸中死亡或受伤的人。乌加斯的希尔牵涉的不只是谋杀，条款六规定：“如果一个乌加斯人在乌加斯会议上侮辱另一个乌加斯人，他必须支付受辱方一百五十先令。”
     在1955年初，哈巴涂佳罗和哈巴尤尼斯两个族群的羊群，在杜牧博瑞里地区毗邻的草地放牧，一名尤尼斯族男人在与涂佳罗族人的争端中受伤，尤尼斯族立即展开报复，攻击涂佳罗族并杀害一名男人。死亡事件导致尤尼斯族根据血钱法向涂佳罗族提议赔偿，且提议被接受。血钱必须亲自送交对方，且遵照习俗采取骆驼的形式。在送交血钱的仪式中，一名涂佳罗人误把一名尤尼斯人当成血钱支付族群的凶手而杀害。这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在接下来的四十八个小时内，十三名尤尼斯人和二十六名涂佳罗人惨遭杀害。战争持续一年，直到英国殖民行政官署召集两个宗族的长老，协调出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交易（交换血钱），并在之后三年内支付。
     血钱的支付在暴力威胁和世仇的阴影下进行，即使支付了血钱也未必能停止冲突。通常冲突会暂时平息，隔一段时间又复燃。
     因此政治权力在索马里社会极为分散，几乎是多元性的，但缺乏集权化的政府来确保秩序，也没有财产权，无法产生广纳式制度。没有人尊重其他人的权威，也没有人有能力带来秩序，包括最后进入的英国殖民当局。缺乏政治集权使索马里不可能从工业革命获益。在这种局势下，几乎无法想像投资或采用从英国传播来的新科技，或建立任何能投资和采用新科技的组织。
索马里海盗
     索马里复杂的政治对经济进步还有更微妙的影响。我们前面提到非洲历史上一些科技的大谜团，在19世纪末殖民统治扩张之前，非洲社会不使用轮子运输或用犁耕种，而且只有少数地方使用文字。我们已讨论过埃塞俄比亚使用文字，索马里也有书写手稿，但和埃塞俄比亚不同，一般索马里人不使用文字。我们在非洲历史上见过这种例子，非洲社会可能不使用轮子或耕犁，但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讨论过的刚果例子里，基本上是因为经济制度未提供人民采用这些科技的诱因。但同样的问题也影响文字的采用吗？
     我们可以从位于索马里西北方、南苏丹努巴山的塔加里王国窥知一二。塔加里王国在18世纪末由一群战士建立，领导者叫伊斯玛伊尔；该王国保持独立直到1884年被并入大英帝国。塔加里的国王和人民可以使用阿拉伯文，但并未使用——除了国王以外，且仅用来与外面其他政治实体和外交使节通信息。起初这种情况似乎令人很困惑，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起源的传统解释是，政府发明了文字以便记录信息、控制人民和课税，但塔加里王国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吗？
     这些问题在1970年代由历史学家爱瓦尔德着手调查，当时她正尝试重建塔加里王国的历史。部分原因是人民抗拒使用文字，因为担心文字被用来控制资源，例如政府宣告拥有宝贵的土地。他们也害怕文字导致更有系统的征税。伊斯玛伊尔建立的王朝未凝聚成强大的政府。即使王朝当初希望如此，政府也不够强大到足以压倒人民的反对。但还有更隐晦的其他因素产生影响。例如，各类菁英也反对政治集权，宁可以口语而不用文字与人民互动，因为如此可以拥有最大的权宜便利。明文规定的法律或命令无法撤销或否认，也较难改变；它们立下的基准将使统治菁英难以变更。因此，塔加里的被统治者或统治者都认为采用文字对他们不利。被统治者害怕统治者会如何用它，而统治者本身也认为没有文字有利于他们巩固对权力的掌控。塔加里的政治阻碍了文字被采用。虽然索马里人的菁英阶层比塔加里王国更难定义，但很可能是相同的原因阻止他们使用文字和采用其他基本技术。
     索马里的例子显示缺少政治集权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历史文献并未记录索马里曾经尝试建立政治集权的例子。政治集权意味部分宗族将必须受其他宗族控制，但他们拒绝集权势必会带来的控制或被迫交出权力；社会中的军事力量的均衡态势也使集权体制难以实现。事实上，很可能任何族群或宗族尝试集权不仅会招致激烈抗拒，还可能丧失既有的权力和特权。因此，缺少政治集权以及其隐含的连最基本的财产权安全也没有，使索马里人社会从未创造出诱因让他们投资在提升生产力的技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其他部分进行工业化时，索马里人则忙着争斗和护卫他们的生活，经济落后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7）持久的落后
     工业革命在19世纪以后为全世界创造一个转变的关键时期：允许并提供诱因给人民投资新技术的社会，就能快速成长。但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没有这么做——或明确地选择不这么做。受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掌控的国家未能创造这种诱因。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提供的例子是政治制度受到专制掌控，以及隐含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早在19世纪前很久就已扼杀了经济诱因。其结果与其他专制政权的情况类似——例如奥匈帝国、俄罗斯、鄂图曼帝国和中国，虽然在这些例子中统治者是因为畏惧创造性破坏而不仅未鼓励经济进步、还公开采取阻碍工业普及和能促进工业化的新科技的措施。
     专制统治不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唯一形式，也不是阻碍工业化的唯一因素。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需要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以便政府能维持治安，维系财产权，并鼓励经济活动和投资在公共服务。然而即使到今日，许多国家如阿富汗、海地、尼泊尔和索马里，政府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秩序，而且经济诱因已完全遭摧毁。索马里的例子显示为什么工业化的过程也略过这些社会。政治集权遭到抗拒，其理由和专制政权抗拒改变一样：害怕改变会带来会带来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从今日掌权的阶层转移到新崛起的个人和集团。因此，正如专制政权阻碍了朝向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变革的措施，在缺乏政治集权的社会掌控大局的传统菁英和宗族同样也阻碍了这种发展。其结果是，在18和19世纪仍然缺乏政治集权的社会在工业时代特别居于劣势。
     虽然从专制统治到低度集权政府的各种榨取式制度都未能利用工业普及的机会，工业革命带来的关键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却造成大不相同的影响。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到，已经跨出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脚步的社会，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专制统治遭遇较大挑战的社会，如法国和日本，都把握住新的经济机会，展开快速经济成长的过程。因此，关键时期和既有的制度差异交互作用、导致进一步制度分歧与经济分歧的常见模式，在19世纪再度展现，而且这一次对国家的富裕和贫穷造成更大的冲击和更根本的影响。

9、 倒退发展

（1）香料与灭族
     今日印尼境内的摩鲁佳群岛由三大岛群组成。17世纪初叶，北摩鲁佳分属三个独立王国：蒂多雷、特纳提及巴坎。中摩鲁佳则由安汶王国独据。南边的班达群岛幅员虽小，政治上却未统一。所有这些地方，今天看来虽然远在天边，但当时却是世界贸易的焦点，因为当地乃是珍贵的香料如丁香、豆蔻及肉豆蔻的唯一产地，其中，肉豆蔻及豆蔻甚至只有班达群岛才出产。岛民生产并输出这些珍稀的香料，用以交换粮食及手工制品，贸易对象则包括爪哇岛、马来半岛的港口城市马六甲、印度、中国及阿拉伯。

丁香

豆蔻

肉豆蔻
     岛民与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6世纪，对象是前来购买香料的葡萄牙水手。在此之前，香料输往欧洲，都必须经过鄂图曼帝国控制的中东贸易路线。为了直接与香料群岛从事香料贸易，欧洲人绕过非洲或横渡大西洋寻找出路，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斯绕过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经由同一路线抵达印度。从此，前往香料群岛，欧洲人不再仰人鼻息，终于有了自己的路径。
     葡萄牙人立刻着手部署，企图一手控制香料贸易，并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部，地处要津，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商人云集于此，将香料卖给印度、中国及阿拉伯商人，再由他们转运至西方。诚如葡萄牙旅行家派尔斯1515年所言：“马六甲为各国商旅必至之地……谁要是主宰了马六甲，谁就掐住了威尼斯的喉咙。”
     马六甲到手，葡萄牙人便有系统地展开行动，企图垄断价值不菲的香料贸易。但失败了。
     他们所面对的对手并不好惹。14至16世纪间，东南亚地区的许多经济发展全都有赖于香料贸易，城邦如亚齐、万丹、马六甲、望加西、勃固及婆罗乃（今日文莱）均发展迅速，香料之外，也生产及输出硬木之类的产品。
     一如同一时期的欧洲，这些国家都实行专制统治，甚至连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刺激都相同，这里面包括作战方法的科技变革和国际贸易，政府体制则愈来愈趋向集中化，以君主为中心，集绝对权力于一身。如同欧洲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东南亚的君主也高度依赖营利所得，不仅自己大做买卖，也把独占权特许给本国及外国的菁英阶级。一如专制统治的欧洲，这种情形虽然造就了某些阶级成长，但相较于那些可以促进经济繁荣的理想经济制度，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计，大体上来说，不仅进场的通路障碍重重，财产权的保障也付之阙如。尽管如此，随着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掌控，商业化的进程还是展开了。
     紧接着，欧洲人开始大量出现，荷兰人的影响尤其重大。荷兰人很快就明白，与其跟当地及其他欧洲商人竞争，彻底垄断摩鲁佳香料的供应才是更大的利润所在。1600年，荷兰人说服安汶统治者，签订一纸独家协议，取得安汶的丁香贸易独占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连蒙带骗，排除了所有的竞争者，拿下整个香料贸易，此举固然为荷兰带来了更大的利益，东南亚却从此日趋沦落。继英格兰东印度公司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欧洲第二个联合股份公司，两者在现代公司的发展中堪称重要的里程碑，随后并在欧洲的工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公司也是第二个自身拥有军队，有力量发动战争并殖民外国领土的公司。随着公司武力的得逞，荷兰着手排除任何可能的外来势力，强化他们与安汶统治者之间的条约。1605年，占领葡萄牙人的一处要塞之后，开始向北摩鲁佳扩张势力，强制蒂多雷、特纳提及巴坎同意不在本国领土内种植或买卖丁香。条约甚至强迫蒂多雷同意，国境之内只要发现任何丁香树，荷兰人都可以将之摧毁。
     安汶的统治方式，和当时多数欧洲及美洲政权相似，人民不仅要向统治者纳贡还要服役。荷兰占领该岛之后，强化此一制度，榨取更多的劳力和丁香。荷兰人没来之前，岛上的大家族以丁香向安汶的统治阶层纳贡。荷兰人来了之后，便明文规定每一家都配给一定的土地，种植定量的丁香树，还要为荷兰人服强制性劳役。
     同时，荷兰人又控制班达群岛，企图垄断肉豆蔻及豆蔻。但班达群岛的组成大异于安汶，是由许多小型的自治城邦构成，无论社会或政治结构都没有阶层之分。这些小国实际上无异于小城镇，由老百姓组成的村里大会治理。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权，荷兰人没有对象强制签订专卖条约，又因为没有纳贡的制度，想要全面掌控肉豆蔻及豆蔻的供应也变得无从下手。这样一来，摆明了必须跟英格兰、葡萄牙、印度及中国商人竞争，如果又不肯出高价，就只有败下阵来一途。独占肉豆蔻及豆蔻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荷兰巴达维亚总督科昂开始想别的办法。1618年，他在爪哇岛上建立巴达维亚，将之定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新首府，并于1621年率领一支舰队航向班达，展开屠杀，几乎灭绝全部岛民，为数约一万五千人。除了少数懂得肉豆蔻及豆蔻生产的人，所有的领袖人物及其他人等无一幸免。完成灭族之举后，科昂着手建立计划中的政治及经济架构：农庄社会。全岛分成六十八块区域，分给六十八个荷兰人，大部分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前任及现任员工。新的农庄主向少数幸存下来的班达人学习生产技术，同时向东印度公司购买奴隶，运至空无一人的岛上生产香料，再以固定价格回销公司。
     荷兰人在香料群岛建立的榨取式制度取得了既定的效果，其代价却是班达岛上一万五千条无辜的生命，以及一套从此使这个群岛沦于低度发展的经济及政治制度。至17世纪末叶，荷兰人把香料的世界供应量减少60%，豆蔻的价格随之倍增。
     荷兰人在摩鲁佳得逞，于是将相同的策略推广到整个区域，在东南亚其余地区雷厉风行。此一区域有好几个国家，14世纪以来开展的商业规模就此大幅衰退，即使没有直接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与压榨的政体也转而内缩，放弃对外贸易。东南亚的经济及政治刚刚要开始改变，因此也就戛然而止。
     为避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威胁，好几个国家放弃外销作物的生产并停止商业活动。自给自足总比面对荷兰人的威胁来得安全。1620年，爪哇岛上的万丹国就将境内的胡椒树全数铲除，指望荷兰人就此放他们过平安日子。1686年，一名荷兰商人走访菲律宾南部的马昆塔纳欧，当地人跟他说：“豆蔻和丁香在这里长得和摩鲁佳一样好，但现在却全没了，因为已故国王担心荷兰公司的侵略，生前已经将之全数铲除。”1699年，又有一名商人到了马昆塔纳欧，谈起统治者，所听到的依然如出一辙：“他禁止继续种植胡椒，以免自己卷入到（荷兰）公司或其他统治者的战争中去。”整个结果是，都市化倒退，甚至连人口也跟着减少。1635年，缅甸人就将国都从沿海的勃固迁往亚伐，远远躲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去了。
     如果没有荷兰人的侵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发展会走上什么道路，我们无从知悉，它们有可能发展出自有特色的专制政体，也有可能维持它们在16世纪末叶时的状态，也或许会渐进地采纳更为广纳式制度继续进行商业化。但如同摩鲁佳的例子，荷兰的殖民政策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使东南亚国家停止了对外贸易，转而内缩，专制统治也为之变本加厉，以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尽管工业革命的创新如火如荼，此一地区却只能置身事外，完全无缘参与。弄到最后，退出对外贸易不但没有保住它们免于欧洲的侵略，到了18世纪末叶，反而全都成了欧洲殖民帝国的囊中之物。
     在第七章，我们看到，欧洲向大西洋的扩张刺激了广纳式制度在英格兰兴起。但荷兰人统治摩鲁佳的经济显示，强行实施或进一步强化现行的榨取式制度，却在世界各个角落撒下了低度发展的种子。这种扩张行为，无论其为间接或直接，所到之处，不仅商业及工业活动的幼苗毁于一旦，而且使得阻挡工业化的制度更加长命百岁。其结果是，工业化虽然在世界的某些部分扩散，多数欧洲殖民帝国却没有用新的科技带来新的福祉。

（2）司空见惯的制度
     现代的早期，东南亚本来大有机会迎接一个经济扩张及制度改变的新时代，但欧洲海军及商业力量的扩散却活生生将之截断。就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扩张的同时，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贸易则在非洲如火如荼地进行，那就是奴隶贸易。
     在美国，一说到南方的奴隶制度，往往都说是“特殊制度”。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诚如大古典学家芬雷所言，奴隶制度绝非特例，几乎在每个社会都曾出现过。本书早先也曾指出，这在古罗马及非洲都是地方性的传统，或者长期以来更是欧洲的奴隶来源，只不过并非唯一来源。

     古罗马时期，奴隶都是斯拉夫人（Slavic people），来自黑海四周、中东，也有来自北欧。但到1400年代，欧洲人不再奴役自己人。至于非洲，如本书第六章所言，并未像中世纪欧洲那样从奴隶制度转变成农奴制度。现代时期来临之前，东非奴隶贸易活络，有大量奴隶越过撒哈拉运往阿拉伯半岛。此外，西非大国马里、加纳及桑海，中世纪时就已经在政府、军队及农业上大量使用奴隶，它们和北非穆斯林国家从事奴隶贸易，同时也采用它们的组织形态。
     17世纪初期，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的糖业种植不仅导致国际间的奴隶贸易量剧增，同时也使奴隶在非洲内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6世纪时，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为数约三十万名，多数来自中非洲，与刚果及葡萄牙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的根据地在偏南方的卢安达，先今安哥拉的首都。此一时期，横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量仍然庞大，北上为奴的非洲人为数约五十五万。到了17世纪，整个情况反转过来。在大西洋贸易中，出售为奴的非洲人多达一百三十五万，绝大多数都是用船送往美洲。至于撒哈拉的交易数量，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变。18世纪又有另一波的暴增，乘船横渡大西洋的奴隶多达六百万，横越撒哈拉的奴隶则在七十万之上。如果把各个时期及非洲各地加总起来，从非洲大陆运送出去的奴隶，数量起码超过一千万。
     地图15约略可以说明奴隶贸易的规模。用今天的国界标示，粗略估计1400年至1900年间的累积人数，及其在1400年人口数中所占百分比。深暗色部分表示奴隶的密度较高，例如安哥拉、贝宁、加纳及多哥，累积输出的奴隶数量超过该国1400年总人口数。

     欧洲人突然出现在西非海岸及中非，迫不及待地收购奴隶，对非洲的改变自有其重大影响。大部分要用船运到美国的奴隶都是战俘，且立刻就送往海岸。枪支弹药的大量进口刺激了战争的增加，欧洲人便是拿这些东西来交换奴隶。1730年代，沿着西非海岸，每年进口枪支约十八万，到了1750年及19世纪初年间，单单英国，一年所卖的枪支就在二十八万三千至三十九万四千之间。1750年至1807年间，英国另外还卖了二万二千吨的火药，平均每年约三十八万四千公斤，外加每年九万一千公斤的铅。更往南边去，交易也同样火热。在刚果北部的卢安果沿海，欧洲人一年卖出五万枝枪。
     所有这些战争不仅造成生命的丧失及人生的苦难，同时也推动非洲在制度发展上走出一条另类的道路。现代时期萌发之前，相较于欧洲及亚洲，非洲社会在政治上极少中央集权，大部分政体都是小格局，由部落酋长或所谓的国王控制土地及资源。许多地方，如本书提到过的索马里，政治上根本没有层级分明的权力结构。在政治上，奴隶买卖启动了两种有害的进程。其一，许多原本就比较专制的政权，奴役别人并将之卖给欧洲的奴隶主变成了国家的唯一目标。其二是因此产生的结果，但却很矛盾：为对抗第一种进程，到头来，战争与奴役却彻底摧毁了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的秩序与法治权威。战争之外，奴隶也有绑架得来的，甚至连法律都变成了取得奴隶的工具。无论是犯的是什么罪，刑罚都可以将之打为奴隶。1730年代，在非洲西岸的塞内甘比亚，英国商人摩尔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形：

     “自从奴隶买卖派上用场，所有的处罚就都变成了奴隶制度的一环；这种刑罚有个好处，他们打击犯罪从此不遗余力，因为罪犯可以卖为奴隶，有利可图，而且不只是杀人、盗窃、通奸会被处以卖为奴隶之罪，连小案子也照样处以同罪。”

     为了抓捕并贩卖奴隶，甚至连宗教制度都遭到扭曲。尼日利亚东部的埃罗恰夸神谕就是一例。当地三个主要族群，伊乔族、伊毕比欧族和伊格波族都相信，神谕是一位普受敬仰的地方神祗的发言，请神谕的目的则是要排难解纷。前往埃罗恰夸请神谕的人，必须从镇里下到克罗斯河的一个峡谷，进入一个高大的洞穴，神谕就放在里面，洞穴前则排列着人的骷髅。分配神谕的祭师和埃罗恰夸的奴隶主及商人勾结，这中间大有文章，经常发生有人被神谕给“吞掉”的事，说穿了，其实是请神谕的人穿过洞穴之后，就被带到克罗斯河，而欧洲人的船早已等在那儿。整件事情里面，法律和风俗都遭到滥用及破坏，成了抓捕奴隶的帮凶，这样的事情对于政治集权化具有致命的效应，虽然在某些地方确实促成了强势政府的兴起，但其存在的目的竟然就只是掠夺与奴役。刚果王国是第一个质变为奴隶国家的非洲国家，后来终因内战而覆亡。其他奴隶国家主要集中在西非，包括今天尼日利亚境内的奥约、贝宁境内的达荷美，以及后来加纳境内的艾森地。
     举例来说，17世纪中叶奥约国的扩张，就和沿海奴隶输出的增加有着直接关系。至于国力的强盛则是军事改革的结果，其中包括从北方输入马匹，组成强大骑兵，能够彻底歼灭反对势力。奥约向南方海岸扩张之际，遭到其他政治体的干预，奥约一一予以击败，并将其人民出售为奴。1690年至1740年这段期间，奥约一手垄断了号称奴隶海岸的贸易。据估计，在此一海岸卖出去的奴隶，征战所俘者占约八至九成。战争与奴隶供应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另外一个例子则发生在东非（似应为西北非），亦即现今加纳境内的黄金海岸。1700年之后，艾森地从内陆向外扩张，其模式与之前的奥约如出一辙。18世纪前半叶，扩张引发了史称的艾肯战争，艾森地各个击破，并于1747年征服最后一个国家伽门。1700年至1750年间从黄金海岸出售的奴隶约三十五万七千人，其中多数是战俘。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抽离，影响最大的可能就属人口统计。现代时期之前，非洲人口到底有多少，根本无从知道，倒是奴隶贸易对人口的冲击，不少学者所做的估计却相当值得参考。历史学家曼宁估计，18世纪初，供应奴隶输出的非洲西部及中西部，人口数约在二千二百万至二千五百万之间。但按照保守的假设，18世纪与19世纪初期这段期间，如果没有奴隶贸易的话，以这些地区人口成长一年约为0.5%计，曼宁估计，到1850年，这一区域的人口数至少应为四千六百万至五千三百万。但事实上，却只有一半的数目。
     为何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差异，1700年至1850年之间，从此一区域输出的奴隶多达八百万人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为了抓捕奴隶，征战连年，死亡数以百万计也难辞其咎。此外，奴隶制度与奴隶贸易进一步破坏了家庭与婚姻，或许也降低了生育率。
     18世纪末叶，废止奴隶贸易的运动兴起，并在领袖魅力十足的威伯佛斯领导下，开始在英国获得动力。经过多次失败，1807年，废止派终于说服国会，通过法案，将奴隶贸易列为非法。次年，美国继踵其后。但英国政府推行得更彻底，为积极推动此一禁令，在大西洋上部署海军舰队，企图彻底扫除奴隶贸易。所有这些措施真正见到效果却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834年，奴隶身份才在大英帝国境内绝迹，当时奴隶贸易的最大一部分——大西洋奴隶贸易——总算走到了日暮穷途。
     1807年后，奴隶贸易告终虽然减少了外界对非洲奴隶的需求，但这并不表示奴隶制度对非洲社会及制度的影响也就此跟着消失。许多国家的组成都是以奴隶为中心，就算英国终结了这方面的交易，但却没改变此一现实。尤其重要的是，奴隶制度在非洲已经根深蒂固。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也就形成了非洲发展的道路，1807年之前如此，其后亦然。
     奴隶制度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词：“合法生意”，指的是一切从非洲出口但无关于奴隶贸易的新商品。所有这些新货品包括棕榈油、果仁、花生、象牙、橡胶及阿拉伯树胶。欧洲人及北美洲人的收入因工业革命的推动而成长，对于这类热带产品的需求也随之急剧升高。非洲人一如当年卯足了劲利用奴隶贸易带来的商机，对于这些合法生意，他们也一头栽入。但他们利用这波新商机的方式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奴隶的存在早已司空见惯，但外界对奴隶的需求却突然消失。奴隶既然不能再卖给欧洲人，他们又能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可以强制他们在非洲工作，生产合法生意的新产品，利润好得很。
     有记录可稽的最佳例子之一在艾森地，亦即今天的加纳。1807年之前，艾森地帝国大搞抓奴卖奴的勾当，将人带到海岸，卖给设在凯普海岸及艾尔米纳的奴隶堡。1807年之后，这行业眼看没了搞头，艾森地的政治菁英阶层在经济上便另起炉灶。但不管怎么说，奴役与奴隶制度根本没有结束。相反的，奴隶全都给圈进了大型农庄，刚开始只在首都库玛西周围，后来又扩张到整个帝国，受雇生产出口用的黄金及可乐果，但也种植大量的粮食，并从事密集的搬运工作，因为艾森地根本不使用轮子运输。同样的变通也发生在更往东的地方。举例来说，达荷美国王在怀达及波多诺伏的港岸地区拥有大片棕榈园，用的就全是奴工。
     因此，奴隶贸易的废止并没有使奴隶制度在非洲销声匿迹，充其量只是把奴隶换了个地方使用，以前是用在美洲，如今则是用在非洲境内。尤其重要的是，过去两个世纪为因应奴隶贸易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因此其行为模式依然。举例来说，在尼日利亚，1820至30年代一度强大的奥约王国之所以崩溃，除了内战的关系，还因为南边的约鲁巴人的城邦兴起，诸如伊洛林及伊巴丹，这些都是直接涉入奴隶贸易的国家。1830年代，奥约饱受劫掠，之后，约鲁巴诸城又与达荷美角逐该地区的支配权，整个19世纪的前半叶，战火连绵，制造了无数奴隶。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绑架有之，神谕的诅咒有之，小规模的打家劫舍也照样发生。在尼日利亚某些地方，绑架严重到父母不准孩子到外面游戏，唯恐子女就此沦落成为奴隶。
     其结果是，整个19世纪，在非洲大肆扩张的并不是商业合同而是奴隶制度。精确的数字尽管不易取得，根据当时许多旅行者及商人现存的记述，西非的艾森地王国及达荷美王国，以及约巴鲁诸城邦，奴隶人数都超过人口的半数。比较精确的资料则存在于早期法国殖民地的记录中，其中包括西苏丹，以及西非一大片带状地带，从塞内加尔经马里、吉布纳法索到尼日尔及乍得。到1900年，在这一区域，奴隶仍占全部人口的30%。
     对于消灭非洲的奴隶制度，合法生意的出现固然无能为力，同样的，列强瓜分非洲之后的殖民统治照样无济于事。欧洲人入主非洲，尽管正气凛然，摆出一副对抗并废止奴隶制度的架势，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殖民统治下的非洲，绝大部分地方，直至20世纪奴隶制度依然延续不绝。举例来说，塞拉利昂的奴隶就是直到1928年才完全根绝，尽管首都自由城在18世纪末叶建立之初，还被视为是美洲遣返奴隶的天堂，并成为英国反奴舰队的重要基地，也是奴隶被英国海军从奴隶船上解救下来，重获自由后的新家。尽管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奴隶制度在塞拉利昂还是延续长达一百三十年之久。1840年代，就在塞拉利昂的南边，同样也是为美洲重获自由的奴隶而成立的赖比瑞亚，情况亦复如此。甚至到了20世纪，奴隶制度仍然阴魂不散，迟至1960年代，据估计，劳动人口中仍有四分之一是强制性的，生活上与工作上的条件都无异于奴隶。由于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是以奴隶贸易为基础，是榨取式的，因此工业化也没有扩及到下撒哈拉非洲；相较于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正在转型，这一地区的经济不仅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

（3）打造二元经济
     “二元经济”的典型最初由刘易斯爵士于1955年提出，至今许多社会科学家思考低度开发国家的经济问题时，仍然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按照刘易斯的说法，许多低度开发国家的经济都是二元结构，其一为现代部门，另一为传统部门。现代部门相当于经济中发展得较高的部分，与之相关的如都市生活、现代产业及先进技术的应用。与传统部门相关的则是农村生活、农业，以及“落后的”制度及技术。落后的农业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公有，这表示私人没有土地财产权。按照刘易斯的观点，在传统部门，劳动力的使用非常没有效率，大可将之重新配置，转用到现代部门，这样做也不至于降低农业部门的生产量。好几个世代下来，发展经济学者无不以刘易斯的观点为依归，所谓“发展问题”，无法就是把人和资源从传统部门、农业及农村转移给现代部门、工业及都市。1979年，刘易斯因经济发展理论获诺贝尔奖。
     以他的理论为基础，刘易斯和发展经济学者所指出的二元经济，确实有其道理。南非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一是传统部门，落后而贫穷，一是现代部门，活跃而繁荣。时至今日，二元经济在这里仍然到处可见。若要见识这种状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车到夸祖鲁—纳塔尔省与特兰斯凯省的边界去走一趟。边界沿着大凯河而行。纳塔尔境内的河东，沿海所见，尽是滨海高档房屋，沙滩绵延，景致优雅。内陆则是甘蔗园，绿意遍野。道路美不胜收，整个地区散发着富裕的气息。但一过了河，仿佛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和国家，触目荒凉。放眼大地，四野褐黄，不见绿意。自来水、卫生间，以及现代豪宅的一切现代设施，全都消失，人们所住，无非简陋的草寮，炊煮都在露天。生活当然是传统的，跟河东比起来，相差可谓十万八千里。目睹此一情景，一河之隔的差异，系于两岸经济制度的大不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非，大凯河以东的纳塔尔，纳塔尔大学

南非，大凯河以西的特兰斯凯，农民小屋

     河东的纳塔尔，人民拥有私有财产权、运作良好的法律体系、市场、商业化农业，以及工业。但在河西的特兰斯凯，直到最近仍然是土地公有，部族首领大权在握，唯我独尊。通过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理论之镜，特兰斯凯与纳塔尔之间的对比充分说明了非洲的发展问题。事实上，更进一步观察发现，就历史来说，整个非洲其实和特兰斯凯如出一辙，无非是贫穷加上前现代的经济制度、落后的技术及部族首领统治。按照这个看法，只要经济发展了，特兰斯凯应该也能够变成纳塔尔。
     但此一看似成理的观点却忽略了一点，亦即二元经济之存在及其与现代经济的关系之间自有其逻辑。特兰斯凯的落后并非完全是非洲本土落后的历史残余。特兰斯凯与纳塔尔之间的二元经济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绝非原来就存在的，而是南非白人菁英阶层刻意打造出来，其目的无非是要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制造一个廉价劳动的储备库，并以此降低非洲黑人的竞争力。因此，二元经济的低度发展乃是人为造就的有一个例子，而不是低度发展乃自然发生并持续多个世纪的例子。
     南非与博茨瓦纳就避免了奴隶贸易以及为此引发战争的不利效应，这一点本书稍后将会谈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625年在泰泊湾（现在的开普敦）建立基地，是南非人与欧洲人的第一次重要互动。当时，南非西部人口稀少，多数人以狩猎采集为生，人称科伊科伊人。偏东的部分则是今天的西斯凯及特兰斯凯，为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刚开始时，这些非洲人与新来的荷兰殖民者互动并不频繁，也与奴隶的贸易无关。南非沿海地区距离奴隶市场遥远，西斯凯及特兰斯凯的居民，亦即廓萨人，则地处内陆深处，都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因此，横扫西非及中非的倒退发展并未波及此一地区。
     到19世纪，这些地方的封闭开始有了改变。对于南非的气候及环境，欧洲人开始发生兴趣。西非地处热带，热带疾病如霍乱及黄热病，使大部分的非洲变成了“白人的坟场”，欧洲人不仅不愿意定居，甚至不愿意设置永久的驻地。南非却不同，不仅气候温和，而且完全没有霍乱及黄热病这类热带疾病，比较适合欧洲人定居。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从荷兰人手上夺下开普敦之后，欧洲向南非内陆的扩张于是展开，随着开拓不断朝内地深入，引发了一连串的长期战争，是为廓萨之战。1835年，欧洲人之深入南非内地达到高潮。当时，荷兰裔欧洲人，亦即后来的欧洲裔南非人或布尔人，展开集体迁移，史称“大迁徙”，迁离英国控制下的沿海及开普敦地区，后来在非洲内陆建立了两个独立国家，一为奥兰治自由国，一为特兰斯瓦。
     1867年，金伯利发现巨大钻石矿藏，1886年，约翰内斯堡发现丰富金矿，南非开发的第二阶段随之展开。巨大的矿产财富使英国大为心动，决心全面占领整个南非。奥兰治自由国和特兰斯瓦起而抵抗，导致1880至1881年及1899至1902年著名的布尔战争。最初虽然失利，英国终究将欧洲裔南非人国家的版图并入了开普省与纳塔尔，1910年成立南非联邦。矿产经济的发展与欧洲人的大举扩张，除了引发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外，对此一地区的发展另有其他的意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因此制造了粮食及其他农业产品的需求，进而在农业及贸易上为非洲原住民制造了新的机会。
     根据历史学家邦迪所收录的文献，对于此一经济机会，西斯凯及特兰斯凯的廓萨人很快就做出回应。早在1832年，甚至矿业尚未起飞前，这些地区新生的经济活力，特兰斯凯一位摩拉维亚教会传教士就已经看在眼里，同时也注意到，对于欧洲人带来的新消费商品，非洲人也产生了需求。他写道：“为了要得到这些东西，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付出劳力，赚取金钱，购买衣服、铲子、犁头、车辆及其他有用的商品。”
     民政专员海明1876年走访西斯凯的芬格埔，所做的描述同样传神：

     “芬格人短短几年间的进步非常之大，令我十分惊讶……茅草屋子、砖造或石造的居所全都有模有样，无论走到哪里都看得到。许多地方盖起了颇具规模的砖房……种植了水果树；不管哪里，只要有溪水可用，引水耕地便到哪里；丘陵山坡甚至高山顶上，只要犁头可到之处，无不耕遍。翻耕土地之广，令人惊讶；耕地如此广大，多年未见。”

     如同下撒哈拉非洲的其他部分，在农业上，犁的使用虽属新事，但只要给他们机会，非洲农民很快就能接受新的技术，并在车辆及灌溉方面做好投资准备。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僵化死板的部落制度也开始让路。许多证据显示，土地财产权出现了改变。1879年，东格里克兰的昂金谷鲁的地方行政官这样写道：“原住民想要拥有土地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他们已经买了三万八千亩地。”三年之后，他又写道，区内约有八千个非洲农民买了九万亩地，并开始在其上耕作。
     说到工业革命，非洲或许言之过早，但真正的改变却已经上路。土地私有弱化了部族首领的地位，使一般人也能够购买土地生财，这在数十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这也充分显示，榨取式制度及专制体系的衰落很快就能带来新的经济活力。这中间成功的故事非常多，西斯凯的桑杰卡只是其中之一而已。1911年，这位白手起家的农民在一次演说中指出，他第一次向父亲开口说要买土地时，父亲回答说：“买土地？你怎么会想到要买土地呢？所有的土地都属于神，祂也只赐给酋长，这你难道不知道？”桑杰卡父亲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桑杰卡不气馁，他到威廉国王镇去找了一份工作，说道：

     “用了一点手腕，到银行开了一个私人账户，把一笔储蓄存了进去……一直存到八十镑……（买了）一只牛，连带轭、犁、工具及其他农具……又买了一小块田……至于我的乡亲，我并不十分建议他们也从事农耕……但不管怎么说，总要用现代的法子去赚点钱才是正途。”

     卫理公会传教士戴维斯1869年写的一封信，最可以见出这个时代非洲农民的活力与富裕。在这封寄到英格兰的信中，他喜不自胜地说，他为“兰开夏郡棉花救济基金”募集到了四十六英镑现金。这个时代，富裕的非洲农民可以捐钱救济贫穷的英国纺织工人。
     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济活力惹恼了传统的酋长，在他们眼里，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模式，这简直就是在侵犯他们的财富与权力。1879年，特兰斯凯地方行政长官布莱斯注意到，有人反对测量土地，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将土地分割成为私有财产。他的记述写道：“有些部族首领……反对，但多数人都乐观其成……部族首领都明白，承认个人的名分地位，有损他们部族首领的威望。”
     部族首领也抗拒土地改良，诸如挖掘灌溉沟渠或建筑围篱。他们明白，这些改良措施只不过是个人拥有土地财产权的前奏，那也就是他们自己末日的开始。欧洲观察家甚至注意到，部族首领以及其他传统权威人士，譬如巫医，就企图禁止所有的“欧洲花样”，包括新的种子、犁之类的工具，以及各种商品。但随着西斯凯与特兰斯凯并入英国殖民政府，传统的部族首领与权威人士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阻挡新的经济活力在南非兴起。1884年在芬格埔，一名欧洲观察家指出：

     “老百姓转而向我们效忠。酋长变成一种地主头衔……不再有政治权力。酋长……巫医的嫉妒发作起来，足以致命，容不下富有的牛只主人、能干的谋士、新商品的引进、技术高超的农业专家，因为这一切都会使他们沦落为凡夫；然而，芬格人不再顾忌这些……他们是进步人士。尽管仍然是一介农夫……他却有车有犁，开渠灌溉，并拥有一大群绵羊。”

     广纳式制度，加上部族首领权力的衰退，纵使只是星星之火，却足以在非洲引发沛然的经济繁荣。但好景不长。1890年至1913年间，一切戛然而止，进入了倒退。这段期间，两股力量合流，过去五十年非洲人创造的农村财富与活力随之尽付东流。其一是欧洲农民与非洲人竞争所引发的对抗。由于非洲农民的成功，欧洲人所生产的同类谷物价格跟着下降。对此，欧洲人做出的回应是将非洲人逐出市场。第二股力量更为邪恶。欧洲人需要廉价劳工以供刚兴起的矿业所用，为了确保此一目标的实现，就只有把非洲人贫穷化。于是，接下去的数十年，此一策略便按部就班地执行。
     1897年，矿业协会理事长奥布在调查委员会作证，对贫穷化非洲人以得到廉价劳工的做法提出了有力的描述。他说，他“对那些下人什么都不必说，只要告诉他们减薪就成了”。他的证词如下：

     委员会：假定有卡菲尔（指非洲黑人）辞职不干回牛棚去了呢？你赞成要求政府强迫他们出来做工吗？
     奥布：当然……我会断然采取强迫……为什么要让一个黑鬼游手好闲呢？依我的看法，应该强迫他们工作以养活自己。
     委员会：如果工人不工作也能生活，你又怎么强迫他工作呢？
     奥布：征他的税，然后……
     委员会：所以你不会让卡菲尔在乡下拥有土地，却必须为白人工作让他发财？
     奥布：帮助邻人，那是他应该做的。

     扫除白人农民的竞争对手，开发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双管齐下，1913年随着原住民土地法的立法，两大目标同时完成。此一法案预言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的概念，把南非一分为二，一是现代的富裕部门，一是传统的贫穷部门这项法案除了落实贫富的二分外，同时规定，87%的土地都交给只占人口20%的欧洲人，剩下的13%才归于南非黑人。当然，在这项法案之前，早已经有了许多前例，欧洲人一直都在限制非洲人，将他们保有的土地愈圈愈小。但直到1913年法案定案，整个形势才制度化，也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设下了舞台，从此政治与经济的权利全归少数白人，黑人虽为多数，却是两者皆空。法案特别规定，保留某些土地，包括特兰斯凯与西斯凯，做为非洲人的“原乡”。后来这些地方成为所谓的班图斯坦，也成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另一个借口，说什么南非黑人并不是这一地区的原住民，而是班图人后裔，是一千多年前从东尼日利亚迁移过来的。如此一来，讲到对这片土地的权利，他们不见得比欧洲人多，实际上当然还更少。
     地图16显示，1913年的土地法及其1936年的修正案分配给南非黑人的土地实在少得可怜。此外，此图也可以看出1970年类似的土地分配也发生在津巴布韦，是另一个二元经济体的建立。这一部分我们将在第十三章再做讨论。

     1913年的立法还包括了一些条款，旨在阻止小佃农及流动农民在白人拥有的土地上耕作，顶多只能短期打工。负责原住民事务的书记说明：“法案的目的在于终止未来任何涉及欧洲人与原住民之间有关土地及土地收成的交易行为，所有与原住民签订的新合约都必须是工作合约。所有这类秉持诚心签订的合约，雇主当初于善意不计一切给付原住民，或特准其耕种指定的一块土地……但原住民不得给付主人任何东西以换取占有土地的权利。”
     1950年代与60年代，发展经济学正在成形，刘易斯的理论也正走红，对当时走访南非的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原乡经济与白人富裕的现代经济之间形成强烈对比，正是二元经济理论所讨论的核心。经济中属于欧洲人的部分是都市的、受过教育的，使用的是现代技术。原乡则是贫穷的、乡村的及落后的，劳动生产力极低，人民未受过教育，落后如故，仿佛完全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
     但撇开这些不谈，二元经济并非自然发生，也不是不可避免，而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没错，原乡是贫穷的，技术上是落后的，人民没有受过教育。但始作俑者却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强势打压非洲的经济成长，以便欧洲人所控制的矿场及土地制造没有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工。1913年之后，白人侵占非洲人的土地，大量非洲人被迫离乡背井，涌入原乡，却又因空间太小，不足以让他们养活自己。一如所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到白人的公司去找一口饭吃。随着经济动机的瓦解，之前五十年所成就的进步全都退回原点。耕田时放弃了犁，重新拾起锄头，当然，那还得他们有地可耕。更常见的情形是，只能委身做个廉价劳工，而那正是当初划定原乡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上，毁掉的不只是经济动机而已，已经开始的政治变化也转而倒退。之前，部族首领及传统统治者的力量已经式微，如今却死灰复燃，因为制造廉价劳工的阳谋得逞，土地私有财产制胎死腹中。于是部落首领的土地控制权重新获得认可。1951年，政府通过班图人管理机构法，所有这些措施乃达到最高点。早在1940年，范德利就已经明白点出了此一问题：

     “部落的保有权，无异于保证土地永远无法得到适当的使用，也永远无法属于原住民。要有廉价的劳工，就要有一个廉价的繁殖场，所以这是以非洲人自己做为代价。”

