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祖康：中国比小说更离奇.txt

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钟祖康


推荐序

自序

1.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2.中国贱货残害天下

3.中国公然修例御准容貌歧视

4.中国的黑奴：农民

5.鸦片餐风行中国

6.挥金如土的阉民工程

7.中国虐杀异族甚於列强侵华

8.中国越统一压迫越惨烈

9.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糟蹋

10.万马齐瘖诚可哀——读《谁是丑陋的中国人》

11.基因研究动摇「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12.东亚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13.不能含情脉脉对待中国

14.中国人可从挪威学到甚麽？

15.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祸延至今

16.北京邪政大战香港法轮功

17.香港的颠覆传统

18.曾荫权是否饭碗基督徒？

19.小政府祸患无穷

20.香港民主派/党错在那里？

21.台湾突破华人文化死局

22.中国越来越惹台湾讨厌

23.台湾有权独立

24.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

25.萨斯疫症下的中港台

26.达尔文：「我从来不是无神谕者」

27.挪威人的手掌

28.欧游思絮


推荐序

　　锺祖康，对我原本是个陌生的名字。最近一、二年，为了更了解中国的动态，我经常阅读开放杂志，在该杂志上开始拜读锺祖康的文章，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确剖析，让我惊艳，尤其是他对中国历史文件的引用，更是开散了我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新页-----惊人的新页，一页从没有在我的知识范围内出现的、甚至是超乎人性的想像空间的一页。

　　慢慢的，我变得开始期待每期的《开放》杂志，期待想看看这次锺祖康又有什么让人拍案的文章，最后，我甚至《开放》杂志一到，就直接从目录中找找锺祖康的文章看。从我开始注意到祖康的文章后，心中就一百想，这些文章正是台湾人应该看的。因为台湾人对中国的认识，不仅是错误，更是无知的可怕。一些以民族主义超越民主主义、抱持大中国幻想的人，正是中国文化颠倒逻辑、价值坠落的其体呈现，才会不惜以大中国民族主义，出卖人类的基本价值。另一些，自以为反对中国统治的人，也因为没有正确认识中国，不是对中国作出错误的估计，就是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更对应付中国霸权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完全没有认知，也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心愿一百放在心里，其实也数度请人「协寻」锺祖康先生，但是一直没有联络上。今年有个机会来了，一场有关人权的国际研讨会邀请锺祖康先生来台，我利用此机会约他见面，也很高兴将他介绍给出版界的好友，探询在台湾出版锺先生文章的可能性。很高兴，我的两位出版界的好友：魏淑贞女士及廖志峰先生都是在第一时间就答应出书，成就了台湾出版界难得一见，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一位作者的美事。我必须诚心的说，感谢淑贞及志峰，这两位真诚热爱台湾，又拥有正派人格的好友，只为了让台湾读者认识中国，这个简单的动机，毫不犹豫地抛弃商业成规。

　　在锺祖康先生来台的几天，有机会和他几次深聊，一改我对他的形象。由於他的文章经常引经据典，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满脑书袋的老头子，退休隐居到挪威。结果他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才华洋溢的香港人。在华人的社会中，因为不能妥协因而带着悲剧性格及境遇。虽然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应该说是一「写」如故，一开始通信就自然坦率交往)，但是，在要见到他之前，我个人因为有一次与中国作家的交往极为深刻的受伤经验，仍忍不住在见到他之前，表达了我的犹疑及踌躇不前。我坦承向祖康说，这个创痛让我对是否再向一位陌生的「中国」作家伸出友善之手，一直犹疑。不过，最终我还是想：可以对某些人失去信心，但不愿让自己失去希望。和锺祖康一聊，在香港出生的他，因为受英式教育长大，又彻底认清了中国，我相信这次我的眼光不会错。

　　在锺祖康编辑此书的同时，台湾的政治因为选举日近，而更为纷扰。我则因为工作的关系，进一步踏入台湾政治，更深刻的体验到，层层桎梏的中国恶质文化的阴影、余孽，在台湾竟阴魂不散。在利益与正直之间，某些台湾人的「中国性格」或可说是「中国劣根性」，完全没有掩饰地表露出来，甚至越来越为大胆、直接、粗暴，粗暴到常常让我不禁怀疑，这样的台湾人有资格享有民主政治吗？这样的台湾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吗？整个社会被政治人物及媒体的引导，陷入典型「笑贫不笑娼」。只求虚荣享受的媚俗文化，媒体每天追逐的是政治人物的家庭八卦、大企业家的豪华生活。政治人物天天以政治教条及民粹催眠人民，神圣的历史使命，以及民主人权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人物眼中，都已经简化为选举时动员人民的工具。台湾人民过着分裂的生活，政治上狂热，社会上冷感，政治的狂欢大戏不断上演，台湾人民的精神文明却持续坠落。

