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txt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沈志华  主编
　　
　　
　　绪论
　　
　　写一部实证性专题苏联史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有关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实证性专题研究著作，由22名中国学者合力完成，书中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共28个专题，总计约110万字。
　　
　　苏联的历史，就是体现为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发展道路的历史。20世纪开始不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许多东方国家带来了希望和振奋，他们似乎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然而，到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竟画上了句号！像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93年历史，拥有1900万党员，执掌国家政权达74年之久的超级大党，像苏联这样一个占有世界版图1/6的领土，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拥有一批“社会主义大家庭”卫星国成员，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超级大国，竟然神话般地消失了！悠久与短暂，强盛与虚弱，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立之久远，毁于一旦，社会主义大厦结构建之宏伟，隳于朽败，历史要向人们说明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但又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尤其如此。
　　
　　苏联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中，苏维埃俄国对中国的影响时间最长，力度也最大。从孙中山1921年提出“以俄为师”到毛泽东1953年号召在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几十年来，中国人就是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是中国的榜样。人们曾经如此地向往苏联，模仿苏联，以至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中国人关注苏联，学习苏联，是有理由的。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讲，还是从历史传统和经济结构上讲，俄国都是一个半欧洲、半亚洲型国家。特别是16世纪下半叶的立沃尼亚战争以后，俄国失去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从而不得不全力转向东方和南方。列宁认为，俄国中世纪的土地关系和土地制度，“部分是封建式的，部分是亚洲式的”《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55页。。而整个说来，列宁反对把“封建”这一描绘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关系的术语应用到俄国的做法，他认为用这类词汇来描写中世纪的俄国是很不合适的《列宁全集》第6卷，第28页。。根据列宁的看法，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恩格斯也认为，俄国“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欧洲的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25页；第22卷，1965，第456页。。因此，俄国显然可以列入东方社会的范畴，而正是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状态的这些特性，中国人很早就相信，俄国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是值得效仿的。
　　
　　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不久，俄国人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壮大的新的方式，开创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这就是革命的方式，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理论上，是马克思最早提出了以革命的方式摧毁旧社会的命题，指出了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但实践这一理论的却是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产阶级的种种革命的和改良的方式大体完成对传统农业改造而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许多东方国家开始主动地(如俄国和日本)或被动地(如中国和印度)进入了现代世界。面对外部世界蓬勃发展而本民族和国家却落后挨打的现实，这些东方国家开始努力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然而，除少数例外，东方国家都无法按照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资本主义方式来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这里除了绝大多数东方国家不具有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曙光的种种有利条件（即地理环境、金矿、奴隶贸易、殖民地等）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19页。，相反却普遍受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排挤和剥削（它们是作为被剥夺者而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一客观原因外，更主要的则在于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
　　
　　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由于自然的和地理的因素影响如恩格斯在分析东方“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因时所说的那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260~263页。，东方社会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的那种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当西方海上贸易引发的商品货币关系充分扩展并开始侵蚀欧洲封建庄园制的肌体时，当西方第三等级站起来向封建贵族提出历史性的挑战时，东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愚昧落后的未开放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里“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国家是真正的土地占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第9卷，第244页。马克思甚至认为这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村社制度和宗族结构使社会分成各自独立而闭关自守的组织，这种简单的生产机体的不断再生产，保证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96~397页。；政治领域的高度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则在维持这种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基础上造成经常的改朝换代和政权形式的动荡。所有这些东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和特点，大体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是理论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不拟进行讨论。不过，总的说来，笔者倾向于认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有其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世界不同的文明区域的历史进程必然有其各自的发展特性。实在地说，囿于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缺乏对东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了解，所以中国学者对东方国家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的研究不能仅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为中心，而必须建立自己的以探索历史发展轨迹为基础的“中国东方学”。西方文明发展与这种东方社会传统冲撞的结果尽管对东方原有的超稳定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力，从而动摇了这种社会状态继续生存的根基，但是西方文明毕竟无法完全融入东方社会（相反也是一样），历史本身切断了大部分东方国家通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先哲们把目光投向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的理论和设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种种矛盾驱使人们去思考和探索未来社会的更替形式和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最成功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思维方式以外，还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逻辑的分析，并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前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准备付诸实践的，恰恰不是在它的发源地——西方国家，而是在许多东方国家。正在这些东方国家寻求既能摆脱落后传统，又能对抗资本入侵的发展道路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和传播，很自然地首先与东方国家的知识阶层对未来社会的憧憬结合起来，为他们所接受，并得到宣传和实践。于是，这些东方国家便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试图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在本国实现现代化。在这方面首先进行尝试的就是俄国。
　　
　　如此看来，俄国在1917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尽管十月革命的成功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但是，布尔什维克能够在条件如此恶劣，力量如此弱小，时间如此短暂的情况下，一举掌握政权，这背后就隐藏着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问题在于，俄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本书所要讨论的，就是苏联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上，苏联遇到了哪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又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苏联是怎样处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只有把这些问题深入地、全面地讨论清楚，才能回答本文开篇提出的那个大问题——通过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崩溃，历史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换句话说，泱泱执政大党突然自行解散，赫赫超级大国顷刻分崩离析，原因究竟何在？
　　
　　中国人学习苏联最积极，中国走过的道路与苏联也最相似——即使处于敌对状况也无法消除它们之间许多内在的同一性，按道理，我们应该对苏联的历史有更深刻、更细致的洞察和理解。然而，恰恰相反，在需要人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对苏联历史的了解却显得十分浅薄。苏联解体之后，人们争相发表意见，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内在原因。但是，谈到政治的原因，人们说不清苏联集权制建立的具体过程和内部结构；谈到政党的原因，人们不知道苏共干部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谈到经济原因，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人已经看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并在战后和1956年两次试图进行改革，却都归于失败，而到80年代中央的改革措施竟层层受到阻碍；谈到民族原因，人们对30年代以来苏联实行的特殊移民政策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谈到外部原因，人们又搞不懂为何一场阿富汗战争就把苏联拖入了国力衰竭的深渊……如此等等。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对苏联的认识始终存在一个误区，存在一种判断上的盲目。在中苏友好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历史作为榜样来学习，而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一本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苏分裂的时候，中国把苏联的现状作为靶子来批判，而我们对苏联的指责又完全陷入了一种主观的和凝固的概念——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实际上，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真正地把苏联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这种误区和盲目性的产生，一方面是主观上的原因，即受到以往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影响，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原因，即大量的苏联历史的真相还掩盖在被尘封的档案文献之中。所幸的是，苏联解体以后，发生了一场无论对于历史学还是对于档案学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俄国档案解密了。200余家俄国档案馆均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接纳各国学者前往查阅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苏联历史档案的俄国报纸杂志竟达150余种，各类专题的或系统的文件集和档案集更是层出不穷。这种状况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苏联历史无疑是大有益处的。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史料面前，应该说我们与国外同行大体上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与一批研究苏联历史的中国学者当时主张，我们应该暂时放弃争论，也不要急于讨论那些抽象的和宏大的问题，而把主要精力用来收集、整理和解读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个案的、专题的、实证的研究。因为只有在占有坚实的史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搞清楚过去发生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出现的每一个重大问题，而只有在对历史的个案和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重新理解那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国家的全部历史。到那时，才能逐步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1995年开始，花费了7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了34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2005年底承接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托付的###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05JJDGJW040），并组织了一批有志于苏联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开始了这一工程。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一共出版了三种比较有影响的有关苏联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即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合著的《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该书2003年修订再版；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该书2004年修订再版；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从题目上看，三者讲的都是苏联兴亡的全过程；从内容上看，三者各有侧重，有的立足于历史过程的描述，有的专长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有的则试图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的作者和编者，大多是中国从事苏联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他们毕生关注苏联历史，具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说，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出版，是对中国此前阶段苏联史研究的总结，且对于中国的苏联史教学和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这三本书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较少利用十几年来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较少对历史过程进行实证性的考察。自然，在一本几十万字的著作中，很难详细地讲述苏联74年的历史，而阅读档案又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年长的学者，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但对于年轻一些的研究者来说，这里就不应该存在问题。
　　
　　我们想要讨论和争论的，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把苏联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一一搞清楚，没有对大部分基本史实取得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又怎能坐在一起讨论和回答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呢？有鉴于此，本课题在开始设计时，就没有把目标定为写作一部苏联通史或全史，更没有企图对重大的理论问题盖棺论定，而是要求参与者只写自己最熟悉的、研究最深入的题目。从整个课题的结构和目的讲，我们不求全面，只求深入，不求宏篇大论，只求过程描述。试想，短短三年的时间，面对涌现出来的浩瀚新档案、新史料，如何做到全面贯通，如何写出宏篇大论？我们的方针是量力而行，实事求是，而未曾想“毕其功于一役”。
　　
　　如今三年过去了，我们完成了这项工程，并拿出了一部学术著作呈现给读者。总结起来，本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重视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的利用
　　
　　本课题组对参与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使用俄国最新解密的相关档案文献，把档案文献作为史实描述和判断的主要根据。当然，限于条件，这种利用可以是直接的，即来自档案馆的复印文件，也可以是间接的，即来自档案集、文献集或转引其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文件。这一点，在专题和个案研究中尤其重要。所以，在本书28个专题和个案研究中，除有关档案尚未解密的专题（如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在专著基础上浓缩而成的综合性专题（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外，都是以档案文献为主来支撑整篇文章的。直接利用的俄国档案馆，有人们常见的总统档案馆（АПРФ）、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国家档案馆（ГАРФ）、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等，也有学者很少涉足的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АВКВСР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国家军事档案馆（РГВА）、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ЦГАЛИ СПб）等。间接引用的专题档案集则达20余种，其中许多都是第一次在中国学术著作中出现。
　　
　　其实，使用档案文献并非易事。档案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就近现代史而言，构成史料的形式不外三种：档案文献、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当时公开出版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在进行历史研究考察时，这些史料都是需要的，但其中最可靠的无疑当属档案文献。当然，档案文献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档案的作用就在于它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但实际上俄国档案文献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受到相当限制的解密和开放方式，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这就是说，只有经过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我们提出这样要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真实。我们要写的历史，不是研究者头脑中想象的历史，也不是别人要研究者按照他们的想象去描述的历史，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不错，历史的确都是历史学家“创造”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其神圣职责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告诉人们以前所发生的一切，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发掘、解读和运用历史档案文献。
　　
　　二立足专题或个案的实证性研究
　　
　　一般出自个别，抽象源于具体，这个哲学道理在历史研究中也是通行的。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把握苏联历史的全貌，那么就必须从个别入手，从具体着眼。只有我们在总体上对苏联历史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都有了深入的考察和体会，才可能把握历史的全貌，而只有把握了历史的全貌，并对基本史实有了认同，才有可能思考和讨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状况和条件而言，我们主张首先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个案研究。
　　
　　本课题所选28个专题，均是作者自报的，也是他们的研究所长和兴趣所在。其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是综合论述整个苏联时期的某项政策或某一个领域的状况，如《苏联文化政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分离”还是对峙？——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等；还有的叙述一个时段的政策，如《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十字路口——新经济政策研究(1921~1929)》、《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等；有的研究某一事件的始末，如《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研究》、《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难以做出的抉择：关于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以及《勃列日涅夫主义与苏联侵捷》等；还有的专门讨论某一制度、政策或现象，如《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研究（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发出不同声音：苏联###者运动研究》等。无论在哪个层次或哪个侧面，无论题目大小，这些研究都力求把事情的始末说清楚，把问题的本质讲明白，都是要告诉读者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其实，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这样的故事越多，人们就越接近了解历史的全貌。“树木”见得多，离俯瞰“森林”就不远了。
　　
　　三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课题和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在所选28个专题研究中，有接近一半的题目是以往中国的苏联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过的。这里有《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1920~1930年代苏联领导干部住房问题研究》、《苏联官册制度与干部状况研究（1923~1929）》、《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古拉格：苏联强制劳动经济体系的形成》、《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1945~1949）》、《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等等，其中有些问题，即使在俄国也才刚刚开始研究。
　　
　　苏联74年的历史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俄国解密的大量档案文献，涉及方方面面，随手拈来，就是一个好题目。所以，我们的研究切不可只停留在一些老材料、老问题面前，止步不前，而应该不断开拓出新的局面。即使是那些老生常谈的题目，在新出现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面前，也应该露出新的面目，给人新的启发。本课题中亦有不少人们常见的研究题目，如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大清洗”、苏共二十大、“新思维”以及苏联解体的过程等，在利用新材料的基础上，这些研究都比以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于十月革命的复杂背景，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30年代“大清洗”的规模和运行机制，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起因，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产生的背景和变化过程，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彰显，文中描述详细充实，过往烟云历历在目。不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向人们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完整的和客观的历史现象，而且引入了新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问题的各个侧面，从而对这段历史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解读。
　　
　　四努力把年轻学者推上第一线
　　
　　本课题在设计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应该努力把年轻一代的史学研究者推上第一线。这样考虑，首先是出于一种担忧，即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队伍目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苗头。改革开放以后，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学习俄语的学生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在大量青年学子拥向美国史、日本史研究领域的同时，进入苏联史研究阵地的却寥寥无几。后继人才本来就少得可怜，研究经费又十分短缺，如果我们再不利用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启动之机着眼于年轻人的培养和训练，那么早晚有一天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就会停顿下来。其次也是寄予一种希望。年轻学者精力旺盛，掌握语言的能力又相对较强，只要意识到位，并给以经费补贴，他们有充分的条件去挖掘、收集和阅读大量的档案文献，而这一点是许多老一代研究者望尘莫及的。这些年轻学者一旦走上科学研究的正路，就完全有可能为中国的苏联史研究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本课题组织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以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在22名作者中，年逾（或近）古稀的老一代学者5人，45岁以上的中年学者5人，其余12位均可谓年轻学者或学生，包括参加课题研究期间的在读博士研究生9人（他们所做的研究都是其博士论文的精华或一部分），平均年龄约48岁，最小的只有25岁。这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有热情，有干劲，肯于埋头读书，用心收集和研读档案文献，只要看看文章的注释，就知道他们确实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当然，他们之中很多人还缺乏经验和训练，对史料分析、综合及升华的能力也比较欠缺，特别是中文的修养离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要求尚有距离本课题在最后统稿时，也确实拿掉了两篇年轻作者的文章，在此，笔者希望他们不要气馁。他们掌握了很好的材料，但目前还不能充分利用这些史料讲述历史。就是说，方向是正确的，但功力还很欠缺。。不过，只要继续努力，肯下工夫，勤于学习，相信他们必会有所作为，在未来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领域大显身手。
　　
　　最后还要说一句，这本书只是我们实证性专题研究的第一步。自然，仅仅靠一两部这样的研究著作，我们还不足以解答历史提出的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这样做，就是在朝着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向努力。我们相信，如果重视档案文献、强调实证研究在中国的苏联史学界形成风气，如果有更多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这样的研究中来，中国学者定然不会辜负人们的期望。
　　
　　课题组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
　　
　　2008年9月
　　
　　
　　一、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苏州科技学院姚海
　　
　　●1、自发的二月革命（27~43页）
　　
　　二 自发的二月革命
　　
　　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一切都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自发性与革命进程
　　
　　自发性是二月革命的主要特征，从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这8天局势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自发性爆发的结果。这8天的时间可以分为两段：2月27日以前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运动，各政党都未充分认识局势的性质，也未采取实际措施来组织和引导革命；27日开始各政党竭力影响革命进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促使沙皇退位、组织临时政府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在组成苏维埃、影响群众运动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力量有限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但“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

　　
　　二月革命史的研究者几乎公认，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这一天是国际妇女日，在首都的一些企业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小型###或会议，开始了罢工和游行。工人队伍按习惯走向市中心涅瓦大街，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这一天，彼得格勒有12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2%）参加了罢工。
　　
　　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真实原因是彼得格勒粮食供应不足。有一种说法，23日开始的事件就是“面包骚动”。沙皇政权的保安局在2月初的报告中就指出，“如果居民还没有发动饥饿暴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组织这样的暴动：愤怒在增长，而且看不到增长的尽头。而这类饥饿群众的自发暴动将是走向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疯狂和无情破坏道路的第一或最后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
　　
　　Станислав Кульчицкий，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День，4 октября 2003. 2月中旬，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排队买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居民中的担心、不安和不满在不断加剧。据二月事件的参与者记载：23日的“罢工很快变成了大街上的骚动。这种骚动是自发的……原因是商店门前排队的人们买不到面包”
　　
　　ЗаславскийДО,Канторович ВлА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Т. 1，М,1923，с18.。当然，彼得格勒的“粮食”问题仅仅是积聚在帝国内部的不满这一巨大的炸弹和火药桶的引爆物而已。
　　
　　罢工开始后，它并没有被马上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也没有人想过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人们对于群众性的罢工斗争已不感到陌生了，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正因如此，“几乎谁都没有把2月23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30页。。
　　
　　但23日开始的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2月24日，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参加###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一些面包铺遭到抢劫，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6万人，一些工厂还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城市居民的其他一些阶层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但各个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区联派等，都还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但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群众运动的浪潮仍然在自发地滚滚向前。
　　
　　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沙皇当局也把它视为通常的“骚动”，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担心。2月22日离开彼得格勒去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在25日获悉彼得格勒的事态后，给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去简短电报，要求立即制止首都的骚动。当天夜里，有100余名各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2月26日是星期日，警察和部队在城里一些地区向游行者开枪。巴甫洛夫近卫团第四连的士兵拒绝执行镇压游行者的命令，带着30支步枪和不超过100发子弹走上街头，往涅瓦大街进发。在遇到一队骑警阻拦后，他们开了枪。弹药用完后，他们返回兵营并筑起路障。造反遭到镇压，19名主谋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到26日傍晚时，很多人都感到，秩序已经恢复了。晚上，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宣布了沙皇关于杜马休会并延期至4月的敕令，并将其送达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这个行动被认为实际上就是解散杜马。沙皇政权一向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活动是造成革命形势的重要原因，所以希望通过解散立宪派控制的国家杜马来除掉骚动的中心。
　　
　　此时，运动似乎已被压制下去了。26日晚上，在克伦斯基家中举行的各左翼政党聚会上，对局势的估计是保守的。卡尤罗夫回忆说，当时“可以感觉到一点：起义已被消灭了。游行是手无寸铁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还击采取坚决措施的政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区联派的代表尤烈涅夫认为:“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也是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德?阿宁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第30页。
　　
　　至此，由23日自发开始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事实很清楚，运动并不是按照某个政党的既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也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和发动了它。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提出疑问：“二月下旬发生的‘面包骚动’可以被认为是自发的，但它难道已经是那个我们所称的二月革命吗？”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2002，с8.
　　
　　随后发生的事情又是出人意料的。局势在2月27日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发动了游行，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同###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
　　
　　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1/3。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散掉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直接指挥的约1000人的一支部队起先集中在海军部大厦等待前线部队到达，然后又到冬宫广场准备保卫冬宫。28日黎明时分，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来到了冬宫，在同将军们谈话之后，他指示哈巴罗夫的部队离开冬宫，他不想让人说罗曼诺夫家族又像1905年1月那样在冬宫广场上向群众开枪
　　
　　Иоффе Г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Керенский，Корнилов. М,1995，c30.。于是哈巴罗夫的部队回到了海军部大厦。28日白天，人群包围了海军部大厦。在得到消息说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以及没有前线部队到达彼得格勒之后，哈巴罗夫命令部队有组织地不带武器撤出海军部大厦。就这样，彼得格勒已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
　　
　　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人。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士兵们同工厂工人一起，占领了兵工厂、海军部，夺取了彼得保罗要塞并放出了刚被逮捕的沃伦斯基团士兵，然后又释放了被囚禁的###。内务部和保安局被捣毁。沙皇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塔夫利达宫正门前的台阶成了无休止的群众大会的讲台，登台发言的人一个紧接一个。没有人怀疑专制制度已被推翻，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专制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全面倒戈的原因值得探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的人员组成则主要是那些因负伤而送到后方现在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从军事角度说，这是一支涣散的、没有纪律性的、没有战斗力的军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构成使其比较容易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但在二月事件中，他们的发动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并派往前线。他们随时准备抓住有可能使他们呆在首都安全的兵营里而避免上前线的任何机会。而且，根据同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协议，作为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他们将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而不被调往前线。
　　
　　Из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1917 год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2002，№45，12 ноября 2002 г.在旧制度垮台之后，围绕着调动卫戍部队到前线的问题，仍进行着激烈的###。临时政府还是试图把哪怕一部分“革命卫戍部队”调离首都，但布尔什维克把卫戍部队士兵视为自己最主要的支柱，捍卫他们留在彼得格勒的权利，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确实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在前线部队甚至在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中，对于首都卫戍部队极为鄙视和敌视。在阵地上流传着这样的威胁：“我们要用刺刀把彼得格勒那帮家伙押进战壕！”Из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1917 год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2002，№45，12 ноября 2002 г.从政权安全的角度来说，沙皇政权把大量的后备部队放在首都是干了一件蠢事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Керенский，Корнилов. c29.。因为无论如何，正是彼得格勒士兵的暴动成为二月事态转折的标志。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27日由民主派政党和自由派政党分别发起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
　　
　　这天，刚从监狱中出来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部领导人、孟什维克КА格沃兹杰夫、ПО波格丹诺夫、ГЗ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利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立即散发传单，要求各企业和部队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利达宫集中：每1000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选出一名代表。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与会者超过1000人。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齐赫泽担任主席，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呼吁书，内称“斗争还在继续，它应该进行到底。旧政权应该彻底推翻并让位于新的人民管理。这样俄罗斯才能得救。为了顺利完成争取民主的斗争，人民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我们将齐心协力为彻底排除旧政府、在普遍秘密直接和平等基础上选举并召集立宪会议而斗争”
　　
　　Станислав Кульчицкий，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День，4 октября 2003.。
　　
　　会上还成立了由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和菲里波夫斯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部，建议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选举连和营的委员会或苏维埃，由其掌握武器、控制部队和管理军营内部生活；宣布士兵与其他公民平等。苏维埃决议以呼吁书或命令的形式公布这些决定。为形成这个文件，选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当天完成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所有武器必须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士兵在享有公民权利方面不受任何限制，等等。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证实，一号命令当时共印刷了900万份。
　　
　　ВВКожинов，Россия век XX 1900-1939. Москва，1999. http://hronoskmru/libris/kozhin20vekhtml在这之后，苏维埃在士兵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俄国军队迅速瓦解。
　　
　　苏维埃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现实政治力量。不过，在其成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维埃领导人和苏维埃代表对自己的力量并无信心，也不够强硬。每次一听说有某支部队快要到达或可能发生枪击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是假的，苏维埃代表们就抓起自己的大衣或斗篷，仓皇奔向出口
　　
　　Иоффе Г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Керенский，Корнилов. c31.。沙皇政权可能镇压仍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令人恐惧的阴影。
　　
　　在彼得格勒的运动愈演愈烈之时，自由主义反对派也加强了对政府的压力。2月27日，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几乎同时，也是在塔夫利达宫，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召集进步同盟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根据会议的授权，罗将柯向正在莫吉寥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强调了局势的严重性，并且指出，制止革命和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立即解除所有大臣的职务，由沙皇发表宣言，宣布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委托一个受公众信任的人来组织新内阁。罗将柯还同军队主要将领谈判，促使他们向沙皇施加压力。在这个过程中，召开了部分杜马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恢复首都秩序与联系有关机构和人士的杜马临时委员会”，由罗将柯任主席。杜马临时委员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宣布它将负责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同时罗将柯电告沙皇，说彼得格勒的革命如火如荼，政府机构已经失去作用，无知的群众主宰着局势，为了防止军官和政府官员被杀，安抚狂热的情绪，杜马委员会决定承担起政府职能。但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领袖是小心翼翼的，“就像在苏维埃中的情绪一样，这里也没有任何自信——也许今天或明天就会有部队从前线回来，将会严厉地对付‘杜马革命家’”。
　　
　　Иофф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Керенский，Корнилов. c31.
　　
　　君主制问题
　　
　　在27日中午以前，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的将军们还没有特别注意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道，认为这只是通常的“骚动”。但在传来有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暴动、首都当局无力用自己的力量将其平息的消息后，大本营才“清醒过来”。尼古拉二世的第一反应是明确的：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曾任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由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签署的秘密命令授权伊万诺夫将军对居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с15.