     土地遭到剥夺，导致非洲农民陷入赤贫，不仅为落后的经济打造了制度基础，而且还制造了穷人塞满这个经济。
     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实施之后，原乡生活水平倒退，证据信手可得。特兰斯凯与西斯凯陷入经济衰退，持续不断。历史学家威尔森从金矿公司那里搜集到的雇佣资料显示，整个南非经济的衰退非常广泛。继土地法及其他立法之后，1911至1921年之间，矿工的薪资下降达30%。到1961年，尽管南非的经济维持相当稳定的成长，但相较于1911年，薪资反而下降了12%。这段期间，南非无疑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
     但话又说回来，尽管环境如此，在欧洲人的现代经济中，非洲黑人难道就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开始自己的事业，或者接受教育力争上游吗？答案是，政府的作为让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欧洲人的经济势力范围内——87%的土地——所有的黑人都不准拥有财产或经营事业。种族隔离政权清楚得很，让黑人受教育只会使他们成为白人的竞争者，而不会为矿业或白人拥有的农业提供廉价劳工。早在1904年，矿业界就实施了一套制度，为欧洲人保留工作权，举凡搅拌水泥的工人、试金人、矿坑监工、锻工、锅炉工、铜匠、铜铸工、泥水匠……长长一份清单，没完没了，一直到木匠，全都不准黑人担任。总而言之，在矿业界，黑人禁止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这就是恶名昭彰的“有色人种障碍”（color bar），为南非政权所发明的各项种族隔离措施开了先例。1926年，有色人种障碍扩及全部经济活动，直到1980年代。黑人没受教育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南非政府不仅排除任何在经济上有利于黑人的教育，同时还拒绝投资黑人学校，压抑黑人教育。此一政策于195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在种族隔离政策主要策划者维沃尔德带领下，政府通过了班图人教育法。此一法案背后的哲学，维沃尔德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毫不避讳地公诸于世：

     “班图人必须弄清楚，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只能在自己的社会里做事。在欧洲人的社会里，高于某些层面的工作，他是没份的……因此，接受一种训练以便投入欧洲人社会这种事情，于他是没有需要的，更何况，他既不能也不会被欧洲人社会吸收。”

     当然，维沃尔德口中的二元经济显然大不同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南非，二元经济并不是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政府制造出来的产物。在南非，穷人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从落后部门晋身到现代部门。相反的，反而是落后部门的存在促成了现代部门的成功，利用非技术性黑人劳工的廉价工资，白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按照刘易斯的看法，出身传统部门的非技术工人将会逐渐变成受过教育的技术性劳工。但在南非，此一过程完全不存在。事实上，黑人劳工停留在非技术层面，并被禁止担任高阶技术的职位，完全是出于故意，其目的无非是要让有技术的白人劳工不致遭到竞争并继续享受高薪。在南非，黑人完全“困处”于原乡，困处于传统经济。但这并不是有利于发展的经济成长所造成的问题。白人的发展靠的是原乡。
     在白人以剥削黑人为基础所建立的榨取式制度下，南非的经济发展模式到头来成就有限，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南非白人拥有财产权，他们投资教育，又能够开采黄金及钻石，以高利润出售到世界市场。但高达80%的人民却遭到边缘化，令人称羡的经济活动绝大部分都把他们排除在外。生为黑人，有天资也没用，完全不可能成为技术性工人、商人、企业家、工程师或科学家。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白人靠榨取黑人致富。的确，南非白人拥有西方欧洲国家相同的生活水平，但南非黑人呢？比起下撒哈拉非洲的那些人民，他们一点也不富有，同样一贫如洗。没有创造性的破坏，这种光是肥了白人的经济成长，只要黄金和钻石的收入增加便可以继续不断。然而，到了1970年代，经济停止成长了。
     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这套榨取式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一套高度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上。1994年垮台之前，南非政治制度把一切的权力都交到白人手上，只有白人才能投票及竞选公职。白人支配警察、军队及所有的政府机构，而这些机构又置于白人的军事统治之下。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时，奥兰治自由国与德兰斯瓦等政治实体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种族特权，完全禁止黑人参与政治。殖民地纳塔尔与开普虽然准许黑人投票，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财产，而这明显是他们无法做到的。1910年时，殖民地纳塔尔与开普任然维持原有制度，但到了1930年代，南非境内所有的地方，黑人的投票权完全遭到剥夺。
     1994年，南非的二元经济告终，但不是基于刘易斯爵士的理论所提出的原因。结束有色人种障碍与原乡的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一个政权既不承认人民的基本权利又不同他们分享经济成长的利得，南非的黑人终于起而抗争。1976年索威托起义之后，抗争行动愈来愈有组织，也愈来愈强大，最后终于打倒了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南非黑人集结奋起所凝聚的力量，终于终结了南非的二元经济，同样也终结了南非白人从一开始就制造了这种经济模式的政治力量。

（4）发展的倒退
     今日世界之所以存在着不平等，关键在于19与20世纪有些国家能够利用工业革命、科技及组织方法取得优势，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科技变革虽然只是繁荣的引擎之一，但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没有利用新技术的国家，即使拥有其他促进繁荣的引擎也属枉然。在这一章和前一章我们都已经看到，国家之所以失败，问题出在其制度是榨取式的，而这有可能是长期专制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缺乏集权的政府。但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好几个例子，同样的一种过程：欧洲人的商业与殖民扩张，对欧洲固然是成长的染料，对别的地方却造成或至少是强化了榨取式制度，成了国家贫穷落后的症结。事实上，欧洲殖民帝国的财富积累，往往都是建立在侵略上，摧毁世界各地独立的政治实体及本土经济，要不然就是一手扶植榨取式制度，譬如加勒比海群岛，在原住民几乎荡然无存之后，进口非洲奴隶，建立大规模的庄园区。
     如果没有欧洲人的介入，班达群岛、亚齐，或缅甸的那些城邦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或许会有自己的光荣革命，也有可能以香料或其他有价值的商品进行贸易，以积极成长做为基础，逐渐走向比较广纳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却勾销了此一可能性，其灭族行动彻底扼杀了班达群岛本土发展的希望，其威胁也使东南亚其他许多地方的城邦在商业上全面撤退。
     印度是亚洲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一路走来，情形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导致其发展倒退的不是荷兰而是英国。18世纪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制造国及出口国。印度的印花布与细棉布充斥欧洲市场，而且销遍亚洲甚至东非，将其带进不列颠群岛的代理商则是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早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年，整个17世纪都在经营印度，企图独揽当地重要的出口品，但必须面对葡萄牙及法国的竞争。前者在果阿、吉大港及孟买都已建立了根据地，后者在彭地治力、昌德纳加、亚南及凯利凯尔也早有所部署。但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说，地东印度公司来说，更大的麻烦是光荣革命。该公司的独占权为斯图亚特王室所特许，但1688年之后立刻遭到了挑战，甚至被取消超过十年。特权一失，影响重大，如我们之所见，英国的纺织业者说服了国会，禁止印花棉布进口，而这正是东印度公司最赚钱的商品。到了18世纪，在克里夫的领导下，东印度公司改变策略，开始发展一个大陆帝国。当时，印度四分五裂，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林立，尽管其中仍有不少在名义上还隶属于德里的蒙兀儿王朝。东印度公司首先在东边的孟加拉扩张，分别在1757年普拉西及1764年布克萨尔的战斗中将地方势力铲除殆尽，劫掠地方财富，接管甚至强化德里的蒙兀儿王朝榨取式的捐税机构。此一扩张进行之际，则是对印度纺织业的大规模压缩，不管怎么说，反正这类商品早已经失去英国的市场，但如此一来，导致城市凋敝，贫穷增加，为印度开启了长时期的倒退发展。不久之后，印度人自己不再生产纺织品，而是向英国人购买，并开始为东印度公司种植鸦片，销往中国。
     大西洋奴隶贸易也在非洲重复同样的模式，即使是从比东南亚及印度更落后的状态展开。许多非洲国家为了要捕捉奴隶并贩卖给欧洲人，变成了战争机器。不同政治实体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演变成连年的战火，又由于政治权力始终未能集中，非洲大部分的政府体制乃土崩瓦解，使历久不衰的榨取式制度以及今天失序状态趁虚而入——这一方面，我们还会再谈到。至于非洲少数得以免于奴隶贸易的地方，譬如南非，欧洲人则强加了另一套制度，为自己矿场及农场设计并制造了一个廉价劳工的储备库。为此，南非政府制造了一个二元经济体系，举凡技术性的职业、商业性的农业，以及创业，80%的人民全都没份。所有这一切，不仅可以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之所以错过了工业化的原因，同时也概括说明了一种现象：有的时候，经济发展是以国内其他地区或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低度发展为养分，或甚至创造了这种低度发展。

10、 富裕的扩散

（1）盗贼之光
     18世纪，英国——或说得更恰当一点，1707年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大不列颠——在犯罪处理的问题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决策：为了眼不见、心不烦，或者至少是省得麻烦，干脆将罪犯流放到帝国的罪犯殖民地去。北美独立战争前，判决定罪的罪犯主要都是送往美洲殖民地。1783年之后，独立的美国不再欢迎英国的罪犯，英国当局只好为他们另觅新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非。但气候加上致命的疾病如霍乱及黄热病，欧洲人根本没有抵抗力，环境太过于恶劣，当局于是决定，纵使是罪犯，把他们送达“白人的坟场”去，还是有所不宜。第二个选项则是澳大利亚。这块帝国东边的海上疆域已经由大航海家库克船长发现。1770年4月29日，库克登陆一处美丽的海湾，因当地物种丰盛，随行博物学家誉之为博特尼湾。对英国的政府官员来说，这块地方正是再好不过，气候温和之外，由于其远在天边，的确是可以令人眼不见心不烦。

     1788年1月，一支由十一艘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罪犯，在船长菲利普的指挥下首航。1月26日，亦即今天的澳大利亚日，他们扎营悉尼湾，也就是今日悉尼市的核心，并将此一殖民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其中一船名为亚历山大号，船长为辛克莱，船上有一对罪犯夫妇，亨利与苏珊娜·凯博。苏珊娜犯的是盗窃罪，最初被判死刑，后来改刑十四年，流放北美殖民地，但因美国独立而作罢。同一时期，在诺维奇堡监狱，苏珊娜与狱友亨利相恋。1787年，苏珊娜被选中移送澳大利亚新的罪犯殖民地，并将随第一支船队前往。但亨利并不在其列。此时，苏珊娜与亨利已经育有一子，名字也叫亨利。当局的决定意味着一个家庭行将遭到拆散。苏珊娜移监到一艘停泊在泰晤士河的囚船上时，慈善家凯德根女士获悉这段悲惨故事，立刻发起一项促成凯博夫妻重聚的活动并获得成功。于是，两夫妻得以带着小亨利一同移送澳大利亚。同时，凯德根女士募得二十英镑，为他们购置物品，于抵达澳大利亚时取货。但抵达博特尼湾时，货物包裹却不翼而飞，至少辛克莱船长是这样说的。
     凯博夫妇能怎样呢？按照英国法律，能做的事情不多。纵使在1787年，英国就有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但此一广纳性并未包括罪犯，罪犯实际上完全没有权利。他们既不能拥有财产，当然也不能诉诸于法院。事实上，他们甚至连向法院提交证据都不能。辛克莱清楚这一点，并有可能窃取了包裹。尽管他从未承认，但他的确放过话，说凯博夫妇根本告不了他。按照英国法律，他说得一点都没错，而且，若是不列颠，整件事情就会到此结束。但在澳大利亚却不然。当地军法官柯林斯收到了一纸书状：

     “兹有亨利·凯博及其妻子，此地之新住民，离开英格兰之前，有一包裹载运于邓肯·辛克莱船长之亚历山大号，内有衣物及其他供彼等使用之品项，全系众多慈善人士收集及购买，以备上述亨利·凯博及其妻儿之用。为请求现停泊本港之亚历山大号船长返还上述包裹，虽已行文数次却均无效果，除上述包裹所包括的几本书外，其余较为贵重的物品仍然留在前述所说的亚历山大号上，该船船长似乎有意忽视，不使原物交付前述可敬之物主。”

     由于亨利与苏珊娜都不识字，无法在书状上签名，只能在底下画上“十字架”。“此地之新住民”几个字后来被涂掉，但意义重大。有人把话说在前头，凯博夫妇如果被说是罪犯，这个案子根本就连法院的大门都进不去。于是有人出点子，说他们是新住民。这对柯林斯法官来说可能有点棘手，那几个字很可能就是他给划掉的。但那份书状有效。柯林斯没把案子给丢掉，而是召集开庭，还有陪审团，全部都由军人担任。辛克莱出庭应讯。尽管柯林斯并不是十分热心，陪审团的成员又都是派到澳大利亚来看守凯博夫妇这类人犯的，但凯博夫妇还是赢了。辛克莱以凯博夫妇是罪犯为由力争，但裁决成立，他必须付十五英镑。
     柯林斯法官做出这项裁决，并非根据不列颠法律；事实上，他完全不理会英国的法律。这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桩民事判决。至于澳大利亚的第一桩刑事案件，对不列颠岛的子民来说恐怕也是同样怪异。一名罪犯偷窃另一名罪犯的面包被判有罪，面包价值二便士。在那个时代，这种案子根本上不了法庭，因为罪犯无权拥有任何东西，偷窃罪无由成立。但澳大利亚不是不列颠，法律不光只是照着英国的走。不久，澳大利亚在民刑法以及许多政经制度上也都和英国分道扬镳。
     新南威尔士的流放殖民地，最初只有罪犯和看守他们的守卫，多数是军人。182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的“自由住民”少之又少，在新南威尔士，罪犯移送虽然到1840年代以及停止，但在西澳，却一直持续至1868年为止。罪犯必须从事“强制工作”，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的另一说法，而警卫则从中捞钱。最初，罪犯都没有酬劳，做工所得就只是一日三餐，所有产品尽归警卫所有。但一如弗吉尼亚公司在詹姆斯镇所做的实验，这套制度并不怎么有效，由于罪犯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工作起来既不求多也不求好。但无论是鞭打或驱逐到诺福克岛——方圆只有十三平方英里，位于澳大利亚以东一千英里的太平洋当中——照样起不了作用，只有另起炉灶，给他们诱因。这对军人和警卫来说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主意，罪犯就是罪犯，再怎么说他们既不能出卖劳力也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但在澳大利亚，就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做活了。虽然有原住民，当时在新南威尔士，为数可能多达一百万，但却散布在广袤的大陆上，以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密度，光靠剥削他们根本不足以创造出经济效益。这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那一套在澳大利亚行不通。因此，警卫走自己的路，最后搞出来的制度，广纳性甚至比不列颠国内的还高。每个罪犯都分派有工作，但若有多余时间，便可以做自己的事，生产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卖钱。
     罪犯得到了新的经济自由，但警卫也得到了好处。产品增加了，但罪犯想要买东西，则由警卫掌握独占权。其中最有赚头的就是兰姆酒。这时候新南威尔士和英国其他殖民地一样，由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统治。1806年，英国任命的是布莱。十七年前，1789年，在著名的“慷慨号叛变事件”中，此人即是慷慨号的船长。布莱非常重视纪律，叛变之所以发生，极有可能正是他的这种特质造成的。这一次，他脾气依然未改，一上任便向兰姆酒独占者开战。这一来又引起一次叛变，主角则是独占者，领导者是退役军人麦克阿瑟。在这次人称兰姆酒之变的事件中，布莱再度沦为叛军手下败将，只不过这次是在陆地上而不是在船上。麦克阿瑟囚禁布莱。英国当局随即派遣大军前来处理叛变，逮捕麦克阿瑟，遣送回英国，但不久获释，重返澳大利亚，并在此一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

1985年版澳大利亚币2元正面，约翰·麦克阿瑟的头像。

     兰姆酒之变的祸根是经济性的。让罪犯有工作的动机，这一策略让麦克阿瑟这类人赚饱了钱。1790年随第二支船队抵达澳大利亚，麦克阿瑟还只是一介武夫。1796年自军中辞职，专心做生意，当时已经拥有自己的第一批羊群，深知蓄养羊只及出口羊毛的商机无限。从悉尼往内陆走，中间有蓝色山脉，1813年终于跨越山脉，发现了另一边广袤空旷的草原。那儿是羊群的天堂。麦克阿瑟很快就成为澳大利亚首富，但他和他那些畜羊巨头却都成了所谓占地户，因为他们放牧的土地并不是他们的，而是属于英国政府的。但刚开始时，这些都还只是小事一桩。占地户毕竟都是澳大利亚的菁英阶层，或说得更恰当一点，堪称是占地贵族。
     即使有占地贵族，新南威尔士却一点都不像东欧或南美殖民地的那些专制政权，不像奥匈帝国及俄罗斯有农奴，也不像墨西哥及秘鲁有大量原住民可供剥削。在许多方面，新南威尔士反而像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菁英阶层到头来发现，唯有创造比奥匈帝国、俄罗斯、墨西哥及秘鲁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才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罪犯是唯一的劳动力，而唯一能让他们有工作动机的，则是付工资给他们。
     很快的，罪犯也可以创业，并雇用其他罪犯。更重要的是，服完刑期后，他们甚至分得土地，并恢复所有的权利。其中有些人开始致富，甚至不识字的亨利·凯博都不例外。到1798年时，他拥有一家旅馆，命名为疯马，还有一间店铺，又买了一艘船，做海豹皮买卖。到1809年，他至少拥有九处农场，面积约四百七十英亩，同时在悉尼拥有多处店面及房屋。
     接下来，新南威尔士爆发了新一波的冲突，一方是菁英阶层，另一方则是罪犯、服刑期满的罪犯，以及他们的家人。菁英阶层带头的都是过去的警卫及军人，诸如麦克阿瑟之类，另外就是一些自由住民，都是因为羊毛经济发达受到吸引而来到殖民地的人。多数的财富仍然掌握在菁英阶层手中，更生人及他们的后代所要的，包括停止流放、有机会由自己同类的人组成陪审团，以及无偿使用土地。然而，菁英阶层一概不予同意。他们关心的是为自己占用的土地取得合法地位。整个情况有点类似两个多世纪前北美洲发生的那次事件。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契约工反抗弗吉尼亚公司获得了胜利，接着，斗争更在马里兰及卡罗莱纳发生。在新南威尔士，麦克阿瑟及占地户分别扮演的就是巴尔的摩男爵及艾胥黎古柏的角色，英国政府这一次照样站在菁英阶层这边，但他们也担心，有朝一日麦克阿瑟与占地户有可能也会宣布独立。
     1819年，英国政府特派比格针对当地的发展主持一个调查委员会。比格对罪犯所享有的权利大感震惊，此外，对此一流放殖民地的经济制度竟然如此之广纳也大感惊讶。他建议来一次彻底的整顿：罪犯不得拥有土地，任何人从此不得付工资给罪犯，赦免不得浮滥，应有限制，刑期服满，更生人不得配给土地，违者加重处罚。在比格眼里，占地户简直成了澳大利亚现成的贵族，放眼未来，他则看到了一个由他们支配的专制社会。这还得了。
     比格想要倒转时钟，更生人及他们的儿女却要求更多权利。最重要的是，又和美国的情形一样，他们了解，若要充分巩固自己的经济及政治权利，就需要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将他们也包含在决策过程中。因此，他们要求能够公平参与的选举，要求代议制度以及他们能够获得席位的议会。
     领导更生人及其子女的是温特沃斯，一个人生多彩多姿的作家、探险家兼新闻记者。第一支穿越蓝色山脉的探险队，他也是领队之一，从此为占地户打开了广袤的草原，群山中有一个小镇迄今仍以他为名。他之所以同情罪犯，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曾经被控公路抢劫，为了逃避受审，免掉可能的牢狱之灾，才自愿流放到澳大利亚来。这时候，温特沃斯大力主张比较广纳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由更生人及其家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判，以及停止将罪犯流放到新南威尔士。他办了一份《澳大利亚人报》，大肆攻击现行政治制度。麦克阿瑟讨厌温特沃斯，对他的主张更是深恶痛绝，并将他的支持者列了一份清单，其特征表列如下：

     被判绞刑，流落至此者
     拖行车后，饱尝鞭挞者
     伦敦犹太人
     最近被撤销资格的犹太税务员
     因买卖奴隶流放至此的拍卖人
     在此地饱尝鞭挞者
     双亲皆罪犯的儿子
     负债累累的骗子
     美洲投机分子
     品行不端的讼棍
     最近落魄至此卖唱的异乡人
     岳父母皆为罪犯的人
     娶以前为铃鼓女郎的罪犯做妻子的人

     尽管有麦克阿瑟及占地户的反对，澳大利亚的这股潮流却挡不住。要求代议制度的呼声强大到无法压制。1823年之前，统治新南威尔士的总督简直可以为所欲为，但到了那一年，英国政府任命的地方议会成立，他的权力从此受到了限制。刚开始，英国政府任命的都是占地户及非罪犯的菁英阶层，麦克阿瑟即为其中一员，但这情形并不长久。1831年，总督博尔科向压力屈服，首度让更生人坐上了陪审团的席位。更生人，事实上还要加上许多新来的自由住民也希望停止从英国流放罪犯，因为那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导致工资下降。占地户喜欢的是低工资，但他们未能如愿。1840年，流放罪犯至新南威尔士的措施停止，1842年，立法机构成立，其中三分之二成员由选举产生（其余为任命）。更生人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条件是必须拥有相当财产，在这方面，符合资格的人极多。
     到了1850年代，澳大利亚已经实施成年男性白人参政。公民、更生人及其家人的要求当时已经远远超出温特沃斯最初所能想到的程度。事实上，他那时反倒是站在保守派的一边，坚持上议院应为非民选的。但正如之前的麦克阿瑟，温特沃斯也阻挡不了潮流，大势之所趋，政治制度乃益趋广纳。1856年，维多利亚省及塔斯马尼亚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实行选举秘密投票的地方，买票及强制投票的行为因而为之遏止。直到今天，提到选举秘密投票的规矩，仍然称之为“澳式投票”。
     在新南威尔士的悉尼，最初的情况非常类似一百八十一年前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唯一不同的是，詹姆斯镇的新住民多数时契约工而非罪犯。在这两个地方，最初的情况都没有为榨取式的殖民制度提供空间。两个殖民地都没有稠密的原住民可供剥削，没有可以轻易取得的贵金属如金矿或银矿，也没有可供奴隶经济运作的土壤与作物。1870年代，奴隶贸易仍然活跃，如果有利可图的话，新南威尔士可能早就充满了奴隶。但事实上并没有。无论是弗吉尼亚公司或新南威尔士的军人及自由新住民都向压力低头，逐步打造了广纳式经济制度，进而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串联成一体。犹有甚者，此一发展在新南威尔士引发的斗争程度弗吉尼亚更低，而随后企图扑灭此一趋势的倒退也未能得逞。

     澳大利亚之走上广纳式制度，其历程同美国一样，却异于英格兰。在英格兰，内战及后来的光荣革命都曾动摇英格兰的国本，但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不需要这类的革命，因为这两个国家立国的情形不同，当然这并不表示，广纳式制度的建立未曾经历任何冲突，事实上，美国就是推翻了英国的殖民主义才走出来的。在英格兰，专制统治历史悠久，根深蒂固，需要革命才能予以铲除。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没有这种情形。尽管马里兰的巴尔的摩男爵及新南威尔士的麦克阿瑟有可能都有这样的雄心想建立专制统治，但若要实现，他们却都力有不及。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广纳式制度一旦建立，意味着工业革命将会快速在这些土地上发芽，繁荣也就随之而来。而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殖民地如加拿大及新西兰亦步亦趋跟了上来。
     当然，要达到广纳式制度还有别的道路。西欧大部分地方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在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走上了广纳式制度。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专制政权，接着又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冲突，将制度的改革散布到西欧大部分地区。至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结果，则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广纳式经济制度、工业革命及经济成长。

（2）冲破障碍：法国大革命
     1789年之前，专制王朝统治法国长达三个世纪。法国社会分成三个部分，亦即所谓的阶级。第一阶级是教士，第二阶级是贵族，其他所有人则是第三阶级。不同的阶级遵行不同的法律，前两个阶级拥有权利，其余的人则一无所有。贵族及教士不必纳税，而老百姓却要缴纳苛捐杂税，一如所有榨取式政权之所为。事实上，教会不仅免税，本身还拥有大量土地，可以向农民征税。君王、贵族及教士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大部分第三阶级则活在悲惨的贫穷之中。不同的法律不仅保证贵族及教士拥有极度优越的经济地位，而且也赋予他们政治权力。
     18世纪法国的城市生活既艰难又病态。制造业由强大的行会把持。行会除了为自己的会员谋取良好的收入，同时不准外人进入自己的行业，或经营新的生意。此一所谓的“旧制度”很以自己的持续性及稳定性自豪。任何大生意人及有才能的人开创新的行业都会制造不稳定，是无法容忍的。城市生活固然艰难，农村生活犹有过之。就我们所知，当此一时期，农奴制度最极端的形式——把人跟土地绑在一起，强迫他们为封建主劳动，收成还要上缴——在法国已经没落多时，但迁移还是受到限制，封建负担依然庞大，法国农民仍要向君主、贵族及教会纳贡。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大革命是根本的大事。1789年8月4日，国民制宪会议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法国的法律彻底改头换面。第一条明定：

     “国民会议特此完全废除封建制度，特令所有现行的权利与收益，包括领地及租税，一切土地及农奴制度相关者均无偿予以废止。”

     第九条继续申明：

     “税负方面，无论人或土地，所有特权一律废止。所有公民、所有土地皆应一体一式纳税。制度设计应着眼于税赋由全体人民按比例分担，即便今年剩下的六个月亦然。”

     如此这般，法国革命一举废除了封建制度，将其强加于人民的所有义务与规费扫进历史灰烬，并取消了贵族与教士的免税。但其中最激进的却是第十一条，当时甚至根本无法想象，其申明如下：

     “所有公民，不分出身，均得以出任任何公职或名分，无论其为教会的、文官的或军方的；任何行业均应杜绝腐化堕落。”

     所以，法律之前如今人人平等，日常生活上如此，商业上如此，政治上也如此。8月4日之后，革命的改革持续推动，其结果是取消教会征收特别税的权利，教士改吃政府薪俸。根深蒂固的政治及社会角色既遭废除，经济活动的障碍随之根绝，行会及一切的职业限制都废止，城市中开始出现良性的竞争。
     所有这些都是终结法国专制王朝的第一步。8月4日人权宣言公诸于世，接下来虽然是数十年的动荡与战争，但无可逆转的一步已经踏出，从此摆脱了专制及榨取式制度，走上了广纳式政治及经济制度，随之而来的则是其他的经济改革，并于1870年的第三共和达到巅峰，而且一如光荣革命之于英格兰，它为法国带来了议会制度。法国大革命固然制造了不少的暴力、痛苦、动荡与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法国却也因此跳出了榨取式制度的陷阱，不至于像东欧的专制政权如奥匈帝国及俄罗斯，断绝了经济的成长及繁荣。
     法国的专制王朝怎么会走上了1789年的革命呢？尽管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许多专制政权毕竟还是存活了很长的时间。一如历史上多数的革命与巨大变革，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水到渠成，乃是多种因素汇集所致，而所有这些又与英国的快速工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一如往常，发展是难以预知的，尽管君王努力想要稳住政权却失败了，结果证明，无论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地方，在制度的改变上，革命都比1789年的人所能想象的还要成功。
     法国的许多法律及特权都是中世纪的残余，相较于绝大多数的百姓，不仅对第一及第二阶级较为有利，而且也让他们拥有可以与君主分庭抗礼的特权。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法国五十四年，在位期间巩固王权，更进一步强化数个世纪前就已经确立的专制统治。在过去，许多君王通常都还会召开显贵会议谘商国政。由君王亲自挑选重要贵族组成的显贵会议，大体上虽然仅备咨询，但对王权仍然具有小幅的牵制作用，基于此一理由，路易十四干脆不召开会议。在他的统治下，法国通过某些手段，诸如大西洋及殖民地贸易，在经济成长上的确达成了某些成就。当时才干过人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又非常留心政府创办的或政府控制的产业，但这些都是典型的榨取式成长，受益的又几乎全都是第一及第二阶级。另一方面，为了支应经常的战争、大量的常备部队，以及君主自己的豪华排场、消耗及宫室，政府财政也常常吃紧，因此，路易十四也有意将法国的税制合理化。但王室的征税能力低落，甚至连小贵族都掐住了国库的收入。
     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当时虽然已有小幅经济成长，但社会的变化却非常巨大。此外，之前的财务问题已经演变成财务危机，1756年至1763年之间的英法七年战争尤其所费不赀，还让法国丢掉了加拿大。为了重整债务及增加税收以平衡王室的收支，许多重量级人士都参与其事，包括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杜尔阁、革命后同样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内克尔，以及加隆。但全都没有成功。加隆的策略之一是说服路易十六召开显贵会议。国王和他的谋士都寄望显贵会议支持改革，一如查理一世1640年召开英格兰国会，寄望他们同意拨款组织一支军队征讨苏格兰。没想到显贵会议却决议，唯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团体，也就是三级会议才能够为这类改革背书。
     三级会议迥然不同于显贵会议。后者是由贵族组成，大体上都是国王钦点的主要贵族，前者则包括所有三个阶级的代表，最后一次召开是在1614年。1789年，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一开议就知道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因为其间存在着无可妥协的分歧。第三阶级把这次会议视为增加自身政治权力的机会，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拥有更大的表决权，而贵族与教士则坚决反对。会议在1789年5月5日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唯一的决定是召开权力更高的国民会议，因此更加深了政治上的危机。第三阶级，特别是店家、商人、技师及工匠这些要求更大权力的人，无不把此一发展视为增加自身影响力的机会，因此在议程中要求更多发言的机会，在大会中要求更多的权利。全国人民在这些发展的鼓励之下，更是风起云涌，走上街头，成为他们的后盾，结果导致三级会议改组，并于7月9日成立国民立宪会议。
     同时，整个国家，尤其是巴黎，民情愈趋极端。路易十六身边的保守派展开反扑，说服他罢黜改革派财政大臣内克尔，此举加深了街头的激进情绪，结果是1789年7月14日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从此开始，革命一发不可收拾。内克尔重获任用，革命分子拉法叶特奉命出掌巴黎国家卫队。

巴黎起义者攻占巴士底狱

     但还有比攻占巴士底狱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国民立宪会议的冲劲，1789年8月4日，立宪会议鼓起刚建立的信心，通过新宪法，废除了封建制度以及第一、第二阶级的一切特权。此一极端的演变却导致立宪会议内讧，因为，对社会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形态，冲突的意见分陈。第一步是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先后成立，其中最有名的是激进的雅各宾俱乐部，后来甚至拿下了革命的主控权。同时，贵族开始大批逃亡，亦即所谓的流亡者；另有许多人鼓动国王解散立宪会议，采取行动，自行奋起或寻求外国协助，譬如奥地利——王后玛丽·安多奈特的母国，也是多数流亡者逃亡的地方。街头的群众眼看过去两年的革命成果受到威胁，激进的步调开始加速。1791年9月29日，国民立宪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最后版本，把法国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国，全民一律平等，没有封建义务与规费，行会所规定的一切限制全都终止。法国仍然是一个君主国，但国王既没有地位，事实上，甚至没有自己的自由。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但是，1792年法国与以奥地利为首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爆发战争，无可逆转地扭转了革命的冲劲。战争加强了革命分子及群众的决心与激进（群众又被称为“无套裤汉”，因为他们买不起那种当时时髦的及膝短裤），其结果就是史称的恐怖时期，在罗伯斯庇尔及圣茹思特的领导下，处决了路易十六及玛丽皇后之后，雅各宾派犹如脱缰野马，不仅大肆处决了数十名贵族及反革命派，甚至连革命阵营中几名重量级人物也一并遭到不测，包括之前受爱戴的领袖布瑞索特、丹东及德穆兰。

“第一次反法同盟”以解救路易十六的名义对新法国发动攻击，实际上害了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和王后都被革命者处死。
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奈特，生活上穷奢极欲，有“赤字夫人”的绰号。
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自左至右）

圣茹斯特，绰号“恐怖大天使”、“革命大天使”，终年28岁。

     恐怖很快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794年7月，连自己的领袖包括罗伯斯庇尔及圣茹思特都遭到处决才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时期相对安定许多，先是1795年至1799年之间的督政府，然后是权力更为集中的三人执政团，由杜寇、西艾耶及拿破仑组成。督政府时期，年轻将军拿破仑就已经因战功而扬名，1799年之后，影响力更是有增无减，没有多久，执政团便成为拿破仑的个人统治。
     从1799年至1815年拿破仑王朝结束前，法国获得一连串重大的军事胜利，包括奥斯特里茨、耶拿—奥斯泰德、及华格瑞姆等战役，整个欧洲望风披靡，拿破仑的意志、改革与法典畅行无阻。1815年，拿破仑彻底失败后，法国走了一段时期的回头路，政治权利遭到较大的限制，王室复辟，路易十八登基。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延迟广纳式政治制度的出现而已。
     1789年的革命冲垮并终结了法国的专制统治，尽管在时间上慢了些，仍然无可避免地走向广纳式制度。除了法国本身，再加上革命、改革的输出的地方，部分欧洲乃于19世纪加入了已然上路的工业革命。

（3）革命输出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整个欧洲都对犹太人施以重重限制。以德意志城市法兰克福为例，规范犹太人的法令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法兰克福，犹太人家庭不足五百，全都必须住在犹太人区“犹太巷“的围墙内，夜里不准踏出围墙一步，礼拜日或任何基督教的节庆亦然。
     犹太巷之狭窄令人难以想象，长四分之一英里，宽却只有十二英尺，有些地方仅十英尺而已。犹太人经年生活在压迫与管制之下。每一年最多只有两户人家准许住进犹太人区，最多只有十二对新人准许结婚，而且两人都要超过二十五岁才行。犹太人不准务农，也不准买卖武器、香料、酒类和谷物。1726年之前，每个人都必须佩带特定的标志，男人是两个黄色的同心圆，女人则是条纹面罩。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付人头税。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罗斯柴尔德住在犹太巷。1780年代早期，他已经是法兰克福首屈一指的钱币、金属及古董生意人。但和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区以外的地方，他不仅不准做生意，甚至连居住都不准。
     但很快的，一切都改变了。1791年，法国国民会议解放了法国犹太人，同时，法国军队则占领了莱茵兰，解放了德意志西部的犹太人。至于法兰克福，其结果却显得比较突然，甚至有点无心插柳。1796年，法国炮击法兰克福，过程中，犹太巷有一半遭到摧毁，约有两千犹太人无家可归，不得不搬出犹太人区。一旦脱离了牢笼，又摆脱了不准创业的重重限制，他们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这里面包括一项供应奥地利军队谷物的合约，若在以前，这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十年不到的时间，罗斯柴尔德不仅已是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人，而且也成了知名的商人。1806年，拿破仑改组德意志，戴伯格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公；在他手里，完全的解放终于完成，时在1811年。罗斯柴尔德当时对儿子说：”现在，你是一个公民了。“
梅耶·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始人。
“红盾家族”的族徽。罗斯柴尔德家族又被称为“红盾家族”。

     但为解放犹太人所做的努力到此并未结束，因为接下去仍然有反动出现，特别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打造的后拿破仑时代的政治局势。尽管如此，罗斯柴尔德并没有重回犹太人区；没有多久，他和他几个儿子已经拥有19世纪欧洲最大的银行，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那不勒斯及维也纳都设有分行。
     这种情形并非特例。法国革命军及拿破仑先后侵入的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当时的制度几乎全是中世纪的残余，权力全都在国王、亲王和贵族手中，并严格限制贸易，包括城市及乡村的贸易。在这些地区的许多地方，农奴制度及封建制度的重要性远高于法国本身。在东欧，包括普鲁士及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部分，农奴是跟土地绑在一起的。在西欧，这种形式的农奴制度早已经消失，但农民还是要向封建领主缴交各式的规费、税赋并服劳役。举例来说，在拿骚—乌辛根，农民名下要缴付的各种费用、规费及要做的劳务就多达二百三十种。以规费来说，连宰杀一只动物都要缴税，称为血税，另外还有蜜蜂税及蜂蜡税。买卖一项资产，领主也有钱要拿。在城市里，行会管制着一切经济活动，其强大的程度也远超过法国。在德意志西部城市科隆及阿亨，行会禁止采用纺织机器。从瑞士的伯尔尼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许多城市都是被少数几个家族把持。
     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以及后来的拿破仑，都向这些地方输出革命，推翻专制，终结封建的土地关系，废除行会，实行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亦即非常重要的法治观念，关于这方面，下一章还会详谈。因此，法国大革命不仅使为法国，更是为欧洲其他地方做好了准备，迎接即将萌芽的广纳式制度及经济成长。

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

     如前所述，法国的发展导致警讯频传，以奥地利为核心，好几个欧洲强国组织了起来，于1792年对法国展开攻击，表面上是要解救路易十六，实际上却是要粉碎法国大革命，指望临时拼凑上阵的革命军很快兵败如山倒。但经过开始的几次失败之后，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初期采取守势，却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尽管严重的组织问题有待克服，但法国却走在其他国家前面，实施一项新的创举：大规模征兵。1793年8月开始实施的大规模征兵，甚至在拿破仑著名的军事谋略还没有上场之前，就已经使法国能够部署大规模的部队，进而发展出超强的军事优势。
     初期的军事成功鼓舞了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企图扩大法国的疆界，打算在新共和国与敌对的君主国普鲁士及奥地利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缓冲。很快的，法国就拿下奥地利辖下的尼德兰及联合七省，基本上是今天的比利时及荷兰，同时也夺下了今日瑞士的大部分地区，并在整个1790年代稳稳控制这三个地方。
     刚开始时，德意志人还雄心勃勃，但到了1795年，法国牢牢地控制住莱茵兰，亦即德意志西部莱茵河左岸的部分，普鲁士人不得不签下巴塞尔条约承认此一事实。1795年至1802年间，法国虽然占领了莱茵兰，但并未握有德意志其他地区。1802年，莱茵兰正是并入法国。
     1790年代后半，意大利仍然是主要的战场，对手则是奥地利。1792年，萨瓦为法国所并，双方陷入僵局，直到拿破仑1796年入侵才改观。1797年年初，拿破仑发动首次欧陆战役，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意大利，唯一例外的是威尼斯，当时是由奥地利占领。到1797年10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坎波佛米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并承认了意大利北部许多由法国控制的共和国。合约虽然签订，法国却继续控制意大利，并侵入教皇国，于1798年3月建立罗马共和国。1799年1月又占领那不勒斯，建立帕特诺柏共和国。至此，整个意大利半岛成为法国的囊中之物，有的是直接控制，如萨瓦，有的则是通过卫星国间接控制，如南阿尔卑斯、利古里亚、罗马及帕特诺柏等共和国，唯有威尼斯仍然为奥地利人所据。

     1798年至1801年间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双方进一步折冲，到头来仍然是法国主控全局。法国革命军迅速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动手改革，扫除农奴制度的残余及封建的土地关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士的特殊地位与权势遭到拔除，城市地区的行会不是彻底湮灭就是苟延残喘。1795年的入侵之后，在法国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奥属尼德兰及联合七省，这种情形马上就发生，其政治制度几乎和法国如出一辙。瑞士的情况也一样，行会、封建领主及教会一败涂地，封建特权取消，行会瓦解崩盘。
     法国革命军之所为，拿破仑继之，方式则不尽相同。拿破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把自己征服的地方玩弄于股掌之上，有时候他假手于当地的菁英，有时候则是交给家人及同僚，像他短暂控制西班牙及波兰的时期就是如此。但是，长期深化革命的改革也是他的真心所愿。最重要的是，他把罗马法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加以法制化，编入法典，亦即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并将这部法典视为自己最伟大的遗产，希望落实到每一处他控制的领土。
《拿破仑法典》，正式名称《法国民法典》

     当然，法国革命军及拿破仑所实施的改革并非不可逆转。有些地方，如德意志的汉诺威，拿破仑一垮台，旧时的菁英阶层便重新掌权，大部分的法国建树从此销声匿迹。但在其他许多地方，封建制度、行会及贵族倒真的是就此完全消失或一蹶不振。即使法国人退走，拿破仑法典依然通行的也不乏其例。
     总而言之，在欧洲，法国军队固然制造了不少苦难，但也激烈改变了政治生态。在欧洲许多地方，从此消失的包括封建的关系、行会的力量、君主及亲王的专制，以及以出身定人高下的不平等”旧制度“。有了这些改变，广纳式经济制度才得以产生，也才使这些地方得以工业化。19世纪中叶，凡是法国控制过的地方，工业化几乎都已经上路，至于法国未能征服的地方，如奥匈帝国及俄罗斯，或法国仅短暂或局部控制的地方，如波兰及西班牙，大体上则仍然处于停滞状态。

（4）追求现代化
     1867年秋，日本封建幕府萨摩藩的重臣大久保利通，从首府江户（现在的东京）前往地方城市山口。他在10月14日会见了长州藩的领袖，提出一个建议：共同发兵江户，推翻日本的统治者幕府将军。当时，大久保利通已经联络好土佐藩及肥前藩的领袖，一旦强大的长州同意，秘密的萨长同盟便宣告组成。
     1868年的日本，在经济上仍然是一个低度开发国家。德川家族1600年开始统治日本，1603年取得将军的头衔，日本天皇则被边缘化，成为纯粹仪式性的角色。德川将军为众封建领主之首，封建领主则各领其藩地并征税，其中统治萨摩的为岛津家族。领主又各拥武装家臣，亦即武士，管理一个类似中世纪欧洲的社会，行业界限分明，贸易限制重重，农民税负沉重。幕府以江户为首城，垄断并管制外国贸易，禁止外国人入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皆为榨取式的，国家是贫穷的。
     但幕府的统治并非完全。德川家族虽然在1600年接管了国家，却无法管到每一个人。国之南边，萨摩藩的自主性就非常高，可以从琉球群岛跟外面的世界独立从事贸易。1830年，大久保利通就是出生在萨摩的首府鹿儿岛。身为武士之子，他后来也成为一名武士。由于自幼聪颖，很早就受到萨摩领主岛津齐彬的注意，也特意拔擢他。当时，岛津齐彬已经成竹在胸，准备以萨摩军推翻幕府，最终的目的则是要跟亚洲及欧洲进行贸易，废除老旧的封建经济制度，建立一个现代的日本国。1858年，岛津齐彬骤逝，这个计划胎死腹中。他的继承人岛津久光较为谨慎，至少初期如此。
     这时候，大久保利通愈来愈相信，日本只有推翻封建的幕府才有明天，最后他也说服了岛津久光。为了师出有名，他们以不满天皇被边缘化为包装。大久保利通与土佐藩签署的协约强调：“一国无二君，一家无二长，政府只交付给一个统治者。”但真正的目的并非只是恢复天皇的权力，而是要彻底改变政治与经济的制度。土佐那边，坂本龙马为签约人之一。正当萨摩与长州动员军队时，坂本龙马向将军提出一项为数八点的计划，敦促将军辞职下野以避免内战。计划极为激进，尽管第一点明言：“国家的政治权力应回归皇室，一切号令应出于皇室。”但其内容远不止于天皇复位，第二、三、四、五点分别申明：