　　这样心痛的一幕日日在台湾上演，此时，锺祖康的书真的要在台湾出版了，我竟似乎失去初始的热情。今天锺祖康的书已经不只是让台湾人认识中国文化的一面窗，更成为台湾人反省民族文明的一道借镜。今天，台湾已创造人类少有不流血民主化的成就，但，要建立一个拥有良善美德、正直诚实的国家，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尚未建立主体性的台湾人，少数人利用台湾人的悲哀所带来的钜大能量，沉迷於以恨为动力的政治煽情，这种属於中国文化的人性败坏，应是台湾人最大的警惕！

　　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周美里


自序

　　我已经活过四十二个年头，虽然有些人出於误解而羡慕我的生活，但我觉得我至今所做过的事当中令自己感到自豪的并不多，而其中一样最令我引以自豪的，就是我对极其欺骗性的中国政治的认识没有出过大错，自问比起许多名教授、名人优胜得多。

　　譬如，我从没有做过大中国主义者，从没有膜拜过毛泽东，更没有追随过四人帮，没有拥护过中共收回香港，不需要等到八九年六四屠杀才明白到中共的残暴，和第一时间认同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和第一时间响应台湾的政治自决立国进程。这些看起来像是谁都会的常识，事实上能做到的人并不多。除非你是已经醒觉的台湾人，或是思考比较讲求逻辑的洋人，否则上述陷阱你总会不是犯了这个，就是犯了那个。此所以有那么多人隔天就要「觉今是而昨非」，「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

　　我如果真的也要纤悔一下的话，那唯一的就是我年少轻狂时曾对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颇为反感，也写过一点点反殖的文章，因为当时我还是低估了大英帝国文明跟中华帝国文明的差距。多年以后，我才觉悟到英国人其实是香港华人，或者说，是中国人的文明导师。我也庆幸，我从来没有像绝大部份中国人那样，为了反殖而倒向比殖民地更独裁残暴的中共政权，又或反日反美霸权却拥护杀人更多也从不忏悔道歉的中国暴政。殖民统治虽坏，但由於中国人的统治更是坏得匪夷所思，所以，基本上任何殖民统治，相对於中国人的统治，都是较可取的。不过，曾经蒙受殖民统治之福的中国人虽已不计其数，但当中肯承认并进而反思何以中国人统治不如所有外来殖民统治的中国人，少得可怜。

　　我对台湾、中国、香港或西藏问题的看法，都只是紧密贯连着一两个很单纯的概念，那就是人的解放、平等和尊严。而且，我不是靠写这些评论文章为生，为文彻底独立，并像我仰慕的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和鲁迅那样给议论文字注入一些让人赏心悦目的文学元素。大概，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喜欢我的读者会那样喜欢我的文章原因所在吧。

　　在人的解放、平等和尊严这些信念底下，甚么爱国主义、爱党主义、民族主义都是可弃之而毫不足惜的。当我发现了公义被埋没了，特别是在愚妄的欢呼和掌声之下被埋没了，我就偏要不惜工本，即使押上个人事业前途也要把它暴露出来。

　　为甚么台湾人不可以政治自决？为甚么台湾人不可以争取独立？我越看那些所谓反对理由就越觉其不知所云，全属典型中国式脑栓塞逻辑。但更加令我气愤的是，即使在自由地方，也有那么多中国人，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纷纷附和这些脑栓塞逻辑。这更让我看清楚这个文明确已腐朽至极，而里面的人就像苍蝇依附着粪便那样驱之不去，恰如鲁迅说的：

　　「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热风．随感录三十九》，1919年〉

　　二零零一年，我争取到一个百年不遇的极罕有机会，在香港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支持台独的文章。在此文中(即〈台湾有权独立〉，原题为〈台湾有权脱离暴政〉，已收录於本文集)，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台湾人要求独立的最重要也是充分的理由，那就是脱离暴政，就如法庭也会把虐待子女的父母跟被其虐待的子女隔离那样。由於这论点真的搔到中国的痛处，中国当局对这文章及我本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围剿行动，称「中华民族也耻有此败类.....」，比「台独份子」「吕秀莲」更「猖獗」，「丧心病狂鼓吹台独……比台湾岛内台独份子的言论更为嚣张、荒谬和无耻。」其实，谁希罕做这个败类民族的一员？

　　有人说，台湾不听中国的话，会有灭门之灾的！所以就应任由中国鱼肉了。但我始终认为，当我们被土匪打劫时，总得有反抗的自由吧。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土匪说：你反抗我会杀死你的，若我杀死你，这是你的责任，因为我已经警告过你，我是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选择是否反抗土匪从来都是被打劫者的权利，当中包括宁死不屈的权利。无论如何，反抗土匪的权利是无可置疑的，只是是否行使这个权利呢？就得由被打劫者自行决定。