　　
　　根据沙皇的指示，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命令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前往彼得格勒，同时还从北方战线、西方战线和西南战线调了几个团和一些“可靠的将军”去彼得格勒。运载格奥尔基营的列车在3月1日早上到达皇村，然后又退到维里扎车站并在这里停下，部队没有采取行动。从北方战线调来的一支部队在卢加车站同地方部队的代表相遇，随后宣布自己不会承担###任务。
　　
　　28日清晨，在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出发前，尼古拉二世乘专列离开了大本营前往彼得格勒郊外的皇村。这一天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还没有波及俄罗斯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后，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如托斯诺、柳班等看来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后来弄清楚，是经过托斯诺和柳班的军车上的士兵砸了车站上的小吃部，然后又上车走了。但为了安全，沙皇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沙皇专列在3月1日中午停靠旧鲁萨车站，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还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3月1日晚上专列到达普斯科夫车站后，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登上了沙皇专列，在此之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鲁兹斯基后来写道：沙皇对他提出的“关于成立责任内阁必要性的理由平静地、冷静地但又带有强烈信念地表示反对”，说难以想象一个立宪制的俄罗斯将会是什么样子
　　
　　Иоффе Г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Керенский，Корнилов. c32.。沙皇不同意鲁兹斯基提出的“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公式，但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3月2日0时20分，沙皇给已经率领部队到达皇村的伊万诺夫将军发去这样一封电报：“在我到达和向我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Боханов АН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 М,1996，c138.但他事实上再也未能到达皇村，而已在皇村待命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那么俄罗斯将会成为立宪君主制国家。然而，彼得格勒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下层”，但如火如荼的群众###、游行，以及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的情况，对杜马反对派形成了新的压力。在杜马临时委员会中，以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为首的部分人倾向作出更大的让步以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即废黜尼古拉二世，以一位新的君主来取代他。按照米留科夫及其支持者的考虑，这将为保留君主制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具体的方案是：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将皇位让与皇位继承人、13岁的阿列克谢，由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杜马领袖们感到，这个方案比较适合快速变化的局势。十月党人古契科夫和君主主义者舒尔金被火速派往普斯科夫，以便直接与尼古拉二世谈判。
　　
　　鲁兹斯基将军在结束同沙皇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回到自己的司令部与罗将柯通话。通话是从3月2日的凌晨3点30分开始的，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鲁兹斯基告诉罗将柯沙皇已作出让步时，罗将柯回答说：“很遗憾，宣言（指成立责任内阁的宣言）已经晚了”。“皇朝的问题被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要求沙皇逊位给儿子，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摄政已经是确定无疑的”。罗将柯表示，只有这样处理，危机才可能解决，“政变将是自愿的，而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痛苦的，那时一切都将在几天内结束。”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с16-17.为了敦促尼古拉二世退位，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古契科夫和舒尔金作为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
　　
　　鲁兹斯基与罗将柯的谈话通过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了解杜马领袖的新意见后，指示大本营的卢科姆斯基将军把北方战线参谋长Ю达尼洛夫将军叫到电话机旁，要求他立即“不顾礼节”叫醒尼古拉二世，把鲁兹斯基和罗将柯谈话的全部内容提供给他。同时，他指示将鲁兹斯基与罗将柯谈话的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舰队的司令。阿列克谢耶夫要求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他的措辞是有倾向性的：“看来，局势不允许其他的解决办法”。当天，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等先后回电，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做出牺牲。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将军在电报中说：“为了拯救祖国和皇朝，作出符合杜马主席声明的决定，看来是能够制止革命、把俄国从无政府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措施。”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с18.只有罗马尼亚战线司令萨哈罗夫将军愤怒地表示反对并谴责罗将柯等杜马立宪派领袖的“背叛行为”。
　　
　　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从阿列克谢耶夫那里收到的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尼古拉二世面无表情地读了鲁兹斯基带来的电报，然后鲁兹斯基开始说话：只有这条出路，让位给皇太子。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尼古拉二世说：“我不知道，是否全俄罗斯都希望这样。”鲁兹斯基将军回答说：“陛下，现在没有进行民意调查的可能性，但事态发展很快，形势已经恶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拖延都有可能产生无可挽回的灾难。”鲁兹斯基要求沙皇听听在场的萨维奇和达尼洛夫将军的意见，尼古拉二世表示“希望听到坦诚的意见”。两位将军支持自己的司令的意见。大家都沉默不语，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沙皇说：“我决定了，我退位。”
　　
　　Отречение НиколаяⅡ：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чевидцев. Л,1927，c197-199.随后拟定了给罗将柯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两份电报，其内容是：尼古拉二世将皇位让与继承人阿列克谢皇子，在他成年以前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摄政。但在电报就要发出时遭到了一些沙皇侍从的阻止，他们为沙皇的决定而震惊，要求缓一缓再发出电报，至少等到彼得格勒有新消息来，因为当时知道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已经出发来普斯科夫了。尼古拉二世有些动摇，也许是看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于是决定听了杜马使者的意见再说。
　　
　　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沙皇阐述了关于他让位于阿列克谢的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白天他决定让位于儿子，但在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处境和儿子的病情之后，决定不仅自己退位，而且也代儿子让位于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鲁兹斯基将军后来写道：大家都哑口无言，因为沙皇没有权力为儿子——法定继承人——放弃皇位。在一阵沉默之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接受了新的方案。他们认为，在国家基础已遭破坏、对法律的理解变得虚幻的情况下，让谁成为新的君主的问题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他们只是请求尼古拉二世在签署定于3月2日下午3点退位的文件前，批准任命李沃夫为总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总司令。在沙皇签署的声明中说，“我传位于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我嘱托我的兄弟在管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并宣誓忠于那些将由他们确定的原则”。稍后，3月7日，在对军队的最后文告中，尼古拉二世要求“服从临时政府”。这个文告被临时政府禁止发布。
　　
　　保存下来的沙皇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的谈话记录表明，沙皇是动摇的。他的怀疑源自于他不相信缺乏经验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具有管理这样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庞大国家的能力，以及确信只有君主制和专制制度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他在决定退位的时候相信，俄国的君主制度将会保留。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尼古拉二世回到包厢时眼中含着泪水。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显然，他认为自己是被那些有义务为自己服务到底的人出卖的。在俄国君主制垮台的过程中，平时是如此强硬、如此招眼的俄国君主主义者，特别是黑色百人团，在关键时刻却没有表现出保卫君主制和君主的愿望，相反急忙离开了沉没中的君主制船只。
　　
　　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早上还调动部队前往彼得格勒，但到晚上他就决定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了。在这段时间里，罗将柯说服他不要用暴力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彼得格勒，而要用政治的方法促使沙皇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这个关键军事领导人立场的转变对后来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得到各战线司令的支持后，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已经到达彼得格勒郊区的伊万诺夫将军放弃早先确定的行动，并促使尼古拉二世接受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要求。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急剧转变，后来一些侨民和君主主义者指责他背叛。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同情自由主义领袖，主要是出于吸引更广泛社会力量参加军事努力的考虑。他认为，由于拉斯普京丑闻，尼古拉二世在军队高层已经威信扫地，随着他的退位，政权将得到巩固，军事努力将会更加积极。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了，就像当初试图通过允诺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挽救君主制一样。随着彼得格勒群众情绪的发展，自由派领袖中出现了主张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罗将柯在与普斯科夫和大本营联系过程中竭力使将军们相信，拒绝宣布米哈伊尔为皇帝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是有效的，立宪会议将就俄国君主制度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新的突然的转折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气愤，他试图在大本营召开战线司令会议，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对政府施加压力，但他已找不到直接的支持，将军们不再愿意干涉彼得格勒的政治骚动。
　　
　　3月3日清晨，10~12名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来到百万街布加金娜公爵夫人宅邸，米哈伊尔就藏在那里，向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供“裁夺”：以克伦斯基和罗将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以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坚持要他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罗斯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在拟定的宣言文稿中是这样写的：“我决定：我只在我们的人民表达了自己意志的情况下才可能接受最高权力，他们应该举行全民选举，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宣言呼吁全体居民服从临时政府并以此使之合法化。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в 1917 году.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с25.俄罗斯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挟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是结束君主制的主要力量。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群众的情绪是出现了超越立宪君主制的范围的趋势，在有些工人、士兵的###上，通过了实现共和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是出自“孱弱的群众”，而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然后“执行委员们”向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倾向于由立宪会议解决未来国家制度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加强。这些事态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情绪。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立宪派在国家制度和皇位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群众长时间的反对王朝的口号声。随后，举行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卫戍部队的军官派出代表团向杜马委员会表示，如果米留可夫不收回自己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里都无法保证。米留可夫只得宣布，他说过的有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于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毁掉，把古契科夫干掉。

　　
　　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庞大的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革命期间，工人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并不一致，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在一部分情绪激进的首都工人提出“打倒沙皇”的口号后，仍有很多工人对此并不确定，甚至愿意支持君主制度。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社会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政权问题
　　
　　当沙皇专列在铁路线上来回运动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但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通过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的妥协性纲领的八点内容是：立即赦免###，实行言论、出版、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俄国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苏维埃确实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工人、农民、士兵）的利益，而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以及全国性的利益。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已经创造了日后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除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一条较为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条件。
　　
　　通常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因此，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情况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就是没有有效的政权。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未能摆脱旧制度遗产就急剧地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主化，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因此不可能没有消极后果。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接受为允许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临时政府只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才被迫作出了政策让步，但实际上临时政府还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领袖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结果最终被群众抛弃。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以及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2月底3月初彼得格勒的事变。
　　
　　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布勃利科夫关于杜马已掌握政权的电报以及报纸上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导，成为地方上开始革命的信号。“电报革命”也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微弱的这一事实，说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但首都与外地的革命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如果说彼得格勒的革命主要是在“打倒战争”的口号下展开的，那么外省的革命则更多的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进行的。“革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地方3月发生事件的潜台词，有时甚至成为直接的口号。
　　
　　2月27日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后，马上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自治机关的有力支持。数千封来自地方的电报都表示拥护革命、拥护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机关都把它视为“革命人民意志的产物”，是人民“早已期待的政府”并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宣称已为全面支持临时政府作好了准备。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人在给李沃夫总理的电报中说，他作为地方自治运动公认的领袖而当选为政府首脑是实现俄国地方自治运动宿愿的保证。斯摩棱斯克地方自治会议表示相信，李沃夫领导的政府“将把祖国引向最后的胜利并为伟大的俄罗斯开辟光辉的前景”。
　　
　　Грасименко ГАЗемство в Февральской буржуаз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7，No4，с76.
　　
　　革命初期，临时政府把地方自治机关作为地方政权的唯一基础。在二月革命从首都向外省发展时，地方自治机关成为临时政府的权力在地方上的支柱。许多省、县的地方自治机关向临时政府提出，他们应该成为地方政权的骨干。还有一些地方自治机关干脆自行接管了当地政权。而临时政府也在3月5日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临时政府委任的拥有全权的政治委员，暂署当地政务，从而使临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控制了全国。
　　
　　但这个决定也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任命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政治委员是对革命的嘲弄，并纷纷给临时政府发出信件和电报表示抗议，要求临时政府以至李沃夫总理本人解除当地政治委员的权力，其理由都是这些人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3月，在彼得格勒、明斯克、梁赞等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群众自发地逮捕政治委员或宣布解除他们职务的事件。4月，政府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这类情况的报告。在革命中被卷入政治生活的人民群众迅速地觉醒，要求一切政府官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形势迫使自由主义政党控制的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做出妥协，改变了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同时开始正视“社会执行委员会”的存在。社会执行委员会出现于二月革命期间，并很快遍布全国，在省、县、区各级积极活动。同地方自治机关相比，社会执行委员会是群众自发的组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立场也更为激进。
　　
　　3月中旬，临时政府决定省和县的政治委员由选举产生，力图争取社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临时政府还公开表示，当初指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地方政治委员，是认为他们在民主阶层中享有威望并受到信任，堪为政权的基础；现在既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都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由其他社会人士担任政治委员。3月27日，临时政府又发出指示，各省政治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应依靠同全省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社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应成为全省社会意见的负责任的表达者。于是，社会执行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自治机关而成为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原先由临时政府任命的省、县政治委员，开始被社会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接替，政权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让步也许是自由主义在二月革命后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作出的最重要的努力。自由主义领导集团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削弱了自己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
　　
　　●2、布尔什维克与七月事件（54~68）
　　
　　四 布尔什维克与七月事件
　　
　　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列宁《四月提纲》的思想后，开始为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临时政府在面对和处理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1917年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了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运动，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运动。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
　　
　　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c84-85.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实际情况是，七月事件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在七月事件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和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七月事件的酝酿和发生
　　
　　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生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普遍的宣传鼓动和党内激进分子的组织发动工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七月事件的原因分析在当时就是有分歧的。有些观察家确信，起义与联合政府瓦解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报纸特别关注临时政府中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因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部长的分歧而辞职的问题7月2日，因策列铁里、克伦斯基、捷列申科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代表团在基辅事实上承认了乌克兰在立宪会议前就享有广泛自治，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辞职，试图以此迫使临时政府对革命自发性施加更大压力。。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论报》记者认为，联合政府的瓦解给部分部队的士兵和一些工厂的工人提供了一个要求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绝好机会。也有一些别的说法，如认为首都的骚动是由卫戍部队反对军事指挥机关对前线拒绝进攻的部队采取严厉措施而引起的。
　　
　　Рабинович А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 М,1989.c30.综合后来的研究，七月事件的起因是：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在得到俄军在西南战线的进攻遭到失败的消息后，准备把部分彼得格勒的部队调往前线，引起士兵的骚动；而7月2日立宪民主党部长退出政府一事造成了群众不满情绪的普遍爆发
　　
　　Иоффе ГЗ.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c84-85；Борисов НС. Ключ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1993，c110；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1999，c47.。
　　
　　七月事件的大背景是6月以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拖延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在6月底和7月初的时候，整个彼得格勒“到处都在谈论某种事件即将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日……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哪里和怎样发动，但能感受到整个城市都处于大爆炸的前夜。”
　　
　　Суханов НН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 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7月3日早晨，第一机枪团士兵要求本团的各连委员会和团委员会会议立即讨论武装示威问题。会议气氛非常激烈，前线的问题和政府危机问题交织在一起。会议选举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每连派二人参加，以此来代替以前的团委员会。临时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彼得格勒各工厂、各部队和克朗施塔得去进行宣传鼓动，请求援助。
　　
　　第一机枪团士兵的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7月3日早上7时，很多工厂的工人排着队走上街头。9时，有7个团的士兵拿着武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示威游行的人数很快达到数万人，他们的要求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任命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部长。涌向塔夫利达宫的人群具有“散漫的”的样子，示威游行像是破坏性行为，而不像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Суханов НН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 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除了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以外，示威群众的另一个聚集地是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起事的士兵和工人是把布尔什维克视为自己的领导者而来到这里的。托洛茨基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来，是为了得到指示、领导和鼓励；到塔夫利达宫去，则是为了提出要求甚至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威胁。”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虽然反对临时政府、不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政策的运动是自发地开始的，但舆论普遍认为发生危机的主要责任者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全俄中执委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出结论：首都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一部分手持武器上街是受到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认为布尔什维克试图利用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不满和不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党派报纸《交易所通报》的社论作者更直接地提出了问题：“这是什么？是实现6月10日没有实现的布尔什维克的欲望？是武装发动反对临时政府和按多数原则组织的民主制度？”官方机关从示威游行一开始就将其称为起义或暴动，并试图寻找武装力量来保卫临时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Рабинович А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30.
　　
　　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早在6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就试图借助于强力手段和街头斗争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向全俄中执委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施加压力来解决政权问题。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市苏维埃成员沃洛达尔斯基曾要求发动群众性示威游行，以此为手段破坏政府的军事努力、保持越来越不耐烦的工人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最终迫使苏维埃多数派组织由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建议在6月10日举行工人和士兵的反战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中央同意。只是由于苏维埃大会的多数代表反对这样的示威游行，而布尔什维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抗，才最终取消了示威游行的计划。然而，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定的6月18日支持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布尔什维克还是让参加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工人打出了自己的口号。这一成功刺激了党内的激进分子在7月初组织新的行动。他们主张把对于临时政府的压力扩大延伸到苏维埃。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1993，c143.
　　
　　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宣传是鼓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的，而且7月3日开始的运动也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待运动的态度是不统一的。有些领导人认为发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对已经开始的运动持谨慎态度；有些人主张采取“立即行动”的路线，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其主要代表出自于党的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一些区的委员会；还有一些人则持观望态度，没有明确表明立场Соколов А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c47.。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克朗施塔得水兵和驻军中都有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由波得沃伊斯基和涅夫斯基等人领导的军事组织策划了3日开始的行动Головатенко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1993，c143.。也有学者虽然强调运动是自发开始的，但也承认军事组织利用了形势。无论何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是没有疑问的。军事组织领导人波得沃伊斯基具有超级极端分子的声誉，是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第一个宣称“革命没有结束，它刚刚开始”的人。另一位领导人涅夫斯基后来谈到自己在1917年革命中的活动时，经常赞扬军事组织领导层的独立性和激进主义。他说，7月3日，“在自己的新支持者卫戍部队士兵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准的情况下非常积极地推进了运动。”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38.
　　
　　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最有影响的激进分子是拉脱维亚人马尔登?拉齐斯，他代表强大的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早在准备未能实现的6月10日游行时，拉齐斯就特别强调，游行参加者必须全副武装。他和同样好战的中央委员、立陶宛人斯米尔加一起，呼吁党“武装起来，夺取火车站、兵工厂、银行、邮局和电报局”。在七月事件发生前、不满情绪逐渐增长的情况下，他批评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了消防队员的作用。多年以后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说，列宁中断他在芬兰乡间的休息回到彼得格勒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疯狂追求”БончБруевич ВД На боевых постах Февральской 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1931，c77.。
　　
　　但是，试图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的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被带上首都街头进行“武装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克朗施塔得水兵没有得到具体的任务。事件的目击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认为，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没有组织、也没有下令在7月3日起事，但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准备了起义，只是没有把起义时间确定在7月初Суханов НН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 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需要指出的是，7月3日起事士兵中的领头人物除了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机枪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布莱赫曼在7月3日早晨就公开号召以武力推翻政府；士兵领袖之一无政府主义者谢马什科少尉在第一机枪团发动过程中也十分活跃：“他向工厂征用汽车，架上机枪，开到塔夫利达宫和其他地点。……自己又带着他那一团人走出兵营；他骑马到莫斯科团的后备连去，成功地劝说他们出来……他不断地与设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的［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联系。”
　　
　　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此外，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尼基弗洛娃在7月2~3日率领首都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团去克朗施塔得，在那里发表演说，动员水兵支持彼得格勒的起义，并成功地促使一大批水兵决定和克朗施塔得卫戍部队士兵一起参加彼的格勒的七月事件
　　
　　Ермаков ВД Маруся: портрет анархистки.//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91,N3.c91.。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一日三变
　　
　　在7月3日一天里，布尔什维克中央对运动的态度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领导运动，再到取消支持。
　　
　　3日早上开始的运动很快就表现出转变为无政府主义暴乱的现实危险，迹象已经开始露头。这种情况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当天下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试图制止运动。
　　
　　3日下午3时左右，机枪团的两个士兵代表来到正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里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报告说他们团已经决定发动起义。据托洛茨基说，“没人料到此事，也没人希望发生此事”。托姆斯基宣布：“那些已经发动的团的做法不是同志式的，他们没有邀请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发动问题。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议：第一，发表呼吁书劝阻群众；第二，准备一封给执行委员会的信，要求它掌握政权。在缺乏进行新的革命的愿望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谈不上发动。” 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赞成托姆斯基的提议。沃洛达尔斯基以会议的名义回答机枪团士兵，要他们服从党的决议。4时，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代表们分散到各区各工厂去做工作，劝阻群众上街。呼吁书的文本送到了《真理报》，准备次日早晨印在第一版上。斯大林奉命将党的决议通知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看来，在运动初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但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例如，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领导人拉齐斯明确地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认为它回避了同临时政府的坚决冲突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40.。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劝阻示威游行的决定后，街上的群众并没有平静下来。武装的士兵坐着征来的轻型汽车和军用卡车，手持武器，打着红旗，整个傍晚在全城活动。据报载，一群士兵曾试图逮捕军事部长克伦斯基，但未成功。傍晚时分，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工人举着旗帜，许多人还带着家人，聚集在临时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的玛丽宫和塔夫利达宫前面。他们打出的旗帜和喊出的口号是：“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6月18日组织示威游行时就提出的口号。
　　
　　晚上7时，在塔夫利达宫召开苏维埃工人部会议。会议过程中传来消息，工人队伍和两个团的士兵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加米涅夫在会场一片骚动中登上讲台，正式表态对起义予以承认：“我们没有号召发动，但人民群众自己走上了街头表达自己的意志。既然人民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中间。现在我们将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给运动以组织性。”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晚上8时，全副武装的士兵高举红旗和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标语，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聚集。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拉舍维奇在阳台上发表演说，试图叫士兵们回去，而群众在底下报之以一片“打倒！”的呼声。在部队之后，又来了很多工人。在此期间，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水兵们将开往彼得格勒，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们。克朗施塔得是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基地，决定性的因素。在7月3日夜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动摇的时刻，克朗施塔得是那些坚持主张起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手中的王牌。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紧张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起义群众领导者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加米涅夫在工人部会议上表了态，但要不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号召继续“和平示威”，“这个问题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彻夜受到犹豫和动摇的煎熬”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
　　
　　在示威游行浪潮高涨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人公开支持运动。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全市代表会议以及各部队和工厂的代表，共同通过一个决议：不再试图阻止群众，而要领导运动，促使政府危机的解决有利于人民；为此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平地去塔夫利达宫，选出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大家决定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次日继续示威，“以一种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让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关注群众的意志”。当时在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意了这个策略转变。这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决定领导运动了。立刻起草了告工人和士兵书；为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准备了相应的标语，以替代下午中央委员会制止示威的声明；新决议印成传单散发。
　　
　　托洛茨基认为，“这并不是号召暴动”。但他承认，“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沃洛达尔斯基，动员卫戍部队的责任则属于军事组织”。虽然党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力量对比关系还未达到能够夺权的时候，因此主张示威游行应该具有和平性质，但事实上掌握了运动进程的党内持激进立场的活动家如斯米尔加、拉齐斯、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等，以群众情绪为依据，坚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
　　
　　Горинов и др ММ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М,1992.c48-49.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突然走到了舞台中心，“完全控制了运动，并且着手组织尽可能强大和广泛的军事支持。军事组织特别要求前线的支持，派出装甲车占领关键目标和桥梁，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占领了具有重要心理和战略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c38.。
　　
　　晚上10时30分，在塔夫利达宫前面的广场上，示威群众举行###，选出了一些代表求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罢免10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前线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监督生产。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拒绝群众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要求，坚持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在群众和苏维埃的相持中，夜渐渐深了。局势开始发生变化，群众慢慢散去，街上和各区逐渐平静下来，天平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运动看起来趋于平息，这种情况促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再次趋于克制，取消了自己几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和平示威的号召”，“他们否定了继续运动并拒绝领导它”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为《真理报》准备的标语虽然已经排好了字，制好了版，但还是把它挖掉了。结果7月4日早上出版的《真理报》在第一版上留了一个空白。
　　
　　局面失控与秩序恢复
　　
　　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对运动的态度表现得十分矛盾。
　　
　　4日一大早工人区就行动起来，普季洛夫工厂3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妇女和孩子，凌晨3时就往塔夫利达宫去。上午11时左右开始，陆续有一些部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了50万左右。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塔夫利达宫，有些队伍半路上拐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
　　
　　塔夫利达宫周围到处是人，但既不像和平示威，也不成队伍。有些武装的示威者冲进了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最新呼吁：无意识的力量希望以武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有组织的民主制度，街头运动和破坏行为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所有站在保卫革命立场上的人”都应该“等待全权的民主机构就政权危机做出决定”，即两周以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解决问题。
　　
　　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气氛也达到了高潮。中午12时，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约一万人，在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下，乘坐征用的拖船和客轮开进涅瓦河口。为了这次政治进军的需要，从军火库里拿出来75普特（约25吨）重的军火。克朗施塔得人在涅瓦河岸登陆后，列队前进到了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等待得到指示。“克朗施塔得的水兵和首都的工人受了布尔什维克普通党员鼓动家的鼓动，热烈响应号召。……但号召示威的人并不明白是要彻底推翻政府还是只以和平的方式示威。”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王国龙译，施用勤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00~301页。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有人号召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征用企业、银行、仓库、商店等
　　
　　Соколов АК.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1999.c47.。“在‘起义者’的队伍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计划性和自觉性，也根本谈不上对运动的限制和取消”。而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派出了忠诚的部队：士官生、谢苗诺夫团和哥萨克。局势变得非常严峻，看不到任何防止普遍暴乱和大规模流血的措施。
　　
　　克朗施塔得人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听了列宁的演讲后前往塔夫利达宫，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遭到政府支持者的枪击，发生了对射。随后示威游行的水兵和士兵们开始了挨户搜查。发生了抢劫，很多商店遭难，首先是酒馆、饭店和烟草店。百货商场也遭到攻击。下午，在城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和枪击。“所有这些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这一切完全不像反对资产者部长的示威，也不像主张政权归苏维埃的起义”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книга 4.первая коалиция против революции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xx/suhanov/suhan004htm。在混乱中总共有400多人伤亡
　　
　　Борисов НС.Ключ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а. М,1993.c110。 也有学者认为共有700多人伤亡。参见ММГорино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М,1992.c48。。
　　
　　一些事件亲历者指出，在“起义者”队伍中有一些挑拨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右翼沃伊廷斯基指出：“无论如何，我有这样的印象，黑色百人团挑拨者在人群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自发的暴动。”
　　
　　Войтинский В1917. Год побед и поражений http://wwwfelshtinskycom/卢纳察尔斯基在给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写道：“一切都出界了。黑色百人团分子、流氓、挑衅者、无政府主义者、绝望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把示威变得盲目、混乱。……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实际上在自发性面前让步了。”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Письма мои к тебе，конеч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2.c35.