     二、建立两个立法机构，一上院，一下院，政府一切措施均应本诸民意。
     三、贤能之士，无分王公、贵族、平民皆得为国建言，已经失去作用的传统机构则予废除。
     四、外交事务之执行应依循适当规范，并以民意为基础。
     五、过时之立法与规范应予废止，择取一部新而完备的法典。

     德川庆喜将军同意下野，1868年1月3日，宣布明治维新；孝明天皇逝世后一个月，其子明治即位。这时候，萨摩和长州的军队虽然已经占领江户及皇城京都，却仍担心德川幕府夺权并恢复将军统治。按照大久保利通的希望，德川幕府最好就此走入历史，于是说服天皇废除德川藩并没收其领地。1月27日，前将军德川庆喜对萨摩及长州军队发动攻击，内战爆发，双方缠斗至夏天，德川幕府覆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入制度改革的过程。1868年，封建制度废除，政府接管三百处封地，改划为府县，任命官员治理。税务由中央集中管理，现代化的官僚体系取代旧有的封建体系。1869年法律面前所有社会阶级一律平等开始实施，迁移及贸易限制取消。武士阶级废除，此举不无防止叛乱的作用。私有土地财产权开始实施，人民可以自由就业并从事任何买卖。政府开始投入基本建设，一反专制政权对铁路的态度，1869年，日本当局开辟了东京至大阪的轮船航线，并在东京与横滨间兴建第一条铁路。制造业也开始发展，大久保利通时任大藏大臣，负责工业化之推动。在这方面，萨摩藩主早已领袖一方，兴建工厂，生产陶器、大炮及棉线，进口英国纺织机，1861年就创办了全日本第一家棉纺工厂，还兴建了两座现代化造船厂。1890年，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接受成文宪法的国家，产生了君主立宪、民选的国会及独立的司法。在亚洲，这些改变是使日本成为工业革命主要受惠者的关键因素。

日本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
坂本龙马

     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都是贫穷国家，因专制统治而积弱不振。多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专制君主一直忌惮改变。中国与日本之间虽有相似之处——德川幕府在17世纪也禁止海外贸易，一如更早时期的中国皇帝，抗拒经济及政治的改变——但也有显著的政治差异。中国是一个由皇帝统治的集权官僚帝国，但在权力上皇帝也有力所不能之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叛乱的威胁。1850年至1864年之间，整个中国南方遭受太平天国之乱肆虐，战争加上饥荒，死亡数以百万计。但皇帝所遭到的反对并非制度面的。
     日本的政治制度结构则不同。幕府将天皇边缘化，但如前面所说，德川的权力并非绝对，诸如萨摩藩这样的地方不仅维持独立，还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大做外国生意。
     和法国一样，对中国及日本来说，英国工业革命一项重要的结果就是彰显了他们在军事上的不堪一击。1839年至1842年之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海上力量让中国人抬不起头来，同样地，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司令佩里率领战舰驶入江户湾，对日本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经济的落后导致军事上的落后，此一现实不仅刺激岛津久光推翻幕府将军，同时也推动改变，最后导致明治维新。萨摩藩的领袖们明白，经济的成长——乃至日本的生存——唯赖制度改革才足以达成，但幕府将军却抗拒改革，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与现行制度是不可分的。既要改革，就必须推翻幕府将军，而他确实被推翻了。中国的情况相同，但政治机制却有别，推翻皇帝谈何容易，事情也只有等到1911年才成功。中国人不思制度的改革，只想要进口现代武器跟英国人一较高下；日本人却不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军火工业。

美国佩里舰队的旗舰“萨斯喀那号”（Susquehanna），蒸汽明轮护卫舰，1850年建造，排水量2450吨，搭载9门炮，船员300人。
1853年7月8日，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率领4艘战舰，出现在扼守江户湾要冲的浦贺近海，船上的大炮瞄准了岸上的炮台，随之而来的是佩里率300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登陆。第二年的2月11日，佩里率领7艘军舰、200门大炮和1000多名战斗人员再次来到江户湾。在武力威逼之下，幕府在3月31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西洋各国闻到日本开国后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正式地步中国的后尘而开国了。
日本民族没有中国人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不把外民族统统视为“蛮夷”。面对列强挑战时，不是盲目抵制，而是明智地选择了开放国门，并采取向西方学习的积极态度。值得深思的是，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日本人不仅没有把他当作侵略者，还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
不仅在横须贺市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还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写道：“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不会熄灭。”

　　对于19世纪的挑战，由于一些初始的差异，每个国家的回应也就不同，因此，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关键时期，日本与中国便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当日本的制度正在转型，经济正在快速成长之际，在中国，推动制度改变的力量却相对薄弱，榨取式制度持续当道，最后在1949年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下转向更糟的方向。

（5）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这一章和前面三章告诉我们一项事实：英国先有了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才会有工业革命，同时又跟我们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受惠于工业革命并走上成长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没有，甚至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工业化。一个国家是否走上工业化道路，大体上取决于它的制度。以美国来说，经历了类似光荣革命的转型，到了18世纪末叶，在经济及政治上已经发展出独特的广纳式制度，因此才会成为利用英伦群岛新技术的第一个国家，而且很快就超越了英国，成为工业化及技术变革的领先者。澳大利亚是另一个典型。尽管在时间上晚了一点，也比较不受到注意，澳大利亚同样走上了广纳式制度的道路，而且和英美一样，也是靠人民奋力争取才得来的。一旦广纳式制度到位，经济成长就水到渠成。澳大利亚和美国能够工业化及快速成长，都得力于制度具有足够的广纳性，惟其如此，才不致阻断新的技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
     至于欧洲其他殖民地，绝大多数却非如此。这些地方的发展条件大不同于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由于本土没有原住民及资源可供榨取，殖民政策也迥不相同，虽然政治的权利及广纳式制度还是靠人民自己艰苦奋斗才赢得的。但在摩鲁佳，一如亚洲其他地方、加勒比海及南美洲的许多欧洲殖民地，人民就算是想要战斗，却也没有赢的机会。在这些地方，欧洲殖民者不是强力实施新的榨取式制度，就是顺理成章接手旧有的榨取式制度，其目标无非是榨取有价值的资源，从香料、糖到白银及黄金，所到之处，大幅变更制度，彻底封杀了广纳式制度出现的可能。有些地方，眼看已经有工业或广纳式经济制度在萌芽，但殖民者摆明了就是要将之打压灭绝。像这些地方，19世纪乃至于20世纪工业化的好处于他们是没份的。
     在欧洲其他部分，发展动力也迥然不同于澳大利亚和美国。18世纪末叶，正当工业革命在英国加速启动时，多数欧洲国家却是在专制政权统治之下，君主及贵族大权在握，其主要收入的来源若非土地所得，就是靠进入障碍所建立起来的贸易特权。工业化过程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会侵蚀领导阶层的利益，并夺走他们的土地资源及劳动力。因此，工业化使贵族成为经济的输家。更重要的是，工业化的过程势必破坏旧有秩序，造成不稳定，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形成挑战，他们也将在政治上沦为输家。
     但是，英格兰的制度转型及工业革命还是为欧洲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西欧尽管是专制当道，但一千年来影响过英格兰的制度漂移，这个地区也曾经历过。倒是东欧、鄂图曼帝国及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大大影响了工业化的传播。就和黑死病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一样，工业化所产生的关键时期加深了许多欧洲国家始终都存在的制度矛盾，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专制政权解体为法国的广纳式制度开了路，终于走上工业化及快速经济成长的道路。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并不止于此。随着法军的侵略，法国的新制度跟着输出，强迫几个临近国家改革其榨取式制度。因此，法国大革命不仅是在法国为工业化开路，在比利时、荷兰、瑞士，以及德意志部分地区及意大利，也扮演了相同的角色。更往东边则不同，如同黑死病之后所做出的回应，封建制度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更得到强化。奥匈帝国、俄罗斯及鄂图曼帝国，经济上虽然变得更为落后，其专制王朝却安稳如故，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东欧一样，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政权也坚决抗拒。中国尤其如此，明清两朝交替，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农耕社会，根本敌视国际贸易。但在亚洲，还是有不同的制度发生了作用。如果说中国对工业革命的回应与东欧如出一辙，那么日本的回应则类似于西欧。跟法国一样，日本采取的是改革制度的革命手段，但不同于法国，日本的主角是贵族，是来自萨摩、长州、土佐及肥前的封建领主。叛乱的领主们推翻幕府将军，促成了明治维新，将日本带上了制度改革及经济成长的道路。
     同样的，专制政权在孤立的埃塞俄比亚也是抵死抗拒。至于这块大陆的其他地方，同样一股在17世纪帮助英格兰制度转型的力量——国际贸易——却把西非和中非统统五花大绑起来，通过奴隶贸易成为高度榨取式的制度，在某些地方，社会因此变成废墟，有些地方则产生榨取式的奴隶国家。
     哪些国家利用了19世纪以来的大好机会，哪些国家却没能这么做，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所阐述的制度因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平等，其根源就在于此一分歧：今天的富裕国家，19世纪时都走上了工业化及科技变革的道路，而贫穷国家则都是那些没有走上这条道路的，而且绝少例外。

11、 良性循环

（1）黑面法案
     温莎堡位于伦敦之西，是英国最堂皇的王家宅邸。18世纪初期，城堡周围曾是一大片森林，林中多鹿，但今已存留无几。1722年，一名名叫南恩的森林守卫，陷入了一场暴力冲突。他在6月27日写下记录：

     “晚上有黑面进来，开了我三枪，两颗子弹射中房间窗户，我答应三十日到克劳索恩给他们五基尼金币。“

     南恩日记记述的另一次入侵是这样的：”又一次恐吓，一个伪装的人送来一张扬言破坏的字条。“
     枪击南恩、索取金钱、要挟恐吓，这些神秘的”黑面“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其实都是当地人，把脸涂黑，趁着夜色掩盖容貌，这一段时期经常在英格兰南部一带出没，宰杀肢解鹿只及其他动物，焚烧草堆谷仓，破坏围墙鱼池。表面看来，这些都只是违法行为，但其实不然。狩猎（盗猎）国王或贵族土地上的鹿只的情形早已有之。1640年代内战时期，温莎堡的鹿群就几乎被斩尽杀绝。1660年复辟之后，查理二世登基，鹿苑才又恢复。但黑面盗猎鹿只并不光只是为了食其肉，更是要进行破坏，但目的何在呢？
     国会代表的各种利益具有多元性，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关键基石之一。因此，无论是商人、实业家、社会名流，或与奥兰治的威廉及1714年继承安妮女王的汉诺威王室站在一条阵线上的贵族，都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力量片面贯彻自己的意志。
     整个18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努力未曾停止过。1701年詹姆斯二世去世后，法国、西班牙、教宗，加上英格兰和苏格兰斯图亚特王室的支持者（所谓的”詹姆斯党人“）都承认其子詹姆斯·法兰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亦即“老僭王”）为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1708年，老僭王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企图夺回王位，但没有成功。接下来的十年间，詹姆斯党发动过好几次革命，其中以1715年及1719年两次规模最大。1745年到1746年间，老僭王之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称为“小僭王”）又企图夺回王位，但遭英军击败。

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詹姆斯二世之子，老王位觊觎者

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老王位觊觎者之子，小王位觊觎者

     前面提到过的辉格党成立于1670年代，代表的是新兴的商人及其经济利益，也是光荣革命背后的主要团体，并在1714年至1760年间主导国会。一旦得势之后，该党便利用新建立起来的地位掠取别人的权益，抢夺别人手上的大饼，其行径与斯图亚特诸王无异，但其权力远非绝对。他们的权力一方面受到国会内部竞争团体的制衡，尤其是为了对抗辉格党而成立的托利党，另一方面也受到他们过去奋斗得来的制度所限制，这些制度是为了强化国会、避免新的专制出现，以及防止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而设立。光荣革命成就了社会的多元性质，同时也表示大部分老百姓获得了权力，纵使在国会中没有正式代表亦然。因此，一般民众眼看自己的权益遭到辉格党人侵害，“黑面”群起其实是对此情况的反应。
     辉格党人因侵犯老百姓的权益而导致黑面四起，最好的例子就是卡多根将军。卡多根在1701年至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及剿平詹姆斯党人叛乱中立有战功，两度受英王乔治一世册封，1716年受封男爵，1718年再封伯爵，并在上议院辅政会议中位居要津，职司总理，过问重大国政。他在温莎堡西边约二十英里的凯佛夏姆买下大片地产，占地约一千亩。他建了一栋大宅与林荫庭园，又设置一个广达二百四十亩的鹿苑。但如此一来，却侵犯了庄园周围住户的权益。老百姓被迫迁离，放牧牲畜、收集泥炭及柴火的权益遭到剥夺。为此触怒了黑面。先是1722年元月1日，然后在7月，骑马武装的黑面劫掠了鹿苑。第一次攻击杀死了十六只鹿。但遭殃的并不只有卡多根伯爵，许多显赫的地主和政治人物，其庄园也受到黑面的劫掠。
     辉格党政府当然不会坐视。1723年5月，国会通过黑面法案，判处绞刑的罪新增加五十条，不仅携带武器有罪，就连把脸涂黑也犯法。事实上，这项法律很快就做了修正，连把脸涂黑也可以处以绞刑。辉格党的菁英阶层大张旗鼓准备实施这项法律。南恩在温莎森林建立了一个线民网，揭发黑面的身份，没多久就逮捕了好多人。从逮捕再到绞死，事情应该很简单。毕竟黑面法案已经上路，辉格党掌握了国会，而国会又掌握国家，至于一干黑面，不过是跟某些大权在握的辉格党人作对而已。更何况，连当时的首相华博尔——他跟卡多根一样，身居上议院辅政会议之要津——也都牵涉其中。华博尔在伦敦西南方的里奇蒙庭园就拥有既得利益，而里奇蒙庭园则是查理一世利用公有地弄出来的，同样也侵犯了当地居民放牧牲畜、狩猎野兔，及采集柴火的固有权益。只不过这些规矩并未严格执行，放牧狩猎照常，直到华博尔安排自己的儿子出任庭园管理，情况才急转直下。庭园关闭，新的围墙建立起来，并布置了捕捉入侵者的陷阱。华博尔自己喜欢猎鹿，又在园内的霍顿为自己盖了一间猎屋。这一切立刻点燃了当地黑面的怒火。
     1724年11月10日，庭园外面一个名叫亨特里奇的当地居民，被控协助盗鹿者并鼓动黑面生事，两项罪名都可处以绞刑。指控是直接从上面交下来，带头的是由华博尔及卡多根掌握的上议院辅政会议。华博尔一不做、二不休，亲自询问告密者布莱克本，套取亨特里奇的犯罪证据。罪名应该早已经预定，但结果却并非如此。经过八或九个小时的审讯，法官裁决亨特里奇无罪，部分理由是程序上的，因为搜证的方式违法。
     但并非所有的黑面或同情他们的人都跟亨特里奇一样幸运。尽管也有人获得开释或减刑，许多人还是遭到绞死，或者被流放到北美洲殖民地；事实上，这项条例一直都保留在英国法律中，至1824年才废止。然而，亨特里奇的胜利还是非比寻常。陪审团并不是同亨特里奇一伙的，而是大地主及士绅名流，按理说是应该站在华博尔那一边，但时代毕竟不再是17世纪，当年的法院会直接依照斯图亚特诸王的想法处理，形同他们打击对手的压迫工具，国王若不满意判决，还可以免除法官的职务。如今，辉格党人也得遵守法治，亦即法律之使用不应有选择性、不得主观专断，以及任何人都不得凌驾法律之上的原则。

     环绕着黑面法案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充分显示光荣革命已经建立了法治，同时也凸显此一观念在英格兰及不列颠更形强烈，菁英阶层受到此一观念制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法治（rule of law）有别于依法统治（rule by law）。辉格党纵使可以通过严刑峻法镇压老百姓的抗争，但因为法治，他们却必须应付重重的制约。光荣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制度变迁拆毁了“神授”的君权及菁英阶层的特权，个人的权利已经确立，而辉格党的法律与这种权利乃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形下，法治就意味着菁英及非菁英阶层都会抗拒这种法律的实施。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法治乃是一个极为陌生的概念。法律之前为什么应该人人平等？既然国王与贵族政治大权在握，其他人一无所有，国王与贵族当然可以予取予求，至于其他人必须受到禁止或处罚，这乃是极其自然的事。专制政治制度下，法治的确是无法想象的事。法治是多元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此种政治多元化的广大结盟的产物，唯有许多个人及团体在决策上拥有发言权，也拥有政治权力可以在台面上有其位置，大家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的理想才有意义。到18世纪初叶，英国已经逐渐充分多元化，辉格党发现法律及制度也会制约他们，如同法治的观念所确立的。
     但辉格党人及国会议员为什么要接受这类约束？为什么不利用自己对国会及政府的控制，毫不妥协地强制执行黑面法案，并推翻不合己意的法院判决呢？答案要归诸光荣革命的本质——为什么它不是以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取代旧有的政权——亦即政治多元化与法治的结合，另外加上良性循环的动力。如同我们在第七章所见，光荣革命并不是由一个菁英阶层推翻另一个菁英阶层，而是士绅名流、商人及实业家，加上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团队，组成一个广大的联盟，对专制政权所发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就是此一革命的结果。法治则是此一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既然台面上有许多党派分食权力，为了避免一党一派集太多的权力于一身，到头来破坏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础，大家就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乃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因此，统治者必须受到限制与约束的理念——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于政治多元化的内在逻辑，而这政治多元化则是各方人马为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而组成广大联盟的所造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若说法治的原则，加上君权并非神授的理念，实际上乃是反抗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关键，这绝非意外。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所说，在反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中，

     “竭尽所能……打造一种形象，亦即统治阶级自愿接受法治，其合法性则是建立在平等以及一切依法行事的基础上。严格说，统治者无论愿意或不愿意，全都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行使权力必须严守法律界限，不可破坏规矩，否则就会打乱阵脚。”

     打乱阵脚的结果则是制度失衡，将会为广泛结盟中的小团体打开专制之路，甚至有导致斯图亚特复辟的危险。国会之所以无法防止新的专制，用汤普森的话来说，那是因为：

     “法律出现真空，王室特权……有可能卷土重来，淹没人民的财产和生命。”

     此外，

     “他们（那些跟王室作对的贵族、商人等）为保护自己所选择的手段，其本质是不会丧失的。法律就其形式和传统而言，需要的是平等及普适性……并必须扩及各式各样人等。”

     法治的观念一旦落实，不仅可以防止专制，同时可以造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也就是说，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论其为卡多根或华博尔，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老百姓就算被控侵犯私人产业，也有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已经谈过了。但它们为何能够持续存在呢？黑面法案以及限制其执行的故事充分显示，在这些制度面临破坏的企图时，良性循环，亦即一股沛然的正向反馈机制便会出而维护，事实上，甚至会鼓动风潮，开创更大的广纳性。良性循环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广纳式制度建立在两个事实上，其一是权力的行使受到制约，其二是社会上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多元的，这一点内含在法治里。一个团体若能强加其意志于他人而不受到任何制约，即使这些他人是亨特里奇之类的小老百姓，制衡也就遭到了威胁。农民抗议菁英阶层侵犯了他们的公有地，如果不马上处理，又怎么保证下一次不会再被搁置？既然下一次又遭到了搁置，又怎么能够防止王权与贵族卷土重来，拿回实业家、商人及士绅名流介入半个世纪所得到的成果呢？事实上，下一次的搁置，有可能就是政治多元化整个进程的土崩瓦解，因为一套狭隘的利益将会因此成为刀俎，而广大的联盟则将就此沦为鱼肉。但政治的机制并不会走上此一险境，反而会使政治多元化及其所蕴含的法治成为英国政治制度持久不衰的特色。我们也将看到，政治多元化及法治一旦建立，对于政治多元化及政治参与的要求只会变得更大。
     良性循环不仅是政治多元化及法治的必然趋势，更是因为广纳式政治制度很自然地会支持广纳式经济制度，如此一来，将导致收入的分配更为平等，社会中更多的人将因此而获得权利，进而使政治领域也更趋于平等。这将限制想以篡夺政治权力而出头的人，也可以打消复辟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企图。英国之所以会出现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重要因素。
     政治多元化也创造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使独立的媒体得以繁荣滋长，也比较容易使关心广纳式制度能否延续的团体提高警觉，组织起来对抗各种威胁。1688年之后，英格兰政府停止审查媒体，意义极为重大。在赋予人民权力上，以及良性循环在美国制度发展上的持续不断，媒体也都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本章将会讨论。
     良性循环虽然有利于广纳式制度的持续存在，但这却非必然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都遭遇过许多挑战。1745年，小僭王就曾一路杀到达比，距伦敦仅一百英里之遥，意图颠覆光荣革命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比这种外来挑战更为严峻的则是来自内部的潜在挑战，同样也有可能导致广纳式制度的崩解。例如在前面提过的1819年曼彻斯特彼得鲁屠杀，以及接下来将更详细讨论的事件中，英国的政治菁英阶层就曾经想要以高压手段遏止政治系统的进一步开放，但到头来都悬崖勒马。同样的，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在美国也遭遇过严峻的挑战，而且大有成功的机会，但却没有。当然，所有这些挑战并非注定失败。英国及美国的广纳式制度能够存活并随着时间益趋壮大，不只是良性循环的结果，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偶然。

（2）民主的缓慢进程
     对黑面法案所做出的回应让英国老百姓明白，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其实比自己以前所了解的要多。通过请愿与游说，他们可以在法院及国会捍卫自己的权利与经济利益。但是，这样的多元政治还没有产生实际有效的民主。多数的成年男人还不能投票；妇女也不行；在当时的民主政治结构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平等。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不仅保留了已经成就的成果，而且对更大的广纳性敞开了门户。18世纪的英国菁英阶层未曾遭遇过严重的挑战，仍然紧紧抓着权力不放，但形势却对他们不利。这一批菁英阶层的崛起，靠的是挑战君权神授，并打开了人民参政的大门，但当时他们只把这种权利给了极少的少数人。当然，愈来愈多老百姓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等时间来到1831年，他们就起而要求了。
     19世纪的前三个十年，英国的社会动荡不断增加，其起因则是不断增加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公民权遭到剥夺的民众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权。1811年至1816年的卢德派暴乱，起因是工人相信新技术的引进将减少他们的收入，因此起而抗争；接下来的暴乱，包括1816年的伦敦斯帕广场暴乱及1819年的彼得鲁屠杀，则明显是政治权利的要求。1830年，农业劳工抗议生活水平下降及新技术的引进，发生了斯温暴乱。同一时间在巴黎，1830年的七月革命爆发。菁英阶层开始形成共识，认为不满已经达到了沸点，若要缓解社会的不安并防止革命发生，唯一的方法就是满足群众的要求，进行国会改革。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1831年的选举几乎只有一个议题：政治改革。在华博尔爵士死后将近一百年，辉格党对老百姓的希望做出了较大的回应，以扩大投票权为竞选的主要诉求。但实际上只是要小幅增加选民而已。普选，甚至只是男性，根本还谈不上。结果辉格党赢得选举，党魁格雷伯爵成为首相。说到激进，格雷还差得远。他和辉格党推动改革，并不是认为放宽公民资格是该做的事，也不是想要分权。英国的民主并不是靠菁英阶层的施舍得来，而是英格兰及英国其他地区的平民百姓，从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洗礼中得到了力量，奋力争取得来的。光荣革命促成了政治制度的质变，他们因此而受到鼓舞。同时，改革被认为是可行的，因为菁英阶层知道，要延续自己的统治，唯一的道路就是改革，即使只是稍微放宽一点也行。格雷伯爵在国会发表他支持政治改革的著名演讲，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说到反对国会每年一选、普选及投票，没有人比我更坚决的。我的目标不在于支持，而是要打消这样的希望和念头……我的改革原则，无非是避免走上革命……改革，为的是要保存而不是推翻。“

     人民当然不会以投票为满足，而是要取得席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此，宪章运动知之甚深。这一派人马在1838年之后推动普选，因采纳人民宪章而以宪章为名，并欲以此与大宪章媲美。普选及全民投票，对人民之所以意义重大，宪章派的史蒂芬斯做了生动说明：

     ”普选的问题……是一个刀子和叉子的问题，一个面包和奶酪的问题……说到普选，我要说的是，一如身上有一件好外套、头上有一顶好帽子、为家人遮风蔽雨有一个好屋顶、桌上有一顿好晚饭，乃是这块土地上每个劳动者的一项权利。“

     史蒂芬森再清楚不过，要使英国老百姓拥有更大的权利，保证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件外套、一顶帽子、一个屋顶及一顿晚饭，普选乃是最为可长久的办法。
     最后，格雷伯爵的两个如意算盘都得逞了，一方面通过了第一改革法案，另一方面，毋须大费周章弄什么普选就缓解了革命的浪潮。1832年的改革算是最温和的，公民投票人数虽然加倍，却只是从8%的男性成人增加到16%（从人口的2%增加到4%）。另外则是取消了有名无实的选区，把独立代表给了新兴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里兹和谢菲尔德。但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是一箩筐。没过多久，要求更大投票权的呼声以及更进一步的社会动荡便随之而来。为了做出回应，进一步的改革也随之而来。
     英国的菁英阶层为什么会向这些要求让步？格雷伯爵为什么会觉得局部改革——真的很局部——是保存现行制度的唯一办法？他们为什么会两害相权——改革或革命——取其轻，而不是一意孤行，不做任何改革，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西班牙征服者在南美洲的所作所为；数十年后，当改革的要求兴起时，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君王的所作所为；以及英国自己在加勒比海和印度的所作所为，亦即用武力镇压这些要求，他们难道做不到吗？所有这些问题，答案只有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及政治改变在英国已经发生，对菁英阶层来说，武力镇压已经毫无吸引力，可行性也愈来愈低。诚如汤普森所说：

     “1790年至1832年的抗争放出了信号，均势已然改变，英格兰的统治者面对着紧要的抉择，要么把法治摆到一边，拆掉他们精心设计的宪法架构，撤回他们的承诺，遂行武力统治，要么就是交出统治，放下霸权……举步之初，虽然不免踌躇……但到了最后，他们总算没有糟蹋自己的形象，不曾践踏一百五十年的宪法合法性，而是在法律面前俯首。“

     从另一方面看，在黑面法案时期，同一股使英国菁英阶层不致推倒法治大厦的力量，也曾经使他们回避了镇压及武力统治，才没有使整个体系陷入动荡的险境。当时，如果破坏法治，强制实施黑面法案，势必削弱由商人、实业家及士绅名流在光荣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制度，同样的，1832年如果树立的是一个高压的独裁政权，其结果必然也是一样。事实上，法治的重要性，以及法治在那段期间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象征意义，当时支持国会改革、组织推动抗争的人心中非常清楚，并不遗余力地阐明这一点。在追求国会改革的第一波中，有一个组织名叫汉普顿俱乐部用的是一个国会议员的名字。如本书第七章所述，当年，汉普顿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查理一世的船税，结果导致反抗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第一次起义。
     此外，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间具有正向反馈的功能，使这一类的行动具有吸引力。广纳式经济制度使广纳式市场得以发展，进而促成更有效率资源分配，成为一种更大的动力，鼓励人们接受教育、学习技术，并进一步创新技术。到1831年时，在英国，所有这些力量都动了起来。打压公众的要求，对广纳式政治制度进行变革，都会毁掉这些成就，而菁英阶层反对更大的民主化及更大的广纳性，到头来则可能发现，自己的富贵也将一并埋葬于废墟之中。
     这种正向的反馈还有另一个面向，亦即在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下，权力的控制比较不集中。在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如本书第八章所述，由于未能工业化及改革，到头来，君主及贵族所失去的更多。相反的，19世纪初的英国，广纳式经济制度得以发展，加上没有农奴，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性相对比较小，受到进入障碍保护的垄断也不多，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就英国的菁英阶层而言，抓着权力不放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良性循环还有另外一层道理，亦即高压手段的可行性愈来愈低，这也是因为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间的正向反馈的结果。在资源的分配上，广纳式经济制度比榨取式制度来得公平。就此而言，便有利于公民的壮大，因而创造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局面，即使角逐的是权力亦然。这样一来，少数的菁英就比较不容易欺压人民大众，反而会对他们的要求让步，或至少做某些退让。英国的广纳式制度也孕育了工业革命，这又使得英国高度都市化。都市人集中居住，多少有其组织及自主性，这样的一群人，相较于农民或没有自主性的农奴，想要施以压制自然困难得多。
     因此，良性循环在1832年为英国带来了第一改革法案。但这还只是开头而已，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菁英阶层1832年所交出来的东西，都是他们心目中不得不放手的，至于其他的则免谈。国会改革的议题要到1838年才由宪章运动提出，他们的人民宪章包括以下条款：

     “凡年满二十一岁、心智正常、不在服刑中的男性，皆拥有投票权。
     投票——保障选举人选举权的行使。
     国会议员无任何资格限制——惟其如此，选民得以不论贫富选出自己中意的人选。
     国会议员为有给职，惟其如此，才得以使诚实的商人、劳动者或其他人等服务选区，放下自己的事业，专心于国家利益。
     选区平等，确保同样数量的选举人拥有相同数量的代表，不致使小选区吞掉大选区。
     国会每年一选，惟其如此，才能最有效地检验贿赂及恫吓，以免收买选民一买就是七年（甚至连选票一起），十二个月的任期（在普选制度下），任谁的钱包都买不起一个选区；如此一来，任期只有一年，国会议员便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蔑视并出卖选民。“

     这里的“投票”，指的是秘密投票，终结亮票行为，以免选民遭到收买或胁迫。
     宪章运动发起了一系列群众示威，这段期间，国会则在不断讨论未来改革的可能。1848年之后，宪章运动虽然分裂，但1864年及1865年先后有国家改革同盟及改革联盟继起。1866年7月，海德公园举行支持改革的活动，演变成重大暴乱，再度将改革权利拉升到政治议程的首位，所造成的压力全都成了1867年第二改革法案的红利：选民总数加倍，劳工阶级选民成为所有都市选区的多数。不久之后，秘密投票实施，并大力扫除腐败的选举行为，譬如“招待”（主要是买票，以选民接受招待做为交换，通常包括金钱、食物和酒类）。到1884年的第三改革法案，选民数又加倍，60%的成年男性获得了选举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明定，所有年满二十一岁的成年男性都具有投票权，年满三十的女性纳税人或嫁给纳税人的女性亦同。到了1928年，所有女性的投票权条件终于与男性完全相同。二战期间，1918年的各项措施付诸协商，这中间反映了政府与劳工阶级的交换，因为在从军打仗及军火生产上，政府都需要后者。另一方面，政府或许也警觉到了俄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随着广纳式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也在同步前进。第一改革法案的重大结果之一是谷物法于1846年废除。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谷物法禁止谷类及麦类进口，使这类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大地主仍有暴利可图。曼彻斯特及伯明翰选出的国会议员要的是廉价的谷物及低价的劳工，他们获胜，使地主利益蒙受重大损失。
     19世纪一路下来，选举及其他政治制度的改变相继发生，更多的改革随之而来。1871年，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开启公开招考公务人员的大门，人事任用是依照才能，都铎时期即已开始的政治集权过程及政府体制建构也因此延续。这段时期中，自由党及托利党政府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都订定了相当多的法律。举例来说，雇主依法可以限制工人流动的主人与仆役法遭到废除，就此改变了劳动关系，变成对工人有利。1906年至1914年间在阿斯奎兹及劳合·乔治的领导下，自由党开始运用政府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包括健康及失业保险、政府出资的养老年金、最低工资，并承诺重新分配税负。这些财政改革的结果，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增加超过一倍，而且在20世纪的最初三十年再度加倍。税制也随之“进步”，比较富有的人税负较高。
     同时，原来的教育体系不是由宗教派别经营、仅供菁英阶层就读，就是穷人子弟必须缴费，到后来才对平民百姓比较开放；1870年的教育法首次明定政府实施全民教育。1891年，教育成为免费。1893年将毕业年龄定为十一岁，1899年增至十二岁，并未穷困家庭儿童订定特别条款。这些改变的结果是，十岁儿童的入学比例从1870年令人失望的40%，到1900年增加为100%。最后到1902年的教育法大幅扩充学校资源，并引进文法学校，后来成为英国中级教育的基础。
     事实上，英国的例子充分展示了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并为“渐进的良性循环”提供了一个范例，其政治改变是朝更广纳式的政治制度迈进，而且是人民力量展现的结果。但这一切改变也是渐进的。每十年一步，有的大，有的小，朝民主前进。每一步的踏出都有冲突，其结果都因各自的情况而异。但不管怎么说，良性循环产生的力量降低了权力争夺所衍生的风险，同时有利于法治的落实，因此，当老百姓要求菁英阶层自己曾经向斯图亚特王朝要求的东西时，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冲突不太大可能演变成全面摊牌的革命，以更大的广纳性收场反而比较可能。这种渐进的改变有极大的好处。就菁英阶层而言，相较于全盘推翻整个体系，其威胁性小得多。由于每踏出去的一步都不大，面对要求时，让步的可能性才大于全面摊牌谷物法的废除未曾造成重大冲突，部分原因在此。到了1846年，地主再也无法控制国会立法，这就是第一改革法案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在1832年的选举权扩大中，如果把自治市的改革及谷物法的废除同时搬上台面，地主的抗拒可能就会强烈得多。正是因为第一次的改革幅度不大，谷物法的废除后来列入议程时才没有酿成冲突。
     渐进的改变也可以避免冒险闯入未经勘探的领域。既然是用暴力推翻一个体系，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东西来取代已经拔除掉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一次的民主实验结果演变成了恐怖统治，然后又开倒车，两度退回专制君主，直到1870年才有法国的第三共和。俄罗斯革命也是如此。大家心里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比俄罗斯帝国更公平的新体系，结果却来了一个一党专政，其暴力、血腥及邪恶尤胜于遭到取代的专制王朝。在这些社会中，渐进的改革之所以可行而且可欲，则要归功于光荣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多元化，以及因此而建立的法治。
     英国保守派政论家柏克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他在1790年这样写道：“一栋大厦，长久以来勉强还可以满足社会的共同目标，而眼下又还没有证明可靠的典型及模范时，居然有人敢冒风险将之拆除或重建，不管是谁，都应千万小心谨慎才对。”若就大处着眼，柏克此言差矣。法国大革命所废掉的毕竟是一栋破败的大厦，更何况还为广纳式制度开出了一条道路，使法国乃至大部分的西欧都得到好处。但话又说回来，柏克的提醒却也不无道理。英国的政治改革就是渐进的，这个过程从1688年开始，到柏克死后三十年才加快脚步，但也因为是渐进的，所以才更有力量，更难阻挡，也才更为持久。

（3）粉碎托拉斯
     在美国，广纳式制度源自殖民时期弗吉尼亚、马里兰及卡罗莱纳的抗争，后来又经美国宪法加强，辅之以制衡及分权。但宪法并不是广纳式制度发展的终点，和英国一样，以良性循环为基础的正面反馈过程，仍然不断在强化广纳式制度。
     在美国，到了19世纪中叶，虽然不包括妇女及黑人，全部的白人男性都已经可以投票。经济制度愈来愈广纳，举例来说，1862年通过的公地放领法案就容许拓垦者占有新开辟的疆土，而不是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政治菁英。但也和英国一样，广纳式制度所遭遇的挑战从来未曾停止过。美国内战结束，北方开启了飞跃的经济成长。随着铁路、工业及商业的扩展，颇有一些人发了大财。挟着经济成果的优势，这些人及他们拥有的公司愈来愈肆无忌惮，“流氓大亨”（Robber Barons）之名不胫而走。因为这些精明务实的生意人目标是巩固垄断局面，不让任何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或站在平等的地位做生意。其中最恶名昭彰的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他就说过一句名言：“我干嘛在乎法律？权力难道不是在我的手里？”
     另外一个是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870年成立标准石油公司，很快就将克利夫兰的竞争对手排除，企图垄断运输、石油零售及石化产品。到1882年，他创造了一个垄断怪兽，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托拉斯（trust）。到1890年，标准石油控制了88%在美国流通的汽油，1916年，洛克菲勒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身价十亿美元的富翁。同时代的漫画把标准石油公司画成一只章鱼，紧紧抓着的不仅是石油工业，还包括美国的国会山庄。
     几乎同样恶名昭彰的还有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他是摩根银行集团创始人，经过数十年的并购之后，最后成了摩根大通（J. P. Morgan Chase）。1901年，摩根与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是第一个资本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公司，也是当时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1890年代，几乎每个行业都开始出现大托拉斯，当中有许多都控制着该行业70%以上的市场，其中包括好几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譬如杜邦（Dupont）、柯达（Eastman Kodak）及国际收割机（International Harvester）。就历史来说，美国，至少是北部及中西部的美国，拥有相对竞争的市场，而且比起该国其他部分，尤其是南部，要平等得多。但在这个时期，竞争让位给了垄断，财富的不平等迅速加大。
     对于这种侵犯，美国的多元政治系统已经使社会的一大部分壮大，具备了对抗的能力。饱受流氓大亨垄断行为欺凌，或反对他们肆无忌惮独霸业界的人，开始组织起来，平民派（Populist）于此时出现，然后则是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s）。
     平民运动的出现，肇因于1860年代后期即已肆虐中西部的长期耕地危机。全国农业保护协会，人称“种田佬”（Granger），成立于1867年，展开农民的动员，对抗不公不义的商业行为。1873年及1874年，种田佬控制了中西部十一个州的州议会，随着农村的不满达到高峰，1892年组成人民党，并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8.5%的选票。接下来两届选举，平民派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布莱恩将他们的议题纳入自己的政见，但两次均告失败。这时候，反对托拉斯扩散的草根力量已经组织起来，全力反制洛克菲勒及其他流氓大亨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
     渐渐的，这些政治运动发挥了效果，开始对政治态度乃至于立法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政府在规范垄断上应该扮演的角色。1887年，第一项重要的立法州际商业法案通过，州际商业委员会成立，开始执行联邦对产业界的规范。紧接着，1890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成为打击流氓大亨托拉斯的根本，至今仍是美国反托拉斯的主力规范。而连续数任总统，包括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绰号泰迪“Teddy”，1901年至1909年在任）、塔夫脱（William Taft，1909年至1913年在任）及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3年至1921年在任），也都承诺改革并遏止流氓大亨坐大，选后都大力展开反托拉斯行动。
约翰·谢尔曼
     反托拉斯背后的关键力量及推动联邦规范业界的动能，主要还是农村的选票。1870年代早期，各州分别对铁路所做的规范就是来自农民团体。事实上，谢尔曼法案实施前，五十九件送进国会有关托拉斯的陈情案，几乎全都来自农业州，推广的工作也都是农民同盟、农民联盟、农民互助协会及牧业保护协会这类团体。农民在反对产业界的垄断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
     平民派倾全力支持民主党后，本身实力大幅衰落，残余分子另组进步派，继续推动许多相关议题的改革。刚开始，进步运动以泰迪·罗斯福为核心。泰迪是麦金利的副总统，并在麦金利遭刺身亡后接任总统，时在1901年。跻身中央之前，罗斯福曾任纽约州长，作风强硬，扫除贪腐与“机器政治”*不遗余力。在首次国会演讲中，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托拉斯上，强调美国的富裕是立基于市场经济及商人的灵活，但同时，

     “期间不乏邪恶之辈……而且美国人民的心中都相信，以托拉斯闻名的大公司，就其特质与倾向来说，皆有害于全民福祉。这并非出自嫉妒或恶意，也不是不以大产业的成就为荣，无视于他们为国家之商业力量领先诸国所付出的努力，更不是因为无知而不晓得有必要以新方法迎合不断变化的贸易形势，也不是明知世界的进步有赖大事业的成就，而故意忽视集结资本乃努力完成大事业之必不可少。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深信，集结与集中不是该予以禁止，而是应该置于理性控制的监督之下，且依我个人的判断，此一信念乃是正确的。”

     加下去，他说道：“凡为追求社会更为美好者，都应该消弭商界巧取豪夺之恶，一如整个国家之消弭暴力之恶。”他的结论是：

     “为了全民之利益，政府的力量固然不宜介入，但也应该运用监督的力量规范所有从事州际业务的公司，特别是那些在生意上以垄断手段或倾向而致富的公司。”