　　往后多篇同样引起热烈讨论的文章，都是因在〈台湾有权独立〉一文被中国打压下，为进一步把中国神圣画皮撕破而写的。就如中国打压台湾一样，中国对我的打压只激发了我的反抗。

　　可是，我却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香港。也如鲁迅说的: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而已集．再谈香港》，1927年〉

　　今天，洋主子是走了，但换来的「中国主子」却比洋主子更坏。譬如年薪四百万〈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才刚刚说，香港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发生文革十年浩劫，就是因为太民主！若有公仆在台湾胆敢说这样的屁话，来作为在台湾推行独裁统治的藉口，会被人当众掌嘴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的文章会有怎样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好的中国人作家那么少，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也是因为中国甚至香港，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正常读者。如果台湾从世界上消失了，用中文创作就没有甚么意思。

　　所以，我特别要在此感谢香港《开放》杂志。《开放》杂志负责人金钟先生让我有自由畅所欲言，这种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湾当然已寻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这个已被北京爷们相中、饲养和阖割为荣的地力却是非常罕见的。

　　本文集的文章初次刊登时，限於篇幅而不得不时有删节，现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并略作修饰补充，使之更为完备。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则收录於另外一本文集《来生不做中国人》，两者可一并阅读。

　　最后，非常感激急公好义的周美里小姐，没有她的热情推动，这批文章是难以这样顺利出版的。

　　撰文．锺祖康二零零七年十月挪威


1.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童年时读中国历史，总觉得许多中国历史里许多情节相当荒诞离奇，我不敢断定这是历史还是文学。譬如赵高献给秦二世一只鹿，故意指称是马，并问臣子是鹿或马，藉此找出不肯曲意屈从的臣子并暗中杀害，以谋纂位。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会有赵高那样无聊无耻的人吗？而且，会有人屈从於那样无聊无耻的的把戏吗？由於情节太突兀太夸张太丑陋，我一直对此当作粪便一样的厌恶物来处理：保持距离，不予深究。又如甚麽「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底是文人故作惊人之语，还是现实，若是现实，但中国人却自称是「礼义之邦」，那不是人人你揖我让的麽？后来又屡屡读到「人相食」甚至是「易子而食」之类更耸人听闻的历史片段，益发感到迷惘，今我迷惑了好多年。

　　「指鹿为马」古今如一

　　隔了好多年，在读了多年书，苦苦追寻，并且在中国人的社会打滚了多年之后，才终於明白，无数关於中国人如何邪恶的历史记载十居其九是可信的。「指鹿为马」，不是依然在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不断重演麽，当代中国历次的整人运动、六四屠杀，到最近的香港伪特首选举，不都是活生生的颠倒黑白的「指鹿为马」把戏？特别是那个香港的伪特首选举，六百四十九名选委即使在没有生命威胁、酷刑、囚禁的威迫下，而只是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也自动乖乖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赏在令人惊叹，应是所有探索人类自发奴性的学者的个案研究重要教材。更坏的是，赵高尚且没有宗教信仰，但香港伪特首选举的主角却声称是天主教徒。

　　贫富悬殊冠於历朝

　　至於「富者田连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听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但看看今天中国，有人以三十六多万元人民币吃一顿满汉全席，但数以亿计穷人每天仅能消费一至两美元之间。有人用二十二万美元的VERTU手机，但无数人还要靠卖身、卖血卖器官度日〈而且卖血的还随时被「血头」所操控，就如皮条以操控妓女维生那样〉、农民甚至会养不起犁牛而要以人代牛拉动犁耙，儿童要在泥地课室甚至露天上课又或根本上不起学。

　　香港仅有人口七百万，却有人身家两千多亿〈港元〉，晋升全球十大富豪，但竟有一百多万相当穷困人？最低组别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是二千九百七十七港元，2004年数字〉，另分别约有十三万人及三千人居於板间房及笼屋等所谓恶劣居所〈inadequale housing〉。据社区组织协会今年公布的调查，板间房及笼屋居民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仅分别有三千二百五十及三千四百港元，其面积中位数仅分别有十八平方尺及三十三平方尺！香港最富有的十％人口与最贫穷的十％人口收入相差四十五倍，美国和新加坡在这方面分别是十六倍和十八倍，而美国和新加坡与北欧等均富社会相比原已相当贫富悬殊，因此香港的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量度社会上收入分布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已高达约0.55，据世界银行二零零一年报告，在一百一十二个有统计的国家或地区中，香港的坚尼系数排名接近一百！这是全球最落后最原始的一类国家才会有的坚尼系数。