　　
　　5时左右，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的克朗施塔得人到了塔夫利达宫门口，要求社会主义政党的部长出来见他们。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社会革命党领袖、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去见水兵。一个魁梧的工人用最肮脏的词语咒骂切尔诺夫并给他迎面一拳，大声叫道：“给你权力，你就接着！”水兵们宣布将切尔诺夫作为人质逮捕并把他塞进停在台阶旁的一辆汽车里，以此要求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在托洛茨基出来发表讲话后，克朗施塔得人才勉强放了他。
　　
　　Милюков П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1859-1917). Т.2. М,1990.c334.
　　
　　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于下午6时在塔夫利达宫开会，54个工厂共派90个代表到会。代表在发言中抗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把示威者说成反革命派：“你们看看我们的标语上写些什么。……我们要求10个资本家部长滚蛋。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人。……我们要求立即没收土地，立即实施监督工业。我们要求解决威胁我们的饥荒问题”。“你们见到的不是什么叛乱，而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示威。我们要求土地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我们要求政权转交苏维埃”。 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但是掌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想走上冒险的道路，他们认为政权交给苏维埃意味着要宣布和平政策、与协约国决裂、与本国资产阶级决裂并限于完全孤立，局面将不可收拾。策列铁里坚持：“目前局势使得在彼得格勒环境之中不能实行任何新的办法”，所以只有“承认现存的政府……两星期之内召集一个苏维埃非常大会……在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开会，最好是在莫斯科”。 Троцкий Л.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юльские дни: подготовка и начало. http://gospravru/trotsky_october/2/07/
　　
　　布尔什维克犹豫不决
　　
　　在4日彼得格勒局面明显失控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非常矛盾的。多伊彻指出：“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游行队伍中的布尔什维克带头鼓动，组织得最好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中表现最为突出等。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301页。
　　
　　列宁对于事件的态度自然是最为引人关注的。七月事件开始时，列宁不在彼得格勒。他在6月27日离开彼得格勒去了芬兰的涅伊沃尔村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打算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稍微休息几天，并为预定在7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作准备。
　　
　　7月3日首都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马克西米利安?萨韦利耶夫去向列宁报告情况。鉴于彼得格勒形成了严重局面，而且党已经参与其中，必须立即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早间列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他刚听完最近事态发展的报告，上万名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还是不得不向坚持己见的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让步，同意与水兵见面。但列宁显然很不情愿，在走向阳台准备向水兵讲话时，他多次对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几位领导人嚷道：“你们全都该打。”Кедров М Из красной тетради об Ильиче.// Воспоминаня о Владимире Ильиче Ленине.М 1956.т.1.c485.列宁对克朗施塔得水兵先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然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克朗施塔得人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多年之后，一位当时聆听列宁讲话的人回忆说：对很多水兵来说，列宁要求示威游行保持和平性是很意外的，他们中的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不能理解，武装起来并渴望战斗的队伍怎能满足于成为普通的手持武器的队列呢？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c37.
　　
　　有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布党中央和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形势的人质”、“党内局势的人质”Калягин АВ Ию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17 года: причины，характер，последствия. http://mediassusamararu/materials/russia_1917/part7/page1_7html。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就如列宁对水兵们的讲话所传达的信息是模糊的一样，他对当前运动的态度也是不很明朗的。在4日回到彼得格勒以后直到5日凌晨最终决定停止示威以前，列宁的立场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Горинов ММи др.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 c49.。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同时也要准备好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撤退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38.。
　　
　　当时与列宁十分接近的季诺维也夫在回忆录里说，对于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问题在现在的这场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解决了，事情只在于选择合适的时间。在7月的日子里，整个中央都曾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列宁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人民的愤怒浪潮高涨时，列宁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布尔什维克上层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列宁笑着对我们说，我们现在不试一试吗？但他又马上补充说，不，现在不能夺权，现在还没到时候，因为前线的士兵还不是都站在我们一边”
　　
　　Зиновьев ГН Ленин.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Пг,1918.c56-57.。
　　
　　在七月事件中，列宁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他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当时的情况是，临时政府在首都工人和士兵中还有一定的支持；苏维埃领导层依旧不愿向群众压力让步；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外省居民还是前线士兵都不支持把政权转交苏维埃，在任何情况下“全国所有重要力量”都应该为继续战争和拯救革命共同努力。列宁注意到了这种局面，他认为外省和前线的情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但那里的情况并不乐观，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得到的支持较弱，很多士兵保持着对苏维埃领导层的信任。这种心态和这种判断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就是对当前运动的矛盾立场或犹豫不定。
　　
　　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后几个小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知道了后来对事态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两个新事实：第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已向前线部队发出呼吁，要求恢复彼得格勒的秩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北方战线军队委员会已着手组织混合分队立即派往首都。第二，临时政府准备指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按照德国的指示组织七月起义，并以此动员卫戍部队对付布尔什维克。
　　
　　面临这样的情况，采取谨慎的政治策略显然是必要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小心从事，他们反对可能导致与温和社会主义者彻底分裂的措施，反对不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立场而夺取政权。早在3日晚上进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确信已无法制止发动的情况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接受了党应该支持群众运动并控制它的意见，但同时他们坚持，示威游行必须是和平的。
　　
　　原先持强硬态度的彼得堡委员会部分成员对7月4日是否采取更积极行动的问题也开始趋于谨慎。同工人和士兵有联系密切的沃洛达尔斯基明确指出，这些社会群体还保持着对苏维埃的忠诚，他不想站出来支持那种不顾苏维埃领导层的意志、推翻临时政府的意见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39.。
　　
　　但与此矛盾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已经投入了战斗。特别是党内的激进力量打算放手一搏，7月4日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期待中央委员会发出信号，准备“把事情干到底”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c40.。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
　　
　　据笔者考察，关于德国经费问题，现有的资料和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把一笔经费用于在俄罗斯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分是给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此情况并不了解。尽管列宁本人知道此事，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影响了他的立场或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至于临时政府关于七月事件是由列宁和德国人一起策划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保卫临时政府的分队，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时，原先保持中立的一些卫戍部队团队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早晨6时左右，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彼得格勒的街道很快恢复了常态。到7月6日早上，工人们复工了。从前线调来的支持临时政府的部队相继开进了彼得格勒。
　　
　　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当前形势和党的立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考虑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坚定态度、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仍对苏维埃寄予希望、卫戍部队还有一些部队情绪的变化、前线部队中还缺少可靠的布尔什维克核心、群众意识到“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及他们无意明日再继续斗争等等情况，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示威游行
　　
　　关于7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详细情况至今未见具体材料，有可能是当时未做会议记录。。
　　
　　5日凌晨2~3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5日早晨出版的《真理报》最后一版上刊登了一个简单声明：“示威游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我们结束示威游行。”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c42-43.这个声明本身就是以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以“目的已经达到”作为结束运动的依据，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和参加运动的士兵、工人的目标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主张谨慎从事的领导人虽然认为夺权条件并不成熟，但也不排除相机行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这两派的目标最终都未能实现。
　　
　　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从4月以来党员人数的增长也停止了。但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只是其夺权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二、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时间始末
　　
　　
　　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
　　
　　华东师范大学朱小萍、余伟民
　　
　　●1、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98~108页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和骚动息息相关。1921年2月21日，彼得格勒的特鲁博奇厂工人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要求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提出取消共产党的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当局对此的反应是，决定关闭该工厂并宣布重新进行职工登记。这一举措让工人们的情绪更加激动。2月24日晨，当设于特鲁博奇厂的学员兵
　　
　　俄文为Κурсант，意指军事院校的学员，在苏俄时期因为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并且受到严格训练，在当时被政府认为是最可靠的军事政治后备力量，因此当时他们被派往宣布关闭的工厂站岗，禁止工人进入。岗哨不允许工人进厂时，约300名特鲁博奇厂的工人便带动波罗的海厂、费尔拉姆厂等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大约有2500人汇集于瓦西里耶夫斯基区。鉴于这一严重的形势，政府派出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靠的军事院校的学员兵前去驱散人群。当天下午，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近期在工厂中发生的骚乱是一种叛变行为，决定彼得格勒戒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戒严的实施。
　　
　　次日，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为了实施军事戒严，恢复各区的革命秩序，应在各区成立由相应党委领导人主持的革命三人小组。革命三人小组所有的军事行政命令和决定对该区所有居民有效。所有部署在行政区的军事力量必须服从该区的军事三人小组，在特别情况下也可征得军事委员会的同意。命令自发布之时即刻生效。”
　　
　　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26 Февраля 1921г,Приказ №1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комитета обороны）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укрепленного район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5页。
　　
　　就在这天，工人们仍然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要求言论、出版、###的自由，要求释放最近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工人、红军和水手，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游行示威的工人与设置于各区的军事院校学员兵岗哨发生了数起冲突。2月2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局势，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当天，全俄肃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同反对派斗争的命令，要求“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从特别是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配给机关中清除出去；禁止他们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活动
　　
　　ЦАФСБРФ，ф66，оп1，д32，л119-120，Приказ ВЧК “об усилении борьбы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6。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9页。。根据这一命令，契卡开始逮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者超过100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ФИ唐恩。另外还有约200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被捕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67，л25-25об,Запись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прямому проводу с Петроградо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4.。通过实施严格的戒严措施以及镇压###，政府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局势。
　　
　　但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已经严重影响了近在咫尺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情绪。早在1920年12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已经躁动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是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军队长官日益增长的特权；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某些现象的出现：波罗的海舰队俄###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说明，一些人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信心，还有一些人则已经把党员证给撕了”。
　　
　　РЦХИДНИ，ф76，оп3，д167，л13-19，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1-го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отдела ВЧК Фельдмана в особый отдел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9. 彼得格勒工厂的骚动无异于投向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要塞的火星。1921年2月，本已躁动不安的水兵得知了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也公开骚动起来。最为典型的是“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两舰本来驻防于彼得格勒，后来被调至喀琅施塔得。2月25日前，两舰的形势还算稳定，但舰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满，一是由于调动引起的，因为在彼得格勒的生活相对比较轻松；二是因为缺乏制服和鞋；三是因为拖延2月1日前应当复员放假的期限和经医生委员会认定为伤员的士兵应当免职放假的期限。24日、25日彼得格勒发生的事情使水兵们的情绪异常激动起来。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在大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到来后会议开始。水兵们要求：“1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2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说的特鲁博奇厂的工人，既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3必须阐明演说工人的要求；4必须阐明是哪个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射击。”佐西莫夫很有经验地阐明了俄国的形势并回答了水兵们的提问，很快地控制了舰队的情绪。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来到军舰上，他不太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发表了职业性的讲话，说他作为政委可以保证所有的问题在几天后就可以得到解决。他的讲话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水兵们的情绪重又激动起来，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佐西莫夫建议水兵自己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形势。当即，“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了由萨夫琴科（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水兵，无党籍，据阿格拉诺夫的报告称，除他之外，其他代表的身份均不得而知）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也选出了七人代表团。
　　
　　ЦАФСБРФ，ф114765，т.17，л6-6об,Доклад начальника 2-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особого отдела охраны финлянд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республики，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6页。
　　
　　26日晨，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工厂骚动的原因以及工人们的要求。他们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深入罢工工厂了解情况。尽管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的自由”的口号让水兵们感到不安，但工人们的情绪极大地感染了他们。
　　
　　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舰队后在舰队大会上报告了特鲁博奇厂、波罗的海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工人大批被抓的严重形势以及特鲁博奇厂关于向“人民政权”过渡的决议。次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共13点：①由于现有的苏维埃没有反映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即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并且在改选前就实行工人和农民的宣传自由；②要求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③要求###、组织工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④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⑤释放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以及所有因参加工人和农###动而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和水兵；⑥选举专门委员会以重新审理被拘于监狱和集中营的囚犯的案件；⑦取消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用国家工具达到目的，取而代之的应是组织成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国民文化教育委员会，为此国家应放弃这一特权；⑧立即撤除所有的征粮队；⑨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供应份额应均等；⑩取消所有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以及所有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的值班，如果这样的值班和队伍实在必要，可以在连队中选取，或按工人的意愿在工厂中选取；给予农民以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且还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供自己所用的牲畜；请所有部队以及部队官兵同志附和我们的决议；要求在出版物上广泛地宣传所有的决议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Кронштадт），3 марта 1921г,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й и 2-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后来，此举被看作“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开始。
　　
　　3月1日，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以仅有两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该项决议，并且补充了两点，即：指定流动小组进行监督；允许自己劳动的自由手工业生产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атросов，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ев и рабочих（Кронштадт），3 марта 1921г,Резолюция собрания команд 1-й и 2-й бригад кораблей от 1 марта 1921г,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3页。。这项决议反映了喀琅施塔得起事者的基本要求，从内容上看，除了大致重复彼得格勒工人的要求外，表达的是农民们要求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愿望，他们想获得土地和自由，而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当初向他们许诺过的。
　　
　　当天，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全体大会在雅科尔广场召开，闻讯赶来的喀琅施塔得居民达16000人。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在###的过程中扭转水兵们的情绪。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大会，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任会议主席。他们企图说服与会者放弃如上所述的政治要求，然而他们的讲话却被“够了，这些无聊的话我们已经听了三年了，再也不想听了”的呼声打断。之后，一位名叫佩列佩尔金的水兵（“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发表了反对现政府的演说，并且宣读了第一、第二舰队支队全体大会的决议，除了极少数党员外，大部分与会者附和这一决议。佩列佩尔金在发言的最后还建议所有的部队和组织选出两名代表参加讨论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选举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问题。当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取代政委维持舰艇的秩序。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舰艇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晚上，两舰的舰艇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破冰船派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于次日返回彼得格勒后在“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上做了关于喀琅施塔得形势的报告，这两艘舰艇也在只有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喀琅施塔得人的决议。3月1日晚，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舰艇委员会会议上有人提议逮捕加里宁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加里宁得以离开喀琅施塔得。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600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员。CM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书记员）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委员会。库济明、瓦西里耶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发言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做出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机械操纵员）、图金（电机厂工人）和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
　　
　　Афанасьев ЮН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Москва：РГГУ，1996，с193.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缴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4（приложение），л9，Протокол №1 общего собрания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фортов “Шанц” и “Михаил”，состоявщегося 3 марта по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Федоров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21.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
　　
　　临时革命委员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耶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起义”。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有重要影响。到3月2日晚，驻要塞的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的所有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这样，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0，п2，л28，Обраще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 крестьянам，рабочим и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5.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和炮台的革命秩序。”“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手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企业、工会、部队和海军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8 марта 1921г,Обращ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я крепости и Кронштдат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28页。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在整个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正是在这份刊物上，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他们最初的两道命令，即必须全面地完成委员会的指令和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离开喀琅施塔得
　　
　　Афанасьев ЮНСудь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с198，210，прим.6.。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39，л28；т.32，л40；т.35，л18；т.12，лб/п；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9 марта 1921г,10 марта 1921г,17 марта 1921г,О выходе кронштадтцев из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51.3月2日，3位喀琅施塔得的重要负责人——俄###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员积极参加改选”，“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措施施以任何阻挠”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4 марта 1921г,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бюро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2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40页。。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政府追究责任。
　　
　　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
　　
　　Архив Гувер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ойны，революции и мира Станфор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Коллекция Фрэнка Голдера，ящик 21 “Русское прошлое”.Историк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СанктПетенбург，1991，с355-358，Господину коменданту карель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ектора，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4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2页。之后，苏维埃彼得格勒委员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由于事务繁忙，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命委员会增补了10名委员，他们大多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工人和职员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10，п2，л2，Воззвани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ронштадта к рабочим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м и матросам，Кронштдат，1921，с13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06页。。用阿格拉诺夫的话来说，很难确定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派归属，因为“兵变的参加者以无党派的名义小心地掩饰了自己的党派归属问题”
　　
　　ЦАФСБРФ，ф114728，Приложение，Доклад Агранова в президиум ВЧК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делу мятежа в Кронштадте，Кронштдат，1921，с230。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14页。。1921年4月23日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侦察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两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
　　
　　ЦАФСБРФ，ф114728，т.22，л82，Тереграмма Подгайского в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ЧК，Кронштдат，1921，с354。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第134页。。根据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政府方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论。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临时革命委员会还做了内部分工：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并领导《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瓦利克和罗马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伊科夫负责交通，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领导粮食部门。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塞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3月3日深夜，“临时革命委员会邀请了要塞司令部的所有负责人和军事专家……并建议他们积极行动使要塞处于战斗状态，对此，他们表示同意”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док.№1，прим.1.。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要塞司令部军事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中校和其他军官组成
　　
　　Козловский АНПравда о Кронштадте，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жизнь（Гельсингфорс），5 апрель 1921г.。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最著名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其中包括战列舰支队指挥德米特里耶夫（沙俄时期的海军少校）和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沙俄时期的将军）。3月6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罗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海岸部主任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空军司令、通讯指挥、陆海军部队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以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参加了会议。索诺维亚诺夫要求与会者通报他们部队的人数，并把他们分配到各战区和要塞。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起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之后，要塞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包括在整条海岸线上部署除“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外的步兵、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水兵需留在军舰上稳住阵脚；在靠近彼得格勒港湾区域部署560步兵团；把其余的海岸线分为三个区域，由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在北岸部署鱼雷水兵部队以及舰艇混编部队；其余的岸上部队被划分为较小的军队集群派往各要塞，加强要塞防卫。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560团的总人数达3000人，有将近2000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
　　
　　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命委员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还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Кронштадт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21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введение.3月4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击声，不要惊慌害怕”
　　
　　Известия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4 марта 1921г.。另外，鉴于要塞粮食有限，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实行配额制，以渡过难关。
　　
　　喀琅施塔得水兵、工人骚动的过程大致如此。可以看出，是1921年初俄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了喀琅施塔得的骚动，而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大规模罢工成了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导火线。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对农民的过激做法，大多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人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的自由。从理论上讲，自由选举本来就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政权，此后的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无论是否通过自由选举的形式）。因此，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反政府性质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对骚动立即作出了反应并采取了严厉措施。
　　
　　
　　三、苏联30年代大清洗
　　 
　　
　　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悲剧内幕
　　
　　北京大学徐天新
　　
　　●1、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开端 312~319
　　
　　二基洛夫遇刺事件与大清洗的开端
　　
　　1930年代初期，对党外人士的镇压声势浩大，而对党内的清洗还刚刚开始，而且是分散地、不太引人注目地进行着，也没有涉及最高层的领导干部。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相对比较平和，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但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乌云已经密布，雨点开始散落，只待一声惊雷就会掀起一场暴风骤雨。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身亡，正是某些人期盼的惊雷。
　　
　　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原姓科斯特里科夫，生于1886年，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在高加索工作，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基洛夫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积极贯彻和热情歌颂斯大林的政策。1926年，他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联共（布）西北局书记，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工作受到质疑。1929年9月初，《真理报》刊登文章，把列宁格勒的局势说成是“对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歪曲”和“右倾的具体表现”Правда，1 сентября，1929.。同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工人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告密，说基洛夫曾同立宪民主党有牵连，指责他没有同反对派进行必要的斗争，要求撤销他的职务。基洛夫立即做出反应，开展清除“社会异己”分子运动。不久，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秘密会议，审查了基洛夫的问题。斯大林说，“基洛夫在《捷列克》报工作时犯有错误，他承认这点，但他有权同自由派报纸合作。提交呈文的同志没有正确评价基洛夫和正确看待他在列宁格勒的有益工作”
　　
　　Росляков М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уголов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в 1930-х годах. Л,1991，с109.。斯大林的讲话使基洛夫逃过一劫，但也留下一个“犯有错误”的结论。1930年基洛夫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党中央书记。但他始终不是斯大林最亲密圈子中的人。斯大林最亲密圈子里的人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代表们在会上狂热地歌颂斯大林，发言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1500多次。但欢呼的背后却是人们对现实诸多问题的担心，对中央领导的不满。1960年代初期，党中央主席团下属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仔细调查研究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证实在大会进行期间，在政治局委员ГК奥尔忠尼启则家里举行了秘密###，发起人是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舍博尔达耶夫，参加者还有基洛夫、埃赫、米高扬、柯秀尔、彼德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商议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了。斯大林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可能是基洛夫告诉他的。代表大会最后选举中央委员。选票上的候选人数目同应选出的委员数目一样多。代表可以把名字留下或划掉。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在全体代表面前，有意在拿到选票后看也不看就走到投票箱前投了票”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0，No3，c67.。这显然是要代表按照他的榜样去投票。ЛM卡冈诺维奇还向一些代表建议，划去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的名字，以防止斯大林的得票数少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选举结果，斯大林比全额少了近300张选票。选举委员会主席ВП扎通斯基将情况告诉卡冈诺维奇。后者说，必须让斯大林比基洛夫多得一票。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得知后命令将反对他的选票销毁。最后，扎通斯基向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斯大林实际上究竟得到多少选票，目前还不得而知。档案中保存有1059张选票，但宣布有1225位选举人，即少了166张选票，原因不详。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7，с114-121.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的成员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她说，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有292张选票划去了斯大林名字。其中的289张选票被烧掉，因此在向代表大会宣布的记录里，只有3票反对斯大林。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64～165页。选举委员会副主席韦尔霍维赫也说欠292张选票Роговин В Сталинский Неонэп，Москва，1994，с47. 。还有说欠160票和欠300票的。由于选举委员会的63名成员后来全遭迫害，其中40人被杀害，其他人则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活到1950年代中期的只有3人。这就使得这次选举的内幕更加扑朔迷离。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档案资料能说清这次选举真相，其结果对斯大林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与基洛夫被刺案件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都是尚未明了的问题。
　　
　　1934年12月1日（星期六）下午4点多钟，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的前警卫库利涅夫1960年12月30日向苏共中央下设的委员会作证说，上级禁止他们离领导太近，“命令我们不得近于20~25步”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Материалы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миссии Комитета партий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КГБ，Прокуратуры СССР 1990-1991（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газете），“Гласность”，с74-75.。而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射击。据州统计局负责人米?罗斯里亚科夫基洛夫被刺后，遭逮捕流放。1956年平反回家，1970年写成回忆录，1985年逝世。回忆，他应基洛夫的要求，这天带统计材料到斯莫尔尼宫三层的州第二书记丘多夫的办公室。那里，已经聚集了20~25位市和州的领导人等待基洛夫开会。突然听到两声枪响，大家冲出门外，看见基洛夫倒在门左边的地上，头部中枪。门右边躺着一个男子，右手拿着枪。他放的第二枪不知是要把自己装作受害者还是要自杀。人们把基洛夫抬进屋内平放在桌上。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维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
　　
　　凶手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他于1920年加入共产党，先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后任联共（布）历史研究所职员，后来被开除出党，1934年4月失业。他在日记中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我和我家（5人）很快就要被赶出住所流落街头”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1991. No5 с17.。而尼古拉耶夫的母亲和公诉人都说他失业3个多月，但是活得很好，还在城外有别墅。1934年11月5日和10日他曾两次企图行刺，未成；被捕后，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尼古拉耶夫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目前都不清楚。
　　
　　基洛夫被刺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日丹诺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和其他党政领导人赶到列宁格勒。斯大林亲自领导了基洛夫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竟是一辆一般卡车，而且在半路发生了车祸。卡车司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向中央主席团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当卡车正在行进时，坐在司机旁边的内务部人员抢过方向盘，把汽车开过人行道，直往墙上撞。汽车撞墙后停了下来，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汽车右前灯碰坏了。接着在车厢内，发生了一些事情，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在医疗鉴定书上写的是，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后来，鲍里索夫的妻子也被杀害了。司机则被关进集中营。参见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3，с138；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86页。
　　
　　政府最初宣布，暗杀基洛夫是从芬兰、拉脱维亚和波兰潜入的白卫分子干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城市先后处决了105名白卫分子，流放了11702人；同时，谴责“西方保护伞”是白卫恐怖活动的监护所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59页。。
　　
　　斯大林进而抓住基洛夫被害事件，有计划地镇压前反对派分子。斯大林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就说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叶若夫在1937年2~3月党的中央全会上讲，“我现在还记得，最初是斯大林同志把我和科萨列夫叫去，说：‘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找凶手’。我应该说，肃反工作人员不相信这一点”《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00页。。在斯大林的指令下，内务部不择手段地编造恐怖集团。首先逮捕了前共青团干部。这些人原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在1934年曾开会讨论编写共青团历史之事。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当时曾要求逮捕这些人，但被基洛夫拒绝。基洛夫被刺后，他们被斯大林划定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成员。斯大林亲自划定恐怖集团的成员。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列宁格勒总部”和“莫斯科总部”，然后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住在莫斯科的前季诺维也夫分子写在“莫斯科总部”下面，将被捕的共青团干部等人的名字写在“列宁格勒总部”下面，还把一些人从一个总部转写到另一个总部。斯大林亲手写的这张纸的影印件曾提交给调查基洛夫被刺案的什维尔尼克委员会。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 p298.