     罗斯福建议国会设立一个联邦机构，赋予其调查大公司业务的权力，必要时不惜通过宪法修正案，借以成立此一单位。1902年，罗斯福动用谢尔曼法案解散北方证券公司，影响到摩根大通的利益，接下来又对杜邦、美国烟草公司及标准石油公司提出诉讼。1906年，罗斯福以海普伯恩法案增强州际商业法案，以此提升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特别准许其检查铁路的财务账目，并将其权力扩张到其他领域。继罗斯福出任总统的塔夫脱对托拉斯的整治更不留情，并以1911年解散标准石油公司达到高峰。塔夫脱同时也推动其他重大改革，例如联邦所得税的实施就是1913年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批准的结果。
泰迪·罗斯福
     随着威尔逊在1912年当选，进步运动的改革达到高峰。威尔逊在他1913年出版的《新自由》中写道：“如果垄断继续存在，政府将为垄断所宰制。我可不希望看到垄断依然故我。这个国家里面，如果有人真的大到足以拥有美国政府，他们迟早会将之占为己有。”
     1914年，威尔斯促成了克莱顿法案的通过，并成立联邦贸易委员会落实这项法律。此外，在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普乔领导下，普乔委员会对“金融托拉斯”展开调查，威尔逊乃趁势加强了对金融界的规范，1913年成立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规范金融业的垄断活动。
     如本书第三章所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氓大亨及托拉斯之兴起充分说明一项事实：市场本身并不保证会有广纳式制度。市场可以被少数几家公司宰制，索取过高的价格，阻挡更有竞争力的对手及新的技术进入。在他们的摆布之下，市场将不再广纳，只会愈来愈成为经济与政治霸权的囊中之物。广纳式经济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市场而已，更需要的是能为大多数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及经济机会的广纳式市场。在菁英阶层的政治权力支持下，无孔不入的垄断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但对垄断托拉斯采取的反制也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只要政治制度是广纳的，对于偏离广纳式市场的经济行为，政治制度会产生反作用力。这就是良性循环在发挥作用。广纳式经济制度可以为广纳式政治制度的繁荣打下基础，但经济活动偏离广纳式经济制度时，广纳式政治制度又会反过来发挥约束的效果。在美国，托拉斯遭到了遏阻，对照墨西哥的情况，便充分说明了良性循环的作用。在墨西哥，政府体制无能约束电信巨子谢林的垄断，但在美国，谢尔曼及克莱顿法却在上个世纪反复发挥效果，严加管束托拉斯、垄断及卡特尔，确保市场的持续广纳。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验，同时也凸显了自由媒体在壮大社会大众及促进良性循环上所扮演的角色。1906年，罗斯福取材自班扬的《天路历程》中一个“喜欢揭人丑事”（muckrake）的角色，创造了“扒粪客”（muckraker）一词，用来形容他口中那种侵略性强的新闻记者。这个词就此流传了下来，同时也象征新闻记者虽然无孔不入但也有效揭发了流氓大亨的过分行径，以及地方与联邦政客的腐败。最有名的扒粪客当推塔贝尔（Ida Tarbell），1904年出版的《标准石油公司史》使他成为舆论反对洛克菲勒及其公司利益的关键角色，最后导致标准石油公司在1911年解体。另一个重要的扒粪客是律师兼作家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后来被威尔逊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银行家怎么用别人的钱》一书中，他铺陈了一系列的金融丑闻，影响普乔委员会至深。此外，报业巨头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扮演的扒粪客角色也相当突出。在他办的《大都会》杂志中，1906年发表了一系列由菲利普（David Graham Phillips）执笔的文章，名为“参议院的背叛”，提升了推动参议院直选的声势，促成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七修正案的通过，是为进步运动另一次重要的改革。
     政治人物采取行动反对托拉斯，扒粪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流氓大亨而言，扒粪客犹如眼中钉肉中刺，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却使他们无法将这些人拔除或噤声。广纳式政治制度容许自由的媒体繁荣发展，但回过头来，自由的媒体也比较能够让有害于广纳式制度的威胁曝光并广为人知，促使社会对之采取抗拒行动。相对地，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专制政权或独裁统治下，这类的自由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它们动辄压制反对力量的形成。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显然关系重大。如果没有这类信息，流氓大亨的肆无忌惮及胡作非为，美国老百姓将无从知道，也就无法动员起来反对托拉斯了。

*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都市区的政治组织（政治机器）以各种方式掌握了许多底层民众的选票，而投票对象则由领导组织的老大决定，称为“机器政治”。

（4）买通法院
     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是泰迪·罗斯福的表兄弟，他在1932年于大萧条中当选总统，带着全民的托付上任，准备拿出一套对抗大萧条的大方略。1933年年初就任时，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没有工作，许多人沦为赤贫。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工业生产下降逾半，投资完全崩溃。为对抗此一形势，罗斯福祭出了所谓的“新政”（New Deal）。他所赢得的胜利是压倒性的，获得57%的选票，民主党在众议院及参议院又都是多数，足够让新政通过立法。但其中有些法案却引发了宪法争议，在最高法院触礁，罗斯福因胜选所获得的授权没有发生作用。
富兰克林·罗斯福
     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国家工业复苏法案，第一条开宗明义，阐明工业复苏的要旨。罗斯福总统及其团队认为，抑制工业竞争，赋予劳动组织工会的更大权利，以及调整工作标准，乃是致力复苏的关键。第二条是成立公共工程署，提出基础建设计划，诸如费城第十三街火车站、纽约三区大桥、大古力水坝，以及连接佛罗里达基韦斯特与美国本土的跨海公路。1933年6月16日，罗斯福签署法案，工业复苏法案正式上路，但很快就面临法院的挑战。1935年5月27日，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法案的第一条违宪，裁决书郑重指出：“非常情况或许需要非常方法解决，但……非常情况并不等于创造或扩大宪法的权力。”
     法院裁决尚未出炉，罗斯福便已踏出下一步，签署了社会安全法，将现代的福利国家引进美国，包括退休年金、失业津贴、有子女家庭补助，以及公共卫生照顾及残障津贴，同时，又签署了国家劳动关系法，进一步加强劳工组织工会、参与集体谈判及对雇主发动罢工的权利。所有这些措施同样也都遭到最高法院的挑战。就在司法程序进行的过程中，罗斯福1936年获选连任，而且是大获全胜，得票率高达61%。
     挟高人气的新纪录，罗斯福实在不愿意让最高法院打乱他的既定政策。1937年3月9日，在他定期现场播出的收音机节目“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中，他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开宗明义指出，在他的第一任期中，极端迫切的政策就只差没过最高法院这一关。他继续说道：

     “这让我想起四年前，我首次在收音机中向大家提出报告的那个三月的夜晚。那时候我们正处于重大金融危机。没过多久，得到国会的授权，我们要求整个国家把私人拥有的黄金全都交给美国政府换成美元。今天的复苏，证明那项政策完全正确。但几乎就在两年之后，案子送到了最高法院，它的合宪性却只得到五票对四票的支持。只要一票改变，就会将这伟大国家的一切全都抛回绝望的大混乱。事实上，四位法官所裁定的是，私人契约所规定的权利即使不合理但却合法，其神圣性甚至更胜过宪法的主要目标：建立一个可长久的国家。”

     话讲得再明白不过，这种事情不应该再犯。罗斯福继续说道：

     “上星期四，我曾经说过，美国政府的形式是宪法为美国人民准备的一个三匹马团队。当然，这三匹马就是政府的三个分支，亦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其中的两匹，立法与行政，今天已经协同一致向前，第三匹则尚未。”

     罗斯福接着指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挑战法律合宪性的权利，但最高法院却在1803年挑起了此一角色。当时，布什若德·华盛顿法官裁定，最高法院“在未经证明（一条法律）确定违宪之前”必须“从其合法性做为推定”。罗斯福随即反击：

     “法令的效力优先于一切合理的怀疑，过去四年中，此一良善的规定已经遭到弃置，法院已经不是裁判单位，而成了一个决策单位。”

     罗斯福宣称，他有选民授权改变此一状态，“经过深思之后，唯一合宪的改革方法……就是给我国的法院注入新血。”同时他辩称，最高法院法官工作过重，对年长的法官而言，其负担实在太过——而打击他立法的正是这些人。于是他提案，所有法官年满七十岁都必须强迫退休，并由他提名六名新的法官。罗斯福这个司法重组议案，将可以移除那些早先由保守政府任命并坚决反对新政的法官。
     为了赢得民意支持，罗斯福使出浑身解数，但民调结果只有40%赞成。这时候，布兰迪斯已经是最高法院法官，他虽然同情罗斯福的许多法案，但对于总统要削最高法院的权力，以及他的法官工作过重之说却不表同意。罗斯福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虽然都是多数，但众议院却不太买他的帐。罗斯福于是转向参议院。法案送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会议中引发高度争议，意见分歧。最后决议送回参议院院会，附带一份不利的报告，指称该法案“弃宪法原理于不顾，没有必要，没有效果，且十足危险……既无先例也无正当理由。”院会以70票对20票将之退回委员会修改，“最高法院改造”方案撤销，最高法院加诸罗斯福的权力约束依然纹丝不动。尽管如此，期间仍有折衷，社会安全法及国家劳工关系法双双由法院裁定合宪。
     两个法案虽然过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件事情带来的教训。严重偏离广纳式经济制度的现象一旦出现，广纳式政治制度不仅会加以阻止，而且会对任何想要破坏其本身延续性的企图加以抗拒。往法院里塞人并确保新政的法案得以过关，攸关民主党参众两院的利益。但18世纪初碰到同样情形时，英国的政治菁英就了解，搁置法治将会危及他们好不容易从君主政体那里争来的权益，参众两院也了解，如果总统能够破坏司法独立，制度内的权力制衡也就为之瓦解，从此不但他们会被总统控制，多元政治制度的延续也将失去保障。
     罗斯福或许会认为，争取立法机关的多数，既要做太多让步而且耗费太多时日，因此以后就可能诉诸行政命令，完全破坏政治多元化及美国的政治制度。国会当然不会同意，但到时候，罗斯福可以诉诸国民，说国会企图阻挠对抗大萧条的必要措施。他可以动用警察关闭国会。听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但1990年代，这种情形却真的在秘鲁及委内瑞拉发生了。总统藤森及查维斯诉请国民授权，关闭不合作的国会，接下去便修改宪法，大幅增加总统的权力。正是因为多元政治制度下的分权者担心会发生这种灾难性的陡降，1720年代华博尔才不至于擅自推翻英国法院的判决，美国国会也才没有支持罗斯福的“最高法院改造”计划。罗斯福遭遇的是良性循环的力量。
     但这个逻辑未必永远行得通，在具有某些广纳特质但榨取性却相当广泛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这样的动力我们已经看过罗马及威尼斯的先例，罗斯福企图在法院塞人结果失败，阿根廷也做过非常类似的努力，背景是阿根廷基本上属于榨取式的经济及政治制度。
     根据1853年阿根廷宪法所产生的最高法院，其职权类似美国最高法院。1887年通过一项决议，容许阿根廷法院扮演和美国最高法院相同的角色，裁决个别的法律是否合宪。理论上来说，在阿根廷，最高法院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广纳式政治制度的重要单位，但该国其他政治及经济体系仍然处于高度榨取状态，而且缺乏政治多元化，也没有在社会广泛分配权力。和在美国一样，最高法院在阿根廷的宪法角色也受到了挑战。1946年，庇隆经过民主选举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庇隆原为上校军官，1943年军事政变后首次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并被任命为劳工部长。在此一职务上，与工会及劳工运动组成联盟，成为他后来角逐总统的关键。
胡安·庇隆
     获胜之后不久，庇隆在下议院里的支持者提案弹劾最高法院五名法官中的四人，针对最高法院的指控有数项，其中一项是承认1930年及1943年两次军事统治的正当性违宪——讽刺的是，庇隆在和面那次政变中扮演关键角色。另一项针对的则是法院对法律的否决——一如美国最高法院之所为，特别的是，就在庇隆竞选总统之前，最高法院发表一项决议，裁定庇隆新成立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违宪。一如罗斯福在1936年竞选连任活动中对最高法院的强烈批判，庇隆在1946年的竞选活动中对此也炮火猛烈。弹劾提出九个月之后，下议院弹劾了三明法官，第四个人则已经辞职。上议院通过动议，接着庇隆便任命了四名新法官。最高法院的变天显然有效解除了庇隆的政治约束，从此大可施展其无限制的权力，与他任职总统前后的军事统治如出一辙。譬如他新任命的大法官就依宪法裁定庇隆的主要反对党激进党党魁包斌有罪，罪名则是蔑视国家元首庇隆。实际上，庇隆的统治就是独裁。
     由于庇隆成功把人塞进了最高法院，在阿根廷，任何新任总统亲自挑选自己的最高法院法官也就成为常态。如此一来，一种本来可以制衡行政权的政治制度也就随之死亡。庇隆政权1955年被另一次政变推翻，接下来的一段长时间里，是军事与文人统治之间的转移。但无论军事或文人统治，法官都是任命自己的人。但在阿根廷，即便不是军事与文人统治之间的转移，挑选最高法院法官的情形照常。1990年，阿根廷终于经历了一次两个民选政府之间的转移，接在一个民选政府之后的是另一个民选政府。但这一次的民选政府碰到最高法院时，其作为与军事政权并没有太大差异。新任总统是庇隆党的梅内姆。现任的最高法院是1983年转移给民选政府后由激进党总统阿尔方辛任命的。由于这次的政权转移是民主转移，梅内姆没有必要任命自己的最高法院。但筹备竞选期间，梅内姆就已经露出狐狸尾巴。尽管并不成功，他不断鼓励（甚至威胁）法院的成员辞职。他以大使的职位贿赂法官费特，但遭到拒绝，费特的回应是送他一本自己写的书《法律与伦理》，题词是：“请注意，这是我写的。”但梅内姆丝毫不见气馁，就任不到三个月就向下议院提交了一项法律，建议扩大最高法院，将成员从五名增加至九名，其论调则和1937年罗斯福所用的如出一辙：最高法院法官工作过重。很快地，法律在上院与下院都通过了，梅内姆得以任命四名新法官，因此也拥有了多数。
     梅内姆抗衡最高法院获得胜利，也启动了我们之前讲过的灾难性陡降的动能，他的下一步就是修宪，拿掉限制他竞选连任的条款。再度当选后，他又要修宪，但这一次遭到了阻止，不是因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而是栽在庇隆党内的派系，他们对他的个人统治展开反击。
     拉丁美洲所受的制度问题之苦，阿根廷自独立以来几乎全都尝到了，陷在一种恶性而非良性的循环中。其结果是，正向的发展如建立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始终连第一步都未曾站稳。在政治多元化之下，就不会有任何团体企图或胆敢推翻别人的权力，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力将会随之遭到挑战。另一方面，权力的广泛分布也会使这种推翻变得困难。如果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最高法院自会具备力量，并愿意推开任何想要败坏其独立性的企图。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阿根廷则否。立法者明明知道，破坏了司法终将危机立法者的地位，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原因之一是，在榨取式制度下，削弱了最高法院，获利将会更多，其潜在利益值得冒险一试。

（5）正向反馈与良性循环
     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不会自己出现。菁英阶层抗拒经济成长及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则有人想要阻止菁英阶层的经济及政治权力，两者之间因此发生重大冲突，才会产生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通常在重大的关键时期，诸如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或詹姆斯镇殖民地在北美洲的建立，一连串因素弱化了菁英阶层对权力的掌握，强化了他们的对手，为多元社会的形成制造了动因，广纳式制度乃应运而生。许多历史事件，事后观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政治冲突的结果往往不确定，历史的道路是不可预知的。然而一旦成了气候，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往往会形成良性循环，亦即一种正向反馈的过程，使这类制度得以持续甚至扩张。
     良性循环的运作有赖于几种机制。其一，在多元政治制度的逻辑下，独裁者、政府内部派系，甚至大有作为的总统，想要独揽大权都会变得比较困难，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想要消除最高法院加诸他的权力限制，以及华博尔企图草率执行黑面法案时所发现的。两个个案都是想要把权力更进一步集中到个人或小团体手上，其结果势将破坏多元政治制度的基础，而政治多元化正是防止这类企图的最佳利器。政治多元化也保障了法治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君主专制统治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而法治还意味着，法律不能仅由一个团体掌控并用来侵犯别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法治原则不仅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也特别注重政治体系中的平等，因此乃为更大的政治参与及更大的广纳性开启了大门。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体系之所以很难阻挡强烈要求更大民主的呼声，打开了逐步向所有成年人开放选举权之路，法治原则居功至伟。
     其次，如我们之前所见，广纳式政治制度与广纳式经济制度是互为支持的。由此乃产生了良性循环的另一个机制。广纳式经济制度可以扫除最恶名昭彰的榨取式经济关系，譬如奴隶及农奴制度，减少独占的重要性，创造有活力的经济，所有这些，至少短期内，可以减少政治权力窃夺者的经济获利。英国到了18世纪，由于经济制度已经足够广纳，菁英阶层靠抓取权力所能获取的利益已经不多，事实上，对要求更大民主的人施压，损失反而更大。这种良性循环使民主政治在19世纪英国得以渐进发展，不仅对菁英阶层的威胁较小，其成功的机会也较大。相对于专制政权，如奥匈帝国或俄罗斯帝国，其经济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结果便是19世纪末要求较大的政治广纳性时就遭到了压制，因为菁英阶层分享权力会蒙受的损失实在太大。
     最后，广纳式政治制度使自由媒体得以兴盛，而自由的媒体往往会提供相关的信息，并动员反对力量抗衡对广纳式制度的威胁，譬如美国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及20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流氓大亨的经济宰制力大增，对广纳式经济制度构成根本性的威胁时，自由媒体就发挥了力量。
     冲突始终都存在，尽管其结果无法预知，良性循环通过这些机制将会产生一种追求广纳式制度持久延续的强烈倾向，对抗各种挑战，并将广纳式制度持续扩张，如我们在英美两国所见。不幸的是，下一章我们将看到，榨取式制度同样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驱动力，持续其恶性循环的过程。

12、 恶性循环

（1）再也没有火车通往波城
     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在1896年整个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首都自由城建于18世纪末叶，原本的目的是收容被遣返及获释的奴隶。但自由城成为英国殖民地时，塞拉利昂的内陆仍然有许多小王国。19世纪下半叶，通过与当地的非洲统治者签订一连串条约，英国逐渐将其统治扩张至内陆。1896年8月31日，根据这些条约，英国宣布此一殖民地为它的保护国，并拣出重要的统治者，给以新的头衔，封之为大酋长。举例来说，在塞拉利昂东部当今的钻石矿区科诺，有个勇猛好战的国王苏鲁谷。苏鲁谷王被封为大酋长，保护国的行政单位则设在山德尔。
     像苏鲁谷这类的国王虽然和英国当局签了条约，却不明白这些条约其实就是全权委托英国人建立殖民地。1898年1月，英国人开征茅屋税——每一家征收五先令——地方上的酋长群起抗争，演变成内战，爆发了所谓的茅屋税之乱。战事从北部开始，但最严重且持续更久的则是南部，尤以曼德族为主的曼德兰为最。茅屋税之乱虽然很快平息，却无异于警告英国留意塞拉利昂内陆地区的统治。当时，英国已经开始建造从自由城通往内陆的铁路。工程始于1896年3月，1898年12月开通至桑沟镇，正值茅屋税之乱期间。英国国会1904年的文件有这样的记载：

     “塞拉利昂铁路建造期间，1898年2月爆发土著叛乱，导致工程完全停顿，人员解散。叛军攻击铁路，全部人员不得不撤退到自由城……铁路沿线的罗迪方克，距自由城五十五英里，完全落入叛军之手。”

     其实按照1894年的兴建计划，铁路并不经过罗迪方克。由于叛乱爆发，路线才改变，从原来的东北方向转而往南，经过罗迪方克前往波城，再进入曼德兰。英国想要尽快开抵叛乱的核心曼德兰，并前往内陆其他潜在的动乱地区，担心另外的地方爆发叛乱。
     1961年，塞拉利昂独立，英国人把政权交给米尔顿·马盖爵士及他的塞拉利昂人民党，该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南部，特别是曼德兰，以及东部。米尔顿爵士之后，由其弟亚伯特爵士于1964年接任总理。1967年塞拉利昂人民党以些微票数在选举中败给由史蒂芬斯领导的反对党全民国会党。史蒂芬斯为北部林巴族人，全民国会党的主要支持者全来自北部族群：林巴人、坦慕尼人及罗科人。
     英国兴建铁路最初的目的在于统治塞拉利昂，但到1967年，其角色已经变成经济性的，主要在于运输该国的大宗出口，包括咖啡、可可及钻石。咖啡及可可的种植户都是曼德人，而铁路则是曼德兰对世界的窗口。1967年的选举，曼德兰的选票大举倒向亚伯特·马盖。史蒂芬斯的兴趣在于抓权，至于促进曼德兰的出口，则非他所关心。他的理由很简单：凡是对曼德人好的就有利于塞拉利昂人民党，不利于史蒂芬斯。因此，他停止兴建通往曼德兰的铁路，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铁轨和车辆全部抛售，使事情再也无法逆转。今天，从自由城向东行，就会经过废弃的哈斯汀及滑铁卢车站，再也不会有火车通往波城了。当然，史蒂芬斯的激烈动作对塞拉利昂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就和许多独立后的非洲领袖一样，如果要史蒂芬斯在巩固自己的力量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做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今天，如果想要前往波城，根本没有火车可搭，因为如同沙皇尼古拉一世害怕火车会把革命带到俄罗斯，史蒂芬斯相信铁路将会增强对手的力量。如同许多掌控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由于害怕自己的政治权力遭到挑战，他宁愿牺牲经济成长以阻止挑战的发生。
     史蒂芬斯的策略乍看之下是与英国的相抵触。但事实上，在英国的统治与史蒂芬斯政权之间有着相当显著的延续性，恶性循环的逻辑尽在其中。史蒂芬斯统治塞拉利昂，其手法与英国人如出一辙。他之所以能够在位直到1985年，并不是因为他受到选民的爱戴，而是因为他在1967年之后就建立了一个独裁暴政，杀害与侵扰政敌，尤其不放过塞拉利昂人民党。1971年，他把自己弄上总统的位子，1978年之后，全民国会党成为塞拉利昂唯一的政党。如此一来，史蒂芬斯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只不过代价竟是把内陆地区搞得一穷二白。
     殖民地时期，英国治理塞拉利昂，一如他们治理大部分非洲殖民地，用的是一套间接统治的体系，其基础则是大酋长。收税、司法、治安，全都交给大酋长。至于涉及可可及咖啡农民的事，则由殖民部成立的产销协议会统筹，这个单位号称是来协助农民的。农产品的价格始终处于波动状态。以可可为例，今年若是高价，次年就降低，因此，农民的收入也就随之起伏。产销协议会的作用，说得好听一点，是由他们而非农民来吸收波动的价格。当世界价格高涨时，产销协议会付给塞拉利昂的价格更低于此一价格，但当世界价格下跌时，他们的做法就正好相反。基本上来看，这套办法似乎很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塞拉利昂的产销协议会成立于1949年。当然，单位要运作就需要有收入。至于这笔钱的来源，最方便的，无论年头好坏，就是从农民应得的报酬中扣一点下来，做为单位经常开支及行政管理之用。但没有多久，扣一点却成了扣很多。产销协议会变成殖民国对农民课征重税的工具。
     许多人都以为，下撒哈拉非洲殖民统治的劣政可以在独立后告一段落，利用产销协议会课征农民重税的情形也可以划下句号。但两者都落空了。事实上，利用产销协议会榨取农民的情况更加严重。1960年代中期，通过产销协议会，棕榈仁农民可以获得世界价格的56%，可可农民48%，咖啡农民49%。到1985年，史蒂芬斯辞职，由他亲手提拔的继承人马默出任总统时，上述的数字分别变成了37%、19%及27%。但低归低，比起之前，农民的所得还算高的；史蒂芬斯当权期间，甚至往往低于10%；换句话说，农民90%的收入都被史蒂芬斯政府征敛，全都进了他自己及权贵的口袋，用来收买政治支持，没有一丝一毫用于公共建设，诸如道路及教育。
     隶属于英国的间接统治，殖民当局规定大酋长为终身职务，必须要是所谓的“王室”成员才有资格。酋长地位具有王室身份是逐步形成的，但基本上乃是某一地区的王族世系，而且是在19世纪末与英国签约的菁英家族。大酋长由选举产生，但并非通过民主的机制。谁来当大酋长，是由一个名为“部落署”的机构来决定，其成员为大酋长委任的低级村长、村长或英国官员。大家或许会想，独立之后此一机构若不是已经取消，至少也经过了改革。但就和产销协议会一样，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毫无变化。时至今日，大酋长仍然主管税收，茅屋税虽然已经不再征收，但却有了人头税。2005年，山德尔的部落署选出了一名新任大酋长。唯一够资格的候选人是法苏鲁谷王室，也是当前仅存的王室。当选人为歇库·法苏鲁谷，苏鲁谷的玄孙。
     塞拉利昂和下撒哈拉非洲的农业生产之所以如此低落，其症结全在于产销协议会的行事作风，以及传统的土地所有制。1980年代，政治学者贝兹前往非洲，想要了解非洲农业生产低落的原因，即使按照经济学教科书，这里应该是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他明白，这里之所以会如此，既于地理无关，也跟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那些认为农业生产力之所以低落的内在因素无关。问题其实很简单，产销协议会的价格政策抹杀了农民的进取心，使他们失去了投资、使用肥料及保护土壤的动机。
     产销协议会的政策极端不利于农村的利益，关键在于这些利益缺乏政治力量。价格政策与其他根本因素互动，结果使得所有权很不安全，更进一步瓦解了投资动机。在塞拉利昂，大酋长不仅管治安、法规及司法，还兼征税，同时也是“土地管理人”。尽管家族、氏族及王室拥有土地使用权及传统上的权利；但到头来，谁可以在那里种田，只有酋长说了算。只有跟酋长有关系，或许出身同一王室，土地所有权才可靠。土地不能买卖，也不能抵押贷款，如果出身不是酋长世家，不可以种植多年生作物如咖啡、可可或棕榈，以防这样一来将会让人获得“实质上的”财产权。
     英国在塞拉利昂发展出来的榨取式制度，与它在其他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发展出来的广纳式制度，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从矿产资源的管理上得到充分说明。1930年1月，塞拉利昂东部的科诺发现钻石。这里的钻石不是深藏于地下的矿脉，而是冲积矿床，因此，主要的开采方法是在河中淘洗。类似的情形，某些社会科学家称之为“民主钻石”，因为这可以让许多人加入，制造一种潜在的广纳性机会。但在塞拉利昂却不然。淘洗钻石在本质上的民主特性，英国政府乐得故作不见，整个将之纳入保护，予以独占，名之为塞拉利昂精选信托，并转让给南非的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1936年，戴比尔斯获得授权，成立了钻石警卫团，是一支比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部队还大的私人武装。尽管如此，钻石冲积矿床随处都可以淘洗，警力不免顾此失彼。到了1950年代，成千上万的非法淘钻者涌入，钻石警卫团疲于奔命，成为冲突与动荡之源。1955年，英国政府开放部分矿场给塞拉利昂精选信托以外得到特许的采矿者，但公司仍保有岩吉马、科伊度及堂沟等矿藏最丰富的矿场。独立之后，情况越发恶化。1970年，史蒂芬斯实际上将塞拉利昂精选信托国营化，成立国家钻石矿业公司，政府（实际就是史蒂芬斯本人）拥有51%的股份。但这只不过是史蒂芬斯计划接收国家钻石矿业公司的开始而已。
     19世纪的澳大利亚，引起广泛注意的不是钻石，而是1851年在新南威尔士及刚成立的维多利亚州发现的黄金。和塞拉利昂钻石一样，这里的黄金也是冲积矿床，如何加以开发必须有所决策才行。有些人，例如杰出的占地户领袖约翰·麦克阿瑟之子詹姆斯·麦克阿瑟，提议在矿区周围建立围墙，拍卖独占权。他们想要搞的是一个塞拉利昂精选信托的澳大利亚版。但另有许多人却希望开放黄金矿区。结果，广纳模式获胜，澳大利亚当局不仅不设立独占事业，而且只要每年缴交特许费，任何人都可以从事黄金的探寻及采掘。很快的，在澳大利亚的政治上，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淘金人发展成为一股力量，尤其是在维多利亚，在推动普选及秘密投票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在非洲所进行的扩张及殖民统治产生了两种恶性结果。其一，大西洋奴隶贸易鼓励非洲在政治及经济上走向榨取式制度；其二，殖民地的立法及制度，使本来可以与欧洲竞争的非洲农业丧失了商业化的机会。在塞拉利昂，奴隶确实是一股力量。殖民时期，内陆地区并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的只是许多小王国，互相敌对，侵伐不断，彼此互掳对方的男女。实际上，奴隶早已经是一种地方性现象，人口之中，以奴隶身份工作的可能占了50%。和南非（不？）一样，由于环境容易致病，白人不太可能大规模在塞拉利昂定居，因此并没有白人与非洲人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矿业经营缺乏约翰内斯堡那样的规模，农业上又不存在需要大量黑人劳动力的白人农场，因此，南非那种种族隔离式的榨取式劳动力市场制度无以形成。
     尽管如此，别种力量却也存在。在塞拉利昂，咖啡及可可农民虽然没有白人和他们竞争，但他们的收入仍然会遭到产销协议会这个政府独占单位的剥削。另一方面，塞拉利昂还要受间接统治之害。在非洲许多地方，英国当局都属意于间接统治，他们发现，任何部族只要没有中央集权体系，他们都可以加以接管。举例来说，19世纪，英国人在东非的尼日利亚遭遇到没有酋长的伊哥波人时，马上就为他们设置了酋长，称为委任酋长。在塞拉利昂，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是建立在本土现存的权力体系上。
     然而，尽管1896年受封的那些大酋长各有其历史渊源，间接统治及其授予大酋长的权力却完全改变了塞拉利昂既存的政治状况。举例来说，英国当局设置了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王室——一个过去不存在的阶层。在过去，酋长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政治流动性比较大。但间接统治实施后，世袭的贵族取代了原有制度，僵化的制度随之出现，弄出一批终身酋长，他们要负责的对象是在自由城或英国庇护者，而非辖内的百姓。另一方面，英国也乐得用其他方式颠覆制度，譬如说，用比较合作的人取代合法的酋长。事实确实如此，塞拉利昂独立后，出过两名总理的马盖家族，就是在茅屋税之乱中支持英国，反对当时在位的酋长尼亚马，因此取得下班塔大酋长的位置。尼亚马下台后，马盖家族从此把持大酋长的位置直至2010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塞拉利昂与独立国塞拉利昂之间不乏制度上的延续。英国设置产销协议会向农民征税，后殖民地政府依样画葫芦，而且变本加厉，税率更高。英国利用大酋长建立间接统治，独立后的政府不仅未将此一殖民制度废止，而且继续用于乡村的治理。英国建立钻石独占事业并企图排除非洲人参与，独立后的政府依旧如此。英国建铁路有利于治理曼德兰，史蒂芬斯却不以为然。英国信任自己的军队，曼德兰如果叛变，大可以派他们去应付；碰到同样情况，史蒂芬斯却不这样认为。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强大的军队往往成为统治者的威胁，基于这个理由，史蒂芬斯削弱军方的力量，压制军队，并建立只效忠于他的准军事单位而将武力私人化，也因此使得本已微弱的政府权力加速萎缩。取军队而代之的，最先是国家安全局，简称I S U，成了塞拉利昂受苦受难的人民口中的I Shoot U（我毙了你）。接下来是特别安全局，简称S S D，到了人民口中，成了Siaka Stevens’s Dog（塞卡·史蒂芬斯的狗）。但没有军队的支持，到头来反而为政权的垮台埋下了祸根。1993年4月29日，在斯特拉瑟上尉的领导下，一群为数不过三十名的军人就把全民国会党的政权给拉了下来。
     塞拉利昂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倒退，是恶性循环的最佳写照。首先是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了榨取式制度，独立后，非洲的政客也乐得接棒，整个模式与下撒哈拉非洲如出一辙。加纳、肯尼亚、津巴布韦，以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都怀着相同的希望，然而，恶性循环却使这些国家只是榨取式制度的一再重演，而且其恶性随着时间愈演愈烈。举例来说，在所有这些国家，英国人建立的产销协议会及间接统治均持续不变。
     恶性循环有其本质性的症结。榨取式政治制度导致榨取式经济制度，肥了少数瘦了多数。因榨取式制度而得利的人一旦拥有了资源，便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及佣兵，收买司法，操纵选举，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继续掌权，更可占尽优势保护体系的运作。因此，我们可以说，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制造了平台，而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中，权力无价，因为权力可以无往不利，可以中饱私囊。
     榨取式政治制度也可以让权力的滥用无所限制。权力是否导致腐败容或有辩论的余地，但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则是千真万确的。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纵使是为了造福社会，不惜运用总统的权力打破最高法院的限制，但广纳式的美国政治制度却不容许，打消了他想要解除自己权力限制的企图。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之下则不然，权力的运用，不论其如何扭曲及反社会，都难以予以节制。1980年，塞拉利昂中央银行总裁班古拉批评史蒂芬斯的政策漫无节制，没过多久就惨遭谋杀，从中央银行大楼的顶楼被推落到一条名叫“塞卡·斯蒂芬斯街”的马路上。因此，榨取式政治制度往往造成恶性循环，原因无他，对于想要窃取及滥用政府权力的人，这种制度丝毫无法加以遏阻。
     还有一种力量也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就是榨取式制度制造了没有限制的权力及巨大的收入差距，其结果将会增加政治赌博的赌注。不管是谁，一旦掌控了政府，就会使他成为过度的权力及财富的收益者，因此为了掌控权力及利益，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内斗的诱因，这股推动力在玛雅城邦及古罗马就曾经上演过。由这个角度来看，从殖民政权继承了榨取式制度，许多非洲国家便撒下了权力斗争及内战的种子，一点都不令人惊讶。相较于英格兰内战及光荣革命的冲突，这种斗争大不相同。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制度、限制权力的行使，也不是要产生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抓权自肥，以其他人为刍狗。在安哥拉、布隆迪、乍得、象牙海岸、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利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卢旺达、索马里、苏丹及乌干达，当然还有塞拉利昂，我们将会在下一章更详细地看到，这种冲突转变成血腥的内战，制造了惨重的经济破坏，以及人类空前的痛苦——同时也导致了国家的失败。

（2）从赐封到强占土地
     1993年1月14日，卡比欧宣誓就任危地马拉总统，并任命卡斯第洛为财政部长，西尼巴迪为发展部长。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祖先都是16世纪初来到危地马拉的西班牙征服者。卡比欧著名的先人是卡多纳，卡斯第洛则与贝纳尔·卡斯第洛有血缘关系，后者亲身参与征服墨西哥，所写的纪事是最著名的见证之一。科尔蒂斯为酬赏他的功劳，任命他出任圣地亚哥（现在的危地马拉的安提瓜）总督。卡斯第洛与卡多纳两个人都跟其他征服者如阿瓦拉多一样，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危地马拉社会学家阿尔竺的分析指出，危地马拉有一个由二十二个家族组成的核心群体，并通过婚姻与核心以外的二十六个家族结合。她所做的系谱及政治研究显示，这些家族从1531年起就掌控了危地马拉的经济与政治。若将哪些家族属于这个菁英阶层的定义再放宽一点，那么在1990年代，这些人占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强。
     在塞拉利昂以及多数下撒哈拉非洲，独立后，领导人承接了殖民政权所建立的榨取式制度，恶性循环于是形成。但在危地马拉，如同我们在大部分中美洲地区所看到的恶性循环，其形式更为简单也更为赤裸：拥有经济及政治力量的人直接架构制度，确保其权力得以延续，而且无往不利。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不仅使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不坠，使统治阶层的同一批人得以持续当权，也使得低度发展持续不变。
     西班牙征服时期，危地马拉已经居民稠密，玛雅人的总人口数约在两百万左右。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南美洲，疾病与剥削同样导致大量死亡，总人口数直至1920年代才又恢复到此一水平。和西班牙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赐封制度下，征服者都可以分配到原住民。如同我们在墨西哥及秘鲁所看到的殖民情况，赐封是一套强迫劳役制度，后来由产品配销制度取代，这在危地马拉又称为“诫命”制度。菁英阶层的组成包括征服者后裔及少数原住民，不但享有各种强迫劳役所带来的福利，而且通过名叫贸易领事馆的商业行会组织来掌控贸易，实行独占。大部分危地马拉人住在高山上，远离海岸。由于运输费用高昂，以致出口经济不振，刚开始时，土地并没有什么价值，绝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原住民手里，这些人拥有的大片称为“合作农场”的共有土地，其余部分则多属于无主之地，名义上为政府所有。如此一来，控制贸易并征收赋税当然要比掌控土地更能生财。
     和在墨西哥一样，危地马拉的统治阶层也把加的斯宪法看成眼中钉，恨不得跟墨西哥的统治阶层一样早日宣布独立。在与墨西哥及中美洲联邦短暂结盟后，1839年至1871年间危地马拉处于卡瑞拉的独裁统治之下。这段时期内，征服者后裔与原住民菁英阶层大多因循殖民时代的榨取式经济，贸易领事馆并未随着独立而有所改变。虽然这是当初西班牙王室设立的机构，但共和政府却乐得将它保留下来。
     如同墨西哥一样，独立不过是当地既有菁英发动的一场政变，他们一如往常继续掌控让他们获利良多的榨取式制度。讽刺的是，这段期间贸易领事馆依旧执掌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务。但一如独立之前，贸易领事馆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它虽然负有基础建设如港口及道路的开发责任，但就和奥匈帝国、俄罗斯及塞拉利昂一样，这种事往往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可能动摇到制度的稳定。因此，对于基础建设的开发，抗拒总是多于落实。举例来说，当时可用的港口都在加勒比海，而且全都被贸易领事馆掌控。濒临太平洋的苏奇特佩克斯计划开辟一个港口，但领事馆根本不愿意碰太平洋这一边，因为这个地区一旦有了港口，就会为高原城市如马萨特南哥及克隆尔特南哥提供更方便的出口，并为货物打开新的市场，如此一来，势将威胁到贸易领事馆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全国道路的兴建本来也是贸易领事馆的责任，但道理也一样。因此，开路根本免谈，以免强化了竞争者，或在未来危害到本身的垄断。危地马拉西部及洛萨多地区的克隆尔特南哥也有同样的交通要求。但洛萨多与苏奇特佩克斯之间的交通一旦获得改善，就会产生新的商人阶级，成为竞争者，威胁到首府地区的贸易领事馆商人。道路于是没有获得改善。
     这种菁英统治的结果是，当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快速改变时，危地马拉却陷入了时光扭曲，停顿在19世纪。但危地马拉终究逃不过外面世界的影响。拜科技创新所赐，如蒸汽火车、铁路及更快速的新型船只，运费因而降低了，更重要的是，西欧及北美人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为许多产品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正是这些产品的潜在产地。
     19世纪初，靛青跟胭脂两种天然染料是主要出口的产品，但咖啡显然更有利润。危地马拉有许多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咖啡栽种乃开始扩散，而且完全未经贸易领事馆的协助。等到世界市场的咖啡价格看涨，国际贸易扩张，有暴利可图时，危地马拉的菁英阶层开始对咖啡产生兴趣。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长期统治的独裁者卡瑞拉终于在1871年遭到推翻，举事者就自称是自由党。自由主义的含义或许因时而异，但在19世纪的美国及欧洲，它的含义类似今天所谓的放任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自由、有限的政府，以及自由贸易。但在危地马拉，情况稍微不同。最初由格拉纳多领导，1873年之后由巴里奥斯接手，危地马拉的自由党人多半并非怀抱自由派理想的新人，大体上来说，当权的仍然是那些旧家族。他们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重整经济体系，大肆开发咖啡。他们的确在1871年废除了贸易领事馆，但整体的经济环境已经改变。这时候，咖啡的生产及输出成了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核心。
     咖啡生产需要土地及劳工。为了弄到土地开辟成咖啡田，自由党大力推动土地私有化，但事实上根本就是强占土地，任他们夺取原来共有的或政府的土地。尽管抗争激烈，但由于危地马拉的高度榨取式政治制度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菁英阶层还是获得了胜利。1871年至1883年间，将近一百万亩土地，大部分是原住民共有地及荒地，落入菁英阶层手中，从此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目的是要成就巨大的产业。私有化土地的拍卖，买主通常都是传统的菁英阶层以及跟他们有关系的人。至于协助大地主取得劳工，则是通过自由党政府的强制力量，将各种劳役体系加以改组或强化。1876年11月，总统巴里奥斯行文危地马拉各省省长，予以指示：

     “国家现有广大区域的土地有待耕耘开发，需要用到迄今仍然置身国家生产行列之外的劳工，阁下当尽力协助农业的外销：
1、 凡有辖内农田地主要求劳工，所需无论五十或一百，请阁下自辖区内的印第安人乡镇供应。“