　　香港社会始终能保持「稳定和谐」的表象，只是因为香港华人困苦到走投无路时，也罕会发狂杀人，扰乱社会，而多只会自行了断残生或灭门了事。

　　又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指，二零零四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就高达约四千亿元至近七千亿元人民币。单单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收贿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索贿案，及汕头走私案及厦门远华案四大贪案就已经涉款近三千亿人民币。另据中国大陆学者估算，中国每年因赌博外流的资金高达六千亿人民币。连香港《文汇报》月前也披露，中国的资本外流一九九八年时已高达每年四百八十亿美元，而且趋势有增无减〈见2007年3月8日香港《文汇报》〉。旁证铁证俱在，无容狡辩。然而，中国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一年才五百多亿元人民币！〈2006年数字〉由此可见，中国本身本来是绝对有钱发展教育的，是完全无需靠「希望工程」沿门托钵的〈而且最后连「希望工程」也沦为骗钱的「欺望工程」〉。这就今人很有理由怀疑，过半中国人口穷得那麽凄凉，究竟是中国真是不得不那样穷，还是只因为有一小撮人中饱私囊所致。就姑且当一年贪污五千亿人民币吧〈还不计其他合法的惊人浪费和公费大吃大喝〉，这就是十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或等於五亿人每年一千人民币收入的总和！对於许多农民来说，这已经是个好大的数目。

　　这些全球也罕见的超级贫富悬殊现象，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比较，岂不是犹有过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否也显得有点平淡？

　　惟其如是，中共依然自称是人类「道德的典范」，倡八荣八耻，共青团广州市委等单位更联合发起寻找「广州十大孝子」，这不就活像传统中国人一边弄虚作假奸淫掳掠一边自称是礼义廉耻的龙的传人？而在香港，香港特首曾荫权则竟然说，量度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并不适用於香港〈这就等於虽然全球人类都可以用公斤作为量度体重的单位，或以公分作为量度提高的单位，但香港人的身体却不能这样量度！〉。而香港统计处长冯兴宏得悉主子喜好后，便把屁放得越加猖狂，称「坚尼系数高未必是坏事」！！

　　人肉的筵席现在还排着

　　许多外国人听到中国人吃猫狗就已经大惊失色，却极少知道中国人有极其璀璨的、令吃猫吃狗问题，吃熊掌、猴子脑也显得琐碎的人食人历史，目下国内流行的婴儿汤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在有八亿汉字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作全文搜寻，「人相食」出现了一千零八次，「易子而食」出现了二百三十六次！细读内文，都是实指，不是修辞学上的夸张笔法。而且，不但吃，还公然贩卖。

　　「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宜钱百，犬肉直五百。」

　　〈《资治通监》卷二百六十三〉

　　「人肉之价，贱於犬豖，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

　　〈明《玉芝堂谈荟》〉

　　「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

　　〈《曾国藩日记》〉

　　鲁迅就曾说，「后以偶《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指《狂人日记》〉。」

　　中国人不但贩卖人肉，而且食人肉不尽是迫於饥荒，和食法每每是毫无必要的残忍。易牙为了逢迎想吃人肉的主人齐桓公，而把自己的长子烹掉给齐桓公享用。五代时赵思绾喜食人肝，「赵思绾好食人肝，常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食人方法多样而且要新鲜活煮：

　　「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於铁架上生炙。或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此与唐初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者无异.....」。

　　〈《南村辍耕录》〉

　　至於新中国的人食人历史，尽管本朝的资讯封锁比中国历朝都更厉害，但我们依然有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红色纪念碑》或John Gittings的Real China：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实的中国：从食人肉到卡拉OK》〉一类揭发中国人继续食人肉的着作，可见情况依然严重。至於近年婴儿汤成为壮阳补品，更是令人侧目，而且，从年前一宗震撼全国的贩婴案件显示，中国人不但吃死婴，甚至极有可能也屠宰活婴！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晚，广西宾阳县公安局黎塘分局根据举报，在桂海高速公路宾阳收费站，从一卧铺车上查获二十八名女婴被喂了安眠药，手脚被捆的装进旅行袋内当货物一样打包运送〈其中一人已死亡〉，女婴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个月。一般相信，这批女婴是正在运往制药厂或食店途中。主犯谢德明、崔文献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被判死刑，并於当天执行。