　　
　　12月22日，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说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总部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鉴于罪证不足”，其案情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进一步侦查。
　　
　　12月27日，法院对“列宁格勒恐怖总部”案件进行审判，断言暗杀基洛夫是该恐怖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还说已经发现了两个恐怖组织：一个由НН沙茨基领导；另一个由前共青团中央委员ИИ科托雷诺夫领导。尼古拉耶夫就是接受科托雷诺夫的指示杀害了基洛夫的。控告结论还说，尼古拉耶夫已经承认，他从某外国领事那里得到5000卢布，该领事是托洛茨基和阴谋者之间的联系人。1934年底，拉脱维亚驻列宁格勒总领事乔治?比辛尼克斯被驱逐出境。但拉脱维亚政府坚决否定比辛尼克斯同谋杀基洛夫事件有牵连。12月29日，14名被告包括尼古拉耶夫全部被处死。参见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91页；Robert CTucker，Stalin in power, pp299-300。
　　
　　1934年12月16日，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和列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都是1901年入党的老党员，1919~1926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历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两位领导人于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他们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二十三人声明》，宣布停止反对派活动并完全服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1928年6月，他们被恢复了党籍。1932年9月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柳亭集团的《呼吁书》和《行动纲领》，但未向党和苏维埃机关报告。10月，再次将他们开除出党，并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参加者和思想煽动者，判处流放3年。1933年5月8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党中央和斯大林，承认他被惩处是正确的，但是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向党赎罪。12月1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党籍，季诺维也夫任《布尔什维克》半月刊编辑委员会委员，加米涅夫任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1935年1月15日，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格?叶?叶夫多基莫夫，1903年入党，先后任列宁格勒省党委书记，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1927年因进行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任食品工业部乳品工业管理总局局长。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8日被捕。1935年因“莫斯科总部”案被判处8年监禁。1936年被判处死刑。等19名原反对派成员进行了秘密审判，指控他们秘密组织“莫斯科总部”，从事反苏秘密活动，企图取代现任领导人。加米涅夫向侦查机关提交一份声明，声称：“把我划归‘旨在消灭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组织之列，与侦查工作的整个性质、向我所提的问题以及在侦讯过程中向我所提起的公诉不符。”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7，с81.季诺维也夫断言，党的十五大以后反对派总部解散了，不再有什么组织；同时断然否认同基洛夫被刺一事有任何牵连，并且当庭谴责了恐怖行为。但在高压下，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反斯大林行为可能在客观上助长了目前存在的恐怖主义倾向，促使犯罪者堕落。因此他们对尼古拉耶夫的罪行在道义上负有间接的责任。这种承认并不能构成“暗害活动的策划者”的罪行。检察机关也拿不出其他任何材料来证明季诺维也夫等原反对派成员犯有罪行。审讯最后结论说，“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害基洛夫的事实”。尽管如此，军事审判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监禁，其他人不同年限的监禁。现今材料证明，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基洛夫被刺案无关，苏共已为他们平反昭雪。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9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61～264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77页。
　　
　　基洛夫被刺，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白卫分子也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但尼古拉耶夫刺杀基洛夫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有幕后指使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基洛夫事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需要谨慎审核。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立了一个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委员会，调查基洛夫被刺案件。1957年4月23日，委员会作出结论，说凶手尼古拉耶夫从未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有任何联系。1960年，以政治局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为主席的新的委员会，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结论是，基洛夫被害是内务部人员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1961年5月，成立了由苏共中央、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主席是什维尔尼克。其分析没有超出莫洛托夫委员会所作的结论，但认为基洛夫被刺事件需认真审查。1963~1967年，佩尔谢领导党中央下属的一个委员会重新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基洛夫是尼古拉耶夫刺杀的，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是意外车祸死亡的。1988~1990年，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再次审查基洛夫案件，认定尼古拉耶夫曾企图获得党积极分子会议的入场券，后来用自己的党证两次进入斯莫尔尼宫，在走廊遇见基洛夫，并向后者开了枪，接着又朝自己或是朝天花板开了第二枪，被斯莫尔尼宫的电工普拉特奇击倒。基洛夫的警卫鲍里索夫落在后面大约20步，没有能制止刺杀。尼古拉耶夫用的是1917年生产的纳甘左轮手枪，持枪许可证是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处在1930年4月发的，有效期到1931年4月21日，即行凶时已过期3年。至于28颗子弹，尼古拉耶夫完全可以合法地在内务部人员经营的体育协会商店“狄纳莫”购买。
　　
　　Плимак Е.Г и Антонов ВС. 1 декабря 1934-год: трагедия Кирова и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No6，c32.
　　
　　近年来，俄国学者对基洛夫案做了大量研究Петухов Н и Хомчик В Дело 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центре// 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СССР 1991，No5、6； Росляков М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Л,1991；Кирилина А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Киров. СПб. Москва，2001；Лордкипанидзе В Убийство Кирова//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89，11-17 февраля；Плимак Е.Г и Антонов ВС. 1 декабря 1934-год: трагедия Кирова и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No6.。一些人认为是内务部根据斯大林指示干的；另一些人认为是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或说是因嫉妒基洛夫同他妻子有暧昧关系而干的。2004年，相关档案已解密，但没有足以说清问题的可靠资料。可能的知情人员，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丘多夫，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市苏维埃主席，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正副局长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基洛夫的警卫人员，以及审讯基洛夫案件的第一批内务部人员都被杀害。尼古拉耶夫的妻子，以及她的姐姐和姐夫也被处死。基洛夫被刺案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但无论如何，这一案件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源头，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2、"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319~339
　　
　　当中的若干案件可以各自独立选载，可选
　　
　　三“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案发的当天，斯大林就立即建议对苏联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决定：“一、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二、司法机关不得推迟执行对这类罪行的死刑判决，以研究是否可以给予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作出这样的赦免是不可容许的；三、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作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这个决定公布得很匆忙，政治局事先未讨论，签署的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加里宁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77～378页。。法令公布后，各类案件的审查处理速度大大加快了。
　　
　　为了准备新的镇压浪潮，斯大林调整了司法检察机关的领导。1935年2月1日，党中央全会决定叶若夫任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党中央书记，同时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任命维辛斯基接替阿库洛夫，担任苏联检察长。5月25日，又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6月，解散了前###和流放者协会。由叶若夫等人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了这两个协会的档案，并利用它来编造问题，打击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99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第383页。
　　
　　从1935年5月起，开展了检察党证的工作。1936年6月，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说，通过更换党证共开除了20多万党员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ГАСПИ），ф17，оп2，д571，л194，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1，с11.。
　　
　　与此同时，斯大林提出要修订宪法，扩大民主。1935年6月17日，政治局通过《关于实行逮捕的程序》的决议，规定内务人民委员部要逮捕人必须事前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而逮捕全苏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各级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工厂和国营农场的正副厂（场）长、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等，不仅要得到检察院的同意，还要得到相关人民委员会的同意。Хлевнюк О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193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1996，с149.7月2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解除农庄庒员的前科罪》的决议。随后，政府决定对判处剥夺自由5年以下的庄员，如果现时老实劳动，可解除其前科罪，恢复其选举权。到1936年3月1日，共处理了768989人。РГАСПИ，ф17，оп163，д1106，л134，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 Б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1，с8.1936年4月，政府释放了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处10年徒刑的拉姆津、拉里切夫、奥格涅夫等人，并恢复其公民权。
　　
　　从宽处理一些已不构成巨大威胁的人，只不过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大清洗。这以后，骇人听闻的“叛国案”被一个接着一个捏造出来，通过审判和片面宣传，在全苏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镇压浪潮。
　　
　　“密谋杀害领导人”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
　　
　　斯大林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前反对派分子。1935年1月17日，他将亲自起草的致党的各基层组织的秘密信《与谢?米?基洛夫惨遭凶杀相关联的事件的教训》文本交给政治局委员，并提议“今天就讨论这一案件并做出决议”。第二天，这封信发给各级党组织。它断言暗杀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总部”干的。该总部处于“季诺维也夫分子莫斯科总部”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之下，而后者“无疑知道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主义情绪并煽动这种情绪”。它还说这些情况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封信做出结论，说“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是白匪组织最阴险、最卑鄙……的隐蔽形式”，并要求像对待白匪那样对待他们，不能仅限于开除出党，还应将他们逮捕和隔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25页。
　　
　　不久，开始对原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斯大林的倡议下，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26日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关于季诺维也夫分子：（1）将663名季诺维也夫分子逐出列宁格勒3~4年；（2）将党内一批原反对派分子共325人从列宁格勒遣送到其他地区工作”《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3页。。根据这一决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5年1~2月在列宁格勒逮捕了843名原季诺维也夫分子，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和雅库特《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2～733页。
　　
　　1935年初，内务部逮捕了大批的克里姆林宫各机关的职员及其家属，其中有清扫工、看门人和话务员11人，图书馆工作人员18人，指控他们组建反革命集团，准备采取恐怖活动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7月27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禁止旁听也没有国家公诉人参加的情况下对克里姆林宫案进行审讯。审判厅指控加米涅夫是犯罪集团的主要组织者，但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加米涅夫在预审时和在法庭上都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可是审判长ВВ乌尔利赫仍判处加米涅夫10年监禁，与1935年1月判处的5年监禁合并执行。判处克里姆林宫管理局代理书记西涅洛博夫、工农红军情报部处长切尔尼亚夫斯基死刑，判处其他27人以不同刑期的徒刑。在此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于7月14日对牵连进此案的80人判处了徒刑。1957~1958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决定撤销对因克里姆林宫案而被判罪的人的判决，但加米涅夫等3人不在其中。1988年，最高法院又撤销了对加米涅夫等3人的判决。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78～691页。
　　
　　1935年5月17日，斯大林得到叶若夫呈送上来的一部书稿——《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这是叶若夫写的一本有230打字页的小册子，它毫无根据地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定期互相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分子也熟知季诺维也夫组织的活动中的恐怖主义方面。不但如此，在对基洛夫同志遇刺事件进行侦查时某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以及随后对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逮捕，业已表明，托洛茨基分子也走上了恐怖集团的道路”《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3页。。斯大林非常赞赏叶若夫的这本小册子。他认定季诺维也夫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有组织联系并转向恐怖活动，决心把对前反对派分子的打击推向新阶段。
　　
　　内务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千方百计地捏造托洛茨基指挥反苏活动的证据。1936年1月，逮捕了高尔基市师范学院教员瓦连京?奥尔贝格。他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因赞同托洛茨基观点，进行派别活动于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7月来苏。内务部迫使奥尔贝格承认，他是带着托洛茨基交给的特殊任务来苏联的，目的是组织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接着在高尔基、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大搜查，共逮捕100多人，指责他们进行反革命恐怖活动。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4页。
　　
　　1936年3月，亚戈达向斯大林汇报了“消灭托洛茨基地下势力和揭露恐怖集团”的进程，同时建议将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法庭，全部处死。3月31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经侦查揭穿、犯有参与恐怖活动罪的全部托洛茨基分子交付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执行枪决。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长于侦查终结后提出根据1934年12月1日法令应交付法庭的名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5页。
　　
　　1936年5月20日，政治局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决议，并由斯大林签署。决议指出，鉴于托洛茨基分子不肯善罢甘休、反革命气焰嚣张，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现在流放地和保密地点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因大肆进行敌对活动而被开除出联共（布）而尚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苏联其他城市的托洛茨基分子，遣送到远方的集中营3~5年。建议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被告发参与恐怖活动的所有被捕托洛茨基分子，将他们处以极刑——枪决。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1991，с216-217.
　　
　　1936年6月19日，亚戈达和维辛斯基遵照斯大林下达的关于加强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指示，向他提交了包括82名据说参与恐怖活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单，并建议将他们作为反苏恐怖组织参加者交付军事审判厅《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6页。。
　　
　　亚戈达试图把恐怖集团局限于ИН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1899年入党，1923～192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因进行反对派活动，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判5年监禁。及与他有联系的奥尔贝格等人。斯大林非常不满，认为不能只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公开审判，而是要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进行统一的审判，认定亚戈达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会使消灭托洛茨基集团的工作半途而废。他召见叶若夫，指示要继续彻底侦查，并指派叶若夫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
　　
　　内务部采用非法逼供手段迫使原托洛茨基分子ЕА德赖采尔和原季诺维也夫分子理?维?皮克尔德赖采尔，1919年入党。先后任师政委，车里雅宾斯克州菱镁矿厂副厂长。1928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7月被捕。皮克尔，1917年入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工作。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6月被捕。承认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承认它是在恐怖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亚戈达在这些供词旁边批上“不可信”、“不真实”。许多被捕者提出申诉。沙茨金在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中写道：“他们是这样审问我的。首席侦查员根金拟好了我承认进行恐怖活动的4页供词（而且他在其中写上了我与洛米纳泽之间的谈话，关于这场谈话他不可能有任何资料，连假资料都不可能有）。当我拒绝在这份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就威胁我：不经审判就枪决；或由军事审判厅在侦讯室里开庭审判15分钟走走形式，审判时我只限于作一个字的回答，‘是’和‘否’，然后枪决；在布特尔监狱刑事犯囚房里组织犯人将我毒打一顿；用刑；把我母亲和妹妹流放到科雷玛边疆区。有两次，夜间不准我睡觉：‘直到你签字为止。’而且，有一次夜间连续审问12个小时，审问时侦查人员发号施令：‘站起来！摘掉眼镜！’还在我眼前挥舞双拳：‘站起来！拿钢笔！签字！’如此等等。我举出这些事实，绝不是出于空泛的人道主义向他们表示抗议，而只是想说，采取这样的手段进行几十次的审问（审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辱骂）之后，会把人搞得不知所措，这时会出现虚假供词。然而，比审问更重要的是：侦查人员要求在供词上签名时，竟然以党的名义，说是为了党的利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2页。
　　
　　侦查人员经常伪造审讯笔录。叶若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点。他在1937年3月3日的党中央全会上说：“我应该坦率地说，有这样一种做法：在让被告签字之前，侦查人员先把笔录审查一遍，然后呈送上级首长，重要的笔录甚至要禀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做出指示，说应该那样记录，而不是这样。然后让被告在笔录上签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3页。
　　
　　内务部为制造恐怖活动的证据，随意编造事实。它迫使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爱德华?格里茨曼承认他在1932年11月因公出差到柏林时，曾秘密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在一家名为布利斯托里的饭店里，“当面”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挑选合适的人去完成这件事。”苏联政府还将格里茨曼的上述供词作为“反革命恐怖活动”的罪证予以公布。丹麦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立即做出反应，发布一条消息说，“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苏联政府却说什么格里茨曼1932年在该饭店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这纯属虚构”。内务部只好不再提及此事，但仍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接受托洛茨基指示，组织暗杀斯大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96～397页。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多次遭逮捕、审讯、单独监禁、流放、囚禁。在这一轮的预审和庭审期间，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又备受摧残，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们开始对指控抱无所谓的态度，都予以“承认”。加米涅夫在庭审时说，他承认自己有罪，这并非因为有不利于他的罪证，而是“因为我既然被捕而且被指控犯有这一罪行，我就认罪”。季诺维也夫在给斯大林的便函中写道，“我知道，不论怎么说，我的肉体存在也为时不久了。我本人觉察得到，也懂得，我的体力每个小时都在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枯竭下去，而且在我发生此事之后，也不可能有其他结果”。《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5页。
　　
　　1936年1~8月，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预审。在预审尚未结束、庭审尚未开始的时候，叶若夫于7月底将一封预计发往各地方党委员会的秘密信件草稿呈交斯大林审阅。斯大林作了修改和补充，他将标题由《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改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的恐怖活动》，把被告说成是组织严密的联盟参加者，从而加重了他们的罪责。联共（布）中央于7月29日向各地方党委员会发出这封秘密信，信中断言，“季诺维也夫分子在从事恐怖主义勾当时，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了直接联盟”。“谢尔盖?米龙诺维奇?基洛夫就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联合总部的决定而被暗杀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联盟联合总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是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特舍夫等同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8页。
　　
　　这封秘密信发出后不久，维辛斯基就拟好起诉书的初稿，并呈报斯大林。原稿中的“根据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在联合总部的直接领导下，1934年12月1日对谢?米?基洛夫同志进行了凶残的暗杀”，被斯大林改为“根据格?季诺维也夫和列?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49～750页。。
　　
　　还添加格?耶?叶夫多基莫夫等4人为被告。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乌尔利赫将判决书呈送给在斯大林休假期间代行其职务的卡冈诺维奇。后者也随心所欲地作了修改。
　　
　　1936年8月10~14日对所有被告宣布侦查结束，但是未让被告了解侦查材料。8月19~24日，最高军事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工会圆柱大厅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
　　
　　谢?维?姆拉奇科夫斯基，1905年入党，历任乌拉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27年因进行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斯米尔诺夫等16人进行公开审讯。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并声称“所有被告都拒绝请律师”。国家公诉人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宣读了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但是所有的控告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没有任何物证或文献来证实。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这一罪行。但斯米尔诺夫否认自己犯有上述罪行。
　　
　　8月24日凌晨，军事审判厅判决季诺维也夫等人犯有如下罪行：
　　
　　（1）根据列?达?托洛茨基的指示，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恐怖总部，目的是杀害联共（布）和苏联政府领导人；
　　
　　（2）通过列宁格勒秘密恐怖集团，策划关于1934年12月1日实施对谢?米?基洛夫的凶杀；
　　
　　（3）建立一系列恐怖集团，预谋杀害约?维?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安?安?日丹诺夫、拉?莫?卡冈诺维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斯?维?柯秀尔和帕?彼?波斯特舍夫。
　　
　　1936年8月24日，军事审判厅判决全部16名被告死刑。第二天执行了死刑。《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31～732页。
　　
　　“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
　　
　　在进行审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同时，内务部卖力地搜寻其他参与恐怖活动的原托洛茨基分子。1936年7月，内务部从“联合总部”案件被告那里获得一份既不具体又自相矛盾的供词，说前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业第一副人民委员ГЯ索柯里尼科夫也参加了这一组织。26日，逮捕了他。7~8月，内务部又从加米涅夫等人的口中获得了据说是还存在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的证词。不久，又有人供出重工业第一副人民委员ЮЛ皮达可夫，说他曾领导乌克兰托洛茨基总部。叶若夫将此事报告了斯大林。8月11日，叶若夫向斯大林书面报告说，“已召见了皮达可夫。已对他言明撤销中央关于任命他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案件公诉人的决定的理由……并已建议他出任奇尔齐克建筑工程局局长。皮达可夫对此反应如下：1他理解，中央对他的信任已发生动摇……4他请求为他提供任何一种洗冤的形式（由中央斟酌）。在这方面，他个人建议批准他亲手枪毙所有本案被处枪决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前妻。可将此事公布于报刊”。8月11日，皮达可夫写信给斯大林，说指控他的证词是造谣中伤，他保证彻底清算自己过去的政治错误，努力在行动上执行党的路线，愿意为党、为斯大林献出生命。皮达可夫恳切而又卑躬屈膝的表态并没有救了他。9月11日，他在出差期间被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8页。
　　
　　在皮达可夫被捕前后，内务部还逮捕了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领导人、后降为新西伯利亚市供应局农业处处长的НИ穆拉洛夫，内务人民委员会公路管理总局副局长ЛП谢列布里亚科夫，党中央国际情报局主任КБ拉狄克，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ВМ普里马科夫，哈尔科夫军区副司令СА图罗夫斯基，驻英使馆武官ВК普特纳，副交通人民委员ЯА利夫希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基础化学工业总局局长СА拉泰恰克等人。
　　
　　斯大林一方面制定新宪法，树立社会主义建成、苏维埃民主扩大的新形象，另一方面加快清洗和镇压的步伐，以确保局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对内务部的工作不满意，认为对反对派的镇压还不够有力。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日丹诺夫从休养地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政治局其他委员说，“我们认为绝对必须和刻不容缓的是，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件中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一案件上延误了四年。所有党务干部以及绝大多数州的内务部代表都持这种意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9页。。26日，亚戈达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接替李可夫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并保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至于斯大林提出的“延误了四年”，看来是指1932年未能按他的意见处死柳亭之事。
　　
　　叶若夫上台后，立即扩大镇压规模，加快镇压速度。1936年9月29日，政治局根据叶若夫提交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对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分子的态度》的决定，提出“必须镇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棍，不仅镇压被捕者”，“也不仅镇压受侦讯者诸如穆拉洛夫、皮达可夫”，“而且还要镇压早些时候被流放的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69页。。这实际把参加过托派组织，或某个时候曾经支持或同意托派观点的人，甚至在国内战争期间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12月4日，叶若夫在党中央会议上汇报清除托派地下组织的工作情况时说，两个月内在乌克兰逮捕了400多人，在列宁格勒州400多人，在格鲁吉亚300多人，在亚速海—黑海边疆区200多人，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20人，在斯维尔德洛夫州100多人РГАСПИ，ф17，оп2，д571，л194。转引自Жуков Ю Н Репрессии и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ССР 1936 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No1，с11。。
　　
　　内务部加快了对皮达可夫等人的侦讯工作，采用体罚和精神摧残的手段获取需要的口供。许多审讯笔录都呈送给斯大林过目。在1936年10月4日审讯索柯里尼科夫的笔录上记录着后者关于他不知道英国记者塔尔博特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口供。斯大林在这一记录旁边写道：“索柯里尼科夫当然向塔尔博特提供了关于苏联、关于中央、关于政治局、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关于方方面面的情报。由此可见，索柯里尼科夫是英国情报机关的情报员（间谍加奸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70页。斯大林对维辛斯基呈送的起诉书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还更换了一名被告。
　　
　　1936年12月，新宪法顺利通过。斯大林抓住人们欢庆社会主义胜利的时机，进一步打击前反对派的领导人。1937年1月23~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开审讯。检察长维辛斯基提起公诉，指控皮达可夫等人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之外，于1933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指控他们在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建立了地方总部，在库兹巴斯等地进行破坏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的活动，还图谋暗杀莫洛托夫。他们的罪行比“联合总部”更为严重，不仅进行恐怖活动，而且替日本和德国情报机关从事间谍活动，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说这是为了揭露和粉碎托洛茨基主义。1月23日，皮达可夫在法庭上供认，他于1935年12月利用出差柏林的机会，乘飞机秘密前往奥斯陆，在赫利尔机场着陆，与居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谈。1月25日即皮达可夫供认后的第三天，挪威《晚邮报》发表一条通告：赫利尔机场的官员肯定地声明，1935年12月间没有任何民用飞机在那里着陆，皮达可夫来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一说，完全不能相信。挪威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于1月29日刊登消息：根据官方的航空日志记载，1935年12月没有任何外国飞机在该机场着陆。穆拉洛夫在法庭上说：“在过了将近8个月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让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国家的利益吧。我为这个国家奋斗了23年，为这个国家在三次革命中英勇战斗，曾经有数十次生命危在旦夕……假定说，甚至要把我关起来或者枪毙，那么我的名字无论对现在还在反革命阵营里的人，还是对逐渐长大成人的人来说，都将有一种代表意义。”《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72页。
　　
　　1937年1月30日，军事审判厅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判决皮达可夫、谢列布利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等13人死刑，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10年监禁，米?斯?斯特罗伊洛夫——8年监禁。13人当即被枪决。阿诺尔德、斯特罗伊洛夫在1941年被缺席判处枪决。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在1939年5月被同室囚犯打死。ГусейновЕ.Сироткин В Лицо и Маски Карла Радека //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14 Мая，1989.