     独立之后，强制征用劳工的产品配销制度始终没有废除，但现在它的范围及时间都增加了。1877年117号行政命令规定，产业若在同一管区，雇主可申请并接受政府派遣最多六十名劳工，为期十五天，若在管区之外，为期三十天。雇主若有需要，可重新提出申请。劳工召集属强制性的，除非劳工出示工作薄，显示最近已服过此类劳役，且工作表现良好。所有乡村劳工强制携带工作薄，里面记载的包括服务过的对象，以及欠工记录。许多乡下劳工都欠雇主的工，欠工的劳工未经允许不得脱离现任雇主。177号命令进一步规定，唯一可以免召的理由就是出示欠工的记录。劳工完全被绑死。这些规定之外，还通过了许多游民法，任何人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有一份工作，马上就会根据产品配销制度或其他类型的强制劳役制度加以征召，或强制他接受农场的雇佣。如同19及20世纪的南非，1871年的土地政策，目的就是要破坏原住民的生计，迫使他们屈就低工资的工作。配销制度一直存在到1920年；工作薄以及全套游民法则要到1945年才废除；那一年，危地马拉第一次尝到短暂的民主滋味。
     1871年之前，危地马拉菁英阶层的统治都是通过军事强人，咖啡产业起飞后，他们依旧如此。乌比克在1931年至1944年担任总统，任期最长。1931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乌比克完全没有对手，因为没有人会笨到跟他作对。和贸易领事馆一样，任何事情，只要会促成创造性破坏，或危及他的政权以及他与菁英阶层的利益，他都反对到底。因此，他反对工业的理由和奥匈帝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及俄罗斯的尼古拉一世如出一辙：工业劳工会制造麻烦。在一项堪称空前绝后的立法中，他的压迫偏执狂表露无遗，禁止使用某些文字，诸如“劳工”、“工会”及“罢工”，任何人如果用了这类字眼，便有牢狱之灾。乌比克尽管有权，但菁英阶层才是幕后牵线人。1944年，反对力量崛起，叛逆的大学生带头，开始组织示威，民众的不满高涨，6月24日，有三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菁英阶层，签署了一封谴责该政权的公开信“三三一备忘录”。7月1日，乌比克辞职下台。1945年，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民主政权，但在1954年遭到政变推翻，并导致一场血腥内战，直到1986年危地马拉才重获民主。
     对于自己建立的榨取式政治及经济制度，西班牙的征服者一点都不感到良心不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新世界，无非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大多缺乏长远打算。举例来说，给予劳工征用权的赐封制度只是一时之计。如何建立一套能够再持续四百年的制度，他们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事实上，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一路下来曾经有过重大改变，但始终不变的则是制度的榨取式本质，其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榨取的形式有变，但制度的榨取式本质及菁英阶层的认同没变。在危地马拉，赐封、产品配销及贸易独占让位给了工作薄及强占土地，但多数的玛雅原住民仍然继续扮演低工资的劳工角色，没受教育，没有权利，没有公共服务。
     如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危地马拉是典型的恶性循环，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持榨取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服务，并延续菁英阶层同一批人的权力。

（3）从奴隶到吉姆·克劳
     在危地马拉，在菁英阶层的严密控制下，榨取式制度一直从殖民时代持续到现代。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适应环境改变的结果，譬如强占土地就是咖啡产业起飞带动起来的。美国南方的经济制度同样也是榨取式的，直到内战为止。经济与政治由南方的菁英阶层控制，就是那些拥有大片土地及奴隶的庄园主。奴隶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经济权利，事实上，他们什么权利都没有。
     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因榨取式的经济及政治制度而比北方贫穷得多。南方缺少工业，基础建设的投资极少。1860年，南方制造业的总产出还比不上宾夕法尼亚、纽约或马塞诸塞一个州。相较于东北部有35%的人生活在都市，南方只有9%。铁路的密度（铁路里程数除以土地面积），北方高出南方三倍，运河里程数的比例亦同。
     地图18所示为1840年美国各州奴隶占人口的百分比。很明显，在南方的某些州，奴隶占极大比例，譬如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奴隶占人口的比例高达95%。地图19所示则是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结果之一，1880年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百分比。当然，如果拿20世纪的标准来看，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却清楚说明了北方与南方的差异。在东北方多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都超过10%，相对的，在南方，尤其是奴隶高度集中的地区，制造业的人口基本上是零。

     甚至在南方专精的领域上，它的创新表现也乏善可陈。从1837年至1859年，与玉米及小麦相关的发明，平均每年发表的专利分别是十件和十二件；同南方最重要的作物棉花相关的专利，平均每年只有一件。工业化及经济成长何时会起步，一点迹象都没有。但内战失败之后，经济及政治的基本改革上路，奴隶制度废除，黑人也有了投票权。
     这些重大的改变为南方开启了彻底的转型，从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式制度，并将南方带上经济繁荣的道路。但恶性循环再一次展现。榨取式制度阴魂不散，这一次不再是奴隶，而是“吉姆·克劳”（Jim Crow）在南方涌现。吉姆·克劳一词源自19世纪初期一出讽刺剧“詹璞·吉姆·克劳”（Jump Jim Crow），由戴“黑面”的白人饰演黑人，这个词后来指的是1865年之后南方为种族隔离所制订的各种法律。这些法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另一波巨浪——民权运动——兴起。同一时期，在权力上，黑人持续遭到排挤与压迫，以低工资及教育贫乏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庄园式农业仍很普遍，南方的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收入。榨取式制度的恶性循环，顽强程度远超过众人预期。
大卫·佛里蒙《吉姆克劳法和种族主义》
     尽管奴隶制度已经废除，黑人也拥有了投票权，南方的经济及政治轨迹却未改变，关键在于黑人的政治力量过于薄弱，经济又无法独立。南方的种植大户虽然打了败仗，却赚得了和平。这些地主仍然极有组织，也仍然拥有土地。内战期间，解放的奴隶曾经得到承诺，只要奴隶制度废除，他们就可以获得四十亩土地及一匹驴子，有的人甚至在谢尔曼将军的著名战役期间就已经得到了。但在1865年，约翰逊总统撤销了谢尔曼将军的命令，期待中的土地重新分配从来没有发生。国会针对此一问题辩论时，众议员朱利安颇有先见之明地说：“如果贵族力量的旧农业基础仍然存在……国会又有什么办法完全废除奴隶制度呢？”这就是旧南方的“恢复”以及旧南方地主菁英阶层持续不坠的开始。
     社会学家维纳研究阿拉巴马州南部棉花主要产地黑人带（Black Belt）五个郡的种植大户。他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资料追踪当地家族，将不动产价值一万美元以上的列入考虑，结果发现，1850年的二百三十六个种植大户中，到1870年仍有一百零一个存留。有趣的是，此一存留的比例和内战前的情形非常相近：1850年时二百三十六个最富有的种植大户家族，十年之后仅一百一十个存留下来。然而，1870年时二十五个拥有最多土地的种植大户中，有十八个家族（占72%）在1860年就已经名列菁英阶层；其中十六个在1850年就已经属于菁英集团。内战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六十万，种植大户的伤亡却只是少数。法律由种植大户设计，也为种植大户服务，奴隶主拥有的奴隶只要达到二十个，就有兵役豁免权。当成千上万的人为保卫南方的庄园经济而阵亡时，许多大奴隶主和他们的儿子却置身事外，因此也才能够确保庄园经济的持续不坠。
     战争结束后，控制土地的种植大户还是能够控制劳动力。尽管奴隶经济制度已经废除，证据显示，南方以庄园式农业及廉价劳工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仍然持续存在，并通过各种渠道维持不坠，其中包括把持地方政治及运用暴力。其结果是，用美国非洲裔学者杜波依斯的话来说，南方变成“一处恐吓胁迫黑人的武装营区”。
     1865年，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黑人法，为压迫黑人劳工竖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危地马拉的177号行政命令如出一辙，阿拉巴马黑人法的内容包含游民法规，以及禁止“诱拐”劳工的法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劳工的流动并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竞争，确保南方种植大户继续拥有可靠的廉价劳工来源。
     内战之后，从1865年至1877年是所谓的“重建”时期。这段期间，在联邦军的协助下，北方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推动了一些社会改革。但南方菁英阶层却以支持所谓的“恢复派”为掩饰，有系统地开始反扑，重建了旧体系。1877年总统选举海耶斯需要南方在选举人团中的支持。沿用至今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间接选举制度的核心。公民的选票并不直接选出总统，而是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在选举人团中选出总统。南方人同意支持海耶斯，但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联邦军队退出南方，一切交由南方自行处理。海耶斯同意。在南方的支持下，海耶斯当选，如约撤出军队。1877年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内战前的大种植户卷土重来，南方的“恢复”包括开征新的人头税，以及投票需接受识字测验，目的无非是要有系统地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连贫穷的白人也不例外。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得逞，结果造成民主党一党执政，政治权力大半落入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手里。
     吉姆·克劳法制造了黑白隔离而且质量较差的学校。举例来说，1901年阿拉巴马修改州宪法，目的就是为此。令人惊讶的是，阿拉巴马州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虽然已经不再施行，却仍陈述如下：

     “立法机构有责任建立及维持公立学校体系，分配公立学校经费，区隔白人及有色人种孩童的学校。
     立法机构应在州内建立、组织及维持自由开放的公立学校体系，造福7至21岁的孩子。公立学校经费应按学龄学生人数的比例分配各郡，并应按照此一比例分配郡内各地区或城镇的学校，尽其所能提供地区或城镇同样的学期长度。必须提供白人与有色人种孩童不同的学校，不同种族的孩童不得进入另一种族的学校就读。”

     2004年，修改州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的修正案在州议会中以些微票数落败。
     剥夺公民权、诸如阿拉巴马州黑人法的游民法规、各种吉姆·克劳法，乃至三K党（Ku Klux Klan）的暴力行为，往往都有菁英阶层的资助与支持，这些事情将内战之后的南方变成为一个实际上的种族隔离社会，白人与黑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如同南非一般，所有这些法令与措施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控制黑人及其劳动力。
     南方出身的政治人物在华盛顿也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南方的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存在。举例来说，任何联邦计划或公共建设，只要会危及南方菁英阶层对黑人劳动力的控制，他们必会全力阻挡，不令通过。结果是，尽管进入了20世纪，南方大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教育水平低落，工业技术落后，没有机械设备的协助，仍然使用手工操作及驴子的力量。都市人口的比例虽然增加，但却远低于北方。举例来说，1900年时，南方的都市人口占13.5%，相较之下，东北部地区则为60%。
     总而言之，建基于地主菁英阶层的权力、庄园式农业，以及低工资、低教育的劳动力，美国南方的榨取式制度顺利进入了20世纪，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动摇，并在民权运动摧毁其政治基础后才真正瓦解。也只有到了1950年与1960年代，这些制度完全走入历史之后，南方才开始迅速与北方趋同。
     美国南方的例子充分显示了恶性循环韧性十足的另一面：如同在危地马拉，南方的种植大户菁英阶层始终大权在握，他们架构经济与政治制度，确保权力的延续。但不同于危地马拉的是，内战失败后，奴隶制度废除，彻底排除黑人参政的宪法规定逆转，美国南方面对着重大挑战。但办法不是只有一种，重要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控制着庞大的土地，仍然有良好的组织，就能架构出一套新的制度，以吉姆·克劳取代奴隶制度，达到相同的目标。事实证明，恶性循环之顽强，远远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包括林肯在内。以榨取式政治制度为基础，制造出榨取式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回过头来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因为经济的财富及权力收买了政治权力，恶性循环于是形成。当四十亩地及一头驴子落空时，那就表示南方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经济力量丝毫未变。既不令人惊讶而又十分不幸的则是，南方黑人的命运与南方的经济发展同样丝毫未变。

（4）寡头铁律
     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历史悠久的所罗门王朝，为首的是一群马克思主义军官组成的统筹委员会。统筹委员会所推翻的政权，仿佛是冻结在某个遥远的世纪，错置了时代。王朝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每天抵达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在19世纪所建的大皇宫广场时，宫外挤满显要朝臣，躬身等候他的莅临，渴望得到他的青睐。皇帝在议政厅听政，高踞宝座之上（塞拉西身材矮小，为了不使他的双脚悬空，因此特别设置一名仆役，皇帝所到之处都带着垫子跟在一旁，确保皇帝脚下必有安稳的垫子可踏。仆役所携带的脚垫多达五十二个，以应付各种不同状况。）在塞拉西的领导下，是一套极端榨取式的制度，治理国家有如一己私产，顺者昌，逆者亡。埃塞俄比亚在所罗门王朝统治下，毫无经济发展可言。
     统筹委员会最初由全国各个军事单位的一百零八位代表组成。海拉尔省第三团的代表是一名陆军少校，名叫孟吉斯图·马里安姆。1974年7月4日，统筹委员会的军官们最初宣布他们效忠皇帝，但没过多久就开始逮捕政府官员，测试反弹的强度。等到他们发觉塞拉西根本就得不到支持时，就把矛头指向皇帝，并于9月12日将其逮捕，接下来，处决开始了。旧政权的核心政治人物纷纷遭到杀害。到12月，统筹委员会宣布埃塞俄比亚为社会主义国家。1975年8月27日，塞拉西身亡，可能死于谋杀。1975年，统筹委员会开始将财产国有化，包括全部的都市与乡村土地，以及绝大部分私有财产。随着政权的威权行径不断提高，反对力量开始在全国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势力大肆扩张期间，孟尼利克二世挟阿杜瓦战役胜利的优势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北部的厄立特里亚、提格里及东部的奥加登。统筹委员会的暴政统治点燃了独立运动，厄立特里亚与提格里趁索马里军事入侵讲索马里语的奥加登之际发动独立。同一时期，统筹委员会内部发生派系分裂。孟吉斯图少校以其残酷及聪明脱颖而出，他在1977年中击败主要对手，实际掌握整个政权，并于年底接获大批苏联与古巴武器及军队才免于瓦解。
     1978年，统筹委员会筹备推翻塞拉西政权四周年庆典。此时孟吉斯图在统筹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挑战。大皇宫自逊王罢黜之后就空着，他拿来当作自己统治全埃塞俄比亚的官府。庆典当中，只见他端坐镀金大椅，俨然旧朝诸皇，在那上面检阅部队。政务如今又重回大皇宫处理，坐在海尔塞拉西的宝座上，孟吉斯图自比19世纪中叶中兴所罗门王朝的皇帝特沃德罗斯。
     当时的一位部长乔吉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

     “革命之初，旧朝遗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屣，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1978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然后就开始要求。欧洲最佳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成了政府高级官员及军事委员会大员的制服，我们拥有的全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最好的威士忌、香槟及食物。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孟吉斯图成为独裁者的变化，乔吉斯也有生动描述：

     “孟吉斯图露出了原形：睚眦必报、残忍、霸道……我们当中许多人以往跟他聊天都是手插口袋，一副哥儿们的样子，如今却发现，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立正站好，毕恭毕敬。以前跟他说话，我们总是你呀你的，现在却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改称“您”了。他搬进了孟尼利克皇宫的办公室，又宽大又豪华……开始使用皇帝的坐车……我们原来要的是一场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当起皇帝来了。”

     从海尔塞拉西到孟吉斯图，从塞拉利昂英国殖民总督到史蒂芬斯，这中间的转移，道尽了恶性循环的模式，其极端与怪异实在值得奉上一个特别的称号。如同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提过的，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之为的寡头铁律。米歇尔斯强调，寡头统治以及所有的阶层组织，其内在逻辑就是它们会复制自己，不仅在当权的群体内部会如此，甚至一个全新的群体接手之后亦然。米歇尔斯或许没有想到，这恰好呼应了马克思的一段评论：历史是会重演的——首演是悲剧，重演则是闹剧。
     非洲许多后独立时期的领袖，和他们取而代之的殖民地政权及皇帝如出一辙，不仅搬进同一座宫殿，运用同一个恩庇网络，使用同样的手法操纵市场与榨取资源，而且往往变本加厉。坚定反对殖民的史蒂芬斯竟然也想掌控曼德族，跟英国一样；他所依赖的一批酋长，也正是英国人赋予权力控制内陆的同一批人；处理经济事务他也亦步亦趋，用同一个产销协议会剥削农民，用相似的独占事业垄断钻石；这确实是一场闹剧。还有卡比拉，同样也是闹剧，悲惨的闹剧：他挥军反对蒙博托的独裁，誓言解放老百姓，终结导致国贫民困的贪污腐化，甚至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更荒谬的是，他居然听信蒙博托时代的新闻部长伊隆哥，在他的怂恿和协助下，大搞个人崇拜，而蒙博托政权剥夺大众的模式，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刚果自由国国王利奥波德创造的。还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军官孟吉斯图，有朝一日也住进了皇宫，自比皇帝，还如同海尔塞拉西与之前的帝王一样积累自己和亲信的财富，这当然也是闹剧。
     这全都是闹剧，但其悲惨更胜于原版的悲剧，而且不只是因为希望破灭而已。史蒂芬斯与卡比拉和非洲许多统治者如出一辙，都是以杀戮政敌开始，然后以屠杀无辜百姓告终。孟吉斯图与统筹委员会的政策使得原本土地肥沃的埃塞俄比亚一再发生饥馑。历史在重演，但演出却扭曲变形。1973年瓦娄省发生饥荒，海尔塞拉西视若无睹，最后导致群起反对他的政权。塞拉西视如无睹也就罢了，孟吉斯图更把饥荒视为打击政敌的政治工具。历史不仅是闹剧，是悲剧，对埃塞尔比亚及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的老百姓来说更是异常残忍。
     寡头铁律——恶性循环的特殊面向——就是新领袖承诺做激进的变革，但在推翻旧统治者之后，不但承诺落空而且变本加厉。就某种程度来说，相较于恶性循环的其他形式，寡头铁律更令人难以理解。美国南方与危地马拉榨取式制度的顽强持续，其逻辑非常清楚。同一个群体几百年来不断宰制经济与政治，譬如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种植大户，即使碰到了挑战，他们的权力仍能不动如山，继续维持并重新创造一套类似的榨取式制度，让他们再度获利。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些打着激进变革的旗帜取得权力，却又再度使用相同制度的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度显示，恶性循环比初看起来要更加强韧。
     但并非所有的激进变革都注定失败。光荣革命就是激进变革，其结果堪称两千年来最重要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激进，尽管有无政府状态、恐怖暴力以及拿破仑的蹿升，但并未让旧制度败而复活。
     在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更为广纳式的制度之所以出现，与三个因素大有关系。其一，新一代的商人都希望释放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并由此获利。这些新人本身就是革命阵营的关键人物，自不希望看到另一套榨取式制度出现，使自己再度成为牺牲品。
     其次，这两个个案都是以广大的联盟为基础。例如，光荣革命就不是小团体或特定利益所发动的政变，而是一次获得商人、实业家、士绅，以及各种政治团体支持的运动。大体上来说，法国大革命亦然。
     第三个因素则和英国及法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有关。这两个国家为自己打造的环境都有利于更广纳式的新政权得到发展。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国会和分权的传统，在英国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法国则可以推至显贵会议。更重要的是，两次革命发生时，专制政权或有利于专制政权发展的条件都已经弱化。惟其如此，其政治制度才不利于新统治者或小团体控制政府，滥用当时的经济财富，建立既不受监督又能维持长久的政治力量。法国大革命后期，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所领导的小团体虽然大权在握，而且制造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毕竟只是暂时的，并未阻断通往更广纳式制度的道路。相对地，在有些社会中，极端榨取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行之多年，统治者的权力不受节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类社会中，既没有新一代的商人支持并资助反对力量，抗衡现行政权，争取更广纳式制度，也没有广泛的联盟足以构成彼此的牵制，更没有政治制度足以遏止新统治者篡夺并滥用权力。
     其结果不难想象，在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及刚果，恶性循环更加难以抵抗，往广纳式制度的移动更不容易展开。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手握大权掌控政府的人，这些地方也没有传统的制度可以加以节制。非洲某些地方存在这类制度，有的地方，如博茨瓦纳，甚至在殖民时期都还存在。但在塞拉利昂的整个历史中，这类制度就不发达，就算有，也被间接统治扭曲了。在英国别的非洲殖民地，诸如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情形也是如此。至于埃塞俄比亚，在专制王朝的统治下，这类制度根本就付诸阙如。在刚果，原住民的制度则被比利时殖民统治者及蒙博托的独裁政策阉割殆尽。在这些社会，也不会有新一代的商人或企业家支持新政权，并要求保障财产权，终结旧的榨取式制度。事实上，只要是殖民时期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根本就不会有太多的企业或商业留下来。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独立国家，通过政府的计划及私人部门的经营，将可以带来经济成长。但事实上根本没有私人部门——除了农村，但农民在新政府中却又没有代表，因此也就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个猎物。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些地方，只要有权在手，就会有巨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不但吸引肆无忌惮之辈，譬如想要独揽大权的史蒂芬斯，另一方面，一旦当权了，他们连最坏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恶性循环因此无法打破。

（5）负向反馈与恶性循环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大体上是因为它们在过去三百年里的某个时间点，成功发展出广纳式制度。这些制度经由良性循环的过程而续存下来。即使开始时广纳性有限，有时候甚至极为脆弱，但却产生了动力，创造出正向反馈的过程，逐渐扩大广纳性。英格兰没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变成民主政体。差得远了，只有少数人拥有正式代表，但关键的是，它是多元的。政治多元化一旦站稳脚跟，自有一股趋势推动制度愈变愈具有广纳性，纵使过程颠簸曲折。
     在这方面，英国是典型的良性循环。广纳式政治制度对权力的行使及滥用形成节制，同时也有利于创造广纳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头来增强广纳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力。
     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由于财富不是集中在小群体的手里，他们无法利用经济力量不成比例地扩充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利用政治权力谋取到的利益相对有限，因此也削弱了每个群体或野心勃勃的人企图掌控政府的诱因。各种因素在关键时期汇聚，包括既有制度与关键时期带来的机会及挑战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都是广纳式制度的肇因，如同英格兰的例子所显示。但是当广纳式制度到位了，便不再需要相同因素的汇聚才能保障制度的续存。良性循环虽然依旧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但却能够使制度延续，甚至释放活力，带领社会走向更大的广纳。
     良性循环使广纳式制度得以持续，恶性循环则产生巨大的力量使榨取式制度得以延续。我们将在第十四章看到，历史并非定数，恶性循环也非不能打破。但恶性循环是具有韧性的。它会创造强大的负向反馈过程，以榨取式政治制度打造榨取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续存打下基础。在危地马拉，这种情形再清楚不过，同一批菁英阶层的人，先是在殖民统治下，然后在独立之后，持续把持权力不放，长达四个世纪之久，榨取式制度充实了他们的荷包，他们的财富则为他们的统治支配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美国南方的庄园经济，恶性循环同样一览无余，唯一不同的是，这里也展现了恶性循环遭到重大挑战时的韧性。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的种植大户失去了经济与政治控制权，庄园经济的基础——奴隶制度——遭到废除，黑人获得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只不过内战并未彻底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政治力量或其经济基础，到头来，他们仍然能够改头换面重建其体系，凭借其当地的政治力量达到同样的目的：用之不竭的低价劳工供庄园使用。
     当然，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菁英阶层控制榨取式制度并因此获利，进而得以持续壮大——并非恶性循环的唯一形式。一种刚开始令人想不通，但同样恶性也同样真实的负向反馈形式，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发展，例如大部分的下撒哈拉非洲，特别是塞拉利昂及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这种形式为寡头铁律，亦即一个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权被推翻，紧跟而来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恶的榨取式制度。
     这种类型的恶性循环，其逻辑在事后来看也很容易理解：榨取式政治制度对于权力的行使并没有什么限制，因此，推翻前独裁者并承接国家政权的人，使用权力或滥用权力基本上也不会受到节制；至于榨取式经济则意味着，只要大权在握、剥夺别人的资产、设立独占事业，利益及财富就会滚滚而来。
     当然，寡头铁律并非真正的定律，不像物理学定律那样。它无法指出某种必然的结果，譬如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或日本的明治维新告诉我们的。
     在许多转向广纳式制度的例子当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一个取得权力的广泛结盟，能够挺身反对专制统治，并以更广纳、更多元的制度取代专制统治。唯有广泛结盟所发起的革命，才比较可能产生多元的政治制度。在塞拉利昂及埃塞俄比亚，寡头铁律之所以可能不只是因为既存的制度是高度榨取性的，同时也因为前者的独立运动及后者统筹委员会的政变都不是由广泛的结盟所发起，而是由想要夺取权力以便自己榨取利益的个人及团体发动的。
     恶性循环还有另一个面向，更具有毁灭性，我们在第五章讨论玛雅城邦时曾讨论过。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统治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与不受限制的权力，因而会有许多人想夺取政府、掌控制度。所以，榨取式制度不只为下一个更高榨取性的政权铺路，同时也会引发不断的内斗及内战，造成人民的更大痛苦，甚至摧毁这些社会所达到的些许中央集权。这往往也会导致法纪荡然，政府失灵，政治混乱，把经济繁荣的希望摧毁殆尽。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谈。

13、当前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1）津巴布韦的乐透大奖
     时间，2000年1月，地点，津巴布韦的哈拉雷。主持人贾瓦瓦正在主持乐透抽奖仪式。国营乐透彩券是由部分国营的津巴布韦银行主办，1999年12月的时候，只要在账户里有津巴布韦币五千元以上存款的客户都有机会中奖。贾瓦瓦抽出彩券，整个人呆住了。当时的情形按照津巴布韦银行的公开陈述：“抽奖仪式主持人费勒·贾瓦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奖金津巴布韦币十万元的彩券抽出来送到他的手上时，他看到上面写的居然是穆加贝阁下。”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自1980年统治津巴布韦以来频施铁腕，无所不用其极。总统中了乐透大奖，奖金津巴布韦币十万元，大约是该国人均年收入的五倍。津巴布韦宣布，穆加贝先生的名字是从数万名合格客户中抽出来的。多么幸运的人呀！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根本不需要这笔钱。事实上，穆加贝最近才为奖励自己和他的内阁成员，大幅调薪200%。
     乐透彩券只不过是为津巴布韦的榨取式制度多添一个笑柄而已。说它是贪腐，当然可以，但它终归只是津巴布韦制度已经生病的症状之一。只要他想，甚至连乐透都会中，这事除了显示穆加贝在津巴布韦予取予求之外，也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这个国家的榨取式制度。

罗伯特·穆加贝和格蕾丝·穆加贝。格蕾丝接手经营她丈夫没收的白人奶牛场，加装许多昂贵的电气设备。英国《每日电讯报》2012年3月19日报道，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和妻子格蕾丝被指拖欠津巴布韦供电局2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20万元）的电费。由于电力短缺和债台高筑，这家供电局已经开始减少电力供应，在全国实行轮流停电措施。

     当前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榨取式制度。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果。津巴布韦国家统计数字尽管并非十分可靠，但按照最佳的估计，2008年津巴布韦的人均收入只及1980年该国独立时的一半而已。光是这一点，听起来就已经相当耸动，但事实上却还没有抓到津巴布韦生活水平恶化的全貌。整个政府其实已经土崩瓦解，任何基本的公共服务几乎都付之阙如。2008年至2009年，卫生系统严重恶化，导致全国爆发霍乱，到2010年1月10日，公布罹病个案多达98741例，死亡人数4923，为过去十五年来非洲最严重的霍乱疫情。同时，大量失业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9年初，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署公告，该国失业率高达令人难以置信的94%。
     如同大部分的下撒哈拉非洲，津巴布韦许多经济及政治制度，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1890年，罗德斯的不列颠南非公司派遣一支远征军进入恩德贝勒人在马特贝乐澜建立的王国，同时也进入紧邻的马修纳兰，并挟优势的武器，很快地压制了非洲原住民，1901年，南罗德西亚——以罗德斯取名——殖民地在今天的津巴布韦地区成立。如此一来，此一地区成为不列颠南非公司的私有特许地，按照罗德斯的预期，经由珍贵矿物的探采，将可大赚其钱，但事与愿违，丝毫没有进展，反倒是肥沃的农地吸引了白人移民。新垦殖者很快就兼并了土地，并于1923年脱离不列颠南非公司的管制，说服英国政府准许他们成立自治政府。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如南非十年前的翻版。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在南非制造出一个二元经济。罗德西亚有样学样，也通过了一项非常相似的法案，1923年之后不久，一个白人专政的种族隔离国家成立。
     1950年代晚期及1960年代初期，欧洲殖民帝国崩溃，约占人口5%的罗德西亚白人菁英阶层，在史密斯的领导下于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罗德西亚的独立不仅只有少数国家承认，遭到联合国施加经济及政治制裁，黑人则组织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基地均设在邻邦莫桑比克及赞比亚。因为国际压力，与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及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两个主要团体发动的叛乱，结果经由谈判终结了白人统治。1980年，津巴布韦国成立。
     独立后，穆加贝迅速建立其个人统治，对于反对势力，不是予以武力扫除，就是加以兼并，其中最残暴的暴力行动，发生在1980年初期的马特贝乐澜，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根据地，屠杀达两万人之多。到1987年，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并入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组成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恩科莫退出政治。穆加贝得寸进尺，将他由独立谈判所承接下来的宪法加以修改，从总理摇身一变而为总统，并取消独立协定中明订的白人投票权，最后，到1990年，干脆废除参议院，垄断立法机构的人事，方便自己予取予求。一个以穆加贝为首的一党独大国家于是诞生。
     独立之初，穆加贝接收了白人政权所建立的一套榨取式经济制度，其中包括一大堆的价格及国际贸易管制，国营事业及强制性的农业产销协议会。政府雇员迅速扩增，工作都派给爱国阵线的支持者。政府对经济施以严密管制，大有利于爱国阵线的统治阶层，因为如此一来，独立的非洲本地商人阶级无法出现，因此不至于有任何势力有能力对现行政治的垄断提出挑战。这种情况十分类似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1960年代的加纳。当然，讽刺的是，这样一来，商人阶级就只剩下白人了。这段时期内，主要的白人经济力量，特别是高产能的农业输出部门都为受到影响，但这也只维持到穆加贝失势为止。
     经济管制与市场介入的模式逐渐难以维持，终于爆发财政危机，1991年，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一连串的制度变革开始上路。恶化的经济表现终于导致严重的政治反对，民主改革运动的出现对爱国阵线的一党专政形成重大威胁。1995年国会选举，爱国阵线完全没有敌手，囊括81%的选票，一百二十席中赢得一百一十八席，其中五十五席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的。次年的总统选举，违法舞弊更是明目张胆。穆加贝赢得93%的选票，只不过他的两名对手穆佐雷瓦及西托利，早已在投票前就退出选举，并指控政府胁迫舞弊。
     2000年之后，贪腐依然，爱国阵线的掌控开始弱化，选举仅获得49%的支持，当选六十三席。这一切都是民主改革运动竞争的结果，该党囊括首都哈拉雷的全部席次。2002年总统大选，穆加贝牟足了全力才获得56%的选票。两次选举爱国阵线之所以能够过关，完全得力于暴力胁迫，外加选举舞弊。
     面对政治掌控的衰落，穆加贝的回应是加强压迫并采取政策收买。他对白人地主展开全面攻击，从2000年开始，鼓励并支持一连串广泛的土地占用与征收，以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为首，由一批号称前独立战争的战士出面，大肆没收土地，但大部分却都成了爱国阵线菁英的囊中之物。穆加贝与爱国阵线的大肆搜刮使财产权失去保障，导致农业输出与产量崩盘。由于经济崩溃，剩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印钞票收买支持，结果又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2009年1月，其他货币——譬如南非币蓝特——开始合法流通，津巴布韦货币在市场上绝迹，成为废纸一张。
     1980年之后在津巴布韦所发生的一切，在独立的下撒哈拉非洲其实司空见惯。1980年，津巴布韦承接的是一套高度榨取式的政治及经济制度。第一个十五年，所有这些都原封未动。尽管有了选举，政治制度一点都不广纳。经济制度多少虽有改变，举例来说，不再公然歧视黑人。但整体来说，制度还是榨取式的，唯一的差别是，榨取者不再是艾恩·史密斯及白人，而是换成穆加贝及爱国阵线上场中饱私囊。长期下来，制度性榨取变本加厉，津巴布韦人的收入因而崩盘。津巴布韦的政治与经济失败，可以说是寡头铁律的另一个证明——在这里，艾恩·史密斯的榨取及压迫政权由穆加贝的榨取、贪腐及压迫政权取代。2000年穆加贝的假乐透中奖，只不过是贪腐加上历史所形成的冰山之一角。
     当前的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榨取式经济制度无法产生诱因，激励人民储蓄、投资并创新。榨取式政治制度则支持这类经济制度，并为这些因榨取而获利的人巩固权力。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永远都是国家失败的根源，尽管因环境不同而有细节上的变化。在许多例子中，譬如我们会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及埃及中看到的，这种失败呈现的是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动，因为政治人物乐于榨取资源，或者打压任何足以威胁到他们及经济菁英阶层的独立经济活动。在某些极端的例子，譬如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接下来将会讨论到——榨取式制度为彻底的国家失败铺路，不仅摧毁了治安，甚至连最基本的经济诱因也扫除殆尽。其结果是经济停滞——如安哥拉、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利比里亚、尼泊尔、塞拉利昂、苏丹及津巴布韦等国最近的历史——内战、难民、饥馑与疫病连年，使这些国家今天比1960年代更为穷困。

（2）儿童十字军？
     1991年3月23日，桑科带领一批武装人员从利比里亚越界进入塞拉利昂，攻击南部边界城镇凯拉洪。桑科是前塞拉利昂陆军下士，1971年因参与反对史蒂芬斯的流产政变被捕下狱，获释后跑到利比亚落脚，进入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上校为推动非洲革命而成立的训练营，在哪儿认识了阴谋推翻利比里亚政府的泰勒。1989年圣诞夜，泰勒入侵利比里亚，桑科随行，然后带着泰勒的一群手下——大部分是利比里亚人及布基纳人（布基纳法索人）——入侵塞拉利昂，自称革命联合阵线，并宣称此次前来是要推翻腐败独裁的全民国会党政府。
     前一章已经提到，史蒂芬斯及其领导的全民国会党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及爱国阵线如出一辙，接收并强化了塞拉利昂殖民统治的榨取式制度。1985年，史蒂芬斯罹患癌症，由约瑟夫·马默接替，经济开始崩溃。“牛拴在哪里就吃到哪里”，史蒂芬斯常喜欢引用这句格言，看来不是说着玩的。史蒂芬斯以前的吃，换了马默则变成狼吞虎咽。道路崩坏，学校解散。1987年，新闻部长把发射台给卖了，国家电视台只好停止运作，1989年，自由城外的一座转播无线电信号的无线电塔倾倒，首都的信息传播因此终止。首都自由城一家报纸1995年刊出一篇分析报道，句句属实：

     “马默统治到了末期，停止给付公务员、教师，甚至大酋长薪水。中央政府垮台，接下来，边界遭到侵犯，”叛徒“及自动武器从利比里亚蜂拥而入。政府消失，临时执政委员会、”叛徒“及”叛军“全都一如预期地乱成一团，但它们都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它们只是症候。”

     马默统治下的国家应声而倒，只不过是史蒂芬斯统治下极端榨取式制度恶性循环的结果，意味着1991年革命联合阵线的入侵已经势不可挡，塞拉利昂完全无力抵抗。由于史蒂芬斯担心军队推翻自己，早已将军方去势，因此，只要有相当少数的武装分子闯入，轻易就能够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制造混乱。他们甚至发表一份宣言“民主的小径”，开宗明义引用黑人知识分子法农的话：“每一个世代都应该冲破混沌，找到自己的使命，完成它或背叛它。”接着，开始了“我们为何而战”的部分：

     “我们不断地战斗，因为我们厌倦了政府一手制造的贫穷，厌倦了独裁政权与军阀连年加之于我们的人性堕落，厌倦了永远做待宰的羔羊。但我们将会节制，继续耐心等待和平的来临——到时候，我们将得胜。我们委身追求和平，安拉绝不会在我们奋力重建新塞拉利昂的时候放弃我们。”

     虽然桑科及革命联合阵线的其他领袖早先都受过政治上的冤屈，而老百姓饱受全民国会党榨取式制度的压迫，一开始时或许也是激励他们加入运动的动力，但情况急转直下，完全失控。革命联合阵线的“使命”让整个国家陷入极大痛苦，在塞拉利昂南部的基欧玛，一个青少年作证说：

     “他们把我们一些人集合起来……挑出我们的一些朋友，两个人，将他们杀害。这些人的父母都是酋长，家里有军靴及地产。他们被枪毙，理由不过是他们窝藏军人。酋长也遭到杀害，因为他们是政府的一部分。他们选出新的酋长，一直说他们是要来解放我们脱离全民国会党的压迫。总而言之，他们不是挑人来杀，只是枪毙人而已。”

     入侵的第一年，革命联合阵线所有理智的认知都荡然无存，任何人只要批评日益升高的暴行，桑科一律杀无赦。为期不久，便再也没有人愿意加入革命联合阵线。结果他们转而强迫征召，特别是儿童。事实上，各方面都如此，军队也不例外。如果说塞拉利昂内战是一场为建立更美好社会而发动的十字军圣战，到头来，也是一支儿童十字军。冲突因杀戮及大规模的人权践踏，包括集体强暴与断手割耳截肢而大幅升高。每当革命联合阵线接管地方时，也会从事经济剥削，最明显的就是在钻石矿区，强征民伕投身钻石采矿，而且实际上，这种情形到处皆然。

     暴行、屠杀与强征民伕并不是革命联合阵线的专利，政府照样如此。正因为法纪荡然，人民才难以分辨谁是军人谁是叛徒。军队纪律完全瓦解。至2001年战争结束，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八万，整个国家破坏殆尽，道路、房舍及建筑全遭摧毁。今天如果前往东部一个主要钻石生产区科伊度，被烧毁与弹痕累累的房舍触目皆是。
     到1991年，塞拉利昂政府完全失灵。我们回想一下夏姆国王在布尚是怎么崛起的：他建立榨取式制度巩固权力，榨取整个社会的产出。但话又说回来，尽管是榨取式制度又加上中央集权，却胜过卡赛河另一边的利利人，既没有治安也没有中央权威或财产权的情况。最近十年来，这种治安荡然的情形成了非洲许多国家的命运，其部分原因固然在于下撒哈拉非洲延迟了政治集权化的过程，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亦即榨取式制度的恶性循环使原有的政府集权遭到颠覆，因此走上了政府失灵的道路。
     十年血腥内战期间，从1991年至2001年，塞拉利昂成为失灵政府的典型，它开始成了另一个惨遭榨取式制度蹂躏的国家，既邪恶又缺乏效率。国家之所以失败，不在于地理或文化因素，而在于榨取式制度的传统，把权力及财富集中于少数控制政府的人手中，种下动乱、冲突及内战的祸根。榨取式制度忽视最基本的公共建设，也是形成政府逐渐失灵的直接因素，塞拉利昂就是一个例子。
     榨取式制度剥夺人民的财富，使人民一穷二白，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种情形在非洲、亚洲及南美洲都司空见惯。泰勒一手掀起了塞拉利昂内战，同时也开启了利比里亚的血腥冲突，同样也在那儿导致了政府失灵。榨取式制度崩溃导致内战与政府失灵，在非洲俯拾皆是，诸如安哥拉、象牙海岸、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刚果共和国、索马里、苏丹及乌干达。榨取为冲突铺路，一如千年前玛雅城邦高度榨取式制度的下场。冲突的结果则是政府失灵。所以，国家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失灵，而这又是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数十年统治的结果。

（3）谁才是政府？
     津巴布韦、索马里及塞拉利昂，都是非洲贫穷国家的典型，或许亚洲也不乏其例。难道拉丁美洲国家就没有失灵的政府吗？难道他们的总统就不至于厚颜无耻到诈中乐透吗？
     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往北逐渐与一大块濒临加勒比海的海岸平原合一，哥伦比亚人称这里为“热乡”，有别于安第斯山的“寒乡“。过去五十五年来，多数政治学者及国家都把哥伦比亚视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美国不仅乐于与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且给予各方面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哥伦比亚曾经经历过短暂的军事统治，1958年之后，选举定期举行，尽管在1974年以前，该国两个传统政党——保守党与自由党——曾经签署协定，同意轮流执政及担任总统。但不管怎么说，此一协定——国民阵线——毕竟经过哥伦比亚人民公投核准，其为民主似无疑义。
     然而，哥伦比亚虽然拥有长久的民主选举历史，却没有广纳式制度。相反的，其历史充斥着妨碍公民自由、私刑处决、对平民施暴以及内战的污点，跟我们期待的民主政治结果大相径庭。内战在塞拉利昂造成政府与社会的瓦解，国家陷入极大的混乱，在哥伦比亚虽然不同，但它仍然是一场内战，而且造成了更大的伤亡。1950年代的军事统治本身就是一场西班牙文名之为”暴力“的内战产物，从此以后，层出不穷的叛乱团体，多数为共产革命分子，荼毒乡村，从事绑架与谋杀。在哥伦比亚乡村，如果想要免于这两种灾难，就必须”接种疫苗“，意思就是每个月向武装暴徒缴付保护费，换取绑架及谋杀的免疫。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士兵。
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于2011年6月8日证实，中国中化集团下属哥伦比亚Emerald公司4名中国员工当天在哥伦比亚南部被武装分子绑架。哥伦比亚被称为“贩毒王园”，也是世界闻名的“绑票之国”。据悉，此次绑架中国工人事件系该国最大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所为。http://roll.sohu.com/20110610/n309799628.shtml

     哥伦比亚的武装团体并非全都是共产主义者。1981年哥伦比亚主要的共产党游击团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在热乡安提欧吉亚省东北方一个名叫阿玛菲的小镇绑架了一名农民杰苏·卡斯塔诺，要求支付七千五百美元赎金，这在哥伦比亚农村算是一笔不小的钱。家人抵押农地筹足款项，但最后还是替被链子绑在树上的父亲收尸。卡斯塔诺的三个儿子，卡洛斯、费代尔及范森忍无可忍，成立了一个自卫组织洛坦格洛追杀革命武装部队成员复仇。三兄弟善于组织，不久，随着自己的团体扩大，便开始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类似准军事团体合作。左派游击队肆虐，因而有敌对的右派自卫组织兴起，哥伦比亚许多地区均饱受其害。自卫组织通常是地主用来防卫游击队的武力，但也涉入毒品运输、勒索、绑架及谋杀。

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女杀手玛丽莲。 玛丽莲在2004年10月被自己的组织处决，原因很简单：她的新男友是位政府军士兵，而她的组织与政府军翻脸了。玛丽莲被组织标准处决叛徒方式处决：乱石击打，然后击毙，痛苦地结束了25岁零2个月的生命。http://photo.dahe.cn/2011/10-27/100910576.html