　　借用小说家倪匡的警句，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所谓进步，「用餐刀吃人肉」而已！

　　监今可以推古

　　限於篇幅，中国的荒诞历史只能聊举以上一二。由此可见，只要参照一下当代中国人的表现，多离奇多龌龊的中国历史也很容易水清石现，变得清晰明确。在此再举两个例子，譬如无数人觉得中国人手握四大发明而竟然走向衰落相当离奇，但今天中国统治者控制、糟蹋和误用互联网，不就是我们的祖先糟蹋纸张和印刷术的翻版吗？两千年后人类准要研究何以互联网不能提昇中国的文明水平。又如不少人依然不敢肯定样子看起来比洋人阴柔恭顺的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是否如某些人指控那样，是贪得无厌的殖民主义者或扩张主义者，但只要看看当代中国怎样残暴镇压疆独运动，怎样把迟至一六八四年才被划进中国版图的台湾说成是「自古以来」属於中国，怎样对南韩把首都汉城改称为首尔感到气愤和失落，监今而推古，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样的荒诞历史，少不更事者或心灵纯洁者是难以想像，难以入信的。特别是那些在温室长大的洋人，钗h甚至会逃避这样的荒诞历史，连认识的兴趣也没有，怕会大呕不止，面容抽搐，摧毁心情。他们听到狗肉猫肉已经会叫你闭口，接收恐怖的极限级别就只是希特勒。钗h洋人憎恨希特勒，却接受毛泽东，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相信人类会邪恶到那个地步。

　　中国事太离奇惹人怀疑

　　记得好像是中国研究大师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讲过，对中国的描述有时需要刻意淡化一下，否则更加难以今人相信。有人问张戎写《鸿》时是抱着写小说还是写历史纪录的心态去写，张戎说:「本世纪中国人的生活过得比小说更离奇〈stranger than fiction〉，在局外人眼中，根本是戏剧化得无须雕琢。」张戎出《毛泽东传》时，又有人问她何以不继续用小说文体，她说，因为中国的故事「比小说更离奇，比小说更戏剧化。」但我从读中国历史的经验认为，中国人的生活过得比小说更离奇，并不是始於新中国，而主要是自秦统一六国、中国厉行独裁统治胡天胡帝后便大抵如此。

　　毕竟，任何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都只能慢慢演变。虽然我们厌恶中国共产党，但不应因而把它描绘为与中国文化毫无关系的，如从石头爆出来的外来邪魔杂种。中国人的本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即使是那些天天上教堂的自封政治家，也不例外。

　　原载於2007年5月《开放杂志》


2.中国贱货残害天下

　　大约自五年前开始，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产品出现极严重的品质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显，中国劣货所残害的已不仅是自作自受的中国人，更包括全球其他数以十亿计使用中国劣货的外国人。所以，问题非常严重，於是我几年前开始监看近千个中国大陆新闻传媒，和约一万种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再辅以国外对中国入口劣货的退回和回收的有关纪录和报告，以追踪整个问题的演变。

　　以下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约於过去三年间多次抽检中国货的典型结果：

　　玩具-----往往有高达七十％甚至有时达到一百％的玩具〈当中包括色彩斑斓的儿童书〉，铅、铬、苯等含量超标。

　　家私-----往往起码有五十％的中国制家俬由於甲醛释放量过高等问题而不达标。於近年曾作室内装修的楼宇，通常起码有九成出现甲醛释放量超标。

　　服装-----往往有高达五十％甚至七十％的童装不达标，原因包括甲醛释放量过高、酸硷值不当、使用偶氮染料、染色度太弱和材料标识不确等等。

　　茶叶-----往往市场上近五十％的茶叶不符标准，原因包括含过量农药残留、使用达禁农药如DDT、铅含量、染色，甚至含有毒染色素等。

　　瓷器-----虽然中国供应了全球日用瓷器总出口额逾六十％，却未能为其国内市场生产安全的日用瓷器。中国国内出售的中国制瓷器平均有二十％在铅、镉、辐射等毒素方面超标。小型生产商的日用瓷器更平均有高达四十％不合格。

　　中国劣货降低中国人智商

　　中国已经为其劣不堪言的国货付上惊人代价。二零零四年安徽阜阳的大头婴奶粉事件，导致多名婴儿丧命，成千上万婴儿健康被毁。另外，北京儿童医院及深圳儿童医院分别在其研究中发现，九成血癌儿童来自过去半年内装修过的家庭。中国制建材多释放大量甲醛、苯、辐射等可致血癌的物质。然而，这些灾难若与中国劣货的整体问题比较起来，却只是九牛一毛！比如，中国城市的儿童一般有近五成中铅毒，以致智商偏低、学习困难、过度活跃、头围偏小和身材偏矮等。而这些铅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铺天盖地的中国国产劣货。上月英国最大玩具店Hamleys停售的中国制儿童首饰中，一款项链的成分中竟有九三％是铅！〈国际安全标准只是0.06％〉这种超高铅含量的产品，不但破坏健康，儿童若咀嚼或误吞，足以急性中毒丧命，去年就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过。着名国际健康组织「终止儿童中铅毒联盟」〈The Alliance to End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就警告，若中国继续任由铅毒问题失控，二十年后中国人的智商将平均比美国人低五％。而香港由於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一面倒依赖中国供应，民众健康水平也远远落后於同类经济发达地方。香港有近四分之一新生婴儿血液中水银含量超标〈这些水银的主要来源是鱼和其他海产〉，有近两成特别是低下阶层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在同类经济发达国家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比率一般是二到三％左右〉。