　　
　　“阴谋组织军事政变”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斯大林对一批有职业素养和独立见解、又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将领不放心，对他们批评自己提拔的不懂得现代化军事科学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是感到愤怒。
　　
　　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73页。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
　　
　　ИвановВ М Маршал М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1985，с128.。1921年他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后任军事学院院长，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称号，著有《现代战略问题》、《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等书，强调发展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重要意义，提出纵深作战的理论。为此，他曾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发生过争执。
　　
　　1937年5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送来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在德国总参谋部和盖世太保的协助下”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信件Пфафф И. Прага и дело о военном заговор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88，No11，с50.。这是德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人相信，情报机关利用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同德国一家公司签约时留下的签字伪造了他的签名；同时还演出了一场德国军部遭纵火和这一文件被盗的闹剧。斯大林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文件，不得而知。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卷宗中也没有编入这一文件。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德国材料的真伪等问题，俄国学者有很多评述，主要有：Викторов Б.: “Заговор” в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Правда， 29 апреля，1988；Иссерсон Г Судьба полководца//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1988，No5；Тухачевская Е.Н В тени монумента //Огонёк，1988，No17；Хорев А Маршал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4 июня，1988；Жохов М Гамарник Ян//Коммунист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1988，No17；Пфафф И. Прага и дело о военном заговоре//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88，No10；Абрамов Н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Новое время，1989，No13；Сергеев Ф. Нацист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против СССР: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операция “цеппелин”//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9，No1；Иванов ВМ Маршал МН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осква，1985；Случ С.З. “Дело Тухачевского”: велика ли заслуга СД?// Советское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1992，No1，и др。
　　
　　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1936年就开始积极收集各种指控军队将领的“证词”。1936年8月，先后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普里马科夫和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武官普特纳。两人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现均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战斗集团”。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对普里马科夫的审讯。参与审讯的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事后供认，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是在遭到毒打后才招出关于参加阴谋的口供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36～537页。。
　　
　　1937年2~3月党中央召开全会，莫洛托夫在闭幕词中说：军队里的“问题大概更为严重……如果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里都有反革命分子，我们能否想象只是那里没有反革命分子呢？这是十分荒谬的……军事部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其工作的审查不是现在就进行，而是晚些时候，并且要非常有力地审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19页。。根据莫洛托夫这一指示，内务部加紧对军队的镇压活动。
　　
　　4月27日，内务部从已被捕的内务部副处长ЗИ沃洛维奇那里取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说他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说他保证动用军队支持这一阴谋。但这些证词是借助欺骗、挑拨和暴力手段取得的。原内务部工作人员ИД苏罗维茨基在1961年12月20日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自白书中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当时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经过周密考虑蓄谋已久的陷害活动……审问沃洛维奇的是叶若夫……绝大多数姓名都是由亚尔采夫或我根据他的指示暗示给沃洛维奇的……侦查人员还规定了证词的‘逻辑性’。沃洛维奇指控图哈切夫斯基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准备派军队协助阴谋分子武装夺取政权的证词，也是这样取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21页。沃洛维奇未经审判即“按特殊程序”于1937年被执行枪决。
　　
　　1937年5月中旬，开始新的逮捕浪潮。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司令АИ科尔克，莫斯科军区副司令БМ费尔德曼首先被捕。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5月22日被捕。同日，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РП埃德曼也被捕。接着，基辅军区司令ИЭ亚基尔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ИП乌博列维奇被捕。
　　
　　1937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揭发联共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候补中央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的反苏托洛茨基右倾阴谋集团和反苏间谍工作的材料。因此，联共中央政治局将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出党并将其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提请联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表决。”《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30页。5月25~26日，以咨询的方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中央委员谁也不怀疑，谁也不给他们辩护，甚至也不想去听一听元帅自己的申辩。布琼尼更在决议旁边写道：“绝对赞成。必须把这些混蛋处死。5月25日。”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77页。
　　
　　1937年5月31日，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ИВ斯莫罗季诺夫到正在生病的扬?鲍?加马尔尼克家，向他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解除他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命令。他们刚一离开，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消息：“原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鲍?加马尔尼克与反苏分子难分难解，害怕真相大白，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1937年6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作《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工农红军中的反革命阴谋》的报告。6月2日，斯大林发言，断定国内曾有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分子鼓励和资助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组织”。这一阴谋组织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斯大林担保说，在他列举的13个阴谋领导人中有10人，也就是说，除李可夫、布哈林和加马尔尼克三人是“间谍教唆者”外，其他的人都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其中有几个人还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521～526页。
　　
　　6月5日，斯大林从4~5月逮捕的大批军人中，挑出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科尔克、乌博列维奇、埃德曼和费尔德曼，作为“军事阴谋”案件的被告。为了使案件具有托洛茨基色彩，又加上了曾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为了审理这8人的案件，成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其成员由元帅和军区司令组成，有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长瓦?瓦?乌尔利赫、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远东集团军司令瓦?康?布柳赫尔、莫斯科军区司令谢?米?布琼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鲍?米?沙波什尼科夫、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德?卡希林。
　　
　　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但得到的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坯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和……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638页。
　　
　　1937年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秘密开庭审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案件。维辛斯基宣读起诉书，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于1932~1933年根据德军总参谋部和托洛茨基的直接指示，建立托洛茨基军事组织。他们与托洛茨基总部和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分子集团勾结，从事破坏、颠覆、暗杀活动并准备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以达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基本上承认了在侦查时招出的供词。当夜11点35分，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8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被枪决。他们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68页。
　　
　　在开庭的11日当天，斯大林给各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工人大会，在可能的地方也组织农民大会，以及红军部队大会，做出必须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措施的决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640页。。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各地纷纷举行声讨###。
　　
　　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之后9天，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伏罗希洛夫又决定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军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因“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而被判处死刑的共有401名军队干部，另有7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劳动改造。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
　　
　　在镇压托派分子的同时，斯大林一直未曾忘记打击“右派”领导人。内务部不敢怠慢，迫使“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被告交代他们与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犯罪联系。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906年入党，1919~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因反对斯大林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他被指控犯有右倾错误，于1929年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4~1937年任《消息报》总编辑。
　　
　　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李可夫，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胜利后，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2~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农村政策，被指责犯有右倾错误，1931~1936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1904年入党；1923~1930年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年10月至1921年5月，1922年9月至1929年5月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9年，他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指责犯右倾错误，被调往化学工业管理局、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工作。
　　
　　1936年8月21日，报纸公布了维辛斯基检察长的命令，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开始对他们进行侦查。托姆斯基预感到等待他的是什么，于第二天8月22日自杀身亡。他的家属也没能逃脱厄运。妻子被判刑10年，死于西伯利亚。两个儿子被枪决，16岁的小儿子被监禁10年，流放9年。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侦查，没有获得什么确凿的证据，《真理报》于1936年9月10日发布检察院公告说，“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材料，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但是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他们在1936年12月的党中央会议上遭到围攻。叶若夫指控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组织阴谋活动。布哈林等人愤怒反击。会后，布哈林写信给斯大林，驳斥对他的诬陷，论证自己的无辜，但全无回音。1937年1月16（17）日，布哈林被解除了《消息报》总编辑的职务。而李可夫早在1936年9月就被免去邮电人民委员的职务。
　　
　　1937年2月23日至3月5日，党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布哈林给全会写了一个声明：“为抗议背叛、变节等等闻所未闻的指控，我宣布绝食至死，只要得不到洗刷，我就不停止绝食。如得不到满足，我的最后要求是不要碰我，让我死去。”Материалы февральскомартов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ВКП（б) 1937год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No2，с24-25.党中央全会的回答是增加一项议程：关于布哈林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布哈林决定出席全会，参加这一议程的讨论。当他来到全会时，斯大林对他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斯大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同时驳斥了对他的各种诬陷。
　　
　　叶若夫在会上指责布哈林和李可夫对党耍两面派，继续坚持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并同托洛茨基结盟，组织武装暴动，进行暗害活动，以达到推翻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目的。叶若夫建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给军事审判厅并处以极刑——枪决”。2月26日，全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512页。斯大林的秘书随即通知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中央全会。
　　
　　布哈林知道与妻子诀别的时刻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背下他写的《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为非常果断而且是有信心的……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89～290页。当天，也就是斯大林向布哈林说“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后的第四天，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仅被开除出党，而且被逮捕入狱。
　　
　　布哈林在最初的审讯中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只承认他在具体问题上同斯大林有分歧，但是没有从事任何暗杀、间谍活动。后来，布哈林屈服了。他在1937年12月10日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我向你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布哈林试图解释产生这一案件的原因。他说，“我思考发生的一切时，得出大致如下的设想：（1）由于处在战前时期，（2）由于向民主过渡，产生了进行总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因此要对“（1）罪犯，（2）嫌疑者，（3）潜在的有嫌疑者”进行清洗。而布哈林落入清洗之列自然也成为必然、合理之事。布哈林是党内知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看重人的价值。他称斯大林的“大计划、大思想和大利益高于一切”，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他“个人问题那是太渺小了”。可是，布哈林仍“深感痛苦，极为烦恼”。因为他不仅要承认自己有罪，还要“故意作恶”，“亲自帮助清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造成了他人的毁灭”。布哈林思想的局限性使他陷入绝境，他问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斯大林能相信他的忠诚，年轻一代的领导人能为他平反。《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515～516页。
　　
　　1938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大厅对“右派—托派联盟”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其中3人是列宁时期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НН克列斯廷斯基，1名共产国际领导人——保加利亚革命家ХГ拉柯夫斯基，还有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ИА捷连斯基，前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等人。
　　
　　维辛斯基检察长指控被告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充当外国间谍，进行破坏活动，暗杀了基洛夫、古比雪夫、高尔基等领导人，图谋瓦解苏联，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各国、远东滨海地区脱离苏联，推翻革命政权。同前两次公开审讯相比，这次又添加一条罪状——妄图在苏联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在庭审时，审判长乌尔利赫逐个向被告提出同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被告都说“是的，我承认”。因为在公开审讯前，内务部人员对被告已进行了多次排演，逼迫他们按规定的台词回答，并威胁说，要按他们的表现决定对他们以及对他们家属的处置；还对一些人说，认罪“是人民和党的需要”。被告在压力下，都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笼统地、抽象地承认指控他的全部罪行，承认自己是“右派—托派联盟”的领导人，表示“对联盟的一切活动都负有责任”；接着又说，“一伙匪帮的成员应当相互认识，以便结成一伙，彼此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布哈林对该集团的许多成员素昧平生，有的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见面的。他作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这里受审的被告们不是一个集团”。布哈林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指使苏联在战争中失败——作者注）负有责任”。但接着他指出，他“个人并不持这个立场”，向敌军“打开防线”的话不是他说的。布哈林对另一些指控则直接予以否认。他坚决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否认参与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的活动，否认1918年曾企图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还进一步指出，他的一些罪名是依靠一些被告的招供确定的，是不能成立的。
　　
　　克列斯廷斯基在侦讯过程中遭受毒打。原内务部列福尔托夫监狱卫生处处长罗森布吕姆1956年提供见证说，“克列斯廷斯基经审讯后被送到我们卫生处，已不省人事。他被残酷毒打，整个背部密布伤痕，背上没有一块好地方。我记得他在非常痛苦的状态中在卫生处躺了3天”陈启能主编《苏联大清洗内幕》，第196页。。克列斯廷斯基被迫按要求招供，但在庭审时试图翻供，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派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但对克列斯廷斯基采取一些“措施”后，他又重新认罪，说“我完全承认我在预审中的供词”。Правда， 5 Марта，1938；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276～281页。
　　
　　1938年3月13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等18人死刑，3人长期监禁。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曾请求斯大林，如果判处他死刑，“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第517页。。但他的请求没人理睬。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在判刑后的第二天被枪决。
　　
　　至此，反对派领导人都被肉体消灭，只有托洛茨基因在国外，仅被缺席判处死刑。1940年8月20日，他在墨西哥被暗杀凶手是麦尔卡捷尔，普遍认为他是苏联内务部的暗探，但尚无档案资料确认。。其他前反对派分子，不管现时持什么观点和表现如何，几乎都在1937年被逮捕判罪。
　　
　　这四次审判都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其罪名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斯大林这样残酷地对待老一代革命家，这样诽谤和妖魔化他们，极大地丑化了联共（布），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1955年，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撤销对加马尔尼克的指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574～576页。。1957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撤销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的判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后来又为同案中的其他人恢复了名誉。《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585～594页。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承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不是外国间谍，但仍然认为他们犯有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罪行。他写道：“至于军事阴谋，那些对这一阴谋仍存疑问的人不妨再读一读上面引用的审讯速记记录的片段。整个审讯过程并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只有平静的对话。并没有诬陷图哈切夫斯基的意图，只有对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第121页。但审讯早已被众多资料证实是有意诬陷，口供更是凭空捏造、刑讯逼供的产物。《大元帅》作者的结论实难令人信服。
　　
　　1987年9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委员会。1988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首先撤销了军事审判厅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的判决，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但亚戈达除外。同年，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了其他两个案件，认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被告提出的组织针对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的指控查无实据，未经任何材料证实。被判罪人的供词纯属臆造，使他们在遭受非法侦查手段摧残以至心力交瘁的情况下招认的（应该指出，在对原反对派分子的公开审判结束之后，一些曾参加本案侦查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认定参与反苏阴谋，并被消灭）”。“调查证明，1927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53页。对皮达可夫的指控也“经不起推敲”，1988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和“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件的判决。1988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复核委员会审议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提交的调查材料，认为当年的判处是毫无根据的，决定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平反昭雪。《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8～790页。
　　
　　●3、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339~354
　　
　　四对党政军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
　　
　　斯大林的清洗镇压引起一些领导人的不安。ГК奥尔忠尼启则和АС叶努基泽是斯大林的密友，早年一起在格鲁吉亚战斗过。奥尔忠尼启则先后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7年为政治局委员。他参与各种清洗镇压行动，但对镇压规模的迅速扩大感到担心，对内务部随意逮捕他手下的人提出抗议。斯大林、叶若夫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派人搜查奥尔忠尼启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奥尔忠尼启则十分愤怒却又感到无力，于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参见Хлевнюк О.В Сталин и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Москва，1993，с111-130。政府第二天发布公告，说奥尔忠尼启则由于心脏麻痹在家中突然逝世。叶努基泽长期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5年因克里姆林宫案件被开除出党。在奥尔忠尼启则自杀后，叶努基泽被逮捕。据说，叶努基泽在受审时说，“我的全部罪过就在于，当他（指斯大林——作者注）把打算审判和枪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念头告诉我时，我曾极力劝阻他”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徐晓晴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328页。。当年，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了叶努基泽，并以间谍罪判处他死刑。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会，在同“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下，动员开展普遍性的清洗镇压。莫洛托夫在会上作报告说，“不坚定的共产党员昨日的动摇今天已转化为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他们与法西斯分子串通一气，极力讨好他们。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在各地坚决击溃法西斯阵营派出的这些密探和破坏分子别动队……我们应当尽快完成这件事情，不能有丝毫延误和动摇”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463页。。伏罗希洛夫在发言中提出，“如果非党人员以不问政治、漠不关心的面貌出现，那么它就是半个敌人，或者是敌人的间谍”《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520页。。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提出不同看法，他发言说，“我个人认为，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与敌人进行了长期和残酷斗争的党的健康分子，在1934年能够跌入到敌人的阵营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不相信这一点。”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с221.
　　
　　3月3日斯大林作报告，总结出“三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斯大林还提出，“必须在联共（布）中央之下设立以6个月为一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讨论会’。派去受训的必须是州组织、边疆区党组织和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应当从这些同志中间造就出不仅一批而且好几批能够代替我们党中央委员会领导者的人才。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做到的”。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集》第136、159页。斯大林就这样安排和布置了清洗党中央委员的工作。
　　
　　1937年3月19日，叶若夫在内务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到斯大林对内务部工作的“严厉评价”。21日，他明确要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补上在我们的审判工作和粉碎敌人方面所失去的时间。”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c186.
　　
　　1937年7月，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先后得到奖赏，被授予列宁勋章。不久，叶若夫又被提升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二人更加卖力地推进清洗镇压。
　　
　　1937年7月3日，叶若夫发布第00447号命令，要求发起逮捕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战役，并具体规定了各地区应逮捕的人数，要求在4个月内完成。这场战役实际用了1年多时间。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逮捕了787397人，而原定逮捕的人数是342万人，其中枪决的为386798人（原定72万人），流放到集中营的为380559人（原定27万人）
　　
　　Зеленин，И.К. Кульминация “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деревне. Зигзаги агр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 （1937-1938гг.）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4，No1，с176.。
　　
　　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根据政治局的决议下达第00486号命令，要求判处所有“叛变祖国者的妻子”以及他们的15岁以上的子女不少于5~8年的剥夺自由。
　　
　　1937年12月，基辅州揭露了87个破坏组织和托洛茨基组织，365个暴动—颠覆小组Аймё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c193. 。
　　
　　在1937年12月29日一天的时间里，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就审理了一份包括1000名囚犯的名单，其中判处枪毙的有992人。1938年1月21日，两人小组审理了一份包括2164人的名单。
　　
　　Аймё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218.
　　
　　1938年1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的决议，谴责“有些党组织不作任何审查，就毫无根据地开除党员的党籍，剥夺他们的工作，甚至往往毫无根据地宣布他们是人民公敌，任意非法地处置他们”。决议只字不提中央领导的错误，强调问题是一些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两面派搞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停止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大批开除党员的做法”，责成各级组织“在三个月内把所有被开除党籍者的申诉书全部处理完毕”。“禁止立即撤销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职务这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做法”。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诉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见《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第489～500页。但全会不仅没能纠正清洗运动中的问题，反而因它将各种错误都归结为尚未揭露出来的敌人的阴谋，使镇压继续肆无忌惮地进行下去。
　　
　　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镇压
　　
　　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然而，在1966名大会代表中，竟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占代表总数的56%。
　　
　　打击的矛头还指向了党中央委员。1917年8月俄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领导十月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在21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死的有别尔津、布哈林、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米柳亭、李可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等10人，还有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遭迫害的占到一半以上。
　　
　　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出27名中央委员，其中遭迫害致死的有16人，他们是：布哈林、泽林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科罗特科夫、奥尔忠尼启则（自杀）、拉狄克、拉科夫斯基、鲁祖塔克、李可夫、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死于狱中）、索柯里尼柯夫、托姆斯基（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邱巴尔。此外，彼得罗夫斯基被逮捕，后获释。遭迫害的占到60%以上。
　　
　　1937年10月，党中央会议将24名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7年12月，党中央委员会以征询意见方式通过决议：“中央全会根据确凿的材料认为必须将下列人员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作为人民公敌予以逮捕：鲍曼、布勃诺夫、布林、梅日劳克、鲁希莫维奇和切尔诺夫，他们是德国间谍和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米哈伊洛夫，他同雅科夫列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伦金，他同李可夫、苏利莫夫的反革命活动有牵连。”接着，斯大林亲笔补了一句：“所有这些人都承认自己有罪。”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61页。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98人即占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没能幸免。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一些曾积极参加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斗争，并得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也遭镇压。仅1937~1938年就有5名政治局成员遭逮捕，全被处死。
　　
　　扬?埃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1926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党中央中亚局主席，1923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4年为政治局委员，1926~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他被捕，被指控领导拉脱维亚反苏维埃民族主义组织。鲁祖塔克在法庭上声明自己无罪，但法庭只用了20分钟就做出死刑判决。1938年7月鲁祖塔克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柯秀尔，1907年入党，1920年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28~1937年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192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柯秀尔以缺乏警惕性的罪名被解除在乌克兰的职务，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他被捕，指控他在1922年就参加了反革命的波兰军事组织，1934年又成立和领导了“乌克兰反革命阴谋恐怖中心”，1939年2月26日被枪决。
　　
　　弗拉斯?雅可夫列维奇?邱巴尔，1907年入党，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1926~1935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38年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7月被他逮捕，被控参加恐怖组织，是德国间谍，1939年2月同柯秀尔一起被处死。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波斯特舍夫，1904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哈尔科夫州委、基辅州委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波斯特舍夫在1938年1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指出，他到古比雪夫州时看到，经过清洗以后，州党委员会、州执行委员会以及区委员会的工作都瘫痪了。许多区委由于只剩下两三个委员，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在州里，这样的区有30多个。卡冈诺维奇抓住他的发言做文章，说“波斯特舍夫在这次全会的发言是在重复敌视党的言论”。其他人也跟着批判波斯特舍夫。转引自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册，第566～567页。1938年2月，波斯特舍夫被捕，被指控参加了右派—托洛茨基阴谋，充当日本、波兰和德国的间谍，1939年被处死。
　　
　　罗伯特?因德里克维奇?埃赫，拉脱维亚人，1905年入党，1935~1938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7年任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37年改任农业人民委员，1938年4月被捕。埃赫在法庭上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声明说，“在似乎是我交代的供词中，除了下面的签名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说出来的，就是这些签名也是被迫的。供词是在审讯员的压迫下制造出来的，从我被逮捕时起，就开始对我实施严刑拷打……审讯人员还利用我有病的身躯（我的脊柱已经被折断），在上面击打，就像在琴键上做的那样。这是无法忍受的酷刑……我没有犯罪，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什么阴谋活动”。1940年2月他被处死。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德边科、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格列鲍夫-阿维洛夫）在这次清洗中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1937~1938年被捕后牺牲的政府领导人有：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重工业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瓦?伊?梅日劳克，接替梅日劳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ГИ斯米尔诺夫，国家计委副主席ЭИ克维林，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ВВ施米特和НК安季波夫，国防工业人民委员МЛ鲁希莫维奇，司法人民委员НВ克雷连柯，农业人民委员ЯА雅科夫列夫，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轻工业人民委员ИЕ柳比莫夫，林业人民委员ВИ伊万诺夫，食品工业人民委员СС洛博夫，国内贸易人民委员ИЯ魏采尔，卫生人民委员ГН卡明斯基，邮电人民委员英?安?哈勒普斯基，水运人民委员НИ帕霍莫夫，机器制造业人民委员А勃鲁斯金，国营农场人民委员ГН卡尔马诺维奇和НН杰姆钦科，国家银行管理局主席ЛЕ马里雅辛等。
　　
　　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人民委员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交通人民委员部在1936~1938年间，有13名副人民委员，65名铁路局局长，63名政治部主任和铁路局副局长被逮捕。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人除外），绝大多数的专家工程师都遭逮捕。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依靠的惩罚机关。但他们知道的镇压内幕太多了，斯大林不能留下这些见证人。另外，他们是第一线执行人，积怨很深，正好是缓解民怨的替罪羊。因此内务部的清洗更是突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撤职处死后，他的副手——副内务人民委员，以及各司司长都先后被逮捕处死。叶若夫后来承认他“清洗了14000名肃反工作人员”，还说他“最大的过错是清洗得少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47页。。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贝利亚上台后，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内务部下属的各局局长和他们的助手。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19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外，其他3名遭镇压。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后，下一个受迫害的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他在国内战争期间，任远东共和国总司令，五次获得红旗勋章。1924~1927年他到中国，任广州革命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加仑将军。1929年起，他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8年夏，他指挥红军打败日军在张鼓峰的入侵，10月被逮捕，11月被秘密处死，但一直没有公布这一消息。另一位元帅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内战期间先后任南方和西南方方面军司令，方面军委员是斯大林；1931~1937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被捕，1939年2月遇害。1956年，为这两位元帅恢复了名誉。
　　
　　此外，副国防人民委员雅?伊?阿尔克斯尼斯、伊?费?费季科和弗?米?奥尔洛夫，红军副总参谋长ВН列维切夫和谢?亚?梅热尼诺夫，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ГА奥谢皮扬，海军人民委员彼?亚?斯米尔诺夫，副海军人民委员ПИ斯米尔诺夫（斯韦特洛夫斯基），海军司令米弗?维?克托罗夫，海军参谋长ПГ斯塔谢维奇，黑海舰队司令伊?库?科扎诺夫，北方舰队司令康?伊?杜舍诺夫，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彼?基列耶夫，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ИН科达茨基-鲁德涅夫，莫斯科军区司令СП乌里茨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帕?叶?德边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伊?潘?别洛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米?德?韦利卡诺夫，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尼?弗?古比雪夫，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伊?伊?加里卡维，中亚军区司令伊?肯?格里亚兹诺夫，乌拉尔军区司令鲍?谢?戈尔巴乔夫和ЯП盖利特，哈尔科夫军区司令伊?纳?杜博沃伊等都遭镇压。
　　
　　对红军将领的镇压规模巨大。被枪杀的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0页。。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Дмитренко ВП (отв. p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385.。
　　
　　丹尼洛夫依据档案资料认定，1937~1939年有24574名军官遭迫害，其中9579人被逮捕，14968人被清除出军队，但11178人又重新返回军队Данилов ВД Советское Главн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88，No6，c5. 。另一份统计资料表明，1937~1939年间陆军中共有36898名军官被解除了职务，其中28685人是因政治或民族原因被处理的。1938~1939年，有11178名被解除职务的军官重返军队。到1940年1月1日，遭迫害的军官为17981人。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90，No1，c188-189.