     1997年，卡斯塔洛兄弟领导的自卫组织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自卫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联合自卫队势力扩及全国各地，特别是热乡的科尔多巴省、苏克里省、玛格达列拉省及西撒省。到2001年，联合自卫队手下可供调派的武装人员多达三万，而且将组织打入了不同领域。科尔多巴有一个自卫组织布洛克卡塔通博，领导人是萨尔瓦多·曼库索。随着力量的成长，联合自卫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准备涉入政治。自卫组织与政治人物之间互有所需。联合自卫队的几名领导人筹备了一次会议，在科尔多巴省的圣塔非的拉多里与重要的政治人物会面，发表了一份联合文件，一项协定，呼吁”国家重建“，参与签署的人士包括联合自卫队的领导成员，诸如”乔治四十“、帕兹及维西诺，以及政治人物，诸如国家参议员孟提斯及埃斯皮里拉。到了这个阶段，联合自卫队的势力已经遍及哥伦比亚，对他们来说，拿下2002年的众议院及参议院选举乃是轻而易举的事。举例来说，在苏克里省的圣奥诺夫里自治市，选举就是自我组织领袖卡德纳操盘。一个目击者描述所见到的情况：

     “卡德纳派遣的卡车四出，前往圣奥诺夫里附近的乡镇及农村地区载人。根据居民的说法……数百名农民为了2002年的选举被载到普兰帕里佐镇，让他们认识参加国会选举候选人的长相，包括选参议员的莫勒诺及选众议员的里巴洛。
     卡德纳把市议会议员的名字都放进一个袋子，然后拿出两个说，如果里巴洛没选上，这两个人以及其他随便挑出来的人都得死。“

     威胁显然奏效，两个候选人在整个苏克里都得到了四万票。无疑的，圣奥诺夫里市长也签署了圣塔菲的拉力多协定。2002年的选举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众议员及参议员是靠自卫组织的支持当选，自卫组织在哥伦比亚控制的地区有多广，从地图20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曼库索在一次访问中自己也招认：

     “有自卫组织的省份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占35%，在这些省份，收税的人是我们，伸张正义的是我们，我们有军队，控制地方上的土地，所有想要从政的人都必须来跟我们派在那里的代表打招呼商量。“

     由此不难想象，在经济体系和公共政策上，自卫组织对政治及社会的影响。联合自卫队的扩张并不是一件和平的事。这个团体不单是对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而已，他们也杀害无辜的平民百姓，恐吓驱赶成千上万人致使其流离失所。根据挪威难民理事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监测中心统计，2010年初，哥伦比亚人口中大约有10%，约四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此外，诚如曼库索所说，自卫组织根本就接管了政府及其一切职能，唯一例外的是，所收的税全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自卫组织领袖蓝诺斯与陶拉米那、阿瓜祖尔、玛尼、维拉鲁耶瓦、蒙特利及沙巴那加拉等市的市长都签订了特别协定，下列由”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所订定的规则，市长必须遵守：

     ”9.市政预算的50%由自卫组织管理。
     10.市政当局所签订的每份合约10要给付（于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
     11.义务协助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所召开之所有集会。
     12.每一项基础建设计划均应包括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
     13.加入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所组织的新政党。
     14.完成他/她的治理计划。“

     卡山那尔并不是一个贫穷省份，相反的，该省的人均收入高于哥伦比亚其他任何省份，因为该省拥有油田，自卫组织觊觎的也正是这项资源。事实上，一旦大权在握，他们马上有系统地加强地产的搜刮，以曼库索为例，累积城市与乡村地产价值就高达二千五百万美元。据估计，自卫组织在哥伦比亚搜刮的土地多达全国农村土地的十分之一。
     以哥伦比亚来说，虽然还不算是一个行将崩溃的失灵政府，却是一个政治集权不足，政令无法完全行于其领土的政府。尽管在大城市地区如波哥大及巴兰基亚仍能提供治安及公共服务，但在大部分乡下地区，不仅少有公共服务之提供，而且法纪几乎荡然，而是由另类的势力及个人——如曼库索——当家作主，控制政治及资源。整个国家一分为二，部分地区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及创业能力，但在别的地方，制度却是榨取式的，政府甚至连最起码的权威都没有。
     像这样一种情况，竟然还能维持数十年至数百年，或许很难理解。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做为一种恶性循环，自有其本身的逻辑。动乱以及缺乏集权的政府体制，与运作社会不同功能面向的政治人物进入一种共生关系。在法治不彰的乡下地区，政治人物大肆搜刮，而政府又放任自卫组织团体予取予求，如此一来，共生关系形成。
     这种模式在2000年代尤其显著。2002年，乌里贝当选总统。这位新总统有某些地方与卡斯塔诺兄弟类似，父亲也遭到革命武装部队杀害，竞选的主要政见之一就是反对前任政府与革命武装部队媾和。在2002年的选举中，在自卫组织控制的地区，他的得票高出其他地区三个百分点。到了2006年，他在这些地区的得票更高出11%。曼库索及其同伙既然能够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操纵选票，在总统选举中当然也做得到，更何况他们是在支持一个与他们有共同看法，对他们可能也比较宽大的总统。所以，2005年9月，曼库索的副手、联合自卫队西努及圣乔治兵团的前首脑安格力塔就宣布，他非常荣幸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统竞选连任“效力。
     一旦连任成功，自卫组织的参议院及众议员便在国会中全力配合乌里贝的要求，特别是在修宪方面，使他能够在2006年再度竞选连任——而这在他第一次任期中则是遭到否决的。为了投桃报李，乌里贝总统发布了一项宽大为怀的法令，准许自卫组织复员。所谓复员并不是遣散自卫组织，而是让其在哥伦比亚大部分地区及自卫组织控制的地区制度化，使其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哥伦比亚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愈趋广纳，但某些严重的榨取式制度仍然存在。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方，法治不彰及财产权没有保障已经成了地方上的宿疾，之所以会如此，其症结则在于许多地区国家政府根本管不到，以及哥伦比亚缺乏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但这种情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本身乃是恶性循环的结果：哥伦比亚的政治制度没有为政治人物制造诱因，让他们愿意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及治安，也没有足够的约束力阻止他们与自卫组织及黑帮进行或明或暗的勾结。

（4）小畜栏
     2001年，阿根廷陷入经济危机。连续三年，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国家累积大量外债。此一情况肇因于梅内姆政府为遏止1989年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以稳定经济所采用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有一度算是成功的。
     1991年，梅内姆让阿根廷比索绑定美元，法定一比索兑换一美元，汇率不变。事情到此为止。嗯，还差一点。为了让百姓相信政府真的是会贯彻法令，于是说服老百姓到银行开美元账户，美元可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店流通，而且在全市的提款机都可以提领。这项政策或许有助于稳定经济，但却有一个大缺点，那就是使得阿根廷的出口变得非常昂贵，进口变得非常便宜。出口逐渐陷入停顿，进口则大量涌入。唯一补救之道就是借债，但却非长久之计。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担心比索还能维持多久，把更多的钱存入美元账户。不管怎么说，万一政府撕毁法令，比索贬值，他们还有美元账户可以保命，对吧？大家都担心比索固然没错，但对美元未免也太乐观了。
     2001年12月1日，政府冻结所有的银行账户，最初以九十天为期。每周只能领少量的现金。刚开始时，二百五十比索还抵得二百五十美元；接下来，要三百比索了。但这也只准从比索账户提领，任何人都不准从美元账户提领美元，除非同意把美元换成比索。但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阿根廷人把这种情况称为”El Corralito“，意思是”小畜栏“：存户跟牛一样被关进畜栏，哪里都去不了。到了1月，贬值终于挡不住了，一比索不再是一美元，很快的，四比索才能换到一美元。这下子，那些把钱存进美元账户的人都相信自己当初是做对了。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政府强迫把所有的美元账户都换成比索，但仍维持原来一兑一的汇率。换句话说，原来存了一千美元的人，一转眼就发现自己只剩下二百五十美元。政府剥夺了老百姓四分之三的存款。
     对经济学家来说，阿根廷是个令人困惑的国家。为了要说明阿根廷有多难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说了一句名言：国家有四种，已开发的、未开发的、日本，还有阿根廷。库兹涅茨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阿根廷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接下来，相对于西欧及北美的其他富有国家，阿根廷却开始持续衰退，然后，到1970年及1980年代，竟变成无止境的衰退。阿根廷的经济表现，表面上看虽然令人不解，但从广纳与榨取制度的角度来看，衰退的原因就愈来愈清楚了。
     1914年以前，阿根廷的确经历过约五十年的经济成长，但却是典型的榨取式成长。当时的阿根廷由一小批菁英阶层统治，大幅投资于农业出口经济，生产牛肉、兽皮和谷物，而又适逢这类产品的国际价格飞涨，经济也就随之扩张。这类榨取式制度的成长经验既没有创造性破坏也没有创新，又缺乏持续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动荡与武装叛乱逐渐增加，阿根廷的菁英阶层企图扩大政治体系，结果却导致动员失控，而在1930年发生第一次军事政变。从那时起直到1983年，阿根廷就摇摆在专制与民主以及各种榨取式制度之间，其间曾有大规模的军事统治镇压，在1970年代达到高峰，至少有九千人甚至更多遭到非法处决，下狱刑求者更多达十几万人。
     文人统治期间有选举，虽然号称民主政治，但政治体系的广纳性却极为不足。1940年代起，庇隆窜起，民主阿根廷落入了他所创的正义党——人称庇隆党之手。庇隆党选举屡战屡胜，完全得力于庞大的政治机器，通过买票、分赃、贪污，包括以政府合约及职位交换政治支持。就某种意义来说，这算是一种民主，但绝不是多元化的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庇隆党，一党独大，监督制衡付诸阙如，可以为所欲为，至少在军方自我克制不打算拉他下台的时期是如此。如我们前面所见，庇隆的任何政策，最高法院如果胆敢挑战，下场只会更糟。
     1940年代，庇隆以劳工运动起家。1970年及1980年代，遭到军方打压时，他的政党转而从事贿选，经济政策与制度的目的是要把利益输送给支持者，而不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1990年代，梅内姆总统碰到竞选连任的限制时，情形也如出一辙，大不了修宪拿掉限制就成了。从小畜栏事件就可以看出，尽管阿根廷有选举及民选政府，政府照样可以侵犯财产权，没收自己老百姓的财物，却连一点责任都不必负。对于阿根廷的总统及政治菁英，丝毫没有监督力量，当然更没有多元的制衡。
因涉嫌贪污和非法敛财罪，阿根廷联邦法院2004年4月20日签署缉捕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的国际逮捕令。花边：因2001年阿根廷经济的大衰退，前任总统卡洛斯·梅内姆被视为一个“活诅咒”。许多阿根廷人都忌讳提到他的名字。如果某个人一不小心提到，女性就会摸自己的左胸，男性就会摸自己左侧的睾丸来消除厄运。在2011年，媒体甚至拍到一名男子在与梅内姆握手的同时，他的左手在摸裤子的拉链。

     相较于利马、危地马拉市，乃至墨西哥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独树一格，为什么？不仅令库兹涅茨不解，凡走访过这个城市的人莫不如此。没有原住民，没有奴隶的后代，放眼所见多是辉煌的建筑和屋宇，建于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岁月，一个”美好的时代“。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的也只是部分的阿根廷。举例来说，梅内姆就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出生于拉里欧哈省的艾尼拉科——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方山区——曾经三任该省省长。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时，此一地区为印加帝国的边区，有稠密的原住民定居。（见图1）西班牙人来了以后，建立赐封制度，实施高度榨取式制度，发展粮食生产，并饲养骡子供北方波托西的矿工使用。事实上，拉里欧哈比较像秘鲁的波托西地区及玻利维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反而没那么像。19世纪时，拉里欧哈出过有名的大军阀基罗加，横行霸道此一地区，并曾挥军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拉里欧哈这些内地省份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和解的过程。停战协定约定，拉里欧哈的军阀们放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任其发展商业赚钱，条件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菁英阶层放弃改造”内地“的制度。就这样，阿根廷一开始看起来是与秘鲁、玻利维亚不同的世界，但是一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些优美的林荫大道，其实一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阿根廷的制度发展之所以和其他榨取式拉美国家如此相似，原因就在于它的制度有很深的内地政治色彩与偏好。
     选举并没有带来广纳式政治或经济制度，是拉丁美洲共同的特色。在哥伦比亚，自卫组织就可以搞定三分之一的选举。在委内瑞拉，如同在阿根廷，民选的查维斯政府打击政敌，将他们解雇赶出公务体系，关掉自己不喜欢的媒体，没收财产。但无论他怎么做，查维斯只会更有权力，绝不会像华博尔爵士1720年代在英国所受到的重重牵制，使他无法以黑面法案判亨特里奇有罪。亨特里奇若是落在今天的委内瑞拉或阿根廷，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民主政治之出现于拉丁美洲，原则上确实是反菁英统治的，其理论与行动都是要重新分配菁英阶层所享有的权利及机会，但其根基却深植于榨取式制度，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数百年来榨取式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始终存在，在刚冒出头来的民主政治中，会使选民比较喜欢政策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当然不是说阿根廷人民天真，认为庇隆或新近的庇隆党人诸如梅内姆或基西纳夫妇*都是无私且为人民谋福利的，或委内瑞拉人民都认为查维斯是他们的救世主。相反的，许多阿根廷人与委内瑞拉人都清楚，其他所有的政治人物及政党，长久以来根本不曾为他们发声，乃至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公共建设，诸如道路与教育，并保护他们免于被地方上的菁英阶层剥削。因此，查维斯的政策尽管不免贪污与浪费，今天还是有许多委内瑞拉人支持，同样的，1940年代与1970年代，也还是有许多阿根廷人支持庇隆党人的政策。其二，政治之所以吸引那些强人如庇隆与查维斯，或让他们趋之若鹜，同样是由于榨取式制度作祟，而不是真想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党体系，为社会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庇隆、查维斯及拉丁美洲其他数十名强人，全都只是寡头铁律的另一个面向，而此一铁律则深植于菁英阶层所控制的政权。

*阿根廷前总统基西纳，其遗孀费尔南德兹为现任阿根廷总统。

（5）新专制主义
     2009年11月，北韩政府实施了一项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改革。一般来说，往往都是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才会有这类改革。1960年1月，法国就推行了一次货币改革，采用一种新法郎，一法郎相当于原来的一百法郎，但在改用新法郎的渐进过程中，旧法郎继续流通，人们甚至仍然用之报价。最后，2002年1月法国采用欧元，旧法郎才停止做为法定货币。北韩的改革表面上也是如此。和1960年的法国一样，北韩政府也决定把货币的两个零拿掉，一百旧朝鲜元等值于一元新朝鲜元。每个人都可以拿旧钞来换新钞，只不过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而不是像法国那样经过四十二年。然后，真正的陷阱来了。政府宣布，每个人顶多只能兑换十万朝鲜元，虽然后来又放宽到五十万。十万朝鲜元当时的黑市汇率约为四十美元。就这样一扫，北韩政府就把北韩人民的私人财富扫掉了一大推；到底扫掉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总数可能比阿根廷政府2002年的那一次搜刮还多。
     北韩的政府是共产党独裁政府，反对私有财产及市场。但黑市很难管制，而且黑市都是用现金交易。当然，外币交易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中国货币，只不过多数交易还是用朝鲜元。货币改革的目的其实是要惩罚利用这类市场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他们还不至于太有钱太有力量以至于威胁到政府的统治。让老百姓穷一点才安全。黑市的问题只是其一而已。由于银行很少，而且都是国营，北韩人民都是用朝鲜元存钱。货币改革云云，政府其实是要用来搜刮人民的储蓄。
朴南基（红线圈内）1986年12月被提拔为全权负责人民经济的国家计划委员长，从此一直在第一线指挥朝鲜计划经济。2010年2月被免职。另据?Daily NK报道称，两名朝鲜官员3月12日在平壤的西山体育场在一些经济官员和朝鲜中央党员面前被枪决。这两名被处决的官员是前朝鲜财政部长朴南基和另外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报道说，执行官在行刑前宣布朴南基的罪行称他是“推行货币改革，使人民生活困苦的稀世逆贼”。北韩高层此举在于转移民众对“货币改革”的愤怒情绪。

     尽管政府贬抑市场，北韩统治阶层却很懂得享受市场所生产的东西。前领导人金正日就拥有一栋七层楼的豪宅，设有酒吧、卡拉OK以及一个迷你电影院，地下室是一座大型泳池，设有波浪制造机，让金正日可以用装有小马达的冲浪板戏浪。2006年美国对北韩实施制裁，就知道其真正的要害何在。美国禁止六十项奢侈品出口到北韩，包括游艇、水上摩托车、赛车、摩托车、DVD播放机及二十九吋以上的电视机。丝质围巾、精品钢笔、皮草或皮箱从此绝迹。这些东西正是金正日及他的共产党统治菁英的收集品。一名学者利用法国轩尼诗公司的出货清单做出估计，经济制裁之前，金正日每年光是干邑白兰地的预算可能就高达八十万美元。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末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地区，就非得了解20世纪初的新专制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马克思的理想是一套可以在比较人道的条件下营造富裕繁荣与平等的体系。列宁及他的共产党虽然以马克思为蓝本，但实行起来却和理论大异其趣。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相当地血腥，一点人道也看不到。而平等也不在他的方案里，列宁及他的亲信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菁英阶层，自己高踞布尔什维克党的顶层。为了要达到此一目的，他们清算与铲除的对象不仅是非共产党分子，还有威胁到他们权力的同志。但接下去才是真正的悲剧：先是内战，然后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及其永无休止的清算斗争，杀人如麻，死者可能多达四千万人。俄国共产党残暴、压迫而血腥，但却不是唯一，同样的经济后果与人间苦难所在多有，譬如1970年代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中国及北韩，无一例外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都是邪恶的专制独裁及人权侵犯。人民受苦及血腥屠杀之外，共产党政权全都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榨取式制度。经济制度，无论有市场与否，其目的就是要榨取人民的资源，又因为视财产权有如寇仇，结果往往制造了贫穷而非繁荣。在苏联，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见，共产党制度刚开始时都能制造快速的成长，但接下来就跌跌撞撞，终至停滞。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以及北韩，结果则更具毁灭性，共产党经济制度还带来了经济崩溃及饥馑。
     回过头来，共产党经济制度又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共产党手中，完全没有权力的制衡。所有这些榨取式的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有别，但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却与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的榨取式制度别无二致。

（6）棉花王
     棉花占乌兹别克出口的45%，是该国1991年苏联瓦解后独立以来最重要的农作物。苏联共产党统治期间，乌兹别克所有的农地分别由2048个国营农场控制，1991年之后，国营农场废止，土地获得分配，但这并不表示农民就可以独立运作。对于乌兹别克新政府第一任，也是有史以来唯一的总统卡里莫夫来说，棉花的价值实在重大。于是，管制的规定出来了，由此来决定哪些农民可以种植棉花，以及他们可以卖多少价钱。尽管棉花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很高，但农民的收入却少得可怜，其余的全都被政府收走。因此，没有人再愿意种植棉花，于是政府乃采取强制，规定每个农民都必须分出自己35%的土地种植棉花。如此一来，问题出现了。难题之一在于机具。乌兹别克独立时，大约40%的收成是由联合收割机收割。但1991年后，不管卡里莫夫总统的政权如何鼓励，农民就是不愿意再购买或维修这些机具。明白问题的严重，卡里莫夫想出一个对策，事实上是一个比联合收割机更廉价的方案，那就是学童。
     棉桃开始成熟，九月初就可以采收，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学校也开学了。卡里莫夫下令地方政府分派学校棉花采收配额。九月一到，二百七十万学童（2006年数字）倾巢而出，老师也不再是老师，成了劳工招募员。古尔南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这样说：

     “每个学年的开始，大约都是在九月初，学校的课都停了下来，学生都不上课，而是被派去采收棉花。事先都没有征得父母都是同意。（整个采收季节）连周休都没有，如果有孩子留在家里，不管什么理由，老师和管理员就会过来指责父母。每个孩子都分配一定的工作量，每天采收二十至六十公斤，依年龄而定。孩子如果没有达到工作标准，第二天早上就会遭到痛打。”

     收成持续长达两个月，农村孩子比较幸运，分派到住家附近的田里，可以走路或搭公车前往工作。住得远的或从都市来的孩子就必须睡在棚子里或仓库中，与机器及动物共寝。工作时，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孩子还必须自备午餐。
     这种强制劳动的主要受益者则是以卡里莫夫总统——形同乌兹别克国王——为首的政治菁英阶层。学童应该会拿到薪资，但只是应该而已。2006年棉花的国际价格约为每公斤1.45美元，而学童每天二十至六十公斤的工作配额才得到三没分左右。如今，大约75%的棉花都是由学童采收。到了春天，学校放假停课，则是强制耕耘、除草及移植。
     所有这一切都事出有因，绝非偶然。乌兹别克就和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样，大家都以为苏联瓦解之后，国家获得独立，从此也展开了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殊不知，和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一样，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卡里莫夫的政治生涯始于旧苏联时期的共产党，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一年，适逢其蹿升到了乌兹别克第一书记的位置，趁势把自己营造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并获得安全部队的支持，1991年12月赢得乌兹别克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总统选举。掌权之后，便开始镇压独立的反对势力，政敌不是锒铛入狱就是流亡海外。在乌兹别克，既没有自由的媒体，非政府组织也遭到封杀。强力的镇压于2005年达到高峰，当时在安集延就可能有七百五十人（或许更多）遭到警察及军队杀害。
     一手指挥安全部队，一手控制媒体，通过公民投票，卡里莫夫先把总统任期延长五年，然后又在2000年竞选连任，任期七年，得票高达91.2%。唯一的对手还宣布，自己也是投给卡里莫夫。2007年，再度竞选连任，得到88%的选票，众人皆视为舞弊的结果。乌兹别克的选举和斯大林在苏联全盛时期所用的那一套如出一辙。1937年，共产党党报《真理报》为传达苏维埃选举的紧张与刺激，写了一篇报道，《纽约时报》通讯记者丹尼将之翻译后改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报道：

     “午夜钟声响起。12月12日，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公平直接普选的日子结束，结果即将宣布。
     委员会仍然留在室内。寂静无声，灯光庄严，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紧张期盼，静待主席一一做好计票前所有的必要程序——核对名单检视有多少选民，又有多少人投票——结果确定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何等样的国家，何等样的选举，何等样的候选人，竟然得到百分之百的回应？
     接下来，主戏登场。主席全神贯注检视箱子上的弥封，然后再由委员会委员检视。弥封完好，然后拆封，打开箱子。
     四下一片静穆。选举监察员及主持人端坐，全神贯注，表情肃穆。
     拆封袋的时间到了。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准备好了剪刀。主席起立。报票员已经备妥抄本。第一个封袋拆口，成为全场目光的焦点。主席抽出两张选票——白色的（登录联盟苏维埃候选人一名）及蓝色的（登录民族苏维埃候选人一名）——然后朗声唱出：”斯大林同志。“
     顷刻间，静穆融化，室内所有的人都一跃而起，为斯大林主义宪法下一次直接普选的第一章选票雀跃欢呼，为一张上面写着宪法创始人名字的选票雀跃欢呼。“

     相较于这种气氛，卡里莫夫竞选连任时的悬疑场面一定也不遑多让，斯大林那一套他学得熟透，什么时候该镇压，该政治管控，如何组织选举，他显然不输给斯大林的超现实主义。
     在卡里莫夫统治下，乌兹别克成为一个政经制度极端榨取式的国家，人民贫穷，三分之一生活于贫困之中，年均收入约一千美元。但其他的开发指标却不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就学率为100%……当然，棉花采收季例外。识字率也很高，只不过，除了媒体全都遭到控制之外，政府也禁止书籍并检查网络。尽管多数人采收棉花每日所得不过区区几美分，卡里莫夫的家人及1989年后经过漂白的前共产党高官却都成了乌兹别克的新精英阶层，全都富甲一方。
卡里莫夫

卡里莫夫长女，古尔诺拉·卡里莫娃，绰号“乌兹别克公主”。大公网2013年11月5日讯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港人耳熟能详的争产肥皂剧情节，正在中亚国家乌兹别克（Uzbekistan）上演。独裁者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年届75，长女满心以为“继位”理所当然，却遭秘密警察头子打小报告。一份半裸照加贪污罪证黑材料档案，气得卡里莫夫怒掟烟灰盅和手机，召女儿掴骂一顿后独自痛哭，长女随即急剧失势。西方关注乌国高层权斗会否触发政变，令中亚局势不稳。

     卡里莫夫的女儿古尔诺拉一手掌控家族的经济事业，有朝一日可望继承父业成为总统。在这样一个凡事神秘而不透明的国家，没有人知道卡里莫夫的家人到底控制了哪些事业，拥有多大的财富，但美国公司Interspan的经验却可以说明过去二十年来乌兹别克的经济状况。棉花并不是乌兹别克唯一的作物，某些地方也适合种茶叶，于是Interspan决定投资，并在2005年时拿下30%的当地市场，但问题就接着来了。古尔诺拉看好茶业的远景，没有多久，Interspan的员工遭到逮捕、殴打及凌虐。事业不可能再经营下去，2006年8月，公司撤出，卡里莫夫家族迅速扩张的茶业事业接收其资产，市场占有率也于一夕之间从两年前的2%暴升至67%。
     从许多方面看，乌兹别克都像是一个过去时代残留下来的遗迹。在一个家族及皇亲国戚的专制把持下，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经济基础以强制劳工为基础——事实上，还是强制童工。除此之外，一无是处。充其量只是榨取式制度之下失灵社会的一块拼图，而且不幸的是，其他前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到土库曼——也都有着相同的命运，这也提醒我们，即便在二十一世纪，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依然能够发展出这样肆无忌惮的凶恶压榨形式。

（7）不公平的游戏
     在埃及，1990年代是个改革时期。1954年军事政变推翻君主政体后，埃及一直是一个准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在经济上扮演核心角色。许多经济部门均隶属国营事业。多年之后，社会主义色彩褪去，似乎开始了市场开放、私人部门开始发展的过程。然而，市场并不开放，而是被政府以及少数与国家民主党挂钩的商人所掌控。国家民主党为总统萨达特1978年所创。到了穆巴拉克总统任内，商人涉入政党渐深，政党与商人的关系也日渐密切。我们在前言中已经谈过，穆巴拉克是在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出任总统，直到2011年2月才在抗议群众及军方联手下被逐下台。
     大商人都位居政府要津，掌管业务多与自己的事业领域重叠。联合利华非洲、中东暨土耳其区前总裁莫哈默德出任外贸及工业部长；埃及最大旅游业者加拉那旅游公司老板兼总经理加拉那成为旅游部长；埃及最大棉花出口商、尼罗棉花贸易公司创办人阿巴查则成为农业部长。
     在许多经济领域，商人说服政府通过国家管制限制新人进入，包括媒体、钢铁、汽车工业、酒类及水泥，全都以高进入障碍保护政、商关系良好的商人及公司。大商人向统治者靠拢，诸如艾兹（钢铁业）、沙威利斯家族（多媒体、饮料及电信业）、诺赛尔（饮料及电信业），不但接受政府保护及政府合约，向银行贷款甚至毋须附带保证。艾兹既是艾兹钢铁——埃及最大钢铁公司，生产埃及70%的钢铁——董事长，也是国家民主党高级党员及人民大会预算暨计划委员会主席，与总统穆巴拉克的儿子卡莫尔·穆巴拉克交情深厚。
穆巴拉克
     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由国际金融机构及经济学家推动，目的在于打开市场，降低政府在经济上的角色。不论在什么地方，这类改革的主要支柱都是国营事业民营化。墨西哥的民营化并未增加竞争，只是把国营的独占事业变成私营的独占事业，结果徒然肥了政、商关系良好的施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埃及。与当政者关系良好的商人对埃及民营化的措施具有强大影响力，使其有利于富有的商人菁英阶层，亦即当地人所说的“鲸鱼”。民营化上路时，整个经济全都落在三十二位鲸鱼手中。
     其中一位是扎亚特，卢克索集团的首脑。1996年，政府决定将埃及啤酒专卖的阿尔阿拉姆啤酒厂民营化。以萨德为首的财团埃及金融公司参与投标。萨德为地产开发商，并于1995年成立埃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财团还包括前旅游部长萨尔腾、诺赛尔，以及另一名红顶商人拉加。整个团队的关系不错，但还是有所不足，出价四亿埃及镑，却以太低为由遭到退件。扎亚特的关系好得多。他拿不出钱来买酒厂，于是设计了一套施林式的巧妙计划。阿尔阿拉姆的股价第一次在伦敦股市出现浮动，卢克索集团就以每股68.5埃及镑取得74.9%的股份。三个月后，股份一分为二，卢克索便以每股52.5镑全数出手，净利36%，扎亚特乃以此集资，事隔一个月，仅以二亿三千一百万镑就买下了阿尔阿拉姆啤酒厂。当时的阿尔阿拉姆，光是年利润就有四千一百三十万埃及镑，现金储备九千三百万埃及镑。真是一笔好交易。1999年，刚刚民营化的阿尔阿拉姆又买下了民营化的国营葡萄酒公司嘉纳可利，更把独占事业从啤酒扩大到葡萄酒类。嘉纳可利是个非常赚钱的公司，躲在进口酒类3000%的关税后面，销售利润率高达70%。2002年，这个独占事业再度换手，这次是扎亚特把阿尔阿拉姆卖给海尼根，售价十三亿埃及镑，五年之内获利563%。
     但诺赛尔并非总是输的一方。1993年，他买下民营化的埃尔纳斯尔装瓶公司。可口可乐在埃及的装瓶及销售，该公司拥有独占权。诺赛尔与当时公共事业部门主管关系良好，使他没经过什么竞争就拿下了所有权，两年后脱手，获利超过当初的三倍。另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末期国营电影事业的民营化。政治关系同样成为关键，居然只开放两个家族出价承购并经营，其中一个就是沙威利斯家族。
     今天，埃及是个贫穷国家，虽然不像南边的下撒哈拉非洲那样贫穷，但国内仍有40%的人口生活于贫穷之中，每天的生活支出还不到两美元。讽刺的是，如我们在前面所见，19世纪在阿里的统治下，在制度改革及经济现代化方面，埃及的起步是相当成功的。但在埃及被大英帝国吞并前，阿里确实也曾制造了一波榨取式的经济成长。英国殖民时期，另一套榨取制度出现，并于1954年之后由军方延续下来。整体来说，纵使经济有所成长，教育也有投资，但绝大多数的人在经济上毫无机会，而新的菁英阶层却靠着政商关系大赚其钱。
     在这里，榨取式经济制度又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穆巴拉克企图建立专制王朝，培养儿子卡莫尔接班。计划眼看成功，却在2011年碰到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动荡示威四起，随着他的榨取式政权崩溃告终。纳赛尔担任总统时期，经济制度上颇有些广纳性，政府也开放教育体系，确实提供了以前法鲁克国王统治时期没有的机会。但这也正好说明，榨取式政治制度与广纳式经济制度的结合是不稳定的。
     穆巴拉克统治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经济制度变得愈来愈榨取，充分反映了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分配。就某种意义来说，阿拉伯之春就是对这种情形做出的反抗，而且不独埃及如此，突尼斯亦然。突尼斯的榨取式制度成长了三十年，但随着总统本·阿里及其家族在经济上的日趋贪婪也开始出现了倒退。

（8）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行了榨取式制度。榨取式制度使国家深陷贫穷，同时也杜绝了通往经济成长的道路。这种情形所在多有，非洲有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南美洲有哥伦比亚及阿根廷，亚洲有北韩及乌兹别克，中东则有埃及之类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其实都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位于热带，有的地处中纬度；有的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有的则是日本、西班牙及俄罗斯的殖民地。每个国家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语言及文化，唯一共通点就是榨取式制度。所有这一类的制度，基本上就是由一个菁英阶层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刍狗，达到自肥且永久掌权的目的。但因每个国家各有不同的历史及社会结构，因此，其菁英阶层的性质及其榨取式制度的细节也就各异。但不管多么的不同，这些榨取式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则是因为恶性循环作祟，至于这些制度之所以弄得民穷财尽，也是相同的道理。
     举例来说，在津巴布韦，菁英阶层是1970年代带头打反殖民战争的穆加贝及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核心分子；在北韩，是金正日身边一小撮人及共产党；在乌兹别克，则是卡里莫夫、他的家人，以及他那批经过漂白的前苏联权贵。所有这些团体，性质明显不同，加上掌控的政体与经济各异，因此所采取的榨取式制度在形式上自然也就各不相同。举例来说，北韩是共产革命的产物，因此采取的政治模式便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980年代，尽管穆加贝曾邀请北韩军队进入津巴布韦帮他屠戮在马特贝乐澜的对手，北韩的榨取式政治制度却不适合津巴布韦，相反的，由于穆加贝取得政权打的是反殖民斗争的旗号，因此他不得不给自己的统治披上选举的外衣，但就算如此，没隔多久，他还是炮制出受宪法加持的一党独大国家。
     相对来看，哥伦比亚拥有历史悠久的选举，脱离西班牙独立后，选举在历史上已经成为自由及保守两党分享权力的一套工具。菁英阶层不仅性质不同，数量也不一样。在乌兹别克，卡里莫夫绑架了苏维埃政权的残余，让他握有强有力的工具镇压并谋害非我族类的菁英阶层。在哥伦比亚，则是因为国家的中央政府缺乏权威，很自然地导致菁英阶层各立门户，事实上，多到有时候他们非自相残杀不可。但话又说回来，尽管菁英阶层与政治制度形形色色，这些制度通常都会巩固或复制孕育他们的菁英阶层。只不过，就像在塞拉利昂，有时候菁英阶层的内讧也导致政府崩溃。
     不同的历史与结构意味着菁英阶层的身份及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细节会有差别，同样的，菁英阶层所建立的榨取式经济制度在细节上也会各有特色。譬如北韩，榨取的工具一脉相承，是从共产党的工具箱里搬出来的，无非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国家农场与国营工厂。
     在埃及整个情况则和1952年以后纳赛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军事统治如出一辙。冷战期间，纳赛尔倒向苏联，没收外国投资，譬如英国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并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纳入国有体系。但不管怎么说，埃及1950年及1960年的情形并不同于1940年代的北韩。对北韩来说，因为他们可以没收日本人留下来的资产，又有中国革命的模式做为范本，因此，建立一个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模式经济其实再简单不过。
     相对来说，埃及的革命充其量不过是一群军官发动的政变。因此，一旦埃及在冷战中改变立场倒向西方，对军方来说，横竖都是榨取，从中央司令部变成权贵资本主义，不过一时的权宜而已，相对来说，也就容易多了。纵使如此，相较于北韩，埃及的经济表现到底比较好，关键则在于埃及制度的榨取性比较低。首先是，埃及没有北韩共产党那种窒息式的控制，光是政权与老百姓之间的和缓气氛，北韩政权就做不到。其次，即使是权贵资本主义，在政权青睐的那些人当中毕竟还是激发了一些投资动机，这一点，也是北韩完全没有的。
     所有这些细节虽然很重要而且有趣，但更关键的教训还是在于更广阔的全貌，亦即所有这些案例都告诉我们，榨取式政治制度创造了榨取式经济制度，将财富及权力转移到菁英阶层手上。
     国家不同，榨取的强度也明显各异，而且对社会的繁荣有重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在阿根廷，宪法与民主选举虽然运作不佳，无法促进政治多元化，但运作得比哥伦比亚要好。在阿根廷，至少政府还可以独占武力。原因之一在于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哥伦比亚的两倍。比起津巴布韦与塞拉利昂，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菁英阶层的约束都做得比较好，其结果就是，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比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穷得多。
     恶性循环还有另一层意思，纵使榨取式制度已经导致政府瓦解，一如塞拉利昂与津巴布韦的情形，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已经看到过，国家碰到紧要关头时虽然可能会爆发内战与革命，但却不一定带来制度的变革。2002年内战结束以来，塞拉利昂的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可能性。
     在2007年的一次选举中，史蒂芬斯以前领导的全民国会党重新执政。赢得总统选举的柯罗马与过去的全民国会党政府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任命的许多内阁亦然。但史蒂芬斯的两个儿子，保卡利和詹戈，却还出任大使分别驻美国及德国。从某个角度看，这情形比我们在哥伦比亚所看到的更不稳定。在哥伦比亚，长期以来，政府的权威在国内许多地方形同虚设，这是因为国内的政治菁英阶层全都只顾本身的利益，所幸核心的政府制度仍然足够强大，所以还能避免这种脱序转变成为完全失控。在塞拉利昂却不同，一则因为经济制度的性质更为榨取，再则由于高度榨取式的政治制度由来已久，整个社会不仅在经济上吃尽苦头，而且还在完全失序与多少有些秩序之间摇摆不定。但不管怎么说，长期的效应却是一样的：政府形同虚设，制度的性质则是榨取。
     在所有这些个案中，榨取式制度都由来已久，至少从19世纪就已存在，每个国家都陷在恶性循环之中。在哥伦比亚及阿根廷，始作俑者是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则可以追溯到英国19世纪末叶建立的殖民政权。在塞拉利昂，即使白人垦殖者缺席，政权仍是建立在榨取式的政治权力结构上，而且还予以强化。这些结构本身其实是恶性循环的结果，而恶性循环又要归咎于缺乏中央集权以及奴隶贸易所产生的恶果。在津巴布韦，还创造出榨取式制度的新形式，因为不列颠南非公司在那里制造了一个二元经济。乌兹别克接收了苏联的榨取式制度，然后和埃及一样，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苏联的榨取式制度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沙皇政权的延续，同样是寡头铁律的模式。过去二百五十年中，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因为有这些不同形式的恶性循环作祟，世界的不平等才得以出现，也才得以持续。
     要解决当今国家在经济及政治上的失败，就必须将国家的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式制度。恶性循环意味着这一切并不简单，但也非不可能，寡头铁律也不是不可避免。制度中某些之前存在的广纳成分，为对抗现行政权而出现的广泛联盟，甚或历史的偶然，都可以打破恶性循环。一如塞拉利昂内战，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实也是一场权力斗争，但斗争在性质上却迥异于塞拉利昂的内战。可想而知，光荣革命之时，国会里面某些想要赶走詹姆斯二世的人，心里想的是要让自己成为新的专制统治者，一如英格兰内战之后的克伦威尔。但事实却是，国会已经够强大，而且组成了广大的联盟，包含不同的经济利益及不同观点，使得寡头铁律无法在1688年发生作用。而事实上运气也帮了忙，在国会与詹姆斯二世的对抗上站在国会这一边。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打破窠臼，甚至是在榨取式制度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历史之后，让制度往更好的方向转变。

14、打破窠臼

（1）三个非洲酋长
     1895年9月6日，坦特伦古堡号邮轮停泊在英国南方的普利茅斯，三个非洲酋长，恩瓜托的卡玛、恩瓜克策的巴桐及奎那的赛博，下船后搭乘八点十分的特快车直奔伦敦帕廷顿车站。三位酋长此行到英国是有任务的，目的是要保住他们自己的及另外五个邦不被罗德斯夺走。恩瓜托、恩瓜克策及奎那地属茨瓦纳（Tswana），而茨瓦纳共包括八个邦，构成当时的贝专纳兰，亦即1966年独立后的博茨瓦纳。
     几乎整个19世纪，部落都在与欧洲人做生意。1840年代，著名的苏格兰传教士利文斯顿走遍了贝专纳兰，并领着奎那的国王希凯勒皈依了基督教。圣经第一次翻译成非洲的语言，就是茨瓦纳的塞茨瓦纳语。1855年，英国宣布贝专纳兰为保护国。1853年，布尔人为逃避英国人的殖民，数以万计向内地展开大迁徙，茨瓦纳人就跟他们发生过冲突。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有自己的算盘，希望控制此一地区以堵住布尔人进一步的扩张及德国人可能的扩张。后者当时吞并了西南非相当于今天纳米比亚的地方。英国并不认为全民殖民化是值得去做的。高级专员雷伊1885年就清楚地概述了英国政府的态度：“除了开条路通往内地以外，我们对北边的马乐普——亦即贝专纳兰保护国——根本就没有兴趣；因此，我们目前会约束自己，以免保护国的部分受到入侵或外国势力的占领，无论管理或垦殖都尽可能少有作为。”
     但对茨瓦纳来说，事情到了1889年有了变化，罗德斯的不列颠南非公司开始从南非向北扩张，掠夺了大片土地，亦即后来成为南、北罗德西亚，今天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到1895年，也就是三位酋长访问伦敦那一年，罗德斯盯上了罗德西亚西南方的领土，亦即贝专纳兰。酋长们都知道，如果土地落到了罗德斯的手里，灾难和剥削就在眼前。对他们来说，要以军事力量击败罗德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但决心跟他周旋到底。最后他们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让英国统治也不要被罗德斯吞并。在伦敦传道会的协助下，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伦敦，想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及殖民大臣张伯伦，扩大对贝专纳兰的控制，免遭罗德斯的进犯。
     1895年9月11日，与张伯伦首次会晤，赛博首先发言，再来是巴桐，最后使卡玛。张伯伦表明，他会考虑用英国的控制阻止罗德斯。在此同时，三位酋长马上开始进行一次全国的旅行演说，竭力争取公众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走访伦敦附近的温莎及雷丁并演说；他们去到南部的滨海城市南安普顿，去到张伯伦的政治大本营，中部地区的莱塞斯特及伯明翰；他们向北去到工业城市的约克夏、谢菲尔德、里兹、哈利法克斯及布莱福德；他们还往西去到布里斯托，然后往北到曼彻斯特及利物浦。
     同一时间，远在南非，罗德斯已经箭在弦上，不顾张伯伦的强烈反对，准备对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展开武装攻击，亦即后来惨烈的詹姆森突袭。事情发展至此，除了对酋长们的艰难处境益发同情外，张伯伦已经不做他想。11月6日，他们再度在伦敦会晤张伯伦。酋长是通过翻译发言：