　　中国劣货无奇不有

　　中国人死不悔改，又拒绝优质文明的启迪，结果把自己的道德伦理搞到连禽兽不如。中国人自己残害自己，是自作孽，就由他吧，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劣货大量流出国外，对全球民众造成极大残害。且聊举几宗最近发生的中国劣货事件。含三聚氰胺(melamin)宠物食物在南非和美国等地毒死了上万只猫狗；贩卖含有致命工业有毒物质二甘醇(diglycol)的牙膏。连许多被中国人鄙夷的亚非拉穷国也纷纷宣布要召回销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有毒劣货。但更可怕的是一些不会令人暴毙、却让人在不知情下慢性中毒，以致身体慢慢瓦解瘫痪以致饱受折磨而死的中国劣货。中国制造商最善於在产品中加入一些匪夷所思的材料，或拿走一些理所当然的元素，令人防不胜防。譬如：在非配方牙膏中加入抗生素；用含酚的废光盘做奶瓶；用哮喘药克伦特罗(Clenbuterol)喂猪以增加瘦肉；把无铅汽油跟有铅汽油混合当无铅汽油出售；把铅粉或铅条加进名贵茶叶或药材中以增加重量；在火锅里加吗啡以令顾客上瘾；用羊油或羊尿泡猪肉、马肉充羊肉串；过期月饼馅来年翻用；从食店馊水猪食榨取食用油；用过期陈粮酿酒；制假窝点《编注：中国常用术语，意指窝/藏起来制造假货的地点。》专替过期食品换装，甚至连疫苗也造假充斥全国和流入医疗单位。月前南韩电视台MBC就经追踪发现，越来越多南韩餐馆用的廉价中国米，原来是在中国用陈年大米经漂白、抛光处理翻新的，其细菌含量比厕所的马桶还多！其实这种「漂白米」或「抛光米」在中国已盛行有年，在中国不是新闻。同样，在中国大陆，在厕所尿槽洗羊肉也不是新闻〈注1〉，用人粪做臭豆腐的添加剂更加已是街知巷闻。

　　两年前，当时还有不少人觉得中国货又便宜又好用的时候，我在〈中国畸形崛起全球文明遭劫〉一文中就发出鸦鸣，「中国人为自己同胞制造的产品低劣得如此触目惊心，为老外生产时是否就可以一下子变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那样的戏剧性呢？我看是，既无心，也无力。」回顾过去两年的发展，我是说对了。

　　中国劣货肉眼难辨

　　由於中国是个典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民族，中国产品之粗劣毒，不容易以肉眼看得出来，即使像张五常那样自认聪明、甚至在假货泛滥成灾的中国古玩市场也似能逍遥自得的人，早前也暴露了经济学家的典型局限，他居然说「引进科技的国内独资产品，也极有看头。这可见於建筑、装修等材料，例如瓷砖之类，与进口的相比，恐怕上帝也不容易分开来。」

　　〈见2007年4月26日《壹周刊》《提升中国产品质量的法门》〉

　　看来，许多中国瓷砖含高放射性锆类原料以求增白导致血癌的严重问题，是不属於张大教授的知识范畴了。

　　因此，我曾劝谕无数外国人若经济能力许可，最好别买中国制品，因为中国以其目前文明水平，尚不足以制造符合国际基本安全规定的产品，以致消费者的安危往往端赖个人运气！但现实是，中国制品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哪可能统统回避呢？所以常人只能避用一些直接送进人体内的中国制品，那就是食物、食具，以及儿童总爱放进嘴里的玩具、饰物和儿童书籍等。但毒素也可以通过呼吸、毛孔等途径进入人体的，所以还是在经济能力许可下，少用中国制品为妙。随着最近在国际间接二连三爆发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多外国人相信我对他们的警告，我们也终於开始听到越来越多外国消费者发誓说不会再买中国玩具给孩子。但在此之前，许多外国消费者还是对中国制品毫无戒心，外国政府也向中国货大开中门，那是因为，他们那里会想到人类社会会可能有这样丧心病狂的成员，那个有点教育的洋人不对这个所谓「五千年文明」有两分敬意。就如有一段很长时间，无数外国人死也不肯相信毛泽东确是一条光棍，一个混蛋！於是拚命的从这个混蛋身上阅读出一点逻辑和人性来。