　　
　　根据军事审判厅厅长向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和军事法庭的工作报告，编制出工农红军干部因反革命罪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表如下：Р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9，оп29，д383，л19-20，74-75；АВКВСРФ（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档案馆），оп1，д1а，л4-9，44-47，62-64；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8131，оп27，д540，л108-109。
　　
　　中高级领导干部初级指挥干部士兵共计
　　
　　1936年79166680925
　　
　　1937年95757825444079
　　
　　1938年75636620103132
　　
　　1939年365986361099
　　
　　1940年6116013821603
　　
　　由此可见，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被审判的军人有10838人，其中中高级领导干部为2218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因为1937年的数据不包括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判决的“法西斯军事阴谋”和“右派—托洛茨基组织”的参加者。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包括内务部“特别会议”及其他非司法机关判处的人员，而对这些人的统计数字至今尚未进行足够的研究。有人统计，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被判处反革命罪的有3777380人，其中2900000人不是司法机关判处的，占767%。假设非司法机关对军人审判的比例与上述平民的比例相同，那么，1936~1940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受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审判的中高级军官为9519人。
　　
　　地方党政机关也被镇压浪潮席卷。在俄罗斯联邦，90%的州党委和州执委委员遭镇压。列宁格勒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骨干几乎全部被消灭了。1935~1940年间在列宁格勒有68088人被镇压。《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9页。在绝大多数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和市、区，有2/3的党政领导人遭到逮捕。
　　
　　一般的党员也遭清洗镇压。1937~1938年受迫害的党员共达116885人，占党员总数的1/9Долг памя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Правда，13 апреля，1991.。这里指的是被逮捕时仍是党员的人数，如果把曾是党员的人也算进去，数目就要大得多。
　　
　　一些仍留在工作岗位上的领导人的亲人也遭到逮捕，如加里宁的妻子，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卡冈诺维奇的两个弟弟，什维尔尼克的独生女儿。不知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否要想通过这件事来考验或威胁他的下属。
　　
　　对各民族共和国党政干部的被镇压
　　
　　乌克兰受到沉重打击。1937年8月，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到基辅，要求乌克兰党中央对其中央书记柯秀尔、人民委员会主席ПП柳布琴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ГИ彼得罗夫斯基投不信任票，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书记，遭到乌克兰党中央拒绝。后来，莫洛托夫提出邀请乌克兰全体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2人到莫斯科讨论此事。柳布琴科预感后果的严重，并担心自己的家属也会遭迫害，他先打死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身亡。其他人去了莫斯科，最后只有彼得罗夫斯基等3人活了下来。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2～323页。1938年1月，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在1938~1940年间，在乌克兰有167565人被逮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31页。
　　
　　在白俄罗斯，马林科夫和叶若夫编造谎言，说那里存在一个以党政领导人为首的反苏地下组织。这使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逮捕镇压。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НМ戈洛杰德，白俄罗斯党中央常务局委员АГ切尔维亚科夫等被杀害。白俄罗斯党组织人数减少一半。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428～429、419～420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3页。
　　
　　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的众多领导人遭到迫害。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ГМ穆萨别科夫遭杀害。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А汉姜，中央书记С斯拉比奥尼扬（卢卡申）、А约尼扬、Г奥弗谢比扬和А科斯达尼扬，人民委员会主席СМ捷尔-加布里耶梁，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С马尔蒂基扬被镇压。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РА阿洪多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古塞恩?拉赫曼诺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СМ埃芬季耶夫遭杀害。在格鲁吉亚，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МД奥拉赫拉什维利，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和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ЛИ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等人被处死。1937年召开的格鲁吉亚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共有644名代表，不久以后有425人被逮捕或处死。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341～343、468～472、512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3～326页。
　　
　　中亚共和国受到的清洗更是惊人。1937年哈萨克党中央常务局的成员无一例外地被逮捕处决。牺牲的有中央书记ЛИ米尔佐扬、С努尔皮伊索夫，人民委员会主席УД伊萨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У库鲁姆别托夫等人。
　　
　　土库曼党中央书记ТА穆哈默多夫和ЯА波波克，人民委员会主席К阿塔巴耶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Н艾塔科夫等人被镇压。只有120多万人口的土库曼在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共有15660人被判刑，其中5008人被处决。李宗禹：《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87页。
　　
　　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АИ伊克拉莫夫，人民委员会主席Ф霍贾耶夫被处决。1937~1939年间，在乌兹别克有41万人被逮捕，6920人被处死。
　　
　　吉尔吉斯党中央第一书记МК阿姆莫索夫、第二书记МЛ别洛茨基、监察委员会主席ДС萨达耶夫等人被处死。
　　
　　在塔吉克共和国，内务部揭露了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说它与托洛茨基中心、伊朗、阿富汗、日本、英国和德国有联系。这个组织的领导有塔吉克党中央书记Ю阿舒罗夫和А弗罗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АР拉希姆巴耶夫和12名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С绍捷莫利，以及塔吉克党中央几乎所有各部的部长和18名区委书记中亚各共和国的大清洗情况参见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第329～333、432～438页；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26～327页。。
　　
　　仅1937年，中亚地区基层党组织干部的557%、区党委干部的788%被清洗雷振扬：《斯大林民族政策评析》，《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第19页。。
　　
　　在俄罗斯联邦的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党政干部普遍遭迫害。卡累利阿、鞑靼、卡巴尔达—巴尔卡尔、马里、科米自治共和国以及犹太自治州的党委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均被逮捕处死。北奥塞梯自治州的11名州党委成员中有9人被捕。
　　
　　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令，于1937年7月25日签署了第00439号命令，要求各地方机关在5天内逮捕所有在军事工厂和铁路运输部门工作的日耳曼人。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即远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42万日耳曼人被处死。
　　
　　在1937年8月25日到1938年11月15日的反民族主义分子战役中，两人小组和特别三人小组共审理了335513人的案件，其中247157被判处枪决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Мемориала”. Вып 1，с33.。
　　
　　对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镇压
　　
　　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引发了众多严重问题，生物学界也因此受牵连。特?杰?李森科等人曲意迎合政治需要，不断高升，而诚实的生物学家因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打击。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НИ瓦维洛夫是世界著名的育种学家、遗传学家。他搜集了世界各地的5万个野生植物标本和3万多个小麦样品，带回苏联进行遗传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1926年获得列宁奖金，却于1940年无辜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亚?伊?穆拉洛夫，以及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都遭镇压。更多的生物学家被逮捕流放。植物学家АА米歇耶夫在克累马河集中营克累马河集中营位于伯力附近，是关押###的集中营，许多无辜者在这里被迫害致死。被毒打致死。著名的外科医生КХ科赫教授也关在克累马河集中营，因没有完成开采黄金的定额被枪决。
　　
　　国防工业的许多科学家受到迫害。坦克设计师ВИ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Л?库尔切夫斯基等众多军械武器设计师遭诬陷被处决。著名的飞机设计师АН图波列夫于1937年10月21日被逮捕，被指控参加“俄国法西斯党”，进行破坏活动。同年，被逮捕的还有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帖?克列伊梅诺夫，他的助手、“卡秋莎”火箭炮的发明人ГЭ朗格马克，以及ВП格卢什科。他们的罪名是在火箭科学研究所内建立“反革命组织”。由于被逮捕的工程师非常之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集中关在一个特别监狱中，继续进行各种武器的设计开发工作。早在1929年就在布特尔监狱内设立了内部监狱设计局，为首的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НН波利卡尔波夫和ДП格里戈罗维奇。设计局后来迁到霍德飞机场地区，改名为中央设计局——第三十九号。后来又陆续设立了多个监狱设计局，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一般称为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在那里工作过的有6名科学院院士（谢?帕?科罗廖夫、尤?阿?克鲁特科夫、亚?伊?涅克拉索夫、鲍?谢?斯捷奇金、尤?鲍?鲁麦尔、安?尼?图波列夫），17名总设计师，12名教授和科学博士，将近200名囚徒科学家。参见沙拉金《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崔芝远、傅士彬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14～18页。火箭专家СП科罗廖夫于1937年被捕，次年6月被判刑，在克累马河黄金矿当苦力，后调到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1944年被减刑提前释放。他后来成为苏联火箭总设计师，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ИЗ舒尔特被镇压。领头的物理学家如伊?叶?塔姆、ВА福克等遭诽谤，被指责为“唯心主义者”和“敌对思想的走私犯”。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МП布朗施坦也遭到镇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米?费多罗夫斯基于1937年被逮捕判刑，他是实用矿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负责组建和领导矿物科学研究所。
　　
　　各厂矿、企业、工地、铁路成千上万的领导人和工程师被逮捕、判刑、处死。全国瞩目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领导人瓦?米?米哈伊洛夫和谢?米?弗兰克福特被镇压。荣获各种勋章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ЕС古戈列，车里雅宾斯克联合企业的负责人ВА雅可夫列夫，马克耶夫卡联合企业的经理ГВ格瓦哈里亚被逮捕处死。重工业部掌握着200家大型机器制造厂，这些厂长几乎全部先后被逮捕，其中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机厂、高尔基汽车厂、乌拉尔汽车厂、基洛夫（原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等工厂的厂长被处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制造厂在1937~1938两年中，从事行政技术工作的人员差不多全部被消灭了。遭镇压的有工厂的总机械师、计划生产科长、各车间主任。各铁路局的局长也几乎都遭镇压。参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54～157页。
　　
　　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专家遭到专横的批判后，又被逮捕判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ВГ克诺林、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弗?哥?索林、基辅语言学院院长НМ西雅克、解出通古斯象形字的语言学家НА涅夫斯基以及曾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哲学课的扬?斯特恩等人均被镇压。更多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语言学、教育学家被逮捕，不少人死于监狱或集中营中。哲学家ЛП卡尔萨温死于集中营。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53～365页。
　　
　　1930年代被逮捕的作家有600多人，占作家协会成员的1/3。著名的作家波?安?皮利尼亚克、加?谢列布里娅科娃、伊?埃?巴别利；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遇害。戏剧导演弗?埃?迈耶尔赫里德死于狱中。各少数民族的文艺家普遍受到迫害。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65～373页。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外国侨民的镇压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援委员会都进行了清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ИА皮亚特尼茨基于1939年被处死。
　　
　　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其中包括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库恩?贝拉都被杀害。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居什奈尔?卡尔菲加利波维奇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指控其领导机关为间谍所渗入，被第三国际解散。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抓。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尤?伦斯基-列什琴斯基，中央领导成员爱?普罗赫尼亚克、玛?柯秀茨卡、阿?瓦尔斯基、耶?伦格等在苏联被处决。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Г列梅克、Х埃别尔莱恩、Г诺伊曼，希腊共产党总书记А孔塔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М戈尔基奇、В乔皮奇、М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А绍特曼、Г罗维奥被镇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苏联指导他们党的活动，1930年代遭逮捕遇害。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45～352页。
　　
　　1937年8月11日，叶若夫下达第00485号命令，要求逮捕“（1）在审讯过程中被查明和根据所附的名单至今未被找到的最积极的‘波兰军事组织’成员；（2）所有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俘；（3）从波兰来的投敌分子，不取决于他们转入苏联的时间；（4）从波兰来的政治侨民和政治交换人员；（5）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和波兰其他反苏维埃政治党派的人员；（6）波兰地区各地防范苏维埃民族主义分子中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员”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90. 。
　　
　　1937年10月23日，叶若夫签署第00693号命令，强调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打着政治避难的旗号进入苏联，因此“对于一切投诚分子，无论其进入我们境内的动机和情况如何，一律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90.。这样一来，为了躲避迫害而来的兄弟党干部，为了寻求更好生活而来的外国劳动者都遭逮捕。1938年4月12日，《莫斯科报》《莫斯科报》是周报，1934年4月至1939年5月用法文出版。发表社论，说“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想法。当时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70%以上被逮捕迪特里希给德共中央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处的报告（1938年4月29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23、424页。。
　　
　　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侨民也遭到迫害镇压。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大概有50万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去从事后方工作的Правда， 2 сентября，1989. 。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工作，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两国关系紧张。斯大林下令逮捕在莫斯科的中国人；1930年代，进而迫害中国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于1935年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但于1938年2月23日被逮捕。苏联军事审判厅指控他为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间谍、恐怖集团首脑参见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人民出版社，2005，第246～248页。。1938年，爆发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参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Коровяковский П Китайцы Жертвы Сталинской Репрессий//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No2. c143-144.
　　
　　
　　四、“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伟
　　
　　●1、卡廷事件 434~445页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现有的材料已经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进入90年代，苏联学者围绕“卡廷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如Лебедева НС. О трагедии Катынские голоса；К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тн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Парсаданова ВС. К истрии катыского дела；Абаринов В Катынский лабиринт；Зоря ЮН Режиссер Каты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сборнике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М：Политиздат，1991，等。此外还出版了两本集中收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材料的文件集：Яснова О.В Катынская драма: Козельск, Старобельск，Осташков: судьба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ь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这些直接来自苏联的历史档案，对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严格地说，“卡廷事件”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二是1943年4月，德国公布发现被害波兰军官遗骸一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苏波关系产生影响。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做好准备；2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途中的业务工作；5后勤保障。”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3.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3.可见，当时有关部门对一些问题考虑得已经很细致了。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各战俘营主任的总结报告和内务部加里宁州局局长的接收单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580、587。。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1-522.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见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ъ，2000，№5，с110。。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调查书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波兰布雷斯劳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布达佩斯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四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五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看起来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这两份材料均出自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Ⅲ From 1940 through 1945 Europe Volume 5 Central Europe April 1943-March 1944，Cambridge：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98，pp109-110、105-106。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这些事实真相没有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只能就此进行猜测和推断，但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却立即显现出来了。
　　
　　
　　五、放弃“世界革命”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
　　
　　●1、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518~523页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5-236；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35，л1-3，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91-92.
　　
　　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6-237；РЦХИДИН，Ф.495，оп18，д1335，л16，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10-102.。
　　
　　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8-239.。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69-170、233-234；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8.
　　
　　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
　　
　　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8；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16-317；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57-358.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年10月，由于战火蔓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150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59-260；РЦХИДИН，ф495，оп73，д112，л2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64-167；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28.。
　　
　　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是，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РЦХИДНИ，ф495，оп10а，д433，л1-3，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0.。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
　　
　　Судоплатов П А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Москва: Гея，1996，с255.。
　　
　　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69页。，
　　
　　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1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1-3、4-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65～667、668～671页。另参见Данилов АА,Пыжиков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с15-16。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85-86.
　　
　　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尽管莫洛托夫和迈斯基认为英国的条约“是空洞的宣言”，苏联不能接受，但斯大林在5月24日的回电中指出，“它是重要的文件”，至于涉及苏联安全的边界重新划分问题，可等待将来“以武力解决”。详见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153-157；Визит ВМ 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 Черчиллем，А 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1，c164-189。
　　
　　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
　　
　　于是在5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惨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273～274、278～279、297～306页。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月5日，斯大林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32.。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经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潘益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89～90、91、98～99页。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4～427页。
　　
　　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宗伊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63页。参见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6。。
　　
　　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作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促进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时，苏波关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发的危机，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抚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国人宣布在波兰的卡廷发现了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调查，莫斯科则立即指责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使得本来已经紧张的苏波关系陡然进入危机状态。丘吉尔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后，一方面表示不赞成波兰人的做法，并愿意说服他们放弃调查的主张，一方面劝告苏联不要与波兰断绝关系，更不要公布这一决定。但是在英国还未及采取行动时，苏联已经宣布与波兰决裂。这使丘吉尔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给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对此非常失望，并借戈培尔散布的言论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断然措施，是企图在苏联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波兰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虽然口气很硬，但实际上表示出一种和解的态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苏联没有另外组建波兰政府的打算，并表示只是对西科尔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组，苏波关系是有回旋余地的。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第117～128页；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8～429页；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5-86.
　　
　　这次危机所涉及的实质上还是战后安排的问题。或许可以说，对于波兰问题的处理是战后苏联周边国家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环斯大林后来与丘吉尔争论时说，波兰对英国只是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39～140页。。
　　
　　西方盟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克制态度显然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如果作出令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就能够赢得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无论如何，到1943年5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作出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1943年5月9日塔斯社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已批准成立一个以波兰爱国者科希丘什科（Костюшко）命名的波兰师，并将开往前线与苏军并肩作战［阿?托因比、维?托因比合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240～241页；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6］。这又是一个容易引起西方猜疑的举动。。
　　
　　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
　　
　　
　　六、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苏联史研究中令人关注的问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中译本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比较重要的有Sheng Michael，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1937-1952，Москва：（转下页注）
　　
　　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接上页注③）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9（中译本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最近的研究成果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2；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
　　
　　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重新予以审视。有些中国研究者对俄国档案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从1996年对于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出使中国（1949年1~2月）》一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中译文见《国外中###史动态》1995年第5期，《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的“围攻”便可感觉到。该文引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报告全文，以及报告所附的详细引文。由于米高扬的结论及其所附文件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以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有不少中国研究者撰文（至少四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国档案的真实性。直到2000年俄国发表了米高扬所附档案的全文（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这场争论才算了结。这件事给人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应因档案内容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就轻易否定档案的真实性；档案本身固然不是历史，但往往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钥匙。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和内战初起，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着重考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见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交“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讨论会论文，哈尔滨，2003年8月。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有关章节。
　　
　　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5~1947）》，《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转引自Chares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7，Washington DC：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的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7-40。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004～1006页；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2月3日，АВПРФ，ф0100，оп35，д11，п237，л34-38；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10-14、68-71。
　　
　　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讲话中称：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毫无外援”（《毛泽东选集》，第1070页）。但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在1938年2月、1940年2月和1941年7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18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见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137、190、238-239。
　　
　　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68-71。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道，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234～23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9页。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在会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方针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见后），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另外，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19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58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12页。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斯大林在1945年12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1。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以上引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页。
　　
　　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5～246页。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古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关于重庆谈判的详细过程和国共双方的主张，中国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参考的成果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八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则重点考察苏联对重庆谈判的态度。
　　
　　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8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4，д244，л205-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14-216。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218-21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29-230。
　　
　　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40、226-2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30-233、233-235。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他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10日；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39-44、120-1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851～856、840～843页。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要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其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对于苏联来说，还有一个控制外蒙古的问题，不过中共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早在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中就指出，战后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12～713页。
　　
　　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馆），ф32，оп11312，д196，л140；ф32，оп11309，д248，л25，Ачкасов В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поражение милитариетской японии，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1980，c322。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88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月11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88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详见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41-143；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473～475页；张一波、袁鲁毅：《“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李鸿义、王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中###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128～172、173～188页；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中###史资料》总第56辑（1996年），第32～49页。
　　
　　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会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7页。
　　
　　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详见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以下简称《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未刊，第83页。
　　
　　中###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部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64～67页；曾克林：《山海关—沈阳—延安：忆我与苏军的关系》，《中俄关系问题》1990年第28期，第1～7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01～202页；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46，л12-18、19-21、22-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792、806、811～812页。
　　
　　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转引自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3～184页；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71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古，“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中央给中共赴渝代表团的通报，1945年9月17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07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31页。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彭真年谱》，第289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11页。
　　
　　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古、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记录，1945年9月14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上卷，第523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79页。
　　
　　18日他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中共赴渝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1945年9月19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上卷，第526页。
　　
　　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页。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116页。
　　
　　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FRUS，1945，Vol7，p1028；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6页。
　　
　　9月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给林彪和山东局的指示，1945年9月27日。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FRUS，1945，Vol7，pp973-974、979-980、981；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7-18、19-20；оп33，п244，д12，л50-51；оп33，п244，д13，л71-7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45-255、252-257.
　　
　　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86-8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6-298.
　　
　　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9.
　　
　　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120-1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840～843页。
　　
　　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3日；刘少奇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4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33～234页；《刘少奇传》上卷，第531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3页。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26-27、28-30、128-132；оп33，п244，д13，л82-83；оп40，п248，д Ки032，л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58-259、262-264、274-275、299-302.
　　
　　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留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彭真年谱》，第294页。
　　
　　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呼吁满洲独立，撤销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毛泽东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彭、陈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0月1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8-13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9-302。
　　
　　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彭真年谱》，第300页。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82-283.
　　
　　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队给以打击。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转引自《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11页；《彭真年谱》，第302页。
　　
　　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彭真年谱》，第305页。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94-95；《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彭真年谱》，第310、312～313页。
　　
　　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务必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毛泽东致彭真电，1945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作战部署及指示电，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入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9-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4-29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214页。
　　
　　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3～80页。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RGASPI（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f.558，op11，d.98，l.81，Alexander Chubariyan and Vladimir Pechatnov， Molotov “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 Cold War History，Aug. 2000，Vol1，Issue 1，pp131-132。
　　
　　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5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5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彭真年谱》，第315～316页。
　　
　　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6-307；《彭真年谱》，第318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1月20日。
　　
　　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政府，来哈接收。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0～32、40页。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6-307.
　　
　　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3～155、168～171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16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7-12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5-306。
　　
　　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126-127.
　　
　　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7、168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99-10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13-314。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60-6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77-278.
　　
　　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09～210页。
　　
　　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国民政府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7、148～149、151～152页；FRUS，1945，Vol7，p1044。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止于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详见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Россия ⅩⅩ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4，с67-68、87-89、92-98、104-112。
　　
　　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详见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3，c35；Fernande Scheid Raine， 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Cold War History，Oct. 2001，Vol2，Issue 1，pp25-26。
　　
　　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详见Кочкин НВ СССР，Англия，США и “Турец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7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2，№3，с68。
　　
　　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АВПРФ，ф017а，оп1，п2，д12，л62-62об，Кынин ГП,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ом.2，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с47-48；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118.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FRUS，1945，Vol7，pp844-845；FRUS，1946，Vol9，Washington：GPO，1972，p18.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9-120。
　　
　　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20-21；д20，л5a-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31、41-45；《彭真年谱》，第362页。
　　
　　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页。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毛泽东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彭真年谱》，第316～317页。
　　
　　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430、431～432页。
　　
　　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0～531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7页。
　　
　　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528～529页。
　　
　　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43页。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 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第1卷，第4页。
　　
　　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5-108.