     张伯伦：我要和酋长谈土地的事，以及酋长领土内要遵守的法律……现在让我们看看地图……我们只要建铁路用的土地，其他都不动。
     卡玛：我要说的是，如果是张伯伦先生自己要土地，我没话说。
     张伯伦：请告诉他，建造铁路的事我会自己来，会派一个人去看着，而且只拿需要的，如果拿的是有价值的，也会做出补偿。
     卡玛：我想要知道铁路开到哪里。
     张伯伦：会经过他的领土，但会围起来，我们不会拿土地。
     卡玛：我相信你会像我自己一样做这件事，并相信你会公平对待我。
     张伯伦：我会看好你的利益的。

     第二天，在殖民署，费尔菲尔德把张伯伦的决定做了更详细的说明：

     “三个酋长卡玛、赛博及巴桐，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从此置于女王保护下的国家。女王将指派一名官员驻守，酋长将统治自己的人民一如现在。”

     对于三个酋长的出奇制胜，罗德斯的反应可想而知。在一封发给属下的电报中，他说：“被三个伪善的野蛮人打败，我当然不会咽下这口气。”
     事实上，三个酋长的成就相当有价值，他们挡住了罗德斯，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挡住了英国的间接统治。19世纪时，茨瓦纳诸邦已经发展了一套核心的政治制度，包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及集体决策，光这两样，若以下撒哈拉非洲的标准来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初始形态的政治多元化。一如大宪章之促成贵族参与政治决策，为英格兰的君主加上了一些约束，茨瓦纳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科加勒”（kgotla），也鼓励政治参与及约束酋长。科加勒的运作，南非人类学者沙培拉描述如下：

     “所有有关部族的政策，最后都要提交到酋长的科加勒（议场），在由成年男性组成的大会中讨论。这类会议经常举行……讨论的事情……包括部落争议、酋长与其亲属之间纷争、新捐税的征收、新公共事务的推行、酋长公布的新政令……酋长的希望遭到驳回时有所闻。由于任何人都能发言，这些会议可以让他了解民情，有机会让民众陈述冤屈。如果情况需要，他和他的参谋可能还会有苦头吃，因为大家都不怕把话讲出来。”

     科加勒之外，茨瓦纳的酋长职位并非严格世袭，而是开放给任何有才能的人。详细研究过茨瓦纳另一个邦——拉隆——政治历史的人类学者卡马洛夫指出，关于茨瓦纳酋长的继承，表面上确有清楚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旨在说明如何罢免不好的统治者，让有才能的人成为酋长。他的研究显示，赢得大位要看成就，要经得起考验，有真材实料的竞争者才享有继承的权利。茨瓦纳有一句格言，颇有一点君主立宪的精神：“君因民之拥戴而王。”
     伦敦回来之后，茨瓦纳的酋长们继续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保留自己的本土制度，不让英国插手。他们同意在博茨瓦纳修建铁路，但限制英国在经济及政治方面的介入。他们之所以不反对铁路的兴建，当然不能跟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帝国阻挡铁路的理由相提并论。他们心里明白，铁路和英国的其他政策一样，只要是置于殖民控制之下，就不会为贝专纳兰带来发展。博茨瓦纳独立后担任总统（1980年至1998年）的马西雷，他的早年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1950年代，马西雷还是个农民，非常有事业心，发展出新的高粱培育技术，并发现一个颇有可为的客户，弗雷堡碾谷，一家跨越边界设在南非境内的公司。他到贝专纳兰的娄贝兹火车站找站长，要求租两节车厢，要把收成运送到弗雷堡去。站长拒绝了。于是他请以为白人朋友介入。站长勉强同意，但索取的费用却是白人的四倍。马西雷放弃了，并得到一个结论：“禁止非洲人拥有自己的土地或持有贸易执照，使黑人无法在贝专纳兰发展事业的，不只是法律而已，还有白人的实际作为。”
     总的来说，酋长们乃至茨瓦纳的人民，运气算是好的。或许是他们豁出去了，总算阻止了罗德斯的掠夺，又因为英国几乎不插手贝专纳兰的统治，在塞拉利昂上演并造成恶性循环的间接统治也不曾在那里出现。另外，在南非内地进行的殖民扩张他们也逃过了，因此才使这片土地没有沦为白人矿主与农场的廉价劳工库。对多数社会来说，殖民化过程的初期阶段最是紧要关头，对于经济及政治的后续发展，这一时期内的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如同我们在第九章所讨论的，下撒哈拉非洲的多数社会和南美及南亚一样，在殖民化过程中也见证了榨取式制度的建立与强化。但茨瓦纳却逃过了两次劫数，其一是高压的间接统治，另一则是遭到罗德斯吞并的毒手。但不管怎么说，这绝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纯靠运气得来，而是又一次现行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茨瓦纳人民的制度漂移，与殖民主义带来的关键时期都影响着它。三个酋长的幸运是靠他们自己打造出来的。他们采取主动，造访伦敦，而他们之所以做得到这一点，则是因为茨瓦纳部族在政治上所成就的中央集权，相较于下撒哈拉非洲的部族领导人，使他们拥有不同于一般的权威，或许也是因为在他们部族制度中早已深植了政治多元化的根苗，使他们在合法性上具有不同一般的程度。
     殖民时代末期，是另一个使广纳式制度得以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对博茨瓦纳的成功是更为核心的关键。1966年贝专纳兰以博茨瓦纳之名独立，酋长赛博、巴桐和卡玛的幸运及成功已经是久远之前的事了。在那一段时间，英国对贝专纳兰所做的投资极少。博茨瓦纳独立时，堪称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路面经过铺设的道路总共十二公里，大学毕业的国民总共二十二名，中学毕业的一百名。而最最严重的问题，则是它几乎完全被白人统治的国家——南非、纳米比亚及罗德西亚——包围，所有这些政权对黑人治理的独立非洲国家都充满敌意。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国家。但四十五年过去，博茨瓦纳却是世界上成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今天在下撒哈拉非洲，博茨瓦纳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成就媲美成功的东欧国家如爱沙尼亚及匈牙利，以及最成功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哥斯达黎加。
     博茨瓦纳打破了窠臼，它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独立之后快速建立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独立以来，它始终维持民主，定期举行公平竞争的选举，从未经历过内战或军人干政。政府建立强化财产权的经济制度，确保总体经济的稳定，鼓励广纳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话又说回来，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当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反其道而行时，博茨瓦纳却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及多元的制度，选择了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它是怎么做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在殖民统治结束时的紧要关头，博茨瓦纳的现行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譬如塞拉利昂及津巴布韦，独立时一个机会，但却失落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殖民时期榨取式制度的复辟。独立的初期阶段，博茨瓦纳的情形却大不相同，这又得归功于茨瓦纳传统制度所建立的环境。在这方面，博茨瓦纳有许多地方与光荣革命之前的英格兰相似。英格兰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快速达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又有大宪章和国会的传统，对压制君权及确保某种程度的政治多元化有起码的渴望。博茨瓦纳也有相当的中央集权及相对多元的部族制度逃过了殖民主义的毒手。英格兰有新近形成的广泛联盟，由大西洋贸易商、实业家及商业取向的士绅名流组成，追求的是财产权的不容侵犯。博茨瓦纳也有联盟，茨瓦纳的酋长们以及拥有主要经济资产牛只的菁英阶层，他们都追求稳定的程序权利。土地虽属公有，但在茨瓦纳各邦，牛只是私有财产，菁英阶层也都赞成财产权的不容侵犯。所有这一切，当然也不能否认有历史的偶然。在英格兰，如果议会里面那些一方之霸及新任的君主企图利用光荣革命篡夺权力，事情的发展就有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在博茨瓦纳，如果不是幸好有卡玛或马西雷这样的领袖，决定通过选举竞争取得权力，而不是像下撒哈拉非洲许多独立后的领袖那样破坏选举制度，事情的演变可能也会大不相同。
     在独立之时，茨瓦纳的制度就已经具有限制酋长权力对人民负责的传统。当然，在非洲，这种制度传统并非茨瓦纳独有，但特别是，经过殖民时期，在非洲仍然能够完好保留这些制度的就只有茨瓦纳而已。英国的统治几乎完全没有进来。当时，英国对贝专纳兰的治理放在南非境内的梅富根，只有到1960年代转移到独立的那段期间，才有建立首都哈伯罗内的计划提出。建都及新构架并不是要打掉原住民的制度，反而是把它们当成基础；哈伯罗内的建设，就伴随着新“科加勒”的规划。
     独立的进行也是循序渐进。推动独立的首要力量是1960年由马西雷及卡玛所建立的博茨瓦纳民主党。卡玛是卡玛三世之孙，取名Seretse，意思是“粘合团结的粘土”，名字取得再恰当不过。卡玛继承的是恩瓜托的酋长，而大部分茨瓦纳的酋长及菁英阶层都加入了博茨瓦纳民主党。博茨瓦纳没有产销协议会，因为英国对这块殖民地根本没有兴趣。很快的，博茨瓦纳民主党在1967年成立了一个名之为博茨瓦纳肉品委员会，但目的不是要剥削牧场及家畜养殖户，而是在畜牧业的发展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建立口蹄疫的防线，促进外销，对经济发展及广纳式经济制度的促进都有贡献。
     博茨瓦纳早期的成长几乎全都依赖肉品外销，但当钻石发现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博茨瓦纳，自然资源的管理也与其他非洲国家显著不同。殖民时期，茨瓦纳的酋长都反对在贝专纳兰勘探矿产，因为他们都明白，欧洲人一旦找到珍贵的金属或宝石，他们的自治也就玩完了。第一颗大钻石在卡玛的故乡恩瓜托发现。发现宣布之前，卡玛促使修改法令，使所有的地下矿物权都属于国家而非部族。如此一来，确保钻石的财富不至于在博茨瓦纳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同时利用钻石的收入加速推动政府中央集权，建立国家的官僚体系及基础建设，并投资教育事业。在塞拉利昂及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钻石点燃了不同派系间的冲突，成为内战持续的燃料，为了控制钻石，战争带来屠杀，因而贴上了血钻石的恶名。但在博茨瓦纳，钻石的收入却造福了国民。
     地下矿物权的改变并不是卡玛政府唯一的建国政策。最后，在独立之前，立法会议1965年通过酋长法，1970年又通过酋长法修正案，继续推动政治中央集权的过程，取消酋长分地的权利，视情况的需要总统得罢黜酋长，以此强化政府及民选总统的权力。政治中央集权化的另一项作为则是努力促进国家统一，举例来说，通过立法确定学校只教塞茨瓦纳语及英语。今天，博茨瓦纳看起来是一个同质性极高的国家，没有族群及语言的分歧，完全不像其他许多非洲国家。此一结果正是语言统一之功，学校只教英语及一种国语塞茨瓦纳语，以此减少不同族群及社会团体的冲突。人口普查问到族群问题的最后一次是1946年的那一次，结果充分显示，博茨瓦纳的族群其实相当异质。举例来说，在恩瓜托，认同自己是恩瓜托人的就仅有20%；茨瓦纳固然有其他部落，母语不是塞茨瓦纳语的非茨瓦纳族群也不在少数。这种潜在的异质得以调和，除独立后政府的政策之外，还要归功于茨瓦纳族群的制度相当具有广纳性，举例来说，很像英国的异质性，譬如威尔士与英格兰，因不列颠政府而获得调和。博茨瓦纳政府也扮演了同样角色。独立之后，人口普查就再也没有问过族群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茨瓦纳人。
     独立后的博茨瓦纳成就了相当高的成长率，关键在于卡玛、马西雷及博茨瓦纳民主党把博茨瓦纳带上了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路。1970年代钻石开始生产，不仅没有引发内战，而且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大量投资公共建设，想要推翻政府并控制国家的诱因相当少。广纳式政治制度带来政治的安定，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的后盾。如同第十一章所讲的良性循环，广纳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又增强了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活力与持久性。
     博茨瓦纳打破了窠臼，因为掌握了关键时期——殖民结束后的独立——并建立了广纳式制度。博茨瓦纳民主党与传统的菁英阶层，包括卡玛本人，并未试图成立一个专制政权或建立榨取式制度，肥了自己而牺牲社会。这又是关键时期与现行制度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我们所见，几乎不同于所有的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已经拥有相当中央集权并包含多元特质的部族制度。此外，由于私有财产确立，国家的菁英阶层所拥有的已经极为丰厚。
     同样重要的是，历史的不确定性也站在博茨瓦纳这一边。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卡玛及马西雷都不是史蒂芬斯及穆加贝。前者以茨瓦纳的部族制度为基础努力而忠实地建立广纳式制度，使博茨瓦纳更为顺利地迈向广纳式制度。而这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下撒哈拉非洲，有的是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有的则是才起步就失败了。

（2）南方榨取式制度的末日
     1955年12月1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拘票上登录的犯罪时间是下午六点六分。公交车司机布莱克遇到麻烦，打电话报警，警官戴伊与迈可森来到现场。他们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我们接到一通电话后赶来，公交司机说，车上有个有色人种女性坐在白人区，不愿往后移，我们……也看到了她。公交司机给她开了一张拘票。罗莎·帕克斯依蒙哥马利市市规第六章十一条被控有罪。”

罗莎·帕克斯。“No, I will not.”当时四十二岁的罗莎对要她从白人座位区挪开的公交司机说。2005年10月24日，帕克斯夫人去世，终年92岁。

     罗莎·帕克斯所犯的罪行是坐在克利夫兰大道公共汽车上为白人保留的区域，一项根据阿拉巴马州的吉姆·克劳法所定的罪。罗莎·帕克斯被处十美元罚金，外加诉讼费四美元。但罗莎并不是个简单人物，她当时已经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阿拉巴马分会秘书。为打破美国南方的制度，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已经奋斗多年。对她的逮捕引发一场群众运动——抵制蒙哥马利公共汽车运动——发起人为马丁·路德·金。12月3日，金联合其他黑人领袖组织一项抵制运动，说服所有的黑人都拒绝搭乘蒙哥马利市内的任何公交车。抵制运动大获成功，一直持续到1956年12月20日，最后以最高法院裁定阿拉巴马及蒙哥马利公交车种族隔离违宪告终。
马丁路德金
     在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中，抵制蒙哥马利公交车运动是最关键的一役。一连串的事件及变化最后终于打破南方的窠臼，导致制度上的基本变革。如我们在第十二章所见，内战之后，南方地主菁英阶层成功复辟内战前支配南方的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这些制度的细节虽然已经改变，譬如奴隶制度已经是昨日黄花，但对南方的经济动机及繁荣的负面影响未减，南方的贫穷明显甚于美国其他地方。
     1950年代起，南方的制度开始把这个区域推向较为快速的发展。美国南方榨取式制度的最后终结，形式上不同于博茨瓦纳独立前的殖民制度，启动其没落的关键时期在形式上也不相同，但却有几处共通的地方。从1940年代开始，饱受歧视及榨取式制度冲击的人，譬如罗莎·帕克斯，已经拥有更好的组织对抗这些压迫。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及联邦政府终于也动起来，开始有系统介入改革南方的榨取式制度。因此，促成南方改变的关键时期，其主要因素实际上有两个，其一是南方的美国黑人获得了动能，其二则是南方菁英阶层无可动摇的支配权走上了末路。
     南方的政治制度，无论内战前后，都有一个思路清晰的逻辑，和南非的种族隔离统治并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要为庄园储备廉价劳工。但到1950年代，此一逻辑愈来愈站不住脚。首先由于大萧条与二战的缘故，黑人已经开始从南方大量外移，1940年及50年代中间，达到平均每年十万人。同时，农业新科技发明出现，尽管采用的速度很慢，但已经降低了种植大户对廉价劳工的依赖。大部分劳工都用于棉花收成，1950年时，几乎南方全部的棉花都还是使用手摘，但机械化摘棉已经开始降低这种手工方法的需求。到了1960年，主要的州如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及密西西比，几乎已经半数产量机械化。在南方，黑人固然愈来愈难找到，但对种植大户来说，这些黑人不再不可或缺也是事实。因此，对菁英阶层来说，为维持旧日榨取式经济制度而奋战的理由愈来愈少。但话又说回来，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心甘情愿接受制度改变。相反的，耗费时日的持久战开打。南方的黑人与广纳式联邦制度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产生强大力量，摆脱南方的制度，为南方的黑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及公民权，最后终于移除了美国南部经济成长的主要障碍。
     最重要的改革动力则来自民权运动。如同在蒙哥马利所为，挑战身边的榨取式制度，为争取应得的权利而抗争而动员，南方黑人获得了动能。此外，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因为美国南部并不是另一个国家，南方的菁英阶层也无法像危地马拉的菁英阶层那样为所欲为。既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南方就得服从美国宪法与联邦法律。又因为民权运动能够在南方以外的地方发声，因此而唤起联邦政府的注意，南方的改革运动最后终于得到美国行政、立法与最高法院的支持。
     联邦介入南方的制度改革，首见于1944年最高法院裁决初选仅限白人投票为违宪。如我们所见，1890年代，黑人因受限人头税及识字测验，政治公民权遭到剥夺。这些例行的测验是对黑人的歧视，因为白人纵使贫穷不识字照样能够投票。1960年代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路易斯安那州一个白人接受测验，对一个有关州宪法的问题作答，答案是“FRDUM FOOF SPETGH”，居然还是被裁定识字。最高法院1994年的裁决有如重炮轰击，为黑人的长期政治抗争打开了一条出路，法院明白解除白人对政治控制的重要性。
     此一裁决之后，接着来的是1954年的布朗控告教育局案，最高法院裁决，州政府授权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种族隔离违宪。1962年，最高法院又敲掉了白人菁英阶层政治支配的一根支柱：立法机关代表名额分配不公。立法机关代表名额分配不公——和英格兰第一改革法案之前的“衰废市镇”一样——某些区域或地区的代表名额超出人口应分配数。这种情形指的就是南方农业地区，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大本营，相对于都市地区，分配的代表往往超额。1962年，最高法院针对贝克控告卡尔案做出裁决，将这种情形予以终结，因此才开始实施“一人一票”制。
     但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没有落实，那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事实上，1890年代联邦就已经立法给予南方黑人选举权，但却没有实施，关键在于地方执法的权力掌握在菁英阶层及民主党手中，联邦政府乐得事情顺其自便。但当黑人开始揭竿而起反对南方菁英阶层时，此一支持吉姆·克劳的堡垒崩溃，民主党也在非南方成员的领导下转而反对种族隔离。脱党的南部民主党成员乃另起炉灶，高举州权民主党的大旗，角逐1948年的总统选举。他们的候选人特尔孟德拿下四个州，在选举人团中获得三十九票。相较于统一的民主党在全国政治中的力量，这徒然凸显他们的不成气候，也充分显示，光凭南部菁英阶层是掌握不了民主党的。特尔孟德的竞选全力质疑联邦政府干预南部制度的能力，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想要强迫南部人民解除种族隔离，让黑人进入我们的戏院，进入我们的泳池，进入我们的家，进入我们的教堂，我老实告诉你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以做到。”
     但他显然错了。最高法院的裁决明白表示，教育机构必须解除种族隔离，包括牛津的密西西比大学之内。1962年，经过长时间的争讼之后，联邦法院裁决，“密大”必须接收梅里迪斯，一名年轻的黑人空军退伍军人。对裁决执行的反对力量汇聚成所谓的公民会议，195（6？）4年会议首次召开于密西西比州印第安诺拉，反对南部废除种族隔离。9月13日，州长巴奈特在电视上公开反对法院的种族隔离解除令，并宣布说，州立大学宁愿关门也不会解除种族隔离。最后，巴奈特与总统约翰·肯尼迪及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华盛顿谈判，联邦政府将强制实施此项裁决。日子决定了，美国司法警察陪同梅里迪斯前往牛津。预先获知消息，白人至上主义者开始组织起来。9月30日，梅里迪斯预定出现的前一天，美国司法警察进入大学校园，包围行政大楼。为数大约两千五百人的群众前来抗议，很快就演变成暴乱，司法警察用瓦斯枪驱散暴乱群众，但立刻遭到攻击。到晚上十点时，军队进城维持秩序。不过短短时间，牛津城内已有两万军队及一万一千国民警备队。总计有三百人被捕。梅里迪斯决定留在学校，由美国司法警察及三百名军人保护其人身安全，最后念到毕业。
密西西比大学
     在南部的制度改革中，联邦法律扮演关键角色。1957年民权法案通过的过程中，当时已经是参议员的特尔孟德为阻止法案通过，或至少达到拖延的目的，曾不停地连续发言二十四小时又十八分钟。发言当中，无论抓到什么，从《独立宣言》到各种电话薄，他都照念不误。但无济于事。1957年的法案以1964年的民权法案达到最高点。新法宣告所有种族隔离州所订的相关法律及政令皆为非法。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宣布，识字测验、人头税及其他剥夺南部黑人公民权的办法皆为非法，并将许多联邦的监督制度引入州的选举。
     所有这些事件影响所及，造成南部经济及司法制度的重大变革。举例来说，在密西西比，1960年投票时，黑人合格选民大约只有5%，到1970年时，此一数字增加至50%；在阿拉巴马及南卡罗莱纳，也从1960年的10%左右增加到1970年的50%。这种情形改变了选举的本质，包括地方性的及全国性的公职。更重要的是，占优势的民主党改变政策，对歧视黑人的榨取式制度从此不再支持。接下来，整个形势开启了一系列经济制度的改变。1960年代制度变革前，纺织厂的工作几乎全面排斥黑人。1960年，南部纺织厂的员工，黑人仅占5%，民权立法打破了这种歧视。到1970年，这一部分增加到15%；1990年，则为25%。经济上对黑人的歧视开始减少，黑人的教育机会大为改善，南部的劳工市场变得比较具有竞争性。随着广纳式制度的快速增加，南部的经济获得改善。1940年，南部州的人均收入仅为全美的一半。这种情形在1940年及50年代开始改变，到1990年，差距基本上已经消失。
     和博茨瓦纳一样，在美国南部，广纳式政治及经济制度的发展是关键。这种情形得力于两种现象，其一，对于南部的榨取式制度加诸他们的痛苦，黑人的不满增加；其二，民主党在南部的一党独大走向衰落。同样的，这又是现行制度在为改变铺路。在这里，很重要的关键是，南部的制度存在于广纳式的联邦制度之内，惟其如此，南部的黑人最后才能动员联邦政府及制度支持他们的运动。整个过程之所以得以进行，还得力于另一个现象：黑人大量迁出南部及棉花生产的机械化造成重大的经济变化，也使南部菁英阶层更没有意愿继续奋力抵抗。

（3）中国的重生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终于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949年后产生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是高度榨取式的。政治上，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从此以后，中国不容许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存在。毛泽东则完全掌握共产党及政府，直到1976年去世。在威权统治下，榨取式政治制度就是高度榨取式经济制度。毛泽东一上台，立即将土地国有化，一举废除所有形式的财产权。地主，以及其他有可能威胁到他的政权的人，他一律处死。市场经济实质上已经完全不存在。农村地区人民逐渐纳入人民公社。货币及工资由“工分”取代。工分可以用来交易货物。1956年，为强化政治及经济控制，实施路条制，未经上级许可不得在国内旅行。所有的工业同样国有化，毛泽东野心勃勃，模仿苏联模式，提出所谓的“五年计划”，企图快速推动经济发展。
     有了榨取式制度，毛泽东乃打算从他一手控制的广大国度榨取一切资源。和塞拉利昂政府的产销协议会如出一辙，中国共产党垄断一切产品的销售，诸如稻米及其他谷类，并对农民课以重税。1958年后，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推出，工业化的野心变成臭名昭著的“大跃进”。毛泽东大言不惭地说，以小规模的土法炼钢为根本，钢铁的产量将在一年内倍增，并宣称中国可以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钢铁产量。唯一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可行的办法达到此一理想。为了达成计划的目标，即使一小片铁块都不放过，人民必须烧融自己的锅盆，甚至农具如锄头及犁。原本应该照顾田地的人，如今却毁了自己的犁去炼钢，如此一来，连喂饱他们自己及这个国家的能力也一并毁了。其结果是中国农村饥荒成灾。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干旱影响，尽管有学者为毛泽东的政策辩护，但毫无疑问的，这段期间多达二千万至四千万人的死亡，大跃进难辞其咎。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们无从得知，因为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根本不留记录，唯恐留下暴政的恶名。至于人均收入，下跌大约四分之一。
     大跃进的结果之一，是曾经发动“反右”运动，大肆屠杀“反革命”的革命名将兼中共元老邓小平改变了想法。1961年在中国南方广州的一次会议上，他主张“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政策不管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需要的政策是鼓励生产以养活老百姓。
     但没过多久，邓小平新提出来的实用主义就吃到苦头了。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宣称，“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在威胁革命，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复辟资本主义。为此，他宣布了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般称为文革，以“十六条”做为张本。开宗明义说：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很快的，一如大跃进，文革开始大肆破坏经济及人民的生活，红卫兵在全国组成，清算斗争政敌，无数人遭到杀害、囚禁及下放。有人忧虑暴力过了头，毛泽东反驳道：“希特勒这个人更残忍，愈残忍愈好，你不觉得吗？杀人愈多愈是革命。”
     邓小平发现自己被贴上第二号资本主义同路人的标签，1967年下狱，1969年下放江西，在一家农村拖拉机工厂落户。1974年获得平反，毛泽东接受总理周恩来的建议，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1975年，邓小平受命拟定三份党的文件，若经采纳，将成为党的新路线。文件呼吁恢复高等教育活力，工业及农业奖励重回物质鼓励，以及消除党内的“左派”。同一时期，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恶化，权力逐渐向邓小平亟欲拔除的极左派集中。包括毛的妻子江青及其三名亲密战友，亦即大力支持文革的四人帮，企图继续走共产党专政的老路线。1976年4月5日，民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转变成为一场反政府示威。四人帮指控邓小平幕后指使，邓再度遭到罢黜，所有职位均被剥夺。周恩来死后，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代理总理，邓小平继续遭到冷落。华国锋利用此一权力真空累积个人实力。
     同年9月，关键时期出现：毛泽东去世。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都是由他一手主导，毛一撒手，真正的权力真空才出现，因未来路线走向，内部出现不同观点与不同信念的斗争。四人帮要继续文革的政策，以此为巩固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途径。华国锋虽想放弃文革，但由于自己也是靠文革才能够在党内蹿起，因此又不能自外于文革太远。于是，他致力回到一种两面光的毛泽东观点，1977年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提出“两个凡是”，强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违反。”
     邓小平自己就是因革命而掌权的一分子，当然不希望罢黜共产党政权，而是代之以广纳式市场经济。他与他的支持者认为，即使达成重大经济成长，应也不至于危及政权的控制，也就是说，由于中国老百姓极度渴望改善生活水平，而且在毛泽东统治及文革期间，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都已经被扫荡一空，在这种榨取式政治制度下，成长将不致变成威胁。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扬弃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还包括毛泽东留下来的大部分制度。他们明白，唯有走向广纳式经济制度，经济才有可能成长，因此，经济改革并强化诱因与市场力量的角色就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也要扩大私有财产的范围，降低共产党在社会及政府中的角色，扬弃阶级斗争的观念。同时要向外资及国家贸易打开门户，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但限制还是有的，建立真正广纳式经济制度，彻底放松党对经济的控制，时候尚未到。
     这时候，华国锋的权力以及他愿意跟四人帮对抗，成了中国的转折点。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华对四人帮发动攻势，全数予以逮捕，并于1977年3月再度请邓小平出山。事情的进展，乃至接下去发生的重大变化，并非是必然趋势，而是华国锋自己在政治上技不如人，败给了邓小平。邓鼓励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并把和他一样在同一时期吃过苦头的人请出来，占据党内各阶层的重要职位。华则因为没和文革划清界线，使自己落居下风。加上他在权力中心毕竟是个新人，缺乏关系网络，不像邓小平早已经营多年。通过一连串的讲话，邓开始批评华的政策。1978年9月，邓公开批评“两个凡是”指出，与其凡是听毛的，“实事求是“才正确。
     同时，邓开始运用舆论对华国锋施压，其中最有力的则属1978年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让老百姓大吐苦水。1978年7月，胡耀邦提出经济改革原则，其中包括：应赋予公司更大的主动权及决策权决定自身的产出；价格应随供需浮动，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应该降低。所有这些建议都相当激进，但邓已经大权在握。1978年11月及12月，第十一届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做出了突破性的决定。不顾华的反对，决议此后党的核心目标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现代化。全会宣布了一些实验性做法，包括在某些省份实施”包产到户责任制“，打算把集体农业赶回老家，将经济刺激引进农村。次年，中央委员会确认”实事求是“为党的核心，同时宣告文化大革命为中国人民的灾难。这段时期内，邓小平放手任命自己人进入党政军高层。对于华国锋在中委会里面的支持者，他不急于处理，而是采取平行到位。1980年，华国锋被迫辞去总理，赵紫阳取而代之。1982年，华国锋从中委会除名。但邓小平还有动作。1982年第十二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是1985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邓小平终于完成党政高干的全面洗牌，引进更为年轻、更有心改革的人。拿1980年与1985年做个比较，政治局里，二十六个走掉了二十一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个换掉八个，十八个副总理换了十一个。
     至此，邓小平及改革派的政治改革大功告成，采取一系列动作，进一步改革经济制度。他们从农业着手。胡耀邦构想的包产到户，为农村经济提供激励，1983年已经全面采行。1985年，废除政府收购谷粮，由一套比较自愿的合约体系取代，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大幅放宽。在城市经济方面，国营企业获得更大的自主权，选定十四个”开放城市“，全力吸引外国投资。
     首先起飞的是农村经济，经济刺激的引进导致产量大幅提升。尽管农业人口相对较少（？），1984年谷类生产还是比1978年高出三分之一。农村人口开始转移到新的农村工业，亦即所谓的乡镇企业。1979年之后，新公司允许成立，并得以与国营企业竞争，这类企业便开始在国营体系之外成长，逐渐的，经济激励也开始引进工业部门，特别是国营事业的运作，尽管当时还看不见民营化的迹象，那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
     中国的重生随之而来的是重大的转移，从一套最高度的榨取式经济制度转向比较广纳的制度。市场对农业及工业的激励，继之以外来的投资与技术，使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成长的道路。但总的来说，这都还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尽管其压迫性已远低于文革及其以前，经济制度也已经局部广纳。然而，我们决不能因此低估了中国经济制度改变的激烈。如同博茨瓦纳及美国南部，关键的改变出现在关键时期——以中国来说，亦即毛泽东去世之后。此外，其间也有历史的偶然，高度的历史偶然，四人帮权力斗争失败并非命中注定，如果他们没有倒台，中国就不可能经历过去三十年来持续的经济成长。倒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制造了足够的改变要求，才使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得以赢得政治上的斗争。

     一如英格兰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及日本明治维新，博茨瓦纳、中国与美国南部都很生动地说明历史并非命定。尽管恶性循环难破，榨取式制度还是能够被广纳式制度取代。但事情绝不会自动发生，也绝非轻而易举。各种因素的汇合，特别是关键时期加上推动改革的力量与有利的现行制度所形成的广泛联盟，在一个国家迈向更广纳式制度的过程中实属不可或缺。另外，运气也是关键，因为历史往往都是以偶然的方式揭开序幕。

15、理解富裕与贫困

（1）历史的源头
     走遍整个世界，生活水平的差异巨大。在美国，纵使是最贫穷的人，不仅有收入，还可以接受医疗照顾、教育及公共服务，经济及社会机会更是远远大过生活在下撒哈拉非洲、南亚及中美洲的广大人群。南韩与北韩、两个诺加雷斯、以及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对比在提醒我们，这些都只是晚近的现象。五百年前，墨西哥——阿兹特克王国的故乡——无疑比起北边的国度富裕，美国要到19世纪才赶上墨西哥。两个诺加雷斯之间的差距甚至是更为晚近的事。南韩与北韩在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截然不同，则是二战后以北纬三十八度线分隔开来才形成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放眼所见的经济差异，绝大部分也都是过去两百年来才出现的。
     所有这些都是必然的吗？过去两百年来，西欧、美国、日本的富裕远远超过下撒哈拉非洲、拉丁美洲及中国，难道是由历史、地理、文化或种族预先决定的？工业革命18世纪从英国开始，然后扩展到西欧，又开枝散叶至北美及澳大利亚，这难道也是命定的？假设有一个世界，光荣革命及工业革命都发生在秘鲁，然后秘鲁人殖民欧洲并奴役白人，这有可能吗，或只是历史科幻小说的虚构？
     要回答这些问题——甚至只是推论——都需要有一套理论来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会繁荣富裕，有些则是失败而贫穷。这套理论既要能够清楚说明打造或妨碍繁荣富裕的因素，也要能够指出其历史的源头。本书就是在提出这样一套理论。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譬如世界上数以百计的政治体系之所以各有不同的经济及政治轨道，若要追究起来，原因当然很多，因此，对于不同时空出现的类似结果，凡是将之归于单一因素、过于简单且一概而论的理论，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不会加以采纳，而是会寻求个别的解释。但我们却反其道而行，对新石器革命以来世界上经济及政治发展的主要轮廓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我们做这样的选择，当然不是天真到以为这样一个理论可以说明一切，而是相信它能使我们专注于比较，虽然不免因此牺牲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成功的理论不一定忠实地复制细节，而是为许多过程提供有用且可靠的解释，同时厘清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运作。
     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理论在两个层面上着手。其一，厘清榨取式和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区别。其二，说明广纳式制度为什么会在某些地方出现，其他地方则否。理论的第一个层面谈的是制度的历史面，第二个层面是历史如何塑造国家的制度。
     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与繁荣富裕的关系是我们理论的核心。广纳式经济制度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的游戏平台，鼓励新科技与新技术的投资，助长经济成长，不像榨取式经济制度则是少数人榨取多数人资源的体系，既无法保障财产权，也不为经济活动提供诱因。广纳式经济制度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互相支持。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广纳式政治制度倾向于多元，且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并以此建立法治，为财产权及广纳式市场经济奠定基础。同样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与榨取式政治制度也是互相支援。在权力分配上，榨取式政治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因此有动机为谋取私利维持和发展榨取式经济制度，并运用所得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
     纵使倾向如此，并不表示榨取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就一定和经济繁荣无关。相反的，人同此心，菁英阶层也鼓励尽可能地成长，以便榨取更多。政治上，榨取式制度至少达成了低度的中央集权，因此，有能力达成某种程度的成长。但问题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无法持久，其关键有二：其一，持久的经济成长需要创新，创新又与创造性破坏不可分。而所谓创造性破坏，不仅经济上以新代旧，政治上也颠覆既有的权力关系。菁英阶层抓着榨取式制度不放，最害怕创造性破坏，抗拒唯恐不及，因此，任何由榨取式制度培育出来的成长终究会是短命的。其二，宰制榨取式制度的人无不是牺牲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图利自己，因此，在榨取式制度下，政治权力成为垂涎的目标，团体与个人争相夺取。其结果是，在榨取式制度下，永远都有强大力量把社会推向政治动荡。
     榨取式经济制度与榨取式政治制度合作无间，其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榨取式制度一旦站稳了，就会没完没了。而同样的，广纳式经济制度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互动则产生良性循环。但话又说回来，无论恶性循环或良性循环都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有些国家历史上虽然是以榨取式制度为主，但因为能够打破窠臼并朝广纳式制度转型，所以今天得以活在广纳式制度之下。我们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转型，但并非为历史所决定。重大的经济改变有赖于重大的制度改变，重大的制度改变则是现行制度与关键时期互动的结果。关键时期是指一个社会中崩解既有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如14世纪在欧洲许多地区导致将近半数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又如大西洋贸易路线的打开，为许多西欧国家制造了巨大的获利机会；或如工业革命，为全世界的经济结构提供既快速又具破坏性的改变。
     社会的现行制度之所以各异，取决于过去的改变。每个社会的制度改变各不相同，原因又是什么呢？答案是制度漂移。一如生物种群的基因会因为在演化或基因的漂移过程中随机突变而逐渐漂离，两个本来相同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分道扬镳，但同样也是缓慢的。利益与权力的冲突，以及间接的制度冲突，在任何社会都是常态。这种冲突经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甚至尽管它所发生的游戏场合并不公平。冲突结果导致制度漂移，但这不一定是个累积过程。换句话说，某一个点出现的小差异不一定会随着时间而变大。相反的，一如第六章讨论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小的差异发生，但又消失，然后又再出现。但不管怎么说，当关键时期来临，这些因制度漂移出现的小差异就有可能举足轻重，引导本来完全相似的社会分道扬镳。
     如我们在第七及第八章所见，尽管英格兰、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大西洋贸易此一关键时期独对英格兰形成最大的转型冲击，却只是因为一些小小的差异——其实就只是15及16世纪的发展：在海外贸易这一块上，英格兰王室根本无法掌控，但在法国及西班牙，这一块绝大部分是由王室独占。如此一来，在法国及西班牙，大西洋贸易及殖民地扩张产生的巨大利益全都进了君主及其同党的口袋，但英格兰，在此一关键时期制造的经济机会中得利的却是强烈对抗君主的群体。制度漂移导致的虽然只是小小的差异，但与关键时期交互影响的结果却造成了制度的分道扬镳，而分道扬镳的结果又制造出当下更重大的制度差异，等着被下一个关键时期牵引。
     这当中，历史是关键，因为整个来说就是一个历史过程，经由制度的漂移产生了差异，差异又在关键时期出现时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关键时期则是历史的转折点。恶性及良性循环则告诉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才能了解制度差异的本质，因为所有这些差异都是历史所建构的。但我们的理论并不主张历史决定论，或任何其他的决定论。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们在本章一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所给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秘鲁之所以远比西欧及美国贫困绝非历史的必然。
     首先，相较于地理及文化假说，秘鲁绝不是因为地理及文化才注定了贫困。依我们的理论，秘鲁今天之所以远比西欧及美国贫困，完全是制度所致，而要了解此中的原因，则需要了解秘鲁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五百年前的印加帝国，也就是今天秘鲁所占之地，无论其富庶、科技发展或权力的集中，都远远胜过当时占有北美之地的那些小政治体。转折点则在于此一地区被殖民的方式与北美的殖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此一结果并非历史的决定，而是在关键时期来临时，好几次关键性制度发展所产生的偶然性结果。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三个因素可能改变其轨道，使长期的发展得到十分不同的结果。
     第一，15世纪时，美洲内部的制度差异决定了这些地区被殖民的方式。北美所循的制度轨道大不同于秘鲁，基本上，殖民前的北美洲只有零星的定居社会，而且所吸引前来的移垦者，这批人当时成功地起来抵抗如弗吉尼亚公司及英国王室制造出来的菁英实体。相对之下，西班牙征服者来到秘鲁时，碰到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榨取式国家，他们大可取而代之，并接收其众多的人民，将之投入矿场与庄园从事劳作。欧洲人抵达时，美洲内部的情况也不是由地理决定的。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见，在布尚人国王夏姆领导下所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乃是重大制度创新乃至政治革命的结果，同样的，位于秘鲁境内的印加帝国及此一地区内的广大人民也都是重大制度创新的结果。在北美洲，诸如密西西比流域甚至美国东北地区这些地方，这种情形也很有可能发生。如果情形真是这样，欧洲人在安第斯山面对的就有可能是空旷的大地，而在北美洲碰到的则是中央集权国家，这样一来，秘鲁与美国的角色可能就会对调了。在秘鲁，欧洲人定居下来，占多数的移垦者和菁英阶层发生冲突，很有可能就此产生了广纳式制度，而北美则走上相反的命运，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之路也就大异其趣了。
     其次，一如舰队司令佩里的船舰抵达江户湾时日本之所为，印加帝国也有可能起而抗拒欧洲殖民主义。尽管和日本德川幕府相较，印加帝国的压榨性更严重，在秘鲁想要搞出一场类似明治维新的政治革命当然不太可能，但若说印加帝国之完全屈服于欧洲人的统治乃是历史的必然却也未必。假若他们对于此一威胁的回应是起而抗争，甚至是在制度上进行现代化，那么，整个新世界的历史进程，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或许都会因之而大不相同。
     其三，也是最根本的，欧洲人之所以成为世界的殖民者，绝不是历史或地理或文化所决定。中国人甚至印加人也都有可能殖民全世界。当然，如果是从15世纪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这种情形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当时的西欧已经挺进美洲，而中国却转而向内退缩。但话又说回来，15世纪的西欧本身就是制度漂移的不确定过程加上关键时期的产品，这中间没有任何事情是必然的。西欧强权之所以能够冒出头来征服世界，有赖于几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其中包括：封建制度所采取的独特路径，一路下来取代了奴隶制度，弱化了君权；进入第一个千禧之年后的数百年间，独立的以及在经济上有自治能力的城市在欧洲兴起；对于海外贸易，欧洲君主不像中国明朝的帝王，既不视之为威胁，因此也不曾加以打压；以及黑死病的肆虐动摇了封建秩序。所有这些如果都不曾发生而是另有发展，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有可能大为不同，一个生活于秘鲁的人或许比欧洲或美国的人活得更为富足。