　　世贸犯下了弥天大错

　　过去世贸组织主力把中国拉进经济全球化，所用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得令人怀疑，但他们似乎在过程中埋所当然的假定了中国的文明水平已达到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假定了中国制品可以满足国际的基本安全要求。从过去几年的发展可见，世贸组织这方面犯下了弥天大错，不但令全球生态因中国不讲工业环保而大受斲丧，更令全球各中国劣货使用国的国民健康或自然生态受到摧残。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祸患，也就是直接影响用者健康的制品的生产基地，从较清洁、较讲环保和较讲伦理道德的国家转移到较肮脏、较污染和较不择手段的国家，这实在是很大的讽刺，就如我们偏要在厕所而不是在厨房做菜那样。

　　中国人对人命〈特别是他人的〉的价值视如草芥，当然不会对劣货反应很大。而中国人为了面子，也万分不愿意面对中国劣货残害外国人的事实，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把事件政治化和阴谋化，指控对方搞所谓「绿色壁垒」〈即当作是「贸易壁垒」之一〉，刻意以技术关卡来刁难中国，譬如最近全球最大玩具制造商Mattel下令回收两千万件中国制造玩具劣货时，竟有在中国经营玩具厂的港商形容这是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另外一种常见回应伎俩是马上设法张罗一两件属有关投诉或发起回收国家〈或其他国家〉的问题进口货，然后大事宣传，企图制造「臭虫不是中国独有」，甚至是「天下乌鸦一样黑」的效果。

　　注释

　　〈注1〉：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成都一家着名羊肉店被食客发现员工在厕所的尿槽里洗羊肉，有关食店解释说「系刚进店小工所为」，并且「当天我们就将这个小工辞退了。这事儿在我们店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该店附近的羊肉馆纷纷贴出「尿槽洗羊肉非本店所为」，以示清白。但有食客称，此店羊肉「味道最地道」。〈见2003年货月23日四」四川《天府早报》〉

　　原载於2007年9月《开放杂志》


3.中国公然修例御准容貌歧视

　　最近广东教育当局修例规定，任何人若面部有较大(3乘3厘米)疤痕、色素病等缺陷、有斜颈、面瘫、唇齶裂及其手术后遗症及一眼失明，五官先天或后天性残缺、畸形，又或有先天或后天因素造成的肢体残缺、畸形致功能障碍者，俱一律不准当教师。按此规定，因出於误解而仰慕中国的天文物理学大师霍金(Stephen Hawking)必被褫夺教书先生资格。此刻中共上下正在温家宝号召下，苦苦思索何以中国的大学「难出大师」，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当全球其他国家对残疾人士的扶助尚惟恐不及之时，中国居然进一步把对弱势残疾人士的歧视和压迫从潜规则走向「制度化」，公然把对残疾人士的歧视落实为如此露骨的法规，足见中国文明的确已颓败、堕落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对於它的衰落，是不值得掉一滴眼泪的！

　　我跟一位挪威朋友提及此事，她却说对此已有心理准备。她说六年前在海外向香港一所由华人经营、极其规模的国际学校申请教席时，居然要强制填报体重时，就开始领教久仰大名的所谓「中国文明」。她说会永远保留这份申请书，以立此存照。

　　严格而言，中国教育当局此一最新规定，其所歧视的不仅仅是残疾人士，其实可将之概括为所谓貌丑者，或以中国人审美观而言属貌丑者。按中国人典型的审美观，这里说的貌丑主要不是指气质上的邪恶如毛泽东之流，猥琐如李鹏之流，妖形妖势如郭沫若之流，或皮笑肉不笑如江泽民之流，也不是指因三日不读书、读坏书或过量阿謏谄媚而导致的面目可憎，而主要是指面容、外表有异於常人，当中不一定包括任何功能残疾。中国人审美观的重点是「五官端正」，是否人面兽心并不重要。

　　中国人最好言「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甚至甚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但全都是纸上文章，没有落实的，如梁漱溟说的「〈中国文化〉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甚至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正正因为欠缺某些美德，要提倡，所以才要大讲特讲。

　　貌丑者入学也艰难

　　中国当局或中国人对貌丑者的压迫，罄竹难书。在这次残疾者和貌丑者被禁止当教师之前，已发生无数因歧视貌丑者而起的惨绝人寰事件。当中最瞩目的大概是发生於二零零零年的「酒吧驱逐貌丑顾客事件」。二十四岁的少女高彬因儿时面部被火烧伤，但北京朝阳区三里屯酒吧「敦煌」(The Den)认为她「脸上伤疤很多，怕进店影响生意」而公然把她驱赶。高彬告上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结果竟然只要求北京敦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向高彬赔礼道歉、并赔偿高彬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四百零三．五元，甚至撤销一审法院关於赔偿高彬精神损失人民币四千元的民事判决。