　　
　　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详见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12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74页。
　　
　　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马歇尔劝告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的情况，详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第87～88页。
　　
　　1月26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致经济谈判陷入僵局。详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421、423～424、425～426、429～434页。
　　
　　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АВПРФ，ф0100，оп34，п10，д2520，л3-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58-60；“总统机要室”编《领袖特交文电项目整理?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二、阻挠接收东北），1975年6月，台湾“国史馆”。
　　
　　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关于国民反苏情绪的详细史料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617～669页；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311～313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66-68。
　　
　　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7页；《彭真年谱》，第402页。
　　
　　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5卷，第996～1023页。
　　
　　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彭真年谱》，第376页。
　　
　　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斯大林与乔巴山谈话记录，1946年2月22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俄文原档复印件。
　　
　　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程光烈：《军事调处工作日记（1946.2~11）》，严平整理、载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405、422页。
　　
　　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彭真年谱》，第385～388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
　　
　　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彭真年谱》，第389页；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转引自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0页。
　　
　　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7页；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2～152页。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彭真年谱》，第390～391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8页。
　　
　　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共中央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彭真年谱》，第391～392、394页。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8～189、230～234页；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84-85。
　　
　　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彭真年谱》，第395～396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91页。
　　
　　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02页；《彭真年谱》，第396～398页。
　　
　　3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复，以致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详见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31日；《彭真年谱》，第399、401～402页。彼得罗夫向外交部提交一经济合作方案，其中要求作为合办企业的数量较以前有极大减少（从过去的60多项改为7项）。外交部主张撤军后再谈，蒋介石主张可以先谈，撤军后签订协议。《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2～293、302页。
　　
　　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6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4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33页。
　　
　　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Ⅴ，с 97.
　　
　　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08～509页。
　　
　　早已做好准备的中###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彭真年谱》，第408、409页；《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1981，第113～114页。王世杰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近日没有再提经济合作问题，似乎是放弃了与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而以支持中共为其基础。长春的陷落和中共态度日益强硬，均与此有关。《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09页。
　　
　　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34页；《彭真年谱》，第410页。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彭真年谱》，第408、413、416、418页。中共进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情况详见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М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но 《Мысль》，1977，с160-166；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第55～56页。
　　
　　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彭真年谱》，第414页。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萧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队。经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开始移交。见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86、184页。另见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с138、185。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80页。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作出让步。”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05-107.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9页。
　　
　　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彭真年谱》，第417页。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17～318页；###：《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第480页。
　　
　　但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月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22页；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47-149。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5页。不过，认为1946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恐有不妥。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初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时候。
　　
　　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1947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134～135页。
　　
　　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见《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221页。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它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204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七、难以作出的抉择
　　
　　
　　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
　　
　　最近几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苏美两国空军曾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拼死相搏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关的研究，如果说最早出现的依据主要是口述史料［见Jon. Hallidy，Air Operation in Korea：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William JWilliams（ed.），A Revolutionary War：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Imprint Publlcations，1993，pp149-170］，那么稍后俄国学者便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见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c121-146）。笔者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9～74页）。后来，美国还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朝鲜空战的专著：Zhang Xiaoming，Red Wings over the Yalu：Chin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Air War in Korea，Texas A &M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这是美苏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战争行为，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一事实隐瞒了40多年。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50年11月27日就推断，“如果联合国空军攻击满洲的目标”，苏联极有可能秘密参战（Fiche 22，Item 100，NIE 2/2，The National Archives，US）。1952年7月30日，中情局更根据“大量迹象”断定，苏联“如此广泛地参加了敌人的空战”（Folder: PSF Intelligence File，NIE 55/1，Truman Library）。
　　
　　那么，一向处事谨慎的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决定把苏联空军投入战争的？苏联空军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参战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试图解开的历史之谜。
　　
　　虽然在十几年前人们已经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那时档案文献的缺乏给人造成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笔者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当时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各方面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而相关的档案文献只是零星出现的。所以，就历史过程的链条来看，断裂的地方颇多，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推断。例如，关于周恩来赴苏的日期，中苏领导人会谈前中国是否告知已经做出的决定，黑海会谈的具体时间和最终结果，斯大林对中国到底做出了什么承诺，等等。详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3～87页；Alexandre 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ept.16-Oct.1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会谈问题的争论》，《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第7～12页。
　　
　　至于苏联在华空军的部队建制、作战部署及参战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更是语焉不详、含糊不清。最近几年，中俄两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的大量出现，使得研究者可以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可以对这段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了。由于缺乏档案文献而导致的历史链条的断裂，笔者以前对一些历史细节的判断有误差，如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时机、金日成拒绝中国出兵援助的原因以及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的限度等，正因为如此，深感有必要在新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把那些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苏联空军参战的过程是同中国出兵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个过程与其说反映了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和立场，不如说体现了中苏同盟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在了解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具体过程的同时，人们对于中苏之间、中朝之间乃至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会有一个更加细致、更为深刻的观察。
　　
　　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苏联空军就已经进驻中国。1949年底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凭借其空军优势，不断派遣飞机对大陆进行轰炸和袭扰，最严重的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轰炸。据苏联领事馆给莫斯科的报告：由17架重型轰炸机进行的这次袭击，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供水中断，所有企业停产；上海当局和居民情绪十分低落，人人提心吊胆，甚至做出了将工业企业迁往内地的决定。蒋介石则为此欢欣鼓舞，并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要求扩大轰炸，批准将袭击目标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决定帮助国民党尽快修复舟山群岛上的台山机场。АВПРФ，ф0100，оп43，д722，п313，л201-203；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38，п314，л43-47，Кулик Б.Т. 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против КНР，1949-1952，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c32-33.
　　
　　此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同盟条约，接到报告后，便请求斯大林给予空军援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72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9页。
　　
　　于是，苏联派遣由巴基茨基中将率一个防空集团军开赴徐州和上海，其中包括第106歼击航空师、第52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还有一个独立无线电技术营，共127架飞机，计有喷气式歼击机40架、活塞式歼击机41架、强击机26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0架。不到一个月，即3月7日，第一支苏联空军部队（第351歼击航空团）便进驻了徐州机场，并担负起警戒和巡逻任务。在随后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从3月8日到8月1日共出动230架次，进行了7次空战，击落6架敌机，而自己没有任何损失。第106歼击航空师出色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斗任务，击落了所有试图侵入这些地区上空的敌机，而没有让一枚炸弹落在其防御区，以至地面高炮部队完全“失业”了。ЦАМОРФ，ф50 ИАД，оп152677，д4，л3-4、91、133-134，Набока ВП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итае в 1950 году//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39-141.
　　
　　朝鲜战争爆发后，令斯大林和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立即采取了干涉政策，并首先投入了空军和海军部队。关于苏朝领导人战前对美国立场的估计，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147～158页。至于美国参战的决策过程，参见牛军《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1950.6~1951.6）》，《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美国参战后立即给朝鲜人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首当其冲的就是空军和海军。据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开战仅仅几天，到7月3日，朝鲜已有36架飞机和5艘舰艇被击毁。关于朝鲜人民军损失情况的报告，1950年7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37。
　　
　　这时斯大林便意识到，战事的发展很可能是不会顺利的，他需要考虑如何对朝鲜增加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只是这种援助不能来自莫斯科。
　　
　　战前苏联的援助主要在于训练朝鲜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制订作战计划，而斯大林绝对禁止苏联军人越过三八线、直接介入战争。例如，战争爆发前5天，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因进攻和登陆需要，金日成要求为已经抵达朝鲜的两艘舰艇提供10名苏联驾驶员和顾问。莫斯科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Огонёк，1993，№26，с29；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33-34.
　　
　　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参见Kim Chullbaum（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Eulyoo Publishing Co,1991，pp25-26；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534页。
　　
　　正是由于缺乏苏联顾问的指导，继续南进的朝鲜军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以至什特科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批准给人民军每个军团派两名苏联顾问，并希望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日、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05-107、136-139。
　　
　　对于派遣苏联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根本不予理睬，只答复说瓦西里耶夫“住在平壤更为适宜”。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7月6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0。
　　
　　尽管后来在金日成的直接请求下，斯大林答应可以派一些苏联顾问进入朝鲜境内，但他一方面愤怒地指责苏联大使擅自答应朝鲜人的做法，要他个人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苏联顾问成为俘虏；一方面明确指出，这些顾问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而且他们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3-144；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с29。
　　
　　斯大林脑子里想的是在必要时由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斯大林早在策划战争时就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他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5；参见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106。
　　
　　当然，何时以及如何提供这种援助，还要看战局的发展。
　　
　　美国参战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7月2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要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形势的判断，并指出，为了防止美军登陆，朝鲜人民军应当加速南进，攻占南方的港口，并在仁川等地建立起强大的守卫部队。周恩来强调，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将以志愿军的方式并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与美军作战。为此，中国将在沈阳地区集中3个军，兵力12万人。最后，周恩来询问，苏联空军能否确保对这些部队的空中掩护。
　　
　　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с35-37.
　　
　　实际上，中国的东北边防军是在几天后才正式决定组建的，并限令8月5日前完成集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428页。
　　
　　周恩来在做出正式决定之前这样说，显然是有意让斯大林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愿意帮助朝鲜的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中国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罗申与邹大鹏谈话备忘录，1950年7月4日，转引自OAWestad，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rs，Policies，and Perceptions，1950-1961，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Kong，January 1996。
　　
　　，但同时也要让斯大林明白，苏联出动空军是中国出兵的条件之一。
　　
　　斯大林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7月5日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79。
　　
　　由于没有接到中国的进一步消息，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请罗申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5。关于中国的反应和安排，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61～69、90～91页。
　　
　　这两个文件表明，为了催促中国下决心并尽快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斯大林当时明确承诺，苏联除愿意帮助中国培训空军、向中国提供空军装备外，也将向“进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也就是说，苏联空军将与中国陆军并肩作战。俄国学者大多同意这个判断，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0-101；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105。
　　
　　不过，斯大林在这里预设了一个条件，即中国出兵（当然也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机是“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
　　
　　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美国空军的轰炸使得平壤陷入一片紧张状态。7月7日金日成约见什特科夫，再次请求苏联军事顾问尽快进驻汉城，并参与各军团的军事指挥，否则人民军将面临“失败”和“崩溃”。金日成还说，他接到大量电话，讲的都是美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包括铁路枢纽和多座桥梁被摧毁。据什特科夫观察，金日成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显得“心绪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193-194。
　　
　　斯大林再次把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他在7月8日的电报中指示罗申：“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2。
　　
　　实际上，中国此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在部队大规模向东北集结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加紧作战的筹划。7月12（或13）日，周恩来委托中国驻朝鲜代办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出帮助的要求时不要客气；同时，希望向中国“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比10万、1比20万、1比50万的朝鲜地图各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及时地向苏联大使报告了这个情况，在会谈中，金日成心情沉重地谈到，美军的参战，尤其是美国空军的袭击，“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金日成还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5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7月19日金日成又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还“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金日成还通报，为了解朝鲜战局情况，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前往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很困难，只好请金日成派军事代表去中国。此外，毛泽东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8月10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对此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有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最后，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看来，斯大林比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沉得住气。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而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7月18日莫斯科收到苏联使馆关于朝鲜局势的长篇综合报告，其中心意思是朝鲜领导人和居民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恐慌情绪，并恢复了胜利的信心。报告说，在刚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时，朝鲜人担心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武装援助，就无法战胜美国武装干涉者。不过，随着人民军向南推进，特别是7月5日和11日与美国部队交战并给对方以重创、俘虏大批美国士兵后，“人民的战斗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积极要求上前线的人数急剧增长，几天内就组建了745万人的志愿兵部队。被解放的城市，尤其是汉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活，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动员了地方资源来帮助前线。人民军队的胜利还促使南方游击队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报告的结论是，朝鲜人恢复了迅速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7月18日，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7，л29-40。
　　
　　8月，驻朝使馆再次向莫斯科提交了同样结论的报告，只是附带提到，朝鲜的干部和群众对于苏联未能及时派遣空军阻止美国飞机的轰炸流露出不满情绪。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8月（日期不详），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8，л109-169。
　　
　　对于战局发展的乐观估计，大概就是斯大林不急于解决对朝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问题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出兵朝鲜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出兵的一种后果就是扩大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苏联是不利的。在上述两封电报及其他政治报告中，大使馆都重点汇报了苏联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可见莫斯科对此问题的关注。
　　
　　毛泽东确实在认真考虑出兵的问题，特别是在得到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许诺之后。7月2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7月13日电说：“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同时，毛泽东还谈到了对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安排，计划到1951年3~4月间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及改装训练的工作。对此，苏联表示完全同意。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维辛斯基致罗申电，1950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90。
　　
　　其实，在此前一天，即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已经做出相关决议。根据这个决议，7月22日，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在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巴季茨基，将驻防上海地区的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8月1日，在上海的防空集团军建制取消，装备全部转交集中在上海—徐州地区等待改装训练的中国混成航空兵旅。8月10日，苏联第151歼击航空师便已最后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的集结任务。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Набок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41。
　　
　　或许是因为中国出兵的建议迟迟没有得到朝鲜的答复，毛泽东决定通过另一条渠道向莫斯科提出这一设想。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在北京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哲学家尤金院士谈到朝鲜战事。毛泽东讲到了事情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人在朝鲜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么他们不久就可能被赶出半岛而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在朝鲜取得胜利，那么他们需要增兵30~40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北朝鲜人就无法对付了，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如果进行这种援助，就可以消灭美国的这30~40个师。而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将会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有利。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с45、47.
　　
　　毛泽东这番话当然是说给莫斯科听的。关于中国的出兵意图，这里讲述的只是毛泽东向苏联和朝鲜表示的意见，至于中国在国内动员和部署参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69～176页。
　　
　　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尽管金日成继续表达了这方面的请求。
　　
　　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8月中旬以后，人民军的进攻在洛东江一线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现出焦急和失望情绪。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苏籍朝鲜人文日受其委托去见什特科夫。文日说，卧病在床的金日成对于前线部队因遭受美国飞机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而被迫放弃进攻一事“忧心如焚”，情绪极为沮丧。“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只能继续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建议朝鲜人民军“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什特科夫还报告，“近期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对人民军“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19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621-623。
　　
　　由于朝鲜空军损失严重，无法对敌作战截止到8月24日，朝鲜人民军空军损失歼击机和强击机109架，仅存战斗机36架。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朝鲜人民军空军情况的报告，1950年8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 126。
　　
　　，金日成只能期待来自苏联的空军援助。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考虑到不便再次当面向苏联人提出他们一直回避的问题，当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他“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几次想到要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想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局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再未提起过这一问题。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7，л666-669。
　　
　　金日成在这里所说的美国打算在仁川登陆的情报，显然是中国人提供的。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致斯大林电中曾写道：“还在今年4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39页。
　　
　　毛泽东这样做无非是根据经验提醒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此时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247～251页。
　　
　　中国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防备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而金日成也是以此为由向莫斯科提出请中国出兵的问题的。
　　
　　斯大林无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决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在8月28日的电报中，斯大林首先告诉金日成，“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接着，斯大林又安慰说，“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连续胜利的。”“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斯大林最后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8月2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5-6、10-11。
　　
　　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明确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金日成解释说，“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8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13。
　　
　　8月31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呈上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敬爱的导师，我们感谢您的谆谆教导。在朝鲜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您的巨大支援。”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8月31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4-15。
　　
　　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求中国出兵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了。关于金日成在仁川登陆前拒绝中国援助的情况，详见Shen Zhihua，“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CWIHP Bulletin，Winter 2003-Spring 2004，Issues 14/15，pp9-24。
　　
　　然而，斯大林此时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仅没有及时向朝鲜提供空军援助，就连原来已经确定的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的任务也停止执行了。8月28日，华西列夫斯基报告，鉴于8月27日美国飞机对中国东北的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了空袭和扫射，军事部请求允许让已经集结在那里的第151歼击航空师承担起为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务。报告要求批准给师长别洛夫下达的命令草案。命令说：“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任务的同时，自今年9月1日起第151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151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境线。三、与第13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谋部（审阅）。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20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第二天，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在该文件上批示：“退还АМ华西列夫斯基”，便没有下文了。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
　　
　　8月31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提交报告，询问“是否有必要命令第151歼击机师在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同时，还能够为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空中掩护”，并说明这项任务是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提出的。这一次，布尔加宁干脆在报告上直接用笔勾掉了所询问的几句话。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31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4-5。
　　
　　布尔加宁这样做，显然是经过斯大林允许，甚至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决定抽调部署在沈阳地区的空军兵力而加强旅顺海军基地的力量。根据9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事部命令，第151歼击航空师于1951年2月1日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再培训工作后，将其两个团及指挥机关调至旅顺基地，与10月6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来的第303航空师第177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共同组建一个新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0-171。
　　
　　在华苏联空军的这次调动命令，显然与9月4日美国飞机围攻并击落旅顺基地正在空中训练的轰炸机事件有关。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0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с214-216；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131页。
　　
　　这充分表明斯大林对旅顺港地位的重视旅顺基地与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关系，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43～146页。
　　
　　，而对于将要出国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掩护，这时已经不在苏联空军的任务日程表中了。不过，急剧变化的朝鲜战局打乱了斯大林的这一部署。
　　
　　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从9月14日到18日，斯大林不断接到战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的报告，9月13日美军便开始在仁川地区进行小规模侦察性登陆作战，但前线战局尚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15日，美军集中了约150艘舰船，在舰载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在仁川地区实施登陆，主力是美国第10军。人民军只有一个海军陆战团和两个边防营进行防守，由于道路和通讯中断，零星调往仁川和汉城地区的部队情况不明。美军登陆成功后，一路向汉城进击，人民军的防线已被突破。与此同时，南部战线的美韩联军开始猛烈反击，并取得成功。9月17日，美军登陆部队已强渡汉江，汉城郊区正在激战。由于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从中国边境至前线的所有铁路和桥梁均受到攻击，交通已经陷入瘫痪。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4、15、16、17日；洛莫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
　　
　　对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了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周恩来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周恩来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23-12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с 106-108。
　　
　　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但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对朝鲜作战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9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542～545页。
　　
　　周恩来只好建议金日成集中兵力确保三八线，“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11～312页。
　　
　　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3-135，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111。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的同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李周渊当天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1，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
　　
　　20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接着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应如何答复中国人。在苏联大使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后，金日成立即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作战经验，但在大量美国飞机不间断地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也很难说。在场的朝鲜人都随声附和说，“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相当艰难”。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周恩来的提议。朴宪永、金枓奉（最高人民议会议长）和朴一禹（内务相）都认为，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但金日成发言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作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他相信，“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最后，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他还说，如果朝鲜加速组建一支新部队，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2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金日成现在完全是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而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国出兵的问题。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回忆说，在仁川登陆的那几天，他就在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的反应很平静，并说苏联对此已制订了必要的计划——要中国志愿军部队投入战斗。Ракоши М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3-63；译文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4页。

　　
　　只是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9月26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军事代表请示，运到朝鲜的3400辆汽车没有足够的司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可否建议金日成请求中国朋友向朝鲜派遣1500名以上的司机？”4天以后斯大林才答复：“你们可以这样向金日成建议，只是不要说：这是莫斯科的意思。”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6日；布尔加宁致马特维耶夫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103-106、101。其实，在斯大林答复前，金日成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要求。9月29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告金，同意为朝鲜募集数百名朝鲜籍司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45页。
　　
　　事情真的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在仁川登陆后不久，斯大林本来产生过出动苏联空军保护平壤的念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于9月21日报告说，可以派遣第147航空师第84团的40架雅克9型飞机前往保护平壤，航空团两天便可抵达，但全面做好战斗准备需要8~10天。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79-80。
　　
　　两天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报告，决定改派第32歼击机航空师第304团前往，“10月3日该团可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最后报告说：“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或许是军事部长的这番话提醒了斯大林，或许是急剧变化的朝鲜局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了对策，总之，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战斗机并没有出现在平壤上空。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汉城可能已经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断，并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同时也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们现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6-49。
　　
　　同日夜晚，金日成来了求援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1-45。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在通报了朝鲜的危险局势，即朝鲜已经没有任何抵抗部队、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没有任何设防后，斯大林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或许是考虑到此前莫斯科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种种反应，斯大林最后故作亲近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回电。但是，这一主张在中共领导人的会议上受到质疑，毛泽东不得不答复莫斯科：中国暂不出兵，有关问题将再行讨论。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极力主张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决议。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成立，部队进入了战前的最后准备阶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79～190页。
　　
　　尽管出兵的决定已经做出，但中国领导人的犹豫和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关于出兵的时机，如果说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助防守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难怪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此时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否则，“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不过，麦克阿瑟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投入地面部队，苏联出动空军，“进行联合作战”。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954-955；Papers of DA，Oct15 1950，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Box 67，Truman Library.
　　
　　这恰恰就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所期待的。
　　
　　从作战角度讲，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和没有空军支援，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告知了斯大林。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电报中不仅开列了包括坦克、重炮和几千辆汽车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清单，而且提到“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故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出动时给予空军支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0页。笔者在1996年1月与负责主编该书的金冲及先生谈话时了解到，除引号内的字句外，电报的其他内容在发表时被删节了。

　　
　　如果说因这封电报没有发出而斯大林不知其内容的话，那么从其他渠道传递的信息应是十分明确的。10月7日，斯大林派驻朝鲜的私人代表马特维耶夫报告：朴一禹已于10月5日从北京返回，他在北京期间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两次接见，谈话持续时间长达10个小时。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帮助朝鲜，但就是不能派出军队。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出兵势必把苏联也拖入战争，而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7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05-706。
　　
　　毛泽东对苏联人的谈话就更直接了。10月6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时说，他对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国共同打击美国的说法感到十分欣慰，并强调，如果要打，就应该立即动手，他在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说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非常落后，“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空军问题”，他指出，中国出兵“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其任务在于：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参加前线的作战行动；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毛泽东最后说，为了汇报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全部想法，他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7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26-12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6-107；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588～590页。
　　
　　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赴苏谈判之前，斯大林对其目的和要求是一清二楚的。
　　
　　10月8日，毛泽东分别正式通知金日成和斯大林，中国已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部队大约在10月15日开始入朝。随之，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又互通了消息。中国终于决定出兵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金日成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对中国军队在朝鲜集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做了安排。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8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3～4页；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2，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7-108；什特科夫致电斯大林，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1；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2-713。斯大林在给北京的回电中说志愿军当然应由中国人指挥，但似乎没有向金日成提起过这个问题。这造成了日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指挥权问题上的分歧。
　　
　　但这一切来得似乎已经晚了，此时的斯大林有一种不祥之感，他在不安地等待着已经进入苏联国境的周恩来和林彪。
　　
　　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尚未披露，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谈话。所幸不久前俄国公布了作为会谈结果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再加上会后的中、苏、朝之间几件往来电报，目前关于黑海会谈的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做出决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95～498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09，并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92～197页。
　　
　　周恩来之所以接受中国不出兵的意见，显然是因为苏联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而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已经答应彭德怀并事先与周恩来商定的。彭德怀10月9日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明当前形势及中央意图。虽“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仍决定先派两个军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集结在熙川、德川一线。但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讲到空军问题，以至于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在会后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陆空联络尚未规定，据说须经军委规定，请即速办理，否则（会）发生误会遭受损失。”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因此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4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41页。
　　
　　这足以表明，中国军队出动前是得到过有空军掩护的许诺的，只是具体方式和时间尚不清楚。现在周恩来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自然便同意放弃朝鲜的意见了。而斯大林此时做出的推迟出动空军的决定，则有着更加缜密的思考。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辞，因为如上所述，不仅集结在沈阳地区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已整装待命，而且就在十几天前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报告，准备从滨海边疆区调往平壤的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炮营及其他辅助部队，只要5~6天便可以到位，并于10月3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斯大林在10月11日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的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联军队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2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85-186。
　　
　　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莫斯科竟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
　　
　　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02-103。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62～65页。
　　
　　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参战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做好出兵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但并不急于要中国出兵；在战局陷入危急后，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又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9月27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维辛斯基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年9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6-87、84-85。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了一个行动。10月4日，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FRUS，1950，Vol7，pp877-878.