     由于小差异与偶然性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因此很自然的，不管什么理论，预测能力都是有限的。广纳式制度的重大突破居然会发生在英格兰，15世纪甚至16世纪固然没有人预料到，遑论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那几百年之间。这一切全都有赖于大西洋贸易的打开，制造了独特的制度漂移过程及关键时期才得以成为可能。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几个人敢说中国不久就会走上经济制度的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快速成长。同样的，未来的五百年情况会出现什么变化，也不可能有人预测得准。然而这不是我们理论的缺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历史陈述都在清楚指出，任何以历史决定论为基础的论述——地理、文化的或甚至其他历史因素的——都是不恰当的。小差异及偶然性不仅是我们理论的一部分，也是历史形成的一部分。
     相较于其他社会，哪一种社会将会走向繁荣，尽管很难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整本书一路下来，世界各国的繁荣或贫穷，我们的理论已经清楚说明了其间的差异。接下去的数十年，哪一型的社会比较有可能达成经济成长，我们将在本章剩下来的篇幅中提出一些准则。
     首先，恶性循环及良性循环都有其持续性与迟滞性。毫无疑问的，未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内，美国与西欧以其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为基础，都将比下撒哈拉非洲、中东、中美洲或东南亚更为富裕，而且是相当程度的富裕。但不管怎么说，下一个世纪，这中间一定会有重大的制度变革，某些国家将打破窠臼，从贫穷转型成富裕。
     政治上几乎没有发展出中央集权的国家，诸如索马里及阿富汗，或那些政府腐败无能的国家，如过去数十年来的海地——早在2010年大地震摧毁全国基础设施之前——在榨取式制度下，当然不太可能达成经济成长，也不可能做出重大改变走向广纳式制度。相反的，那些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可能是榨取式制度统治——却十分可能在未来数十年中获得成长。在下撒哈拉非洲，包括有长期中央集权经历的国家如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上路的坦桑尼亚，或至少在独立之后已经为中央集权做好准备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则包括巴西、智利及墨西哥，不仅政治上已经达成中央集权，而且在政治多元化方面也已经跨出了重大的步伐。至于哥伦比亚，按照我们的理论，则不太可能。
     我们的理论也认为，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譬如中国，无法带来持续的成长，有可能会后继无力。在这些案例之外，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例如，古巴有可能会转向广纳式制度，经历一次重大的经济转型，但也有可能踌躇不前，仍然死守着榨取式政治及经济制度。亚洲的北韩及缅甸的情况也一样。因此，就算我们的理论为制度的转变、改变之后的结果以及这种改变的本质——小差异及偶然性——提供了思考的工具，想要做成更为精确的预测仍有其困难。
     要从富裕与贫困之根源这样广泛的解释当中拟定政策建议，有必要更加留心谨慎。关键时期的影响，其关键在于现行制度，因为社会如何回应一个政策的介入，完全要看当时在位的制度。当然，我们的理论谈的是国家如何追求繁荣富裕——将国家的制度从榨取式的转型成为广纳式的。但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要做到此一转型并非轻而易举。首先，光是恶性循环就足以说明制度之改变绝非看起来那么容易。尤其特别的是，榨取式制度会戴上不同的假面自我复制，譬如第十二章所谈的寡头铁律就是。因此，穆巴拉克总统的榨取式政权虽然在2012年2月遭到人民推翻，却不能保证埃及从此就会走向比较广纳式的制度。相反的，榨取式制度仍然可能复制自己，完全不把民主运动的活力与期望放在眼里。其次，由于历史的道路是偶然的，现行的制度差异与关键时期的交互作用，到底会导致更广纳还是更榨取的制度，其实很难预料。不过能使政策建议朝广纳式制度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的理论对于政策分析还是十分有用的，至少拟定政策时可以使我们认清那些建议是不好的，是根据错误的假设，或是对制度改变的理解不够充分所致。这一方面，一如在大部分的事情上，不犯错误的重要性绝不下于解决问题，甚至还更切合实际。关于这种情形，最清楚明白的就是基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成长经验，而鼓吹“威权式成长”的政策建议。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建议其实是一种误导，中国的成长，就其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只是榨取式成长的另一种形式，不可能演变成持续的经济成长。

（2）威权式成长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城市的繁荣在中国是迟早的事，戴国芳很早就看清了这一点。1990年代，新的高速公路、商业中心、住宅区及摩天大楼在中国有如雨后春笋四处兴起，戴国芳看好未来十年的快速成长，心里盘算着，他的公司江苏铁本钢铁大可利用低生产成本，特别是相较于国营钢铁厂的缺乏效率，一举拿下广大的市场。他筹划了一间真正的大钢厂，争取到常州市委书记的支持，并于2003年动工。然而到了2004年3月，北京的中共当局命令他停工，并以莫须有的理由将他逮捕，总以为从他的口供当中给他冠上一个罪名。接下来的五年，戴国芳先后遭到囚禁与软禁，到了2009年才以一桩小罪定案。但他真正的罪名其实是他妄图和国营企业竞争，而且没有得到共产党更高层的批准。这案子倒是给其他人上了一课。
     对于戴国芳这一类的企业家，共产党这样的反应一点都不令人意外。陈云，邓小平之亲密战友之一，早期市场改革的总策划人，就曾经总结过大部分党内同志的观点，把经济比喻成“笼中鸟”：中国的经济是鸟，党的控制则是笼子，笼子必须加大，好让鸟儿更健康、更有活力，但千万得锁住不能放，免得鸟飞了。江泽民1989年出任中共总书记后不久，更进一步总结说，党对企业家不放心，说他们无非是群“只顾自家的商贩，偷抢拐骗，贿赂，逃税，什么都干得出来。”整个1990年代，纵使外国投资蜂拥进入中国，国营企业也获准扩大营业，私人企业还是受到怀疑，许多企业家财产遭到没收，甚至锒铛入狱。江泽民对企业家所持的观点，虽然已经大幅淡化，但在中国仍然相当普遍。用中国经济学者的话来说：“大国营公司可以大肆扩充，但私营公司若也这样搞，尤其是要和国营公司竞争时，麻烦就从四面八方来了。”
     今天在中国，尽管有不少民营公司获利，许多的经济要素还是掌控在党的手里。根据新闻记者麦克格里格报道，中国每家最大国营公司头头的桌上都有一部红色电话，一旦响起来，就是党下达命令要公司做什么，该在哪里投资，或指示公司的目标。所有这些大公司仍然在党的控制之下，当党决定要更换公司主管时，无论免职或升迁，全都不需要理由。
     当然，过去三十年中国大步迈向广纳式经济制度，成就了令人刮目的成长率，并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予以抹杀。大多数的企业家多少还是安全的，因为，无论是地方干部或北京的共产党菁英阶层，他们都下过功夫，搞好了关系。大部分国营企业也开始盈利，并投入国际市场的竞争。相形于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巨变。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中国之所以开始成长，是因为邓小平改革了最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广纳式经济制度。尽管速度缓慢，随着中国的经济制度日趋广纳，成长不断持续。另一方面，中国之成长也收益于大量廉价劳工以及外国的市场、资金与技术。
     相较于三十年前，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纵使广纳得多，中国的成长经验却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产品。在中国，最近所强调的虽然都是创新与科技，但其基础是建立在现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资，而非创造性破坏。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面向，那就是财产权在中国还不是完全可靠。就和戴国芳一样，企业家的财产遭到没收的事情时有所闻。劳动力移动的管制极为严格，最基本的财产权——按个人希望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仍然极不完备。经济体系的广纳度仍极为不足，无论男女，没有得到地方上党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支持，没有人敢冒险从事商业活动。商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合则两利。商人如果有党的支持，所得到的合约条件都比较有利，可以驱赶一般老百姓，夺取他们的土地，违反法律及规则也可以免责。谁要是挡了这类商人的路，都会被踩到脚底下，甚至坐牢或丧命。
     共产党势力的无孔不入以及榨取式的制度，不免让人把中国今天的成长与1950年及60年间苏联的成长联想到一块，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实在太高，只不过其间也有显著的差异。苏联之所以能够在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下达到成长，关键在于运用一个高度集权的指挥架构强迫分配资源，特别是把资源分配到军火工业及重工业。这种成长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太多地方有成长的空间。当创造性破坏还没有必要时，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就比较容易。中国的经济制度确实比苏联的来得广纳，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在中国，共产党是全能的，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政治自由，也很难参与政治过程。
     许多人始终相信，成长可以为中国带来民主及更大的政治多元性。有人真的以为，1989年的天安门示威会带来更大的开放甚至共产党政权的崩溃。但结果却是坦克开进来镇压示威，而不是和平革命收场，史书上称为天安门广场屠杀。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日趋于榨取，改革派——如当时支持天安门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遭到罢黜，党愈加热衷于钳制民间的自由派人士与压制自由。赵紫阳遭到软禁，一关就是十五年，民间声望逐渐销蚀，支持政治改革的人士甚至也不再视他为象征。
     时至今日，党对媒体的控制——包括网络——达到空前的地步。之所以如此，则要拜自我审查之赐：媒体都知道，赵紫阳或刘晓波都碰不得。刘晓波强烈批评政府，要求更大的民主，甚至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遭到逮捕，至今身系囹圄。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乔治·奥威尔式的机构，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2009年，党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遭到指控贪污的消息爆发时，所有这一切就公然上演。党机关立刻动起来，不仅制止中国的媒体报道这个案子，还设法封锁《纽约时报》及《金融时报》网站有关这则消息的报道。
     由于经济制度受到党的掌控，创造性破坏也就大幅减少，非等到重大的政治改革发生，这种情形不会有所变化。和苏联一样，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下，中国的成长经验之所以大有可为，关键在于太多的地方还有成长的空间，需要迎头赶上。相对于美国和西欧，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瞠乎其后就是一例。当然，中国的成长比苏联多样，并非只依赖军火及重工业，中国的企业家也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但不管怎么说，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广纳式制度让步，否则这种成长终将后继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维持榨取式，成长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这类个案无一例外。
     关于中国未来的成长，以及更重要的，威权式成长的有利性及可行性，中国经验还引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这种成长变成了另类模式，而且还非常受欢迎。华盛顿共识强调市场及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并主张许多低度开放地区唯有制度改革才能达成经济成长。而威权式成长的部分诉求则是在跟华盛顿共识唱反调，这对掌握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而言，或许更有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维持甚至强化他们所掌握的权力，并合法化他们的榨取。
     如我们的理论所揭示的，这种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是可能的，对许多国家而言，甚至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剧本，特别是一些中央集权已经做到相当程度的国家，从柬埔寨及越南到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很明显的是，一如所有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这种成长是无法长久的。
     以中国为例，成长的过程是立基于追赶效应（catch-up）、输入外国技术，以及输出低端产品，这种成长可能会维持一阵子，但也可能无以为继，特别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愈来愈有权力的经济菁英而言，未来数十年他们或许还有可能继续大权在握。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历史及我们的理论，具有创造性破坏及真正创新精神的成长就无法出现，中国令人刮目的成长就将逐渐萎缩。然而，这种结果绝非注定的，如果中国在其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达到极限之前转变成广纳式的政治制度，还是可以避免的。但话又说回来，想要中国自动或毫无痛苦地转变成广纳式政治制度，实在有点缘木求鱼，这一点接下去我们就会谈到。
     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有声音，承认未来前途艰难，已经在散播政治改革的理念，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转变成更广纳式的政治制度。总理温家宝最近就提出警告，经济成长将遇到瓶颈，除非政治改革立刻上路。我们认为温家宝的看法是先见之明，尽管有人怀疑他的诚心。但西方却有人不认同温家宝的说法。他们以为，在持续经济成长上，在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外，中国走出了一条另类的道路，亦即威权式的。但他们错了。我们已经明白，中国之所以成功，其根源在于跳脱死硬的共产党经济制度，为生产及贸易的增加提供了诱因。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那些已经摆脱榨取式制度走向广纳式的国家，中国的经验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差别，纵使以中国来说是发生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之下。因此中国之达到经济成长，绝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赐，相反：过去数十年来成功的成长经验全是因为摆脱了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所致，但因为高度威权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在，此一趋势变得更困难而非容易。

     另一种支持威权式成长的理论虽然承认其本质并非可取，但却宣称威权统治只是过渡而已。此一观点可以追溯到一项政治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亦即李普塞提出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主张，所有的社会在成长过程中都会走向更现代、更开放和更文明，特别是会朝向民主发展。认同此一理论的人又说，广纳式制度就和民主一样，是成长过程的副产品，会随着成长而出现。此外，尽管民主政治和广纳式政治制度不是同一个东西，定期选举及开放的竞争还是会促进广纳式政治制度的发展。其他的现代化理论也宣称，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很自然地会导致民主及较优质的制度。另外还有后现代式的现代化理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国家一旦有了够多的麦当劳，民主政治和制度就会应运而生。”所有这些都描绘出一幅乐观的美景。过去六十年中，多数国家，甚至许多榨取式制度的政权，都见证了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提升，因此劳工收入及教育水平持续升高，如此一来，所有其他的好事情，诸如民主、人权、公民自由及稳固的财产权也都会随之而来。
     无论在学术圈内外，现代化理论广受支持。举例来说，最近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深受这项理论的影响。对于中国的民主，老布什谈到美国的态度时就曾经扼要地说：“与中国自由贸易，时间对我们有利。”意思和现代化理论如出一辙，亦即中国既与西方展开了自由贸易，它就会成长，而成长又会为中国带来民主及优质的制度。然而，1980年代以来，美中贸易尽管快速增加，对中国的民主却少有贡献，未来十年当中，就算两国会有更紧密的关系，同样也难产生作用。
     在以美国为首的入侵之后，对于伊拉克社会与民主的前景，许多人同样因为相信现代化理论而持乐观的态度。尽管在萨达姆的统治下，伊拉克的经济表现恶劣，但以2002年来说，却也不致穷到下撒哈拉非洲的程度，而且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比较高，因此，大家都相信，伊拉克乃是一块有利民主与公民自由乃至政治多元化发展的沃土。
     但面对失败国家榨取式制度的主要问题，现代化理论既不正确也没有帮助。现代化理论最强有力的论据之一就是，富裕国家都是那些拥有民主政治、尊重民权与人权、有着运作良好的市场及广纳式经济制度的国家。然而把这种推论拿来支持现代化理论，根本就忽略了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对经济成长的重要影响。诚如我们在整本书中的论述，有着广纳式制度的社会，是经过逾三百年的成长，今天才会变得相对富裕。由此可以让我们清楚知道其间毕竟还是有差别的：过去建立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国家，虽然花了好几个世纪才成就可长可久的经济成长，而威权式统治只花了六十年或一百年就达成更为快速的成长，但却不像李普塞的现代化理论所宣称的，因此变得更为民主。其实这并不令人意外。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成长本身与这种制度并不是不相容的，相反的，掌控榨取式制度的人不但不会把成长看成威胁，反而会将之看成是有利于统治的助力，中国共产党1980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因自然资源的价值增加而带来的成长，诸如加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及委内瑞拉，往往也不会使这些威权统治发生根本的转型，走向广纳式制度。
     历史记录对现代化理论更为无情。不少相当富裕的国家都成了独裁政权及榨取式制度的帮凶。20世纪前半叶，德国及日本都是最富裕、最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教育水平也非常高，但这一切却无法阻止国家社会党（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也挡不住日本军国统治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的野心，使两国政治及经济制度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走向了榨取式制度。19世纪时，得全世界资源价格飞涨之力，阿根廷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其富裕甚至可以和英国媲美，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是拉丁美洲最高的，但相对于拉丁美洲大部分地方，其民主与政治多元却不见得成功，如我们在十一章所见，政变接二连三，甚至民选元首也成了贪婪的独裁者。即使到最近，由于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上少有进展，和我们在第十三章所见，21世纪的阿根廷政府仍然剥削老百姓的财富，还可以全身而退。
     所有这些例子在在说明了几个重要的观点。首先，威权统治（中国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虽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少了广纳式经济制度及创造性破坏的支持，势将无法转型成为长久的成长。其次，不同于现代化理论的主张，我们不认为威权式成长会带来民主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中国、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威权政权尽管目前正经历某些成长，但除非他们能够将政治制度转型，变得更为广纳，其菁英阶层有意愿或内部有力量促使这样的改变，否则其成就终是有限的。其三，就长久而言，威权式成长既非人民所愿也不可行，因此国际社会不应予以鼓励，使其不致成为拉丁美洲、亚洲及下撒哈拉非洲的模范，许多国家之所以会选择这条道路，其实只是因为它符合经济及政治菁英阶层的利益。

（3）繁荣富裕不是设计出来的
     不同于我们在本书提出的理论，对于如何“解决”贫穷问题，无知假说早有现成的建议：我们虽然无知，英明睿智的领袖与决策者却可以带领我们走出来，只要提供正确的建议，让政治人物相信好的经济理论，便可以在世界上“设计”繁荣。在第二章讨论此一假说时，我们曾以1970年代初期加纳总理布西亚为例特别强调，减少市场失灵并鼓励经济成长的政策最常碰到的阻碍并非无知的政客，而是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加诸于他们的诱因与限制。然而，无知假说至今仍然主宰西方决策圈的高层，他们几乎完全不管别的东西，只在乎如何设计繁荣。
     设计之说，通常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提倡的，他们认为贫穷是经济政策及制度的产物，因此由这类国际组织提出一套改善措施，诱使贫穷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就有一套做法）。这类改善措施主要着眼于高度敏感事务，诸如总体经济的稳定，以及看似吸引人的总体经济目标，诸如政府规模的瘦身、灵活的汇率及资本项目自由化。同时也着眼于更倾向个体经济的目标，诸如民营化、公共服务效能的改进，此外或许也会提出建议，诸如加强反贪腐措施以改善政府运作。虽然就本身来看这些改革都是合理的，但华盛顿、伦敦、巴黎及其他地方国际组织却还是一味埋在错误的观点中，无法认清政治制度的角色以及它们加诸决策的限制。国际机构威胁利诱贫穷国家接受较好的政策及制度企图设计经济成长，之所以无法成功，并非贫穷国家的领袖无知，而是因为没有从脉络中去解释为何坏政策与坏制度在此生成。因此再好的政策既没被采用也没有落实，要不然就是徒具虚名。
     举例来说，全世界不知有多少国家表面上采纳了这些改革，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但整个1980年至1990年代却全都停滞不前。事实上，在所有被迫接受这类改革的国家中，政治照样一成不变。因此，纵使改革已经上路，原来的用意却遭到扭曲，要不然就是政治人物使了别的手段弱化改革的冲击。国际机构为了达成总体经济稳定所建议的一项关键“措施”——中央银行独立——就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情形。这项建议不是徒具理论虚名就是根本没有落实，要不就是被其他政策工具给破坏殆尽。这种情形完全可以理解。世界上有太多的政治人物花钱都超过赋税收入，然后又强迫中央银行印钞票补足这个落差，结果则是通货膨胀制造了不稳定及不确定。理论上就和德国的联邦银行一样，独立的中央银行是要抗拒政治压力以限制通货膨胀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决定听从国际的建议，1995年宣布津巴布韦中央银行独立。在此之前，津巴布韦通货膨胀大约盘旋于20%左右，但到2002年，却成了140%，2003年，600%，2007年，66000%，到了2008年，冲到了百分之两亿三千万！在一个连总统都会诈中彩券的国家，法律煞有介事地通过中央银行独立的文本不过是废纸一张，这本不应奇怪。津巴布韦中央银行总裁或许知道，塞拉利昂和他坐同样位子的人，因为不同意史蒂芬斯的做法，结果从中央银行顶楼“摔落”的下场，因此，无论央行是否“独立”，为了保住自己的健康与生命，最好听从总统的命令，国家经济的健康已不在考虑之中。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命运都和津巴布韦一样。在阿根廷及哥伦比亚，中央银行也于1990年代独立，而且也确实扮演好了压低通货膨胀的角色。不过既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发生变化，政治菁英阶层就用别的方法买选票，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大大奖赏自己及他们的追随者。由于无法印钞票，他们便另辟蹊径。两个国家都一样，中央银行独立的同时，政府的开销也大幅扩张，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借贷。
     另外一种设计富裕繁荣的途径今天尤其流行。这一派的人承认，要把一个国家从贫穷拉拔到繁荣绝非一夕之功，甚至花个几十年也不见得奏效。所以他们宣称，许多“微型市场失灵”可以经由优质的建议获得矫正，如果决策者善用机会的话，还是可以获致繁荣——当然又是在经济学家及其他人协助及指导下达成的。这一派人宣称，在贫穷国家，微型市场失灵无所不在，譬如存在于教育体系、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市场组成的方式。没错，情形确实如此。但问题是，这些微型市场失灵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榨取式制度下社会运作深层问题的症状而已。贫穷国家的总体经济政策不良绝非巧合，同样的，他们的教育体系失调也绝非巧合。这一类的市场失灵决不能单独归咎于无知。应该要执行良善建议的决策者及官僚，本身或许就是问题之所在，而负责的人没有优先解决贫穷的制度性诱因，即使企图改正这些效能不彰的事情，最后可能正好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
     非政府组织的曼迪尔介入印度拉贾斯坦邦卫生保健系统的改善，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些问题。在印度，卫生保健服务之缺乏效率与失灵可以说根深蒂固。政府所提供的卫生保健既容易取得又廉价，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医护人员通常也都是领有证照的专业人士。但实际上，政府的卫生保健设施甚至连最贫穷的印度人都不使用，人们宁愿选择既昂贵许多甚至有缺陷的非正规民间医疗。然而，这并不是某种非理性作祟，而是因为人民根本无法从政府得到任何医疗照顾，其症结则在于政府的卫生保健设施形同虚设。老百姓如果到政府的卫生机构去，那里不仅没有护士，甚至可能不得其门而入，因为卫生设施大部分时间都是关闭的。
     2006年，曼迪尔及一群经济学者设计了一套诱因方案，鼓励拉贾斯坦邦乌代浦尔地区的护士重返工作岗位。想法很简单：曼迪尔采用打卡钟，护士来上班要打日期和时间，每天打卡三次，以确保准时上班、人在现场、准时下班。如果计划落实，保健服务的质与量都增加了，由此就可以证明关键问题很容易解决的理论是成立的。
     到头来，此一介入出现了非常不同的结果。计划刚实施不久，护士的出勤明显增加。但那只是昙花一现。大约一年多一点时间，地区的卫生机关故意破坏曼迪尔引进的诱因方案。出勤情况回到平常的水平，“休息日”——护士可以不要上班的日子——明显增加，但这是地方卫生机关批准的。此外，“机器问题”——打卡钟故障——也明显增加，但曼迪尔却无法加以更换，因为地方卫生机关不肯合作。
     强迫护士每天打卡三次并不算是什么创新的点子。事实上，这是所有业界，甚至印度的业界，都在采用的措施，现在只不过是要用到卫生机关做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乍看之下，对这样一种简单的诱因方案的无知，应该不至于导致其无疾而终。但计划进行期间所发生的事却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卫生机关的阴谋破坏要负最大责任，在这个地方性的旷职问题上，他们与护士狼狈为奸，既不愿意看到诱因方案强迫护士返回工作岗位，也不希望她们不致因不出勤领不到薪水。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有意义的改革之所以变得举步维艰，问题完全出在制度。在这个个案当中，破坏曼迪尔及发展经济学家的诱因法案，不是贪腐的政客或有力的商人而是地方的卫生机关及护士，由此可见，微型市场失灵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或许只是空想而已。这也就是说，制度结构如果可以制造微型市场失灵，同样也可以在微观层次扼杀改革的介入。想要制造繁荣却不去面对问题的症结——亦即榨取式制度以及保护其存在的政治状况——一切都只是徒然。

（4）外援的失灵
     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攻击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挥兵阿富汗，迅速推翻庇护基地组织成员的专制政权塔利班。2001年12月，与美军合作的阿富汗圣战组织前领导人及阿富汗犹太人的主要成员，包括卡尔扎伊，拟定了一项建立民主政权的计划。第一步是成立大会议，选举卡尔扎伊领导的临时政府。对阿富汗来说，事情极为乐观。绝大多数阿富汗人民都渴望把塔利班抛诸脑后。国际社会认为，当时阿富汗最需要的就是大批外援的注入。联合国及几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很快就来到首都喀布尔。
     接下来的演变实在不令人惊讶，特别是过去五十年来外援失灵及政府失灵的印鉴历历在目。但不管惊讶与否，老调依旧重弹。数十个援助团队及随行人员搭乘自己的私人飞机抵达，各种非政府组织蜂拥而至，展开各自的计划，政府与国际团体代表之间的高层会谈开始进行。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涌入阿富汗，但用在基础建设、学校或其他公共服务上的却微乎其微，广纳式制度的推展或治安的恢复尤其受到忽略。尽管大部分的基础建设仍然残破不堪，第一笔钱居然是用来委托一家航空公司，来回载运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官员。第二件要务则是司机及翻译。于是他们又雇佣了极少数能够说英语的公务人员及阿富汗学校仅存的教师，开车陪着他们四处跑，收入是当时阿富汗薪资的好几倍。随着少数专业公务人员改换跑道去服务外国援助团体，援助也流失了，根本没有用在阿富汗的基础建设上，因此，原来以为可以改头换面的阿富汗政府却开始从根烂起。
     阿富汗中部山谷偏远地区的村民从收音机上听说，一项数百万元的新计划将为他们建设新家。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总算盼到了几根木条，由大名鼎鼎的前军阀伊斯梅尔·可汗所垄断的运输业及阿富汗政府官员送了进来，但又太过巨大，根本无法在当地使用，村民只好把它们用在唯一能用的地方：当柴火烧了。所以说，承诺村民的数百万美元跑哪儿去了呢？20%拿去用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余下来的转包给一个非政府组织，又用掉20%在布鲁塞尔该组织的总部上，如此这般，另外三个单位又各拿到大约20%，把剩下来的分了。至于进入阿富汗的一点点钱，则是拿去向西边的伊朗买木材，其中大部分又用来支付飞涨的运费，进了伊斯梅尔·可汗的运输公司的账上。而这些国外进口的木条居然还能送到村民手上，那也算是一项奇迹了。
     阿富汗中部山谷的情形并非孤立事件，许多研究估计，真正用到目标上的援助只有10%，顶多20%。指控联合国及地方官员捞钱的调查多达数十项，但绝大部分外国援助的浪费还不是舞弊所造成，而是因为无能或甚至更糟：这对援助组织而言不过就是一笔生意。
     相较于其他地方，阿富汗的援助经验还算是成功的。过去五十年来，以“发展”援助名义付给世界上许多政府的金钱多达数十兆美元，和阿富汗的情形一样，大部分都因为经常开支及贪污而浪费掉了。更严重的是，很多钱进了独裁者的口袋，譬如蒙博托就是靠着西方金主的援助，一方面收买支持者巩固自己的政权，一方面自己吃得饱饱的。下撒哈拉非洲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倒是危难时期的人道援助，如最近的海地及巴基斯坦，其成效较为显著，尽管在发放方面还是有同样的瑕疵。
     尽管记录不佳，但在对抗世界的贫穷上，以“发展”为名的援助还是西方政府、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最常用的政策。当然，外国援助的失灵经验也就一再上演。为解决下撒哈拉非洲、加勒比海、中美洲及南亚的贫穷，西方国家应该提供大量“发展援助”，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误解了贫穷发生的原因才会产生的想法。像阿富汗这类国家，其所以贫穷是因为榨取式制度，根本的症结在于没有财产权，缺乏治安或健全的司法体系，以及政治及经济生活完全为全国性的（更常见地方性的）菁英阶层所宰制。制度问题同样导致外援的失效，因为援助遭到盗用，根本无法送到该去的地方。最糟的情形是为虎作伥，徒然养壮了造成问题症结的政权。可长久的经济成长既然有赖于广纳式制度，援助榨取式制度的政权当然不能解决问题。不可否认，人道援助之外，把钱拿到没有学校的地方去盖学校，拿到请不起教师的地方去付教师的工资，的确有很大的用处。援助团体涌入喀布尔，但在改善阿富汗老百姓的生活方面，大部分团体却什么都没做，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建学校方面算是相当成功，对塔利班统治时期甚至之前完全失学的女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有一个解决方式最近变得比较受欢迎，部分原因是这种方式承认制度与繁荣富裕甚至援助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关系，因此应是“有条件”的。按照此一观点，若要继续对外援助，接受援助的政府就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譬如市场自由化或政治民主化。小布什政府以千禧年挑战账户为起点，朝这种有条件的外援迈出了一大步，未来的援助都将以经济及政治几个发展面向的改善程度为依据。但有条件援助的效果显然并不比无条件援助来得高明。未能符合条件的国家所接受的援助还是一样。理由很简单：无论在发展或人道方面，它们都需要更大的援助。结果完全可以预料，有条件援助对国家制度照样发生不了作用。不管怎么说，如果因为要多得一点外援，塞拉利昂的史蒂芬斯或刚果的蒙博托就废掉自己的榨取式制度，那才真叫人惊奇。在下撒哈拉非洲，即使外援在许多政府的预算中占相当大分量，但千禧年挑战账户成立后，援助的条件增加，一个独裁者以折损自己权力为代价所得到的额外援助不仅不多，拿自己的国家统治权或生命冒险也不值得。
     但这并不代表人道援助以外的对外援助就应该停止。结束对外援助既不切合实际也可能造成更多的人受苦。之所以不切合实际，是因为许多西方国家人民对于世界上的经济及人道灾难都会感到罪恶和不安，对外援助可以使他们觉得，在问题的处理上自己到底做了一些事情。纵使所做的事情未必非常有效，他们却有心继续下去，同样的道理，对外援助也是如此。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庞大与复杂也会不停要求并动员资源以确保现状的维持。此外，对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国家切断援助未免太过无情。没错，大多数都浪费掉了。但每给出一美元的援助，若有十分钱到了世界上最穷苦的人手中，十分钱也好过他们之前有的，可以解一时之急，胜过一无所有。
     这里有两个重要启示。其一，要应付如今世界上诸多的失败国家，外援并非十分有效的方法。根本还差得远。要打破贫穷的循环，只有靠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才有可能。外援在这方面通常帮不上什么忙，而且目前用的方法也不对。重要的是要理解世界上不平等与贫穷的根源所在，才不至于对错误的承诺抱持任何希望。既然根源在于制度，在受援国既定制度的架构内，外援其实不太能做什么以刺激持续成长。其二，既然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才是关键所在，利用现有外援，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去促进这方面的发展，应该是有用的。如我们所见，由于有条件的外援要求现任统治者让步，因此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反过来做，用外援把权力圈之外的团体及领袖带进决策过程，让广大人民得到权力，或许还比较有效果。

（5）赋权
     1978年5月12日，巴西圣保罗州博纳多市，斯卡尼亚卡车工厂看似平常的一天。但工人却不平静。1864年军方推翻古拉特总统的民主政府以来，巴西就禁止罢工。但刚传来的消息说，政府公布的通货膨胀数据显示，生活开销的增加遭到低估。早上七点上班时间开始，工人却放下了工具。八点，厂内员工兼工会组织人梅内泽斯召集工会。圣伯纳多金属加工工会的理事长是个激进分子，年方三十三，名叫卢拉·达·席尔瓦，人称卢拉。中午时分，卢拉人在工厂，公司要求他说服工人回去工作，他拒绝了。
     斯卡尼亚的罢工是第一波，接下来，罢工浪潮横扫巴西。表面上，罢工诉求的是薪水，但卢拉后来强调：

     “我认为我们不能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争的是薪水，但在争薪水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赢得了一场政治胜利。”

     巴西劳工运动的再起只不过是广大社会群众对十五年军事统治反弹的一部分。和卢拉注定在民主再生之后成为巴西总统一样，左派知识分子卡多索在1973年强调，当众多反对军事统治的社会团体集结起来时，就是巴西创造民主的时候。他说，巴西最需要的就是“公民社会……职业团体、工会、教会、学生组织及舆论界，亦即社会运动的活化”，换句话说，一个以再创民主并改变巴西社会为目标的广泛联盟。
     斯卡尼亚为此一联盟的形成打了头阵。到1978年下半年，卢拉开始有了成立新政党劳工党的想法，但他坚持，这个党并不应只属于工会，而应该是所有受薪阶层及全体穷人的。由此出发，工会领袖组织一个政治平台的企图动了起来，开始把纷纷冒出头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1978年8月18日，一次为组织劳工党的研讨会在圣保罗举行，集合了前反对阵营的政治人物、工会领袖、学生、知识分子，以及一百个1970年代在全巴西成立的社会运动的代表。1979年10月，代表所有这些团体的劳工党正式在圣伯纳多的圣球德塔迪欧饭店成立。
     尽管军方老大不愿意，政治的开放很快就让劳工党有了斩获。1982年的地方选举中，该党首度推出候选人，赢得两席市长选举。整个1980年代，民主风气逐渐在巴西复苏，劳工党拿下的地方政府愈来愈多。到1988年，该党控制的大城市已经多达三十六个，包括大都会如圣保罗及阿里格雷港。1989年，军事政变以来首次总统选举，第一轮竞选，卢拉获得16%的选票，在与科洛尔进行的对决中，得票44%。
     拿下许多地方政府后，事情在1990年代加速变化，劳工党与许多地方性的社会运动开始进入一种共生关系。在阿里格雷港，1988年之后第一次执政的劳工党推行所谓“参与式预算”，容许一般市民参与都市优先支出的拟定，打造了一个可靠而负责的地方政府体系，大幅改善公共服务及城市生活品质，足堪为世界典范。该党在地方上的政绩反映到全国的层次，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动力与成功。尽管卢拉在1994年及1998年的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卡多索，却在2002年当选为巴西总统。从此以后，劳工党执政至今。
     各种社会运动与劳工组织团体集结，在巴西形成了一个广泛联盟，对巴西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1990年起，经济快速成长，到2006年，贫穷人口从45%降至30%。军方统治期间快速升高的不平等开始急速下降，劳工党执政后尤其显著，教育大幅扩充，人民受教育的平均年数，从1995年的六年增加到2006年的八年。巴西如今已名列“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国、印度、中国），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在国际外交圈举足轻重的国家。

2013年6月17日，巴西里约的示威者上街抗议交通费上涨。据称全国有二十万民众参与示威活动。巴西女总统罗塞夫在一个声明中态度温和，“和平的示威是合法的，年轻人示威是很正常的。”她还表示，示威是“民主的一部分，年轻人适合去示威”。然而巴西体育部长阿尔多·里贝罗警告称，政府不会容忍示威者破坏联合会杯以及明年的世界杯，“政府有责任办好这两件体育盛事，并且为之感到荣幸，我们将会尽全力保障游客、球迷的安全。”

     1970年代以来，巴西的兴起既不是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知道巴西决策者如何设计较佳政策或避免市场失灵所致，也不是因为外援的注入而达成，更不是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各种人民团体勇敢地建立了广纳式制度的成果。所有这一切最后又导致了更广纳式的制度。巴西的转化，一如17世纪的英格兰，是以创造广纳式政治制度为开端。但社会要如何才能建立广纳式政治制度？
     如我们所知，改革运动屈服于寡头铁律，以更有害的政权取代榨取式制度的事例，历史上所在多有。1688年的英格兰，1789年的法国，1868年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都是政治革命启动了打造广纳式政治制度的过程。但这种政治革命通常都会制造大的破坏及困局，结果是否成功，不确定性极高。布尔什维克革命口口声声推翻沙皇俄罗斯的剥削经济体系，代之以更公正、更有效率的制度，为千千万万俄罗斯人带来自由与繁荣。结果呢？完全相反。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政府，取而代之的却是更压迫更榨取的制度。中国、古巴及越南如出一辙。许多非共产党国家的彻底改革同样也越改越糟。纳赛尔信誓旦旦要在埃及建立一个现代的平等社会，但如我们在第十三章所见，结果却只带来穆巴拉克的贪腐政权。在许多人眼里，穆加贝是一个自由斗士，驱逐了史密斯高度榨取式的罗德西亚种族主义政权。但换成了津巴布韦，其榨取式制度依然，经济表现甚至比独立前更糟糕。
     在北美、19世纪英国及独立后的博茨瓦纳，政治革命成功地为广纳式制度及渐进的制度改革铺路，同时也显著强化了广纳式政治制度，其共通点是他们都为社会广大的多元层面赋予了政治权力。广纳式政治制度基石——政治多元化，需要社会普遍享有政治权力，从少数菁英阶层包办权力的榨取式制度走出一条路来，而这则需要一个赋权的过程。如同我们在第七章强调的，这也是光荣革命有别于菁英阶层互斗的地方。以光荣革命来说，政治多元化的根苗是在推翻詹姆斯二世，以商人、实业家、士绅，甚至许多和王室结盟的英格兰贵族组成的广泛联盟为首的政治革命中。如我们所见，光荣革命的动力来自一个广泛联盟的动员及赋权，更重要的是，回过头来，它又为更广泛的社会部门带来更进一步的赋权——尽管此一部门和整个社会相比非常渺小，英格兰离真正的民主也还要再等两百年。在北美殖民地，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引导广纳式制度出现的因素也很相似。同样的，有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部门获得赋权，一路从弗吉尼亚、卡罗莱纳、马里兰及马塞诸塞，通往独立宣言，直到广纳式政治制度在美国得到巩固。
     法国大革命亦然，也是社会有更多部门获得赋权的例子，它起而反对法国的旧制度，并为更多元的政治体系铺路。但法国大革命的插曲，特别是罗伯斯庇尔高压杀戮的恐怖统治，也充分显示出赋权的过程并非不会误入歧途。然而，罗伯斯庇尔及其雅各宾派最终还是遭到唾弃，法国革命最重要的遗产并非断头台，而是革命在法国及欧洲其他地方所带动的广泛改革。
     这些历史上的赋权过程，和巴西1970年代以来的情况，有许多可供对比的地方。在巴西，工会运动固然是劳工党的根苗之一，但领导人物如卢拉，以及许多支持该党的知识分子及反对派政治人物，打从一开始就在寻求广泛联盟的组成。随着地方性的社会运动，这些动力开始向全国扩散，一旦该党拿下了地方政府，不仅激励了民间的参与者，同时也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上掀起了一股革新的风潮。在巴西，不同于17世纪的英格兰及18世纪之交的法国，没有一夕之间点燃政治制度转变过程的剧烈革命，但在圣伯纳多工厂中开始的赋权过程照样影响深远，部分原因是它所造成的根本政治变革是全国性的。举例来说，将军事统治转变成民主政治。更重要的是，由于巴西的赋权是来自草根层面，因此也就确保民主转型会朝着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方向发展，这是导致一个致力提供公共服务、教育及公平竞争平台的政府诞生的关键因素。如我们所见，民主并不保证政治多元化。拿巴西政治多元制度的发展来和委内瑞拉的经验相比，脉络就看的更清楚了。1958年之后，委内瑞拉也转型为民主，但此一转变未经草根层面的赋权，因此也就没有创造多元的政治权力分配。相反的，贪污、贿赂支持者及掠夺时与民间的冲突在委内瑞拉始终不辍，结果某种程度上，选民投票时甚至心甘情愿支持查维斯这类专制者，究其原因，极可能是他们认为只有他能够对抗委内瑞拉传统的菁英阶层。所以，委内瑞拉仍然在榨取式制度下受苦，而巴西则打破了窠臼。
查维斯

     到底可以做什么去启动，或者也许只要推动赋权的进行，因而使广纳式政治制度得以发展？当然，最诚实的答案就是根本没有任何秘方。很自然的，要使赋权过程比较容易上路，还是有某些显而易见的因子，其中包括：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惟其如此，社会运动挑战现行制度时，才不致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某些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已经具备了少量的政治多元化，譬如博茨瓦纳传统的政治制度，惟其如此，广泛联盟才能够形成且持久；以及要有能够协调民众需求的民间社会机构（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s）出现，惟其如此，反对运动才不致轻易就被在位的菁英阶层击垮，也才不会变成另一群体控制现行榨取式制度的工具。但在这些要素中，有许多是历史已经预定，要不然就是缓慢形成的。巴西的例子充分显示，民间社会机构及相关的政党组织的建立不是问题，但这个过程极为缓慢，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成功，其机制也不是很清楚。
     另外还有一个或一组因子，可以在赋权过程中扮演转化的角色，那就是媒体。对于有权力的人在经济及政治上是否滥用权势，如果欠缺广泛的信息传播，社会赋权往往难以协调及持续。在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媒体扮演守门人角色，把美国国内企图破坏广纳式制度的势力告知公众，并协调他们的诉求。同样的，在第十一章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在引导社会广泛部门的赋权成为更持久的政治改革上，特别是在英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媒体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19世纪迈向民主的过程中，小册子与书籍在告知与激励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样的，因信息科技的进步，在伊朗人民反抗2009年内贾德的选举舞弊及随后的镇压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则是新形式的媒体，如网络博客、匿名聊天、脸书（face book）及推特（twitter），而在本书完成之际仍在进行的阿拉伯之春抗议中，这些也都扮演了同样核心的角色。
     威权统治通常都会特别注意自由媒体的重要性，而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藤森在秘鲁的统治。尽管最初是通过民主选举而掌权，但没多久藤森就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1992年仍然在职期间就发动了一次政变。此后，选举虽然继续，藤森却建立了一个贪腐政权，以压迫与贿赂遂行统治，并极端依赖得力助手秘鲁情报头子蒙特西诺斯，政府收买效忠所花的每一笔钱都有翔实记录，许多贿赂的经过甚至都有录像存证。之所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除了单纯保留记录之外，这些证据也确保大家都成了共犯，藤森与蒙特西诺斯要是有罪，所有人都跑不掉。藤森政权垮台之后，这些记录分别落入新闻记者及官方之手。媒体在独裁者眼里的价值因而曝光。记录显示，最高法院法官的价钱是每月五千至一万美元，同党或他党的政治人物价位相当。但到了报纸或电视台，金额动辄百万。为了控制电视台，藤森与蒙特西诺斯有一次付了九百万美元，还有一次超过一千万美元，付给一家主流报纸的也超过一千万美元，至于其他报纸，每一则头条价码是三千至八千美元不等。他们认为，抓住媒体更胜于控制政治人物及法官。蒙特西诺斯的跟班贝罗将军在一卷录影带中总结说：“如果不能控制电视，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中国目前的榨取式制度也极度依赖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就我们所知，在这方面，其精密复杂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国一名评论家扼要地说：“要维持党在改革中的领导地位，有三个原则必须把握：党要控制军队；党要控制党员；党要控制新闻。”
     当然，自由媒体与新的信息科技充其量只能处于边缘，为追求更广纳式制度的人提供信息并协调其需求与行动。这些方面的支援若想要产生有意义的改变，唯有赖社会广泛部门的动员并组织起来影响政治发生变化，而且这样行动时，绝不是基于派系理由，也不是要控制榨取式制度，而是要把榨取式制度转型成为更广纳的制度。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否能够上路，并为进一步的赋权及可长可久的改革敞开门户，如我们在许多不同例子中所见，有赖于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历史进展，许多虽然微小却重要的差异，以及历史非常偶然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