　　
　　显然，如果这些秘密外交取得成果，即使中国出兵不利或不出兵，危机也会过去，而苏联就没有必要再冒险与美国开战了。
　　
　　接到黑海来电后，毛泽东陷入了极度思考之中。10月12日下午3时30分刚看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同意你们的决定”。晚10时22分，毛泽东再电告知，中国军队尚未出发，已下令“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斯大林接着便致电平壤，将黑海会谈的结果通知金日成，并要他立即组织撤退。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2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2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0、141、142-143，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9-110。
　　
　　其实，毛泽东的态度并不像他电报中说得那样坚决，他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实际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部队“暂不出动”，还要彭、高二人来京一谈。毛泽东致彭德怀等人电，1950年10月12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5～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把真实想法全部告诉斯大林，也许是对在如此条件下继续坚持出兵的主张能否再次被中国领导人接受没有把握。但是，经过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毛泽东可以向斯大林表示中国的决心了。
　　
　　会议刚刚结束，10月13日21时毛泽东即刻召见罗申，并宣布：中共中央经过再次讨论决定，“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10-111。
　　
　　此前金日成已经接到斯大林关于撤退的通知，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只得表示遵照执行。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3。
　　
　　莫斯科得到报告说，平壤的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从8日已经开始撤离，但组织混乱，情绪低落，并对苏联未能及时给予帮助颇有怨言。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10月13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136-140。
　　
　　于是，斯大林紧急电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5。
　　
　　14日凌晨收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补充报告后，斯大林再次告诉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7。
　　
　　不过，罗申的补充报告特别指出了空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还提到，希望能以贷款的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周恩来必须与斯大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
　　
　　毛泽东在13日22时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把中国再次决定出兵的安排和要求讲得更清楚：第一，中国军队入朝后，“可以专打伪军”，建立根据地，以振奋士气，待苏联志愿空军和武器装备到达后，再打击美军；第二，争取用租借办法解决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问题；第三，务必要求苏联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京、津、沈、沪、宁、青等地。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3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6～7页。
　　
　　14日3时，毛泽东再次发电叮嘱周恩来：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武器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解决。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
　　
　　14日21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已决定10月19日出动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共26万人入朝，并要他立即通知斯大林。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8页。
　　
　　鉴于平壤告急，10月15日凌晨毛泽东又决定志愿军提前出动，即17日和18日分别出动一个军，10天左右全军渡江完毕。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0年10月15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4页。
　　
　　毛泽东最后的决心已下定，并一再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苏联空军的出动。中国人的立场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此时周恩来已返回莫斯科，并于14日致函斯大林，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志愿空军”与中国志愿军在作战时的指挥关系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04～405页。莫洛托夫大概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苏联空军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4页；周恩来给斯大林的信，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86～87页。
　　
　　这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17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18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19日出兵朝鲜。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1950年10月17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1950年10月18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1页。
　　
　　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7页；彭德怀关于高岗问题的一次谈话，1955年2月8日，彭办主任王焰抄记，未刊。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中国出兵朝鲜，“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是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可以再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页。笔者对于毛泽东出兵动机的分析，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78～287页。
　　
　　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巴季茨基的报告，1950年10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54。
　　
　　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151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活动。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9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5-18。
　　
　　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4。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Viktor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12，№4（December 1999），pp13-14.
　　
　　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有亲身体会的。见АВПРФ，ф0100，оп50a，д1，п423，л19，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9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2页。
　　
　　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27页。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2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71-72。
　　
　　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苏联空军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25-26。
　　
　　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9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情况，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4-5、12-13。
　　
　　这更增强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11月15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64歼击航空军）。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97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98页；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16；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д4，л189；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0年11月2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67-169。
　　
　　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151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19歼击师外，从11月到次年初，将有12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陆续进入中国，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索科洛夫的报告，1950年11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231。
　　
　　11月30日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军指挥机构人员已经全部抵达沈阳，各航空师已陆续到达或在调运途中。此外，计划供应中国的火炮、弹药、汽车及其他装备也陆续开始启运，有些已经运抵目的地。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1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81-183。
　　
　　据空军总参谋部报告，至12月4日前，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已有11个歼击机师（第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师），2个轰炸机师（第162、186师），以及第64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第6飞行技术学校的部分人员，共计将军5人，军官5058人，部队官兵总数达17950人。与此同时，为组建中国空军，已移交给中国各种飞机1653架，其中歼击机900架（350架米格-15、372架米格-9、40架拉-11、130架拉-9），强击机117架（伊尔-10），轰炸机132架（图2），教练机412架，运输机44架，通讯机56架。此外，还有各种车辆1871部。卡特尼金和索尼里尼克的报告，1950年12月4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30-132。
　　
　　1951年1月9日第64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151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28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50师，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64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50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50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第64歼击机航空军关于1950年11～12月作战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9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95，л138-147；克拉索夫斯基给第64歼击航空军的指示，1951年1月16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67，л1-6。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参见周恩来致斯大林电，1951年2月2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2-65；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1-63；洛博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7月25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100，л168-172；别洛夫关于第64歼击航空军战斗情况的报告，1951年10月（估计），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73，л22-69。
　　
　　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关于美苏空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68～277页。
　　
　　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别洛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9月，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49，л38-41。
　　
　　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7。按照约定，平壤—元山线以南及东西海岸线以外为中朝联军作战区域。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空军作战情况的总结，1953年11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80-283。
　　
　　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八、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
　　
　　陕西师范大学柳植
　　
　　●1、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872~886页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的，因而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文本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外界长时间得不到真实的文本，也不知道报告的准备过程。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散布了这样的说法：“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们，包括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最后才同意由赫鲁晓夫在会上做这个报告。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149页。
　　
　　这一说法曾使许多历史学家对秘密报告出笼的过程做了不准确的记述。已公布的苏共二十大档案证明，赫鲁晓夫说的确定做报告的时间不对头，对主席团内的辩论情况的介绍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贝利亚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7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对其他一些案件也进行了平反。但是，直到这次大会之前不久，在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舆论工具还一直宣传和颂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本。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3年7月会议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过争论。
　　
　　看来，只是在准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才把“非斯大林化”列为大会的主旨。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斯大林诞辰纪念日，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C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57.
　　
　　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大约就在这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作过赫鲁晓夫的领导，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作政委。米高扬同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С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波斯佩洛夫作为负责人的委员会的建议。尽管米高扬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的情结，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155.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79.
　　
　　据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在后来的报告中说：主席团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调查关于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出来的联共（布）中央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是如何完成的问题”。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АП РФ，ф3，оп24，д489，л 89.
　　
　　会前，米高扬收到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待，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АПРФ，ф3，оп24，д446，л19-20.
　　
　　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被激怒了。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审查雅戈达、叶若夫以及内务部列宁格勒管理局长梅德韦季审判的案件。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79-80.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地区安全部门向委员会报告1937~1938年地方的逮捕情况。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切列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25万人，其中13万多人受到最高惩处。这些逮捕有多少证据？在重新审查的1943个被控审判案件的侦讯档案中，当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对他们指控的罪行是真实的。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с156.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АВ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十七次代表大会，我参加了所有的代表大会，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
　　
　　РГАНИ，ф1，оп2，д1，л44-45.
　　
　　之后，在会上出现了“邀请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出席大会”的抄件及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名单。后来又增加一个人——第13个——首都一个区的前书记也是赫鲁晓夫以前的助手。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做出了《关于被判刑人员和在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的专门委员会，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各地的监狱，审理那些因政治性质和职务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4.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宣布他们是敌人？”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是按照这种类型的案件追究责任的。斯大林有过错。”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与恐怖活动作斗争的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简直令人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5-97.
　　
　　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这一天，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散发了AB斯涅戈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草稿。这时距大会开幕还有近半个月时间，斯涅戈夫怎么就把自己的大会发言稿寄给了赫鲁晓夫？而后者为什么要把这篇发言稿发给主席团委员？斯涅戈夫在寄发言稿时附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短信，其中说：“正如您认为需要的那样，我把自己即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演说的草稿转呈给您，请您审阅。”原来这一演说稿是作者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之后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就。发言稿引用了列宁的多段语录论述：“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时期，列宁式政治活动家的责任在于：能勇敢的思考昨天，以及昨天的缺点和错误。”“不怕正视现实，在党面前展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并果断地、坚定的和顽强的着手改正它们。”“有人认为，分析和揭露错误和失败，可能会被我们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这是不正确的。”“最可怕的就是顽固地坚持错误、虚伪的羞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应该与抓住昨天不放的那些人进行坚决的斗争。”РГАНИ，ф1，оп2，д15，л2-13，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177-185.
　　
　　显然，赫鲁晓夫是要利用这一演说稿来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施加压力，为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种种问题做思想准备。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依照惯例提到斯大林。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年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2/3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按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返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②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还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待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③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治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特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邱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④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万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2/3遭逮捕。绝大多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⑤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提前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苏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⑦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1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待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或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或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АПРФ，ф3，оп24，д489，л23-91.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是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74～215页。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30年代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位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坚决果断，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要求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9-103.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18～221页。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的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另做一个说明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报告，将由谁来做报告——应该思考。”会议最后做出两项决定：① 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②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1页。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报告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195.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2页。
　　
　　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做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做。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做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第1152页。
　　
　　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с156.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0页。

　　
　　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的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页。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付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这样，赫鲁晓夫实际上把部分责任也推到马林科夫身上。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关于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的介绍参见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153页。
　　
　　赫鲁晓夫的口授稿和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成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础。至于这两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没有找到直接证明。有一种说法：在宣读“秘密报告”的前两天，赫鲁晓夫曾经和谢皮洛夫一起对他的口述报告稿进行了加工。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4页。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的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解决，或者由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月22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报告的宣读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进行。可能赫鲁晓夫当时做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1936~1938年公开审判的案件。当时还通过了一个决定：莫洛托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183页。
　　
　　●2、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886~901页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没有邀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却邀请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布尔加宁宣布由赫鲁晓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国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是“最高潮”。
　　
　　关于这个报告，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不同看法和评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与苏共展开大论战时，将这个秘密报告的性质概括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第57页。
　　
　　直到现在，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然重复着这些看法，甚至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作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起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成为一份历史资料，要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论这一报告，首先应该知道赫鲁晓夫到底讲了些什么？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决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苏联官方当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当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本子。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才根据苏共档案中的稿子予以公布。据公布者说，当时没有速记记录，所公布的是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3月1日提供给主席团的修订本。这里所用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夫回忆录（选译本）》附录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2月25日）》。文中引文较多，不一一注明页码。
　　
　　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希望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法表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13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人也主张宽容和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作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20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20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作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甚至批评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的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忌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切都任凭一个人恣意妄为。
　　
　　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30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1937~1941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的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的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格勒等案件，以及在与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报告人又转到“医生谋杀案”说：“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对原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卫生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并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尽管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报告的第五部分揭露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的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了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天才的斯大林都能做出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报告人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决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又转变话题说：“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你家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的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伏罗希洛夫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德烈耶夫也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断言：“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根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第二，坚持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恢复苏联宪法中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告诉与会者：“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一位与会者回忆道：“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震惊世界的代表大会》，2006年2月22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报告结束后没有热烈的掌声，克里姆林宫的报告大厅里只有寥寥的掌声响起。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РГАНИ，ф1，оп2. д17，л89-90.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7页。
　　
　　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样看待他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呢？
　　
　　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做出说明和交待，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做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经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词，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到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具有镇压性质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24～635页。
　　
　　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万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万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6页。
　　
　　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决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不可否定的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他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做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布尔什维克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极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做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预示着在未来的反复。
　　
　　
　　九、文学的“解冻”
　　
　　
　　文学的“解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陕西师范大学柳植
　　
　　● 1、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921~940页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只推翻了沙皇政权，而且紧接着又打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第554页。
　　
　　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把世纪之交的多数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艰难等现象所震撼。文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消失在民间，后来从事了各种具体的事务；相当一批作家对革命和新政权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内战中倒向白军，后来移居国外。到1922年，逃到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伊万诺夫、谢维里亚宁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俄罗斯的文学中心几乎转移到国外，只有一部分文学家留在国内。
　　
　　国内的文学活动是逐渐恢复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着抉择：是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还是让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有三种主要力量影响着文学恢复的取向。首先是执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3页。虽然这一版把原来的“党的文学”改成现在的译法更精确了，但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出版物”显然也包括党的文学著作。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把本文在文中所引的话作为党对文学进行政治监控的依据。
　　
　　的重要论断。革命后，党的领导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决定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
　　
　　在国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是文学恢复和发展的现实存在。他们当中最早投向革命、为革命歌唱的是少数倾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部分未来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识诠释这场革命。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1918年写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第一部重要作品、“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04页。
　　
　　作者把革命描绘为一场农民的暴动。在彼得格勒被大雪封困的12个行凶抢劫的红军士兵，他们仇恨旧世界，梦想美好的生活，最后以基督出现象征革命和未来。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头10年显露头角的农民诗人。他从农民的立场欢迎革命，歌颂革命。他所向往的是，革命能够导致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回到原始民主的农民村社生活去。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把自己的未来主义看成共产主义的先锋，组成“左派文化阵线（列夫）”，以高昂的热情，为革命写诗、写戏，放声歌唱。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是文学评论家和诗人）的热情支持，而列宁并不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其他许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惊和疑虑以后，在2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文学活动的。
　　
　　在国内存在的另一种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由亚?波格丹诺夫领导的组织，主张建立“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继续活动，而且大力组建和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化组织，力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领导人也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1920年10月初，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9页。
　　
　　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0页。
　　
　　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地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主要文学批评家是C罗多夫、Г列列维奇、Л阿韦尔巴赫，加入联盟的著名作家有A法捷耶夫、Д福尔曼诺夫、Ю李别金斯基等。
　　
　　1921年2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弗?伊万诺夫、M斯洛尼姆斯基、M左琴科、B卡维林、Л隆茨、H尼基京、K费定，还有诗人E波隆斯卡娅和H吉洪诺夫，批评家И格鲁茨杰夫。和这个小组接近的还有：叶?扎米亚京、B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谢拉皮翁兄弟”还影响了尤?奥利夏、叶?佐祖利亚、列?列昂诺夫、米?布尔加科夫、彼?巴甫连柯、瓦?卡达尔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20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A沃龙斯基创办的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还说：“如果我们消灭了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03页。
　　
　　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等方面的意见。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转引自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页。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曾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领导人。在1922～1923年，他写了一系列探讨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文学与革命》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这本书中还收了1924年他在党的领导层讨论文艺政策时的讲话，上面的引语就出自那篇讲话稿。托洛茨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跨入革命时代的旧作家对恢复文学培养新作家的作用，但他只是把他们看作“同路人”，并非发展苏维埃文学的主体，而且还明确地说，以后还会在两大派文学家中发生一次内战，那时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
　　
　　我们先撇开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仅就他对20年代苏联文学复活的看法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年代文学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白银时代的老作家跨进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成果：在诗歌方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脍炙人口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中期的两部长诗《列宁》、《好》，一直被作为苏维埃诗歌的经典。另外，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应该指出的是，20年代文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诗歌转向散文，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诗歌。作为苏联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早年译为《夏伯阳》）、费定的《城与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早年译为《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列昂诺夫的《獾》、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等。苏联文学史上几部光辉的长篇史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基本上或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还有一大批曾遭受压制或镇压的作家的作品，中国读者过去不大熟悉。如：犹太人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有的人译为巴贝尔），是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旅》，描写内战时期布琼尼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故事，是一部刻画骑兵军内在形象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敖德萨故事》，严谨精练，常常使人想起莫泊桑和契诃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是一位追求表现主义的作家，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于1917年写的《岛民》引起很大争论，在1922~1928年之间写的《北方》、《马麦》和《最重要的故事》，严谨和完美的结构，意味深长的细节，曾是新文学写作的典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鲍里斯?皮利亚尼克（1894~1938），在1921~1923年写的《荒年》，是一部划时代的长篇小说。对20年代文学有贡献的还有长于歌颂自然的米?普里什文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普拉东诺夫。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就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A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美国学者马可?斯洛宁是一位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专家。他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于8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位作者坚持20年代文学复兴的观点，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独到的评论。以上引语出自该书第52页。
　　
　　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京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在苏维埃初期通过给彼得格勒的文学班讲授散文技巧、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传播雷米佐夫的新现实主义和他自己的表现主义。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织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的作品。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描写了一群把自己的个性在生理上实现了完全同一化的人物。他向读者展现的是：如果社会消灭了个性、个体因素，并将他们变成完全可以互换的“号码”，那么社会将成什么样子。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亚尼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该书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
　　
　　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的《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取消。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写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的遭遇也很悲惨。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被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在其《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项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1928、1929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2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尤其指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说“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既然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然就离不开‘人道主义’口号”。转引自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144页。
　　
　　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页。
　　
　　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3页。作协主席团的决定附录在政治局决定的后面。
　　
　　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出版社，1959，第21页。
　　
　　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14页。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因此谴责沙吉尼扬的“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页。
　　
　　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会上还指责了拉普的领导人阿韦尔巴赫、马卡里耶夫等。会议还揭露作协党委书记马尔钦科同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变成她的“文学走狗”。接着，还召开了作协主席团会议。安加罗夫在会后的报告中，竟诬指奥廖莎等一批作家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灌醉，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还涉及巴别尔、马雷什金等。《安加罗夫、基尔波京关于作协理事会党组会议情况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7～23页。
　　
　　后来，又发动揭发与布哈林有联系的作家。整个30年代被枪杀或死在集中营中的作家有诗人H克留耶夫、奥?曼德尔施塔德、Б科尔尼洛夫；小说家伊万?卡达耶夫、Б皮利亚尼克、马雷什金；政论讽刺作家M克利佐夫；批评家A沃龙斯基和其他许多文学家。被捕入狱服刑的有H扎博洛茨基、Л马尔登诺夫、Я斯梅里亚科夫、Б鲁契约夫和其他数十名作家。这里的数字是根据一本文学史上的估计，据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说，在苏联时期共有600多名作家遭镇压。
　　
　　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有些人不断向中央机关写告密信、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文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有被抓走，只能沉默，坚持写作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还有战前回国的茨维塔耶娃、克鲁乔内赫等只能把作品藏进抽屉。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43页。
　　
　　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关于《暴风雪》一剧的报告与处理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60～66页。
　　
　　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03、104页。
　　
　　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处理中篇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谢尔巴科夫关于多夫仁科问题给谢尔比纳的指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多夫仁科职务的决定，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在苏联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关于电影故事“战火中的乌克兰”批判发言》，有的研究者说是斯大林的讲话，虽然至今得不到有关材料的证实，但讲话稿的内容表明对多夫仁科问题看重的程度。
　　
　　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6页。
　　
　　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9～215页。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该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8～143页。并严厉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一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
　　
　　战后，从文学界开始整肃知识分子的“日丹诺夫运动”，表面上是因为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刊登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几首诗和左琴科童话小说《猴子奇遇记》引起的，而实际背景是，在苏、美开始冷战的大环境下，斯大林要在国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敏感而活跃的文学界首当其冲。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Ю尤佐夫斯基在他的《批评日记》一文中提出：“是应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他还说：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描述和反映标准”，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叶戈林、约夫丘克关于文学杂志〈旗〉的文章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0页。
　　
　　谢尔文斯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叶戈林关于战时苏联文学状况致马林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38页。
　　
　　连《旗》的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在作协会议上也发言说：“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发言中涉及对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言论自由。”他甚至说：“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52、253页。
　　
　　在战争中因《日出之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当安全工作人员问他今后的态度时，他说：“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哪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我喜欢我。”他认为战后“将会要求文学更尖锐和更无情地写我们的缺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关于〈日出之前〉等问题与左琴科的谈话情况》，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01页。
　　
　　针对作家队伍存在的情况，联共（布）选择了向来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突破口。左琴科是一位幽默和讽刺作家，他又是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抒情诗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代表，在列宁格勒青年中有很大影响。对这场运动，主管思想工作的宣传部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全力以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也插手其间。1946年8月9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不只是组织局的成员，还包括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斯大林亲自参加。尽管《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和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职责上作了检讨，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仍受到严厉的谴责。斯大林不断插话，驳斥对被批评者的任何说明与辩解。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是个大罪过”。马林科夫追问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批准左琴科为杂志的编委？日丹诺夫则表示：“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关于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
　　
　　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的下流诋毁”。决定：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停止《列宁格勒》，给杂志主编利哈廖夫警告处分；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为《星》的新主编，解除列宁格勒党委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希罗科夫的职务；给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警告处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收集了有关“日丹诺夫运动”的主要文件，这项决议也在其中。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梅克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
　　
　　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30~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去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其中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1873~1950），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1899~1977），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符?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320页。
　　
　　伊万?叶拉金（1918~1987），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基辅后被赶到德国，1950年迁居美国，是第二批侨民中的头号诗人。他的不少诗作被传抄到国内流传。在国内进行隐蔽创作的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了12年、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写了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47年写到1955年。在国内未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像扎米亚京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切文古尔镇》，还有皮利亚尼克的《红木》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俄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
　　
　　在国内公开活动的文学家队伍人数相对多些，也有相当多的名作家，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不少，其中不乏名著。但是，文学活动的环境不正常、不健康，作家经常被置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首先，一些作家只能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态度来摆脱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束缚。肖洛霍夫1940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最后一卷。这部长篇史诗是苏维埃时代引以为骄傲的文学成就之一。这部作品并不全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成的。作家通过葛利高里的生活、劳动、爱情和战斗历程，倾诉了哥萨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的9年时间中所遭受的苦难，从而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命运。特瓦尔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中期苏联杰出的诗人。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是战争诗歌的代表。这部歌颂一名普通战士的勇敢、机智、尊严、自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的战士之歌，打破了官方的程式和框框，诗中既没有最高统帅的名字，也没有对他进行颂扬，专注地塑造富有俄罗斯性格的民族英雄形象。从主题的选择与发挥、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通俗流畅，都表现了作家追求自由、摆脱庸俗政治化窠臼的强烈愿望。列昂诺夫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哲理小说家。3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暴风雪》之外，一般能够得到发表，剧作《进攻》被长期上演。表面上看，他写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科学实验和研究，也写战争和人民对法西斯的斗争，但这位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门徒的作家，在人物和结构上狠下功夫，常常用高度浪漫的、华丽和象征主义手法塑造悲剧式的人物。在复杂的故事情节里隐藏着哲学意义——俄国的本质和命运、它的传统和希望。其实，像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B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战争小说的成功都在于作者恢复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写作手法。
　　
　　其次，作家随时都有受到指责和批判的可能性，即使是一再受到表彰和紧跟政治路线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法捷耶夫一直紧跟斯大林，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1947年发表了反映敌占区克拉斯诺顿青年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赞扬，但领导当局却批评作家没有反映地下党的领导。法捷耶夫花了四年时间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党的领导有了，而文学的价值则大大降低了。西蒙诺夫1956年在《新世界》第12期发表了《谈谈文学》一文，其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和修改的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编入了该文的主要部分。
　　
　　《新世界》杂志刊载了瓦?格罗斯曼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卷，立即遭到指责，作者被指责“过多地描写心理活动，渗透着敌对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杂志被迫检查，第二卷一写出，即被没收。《为了正义的事业》幸存下来的章节和后来作者揭露乌克兰大饥荒和大恐怖情况的《万事如意》在国外出版。
　　
　　再次，1946~1948年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因此而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这些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写作，结果出现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不顾事实地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不断搬用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情节，即一位革新者和一位保守者的冲突，或者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农庄。凡是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了各种利益之间、抱负之间的各种矛盾或感情之间的冲突，就被指责为“诽谤者”或“潜在的敌人”。戏剧遭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纳扎洛夫、格里德涅娃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36年，全部艺术领导工作集中在全苏艺术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相继停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等的一系列戏剧，关闭与合并了许多剧院，在两三年内就使戏剧艺术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灰色的、千篇一律的“陈规旧套和刻板公式”以及“矫揉造作”占了统治地位。在领导方法上，谢尔巴科夫“对艺术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苏维埃新歌剧，那么请费心对这一工作进行帮助和监督，并要经常了解工作的进程”。在实际工作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剧本的写作到允许排练、导演选择、演员挑选、舞台设计都要经过剧目委员会的审批。文章举了列宁格勒一位剧院院长雅?库尔丁诺夫的说法，这样监督的结果，“最后决定一个剧本命运的是剧目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一个人武断地给集体的工作提出评价，指出导演应该怎样处理剧本，演员应该怎样扮演角色，美术家应该怎样进行舞台设计，甚至说明怎样管理灯光。”“个人的兴趣代替了观众的要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个别领导个人的审美好恶变为领导思想。“领导”的概念越来越相等于“命令”的概念。于是行政命令和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压制办法就成为影响艺术的主要方法。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61页。
　　
　　所以，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结冻”状态。对于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第70页。([EX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