　　中国人利字当头，也擅於锄弱扶强，而且也大多认同容貌歧视，从舆情看大多数人是体谅酒吧东主多於同情高彬，此所以这酒吧事后也没有因干犯众怒而要结业，反而越做越旺，这一切，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去想像都是不难理解的。同样，据中国国内传媒报导，在中国无数人因貌丑而求职无门，即便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吴慧明於在学时因拚死扑入大火中人救了六个人而容颜被毁，而获「先进典型」、「十佳人物」等多个荣誉，但毕业后也被「一视同仁」，找了工作一年依然屡试屡败。

　　因貌丑而求职无门，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貌丑者除了可以被禁止进酒吧和找不到工作之外，还不准教书，还有不准入学。这样的歧视，恐怕举目全球都是极其罕见的。无数人因貌丑被拒於大学门外，甚至要整容才获准入学！有的幼儿因貌丑而「入托无门」。学校不是该有理想有爱心的么？教育不正正是开啓民智的地方么？在连教书和读书也要外貌娟好的学校读书，这样的教育值得希罕么？有意义么？爱因斯坦说：

　　「单单授人一门专门技能并不足够，否则这个人只会是一架有用的机器.....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已.....」

　　就是这个意思。

　　年前，残疾人作家杨嘉利到四川的西南石油学院探望一位他曾经帮助过的残疾学生时，正在等候时就被大门口的校卫斥令「出去！出去！」，甚至连站在校门外等也不准，理由是：「因为你长得影响市容市貌！」

　　因貌丑而不准入学，发生一宗都嫌太多，都是惊人的。下面五个案例，足以说明中共处於怎样的「开化程度」。

　　案例一

　　葛南海，男，江西於都人，生於一九八一年，父母务农。葛身高一．五米，胸椎右侧四十五度弯，俗称驼背。葛虽家贫兼残疾，唯天资过人。一九九九年参加高考，考得五百零九分，高出本科线五分，但不获本科院校录取。葛说，「都是因为高考体检表上有『舵背』两字」所累。葛想上省外的专科学院，也不获录取。最后，还是父母出面疏通关系将儿子送进了赣南医学院专科临床医学专业就读。两年后葛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升读本科。大学期间，葛还屡获奖学金，是全校优秀毕业生。二零零四年一月，葛报考应聘请州市一大型医院，在一百四十名求职者中考试成绩名列第五，但未获录取。随后他又报考赣县一间大型医院，在四十八名求职者中考试成绩居第一，一样不获录用。葛找了七次该院院长，对方表明不满意他的外貌，还坦言：「如果招了你，你将是医院第一丑男！」葛每想起这番羞辱，痛不欲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葛报考广州中山三院的研究生。葛以第一名的复试分数进入了复试，但最后依然不获录取。

　　案例二

　　袁勇，男，湖南湘潭人。袁孩时被邻居泼硫酸而毁容。二零零四年袁以理科成绩五百零四分，专业二百二十九分的成绩考上了长沙某高校，但因貌丑被拒於大学门外。在二零零五年的高考中，袁的成绩更好，理科五百四十分，专业二百四十三分，能上华中科技大学。为了能上大学，袁勇母子特意找到该大学驻长沙招生办事处了解情况，负责招生的老师得知情况后，监於袁勇样貌太丑，表示要和学校商量才能定夺。结果，袁勇母子只好来到长沙的华美整形医院做整容手术。袁於手术后，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中终於收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案例三

　　徐红，女，生於重庆开县龙安乡的山区。徐一岁时摔倒在火盆里烫伤，左脸留下了疤痕，也因而立志行医济世。二零零五年，一直品学兼优的徐红经过十年寒窗，终於在高考〈大学联考〉获得五百五十九分的高分，达到大学医学系录取的标准。但川北医学院突然退回徐的入学申请，理由竟是「脸上有疤痕，不适合从医」。川北医学院坚决不收，最后幸得重庆医科大学仗义录取。报载，徐红「从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董志手中接过了企盼已久的大学通知书，泪水在她脸上肆意流滴」。

　　案例四

　　福登，男，深圳市福利院孤儿。七岁的福登一直因为「长相丑」，而遭户口所在地的福田区梅华小学拒於门外。梅华小学的校长认为，福登的长相会把别的孩子吓跑，学生家长会有意见，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其后在引起教育部门及传媒报导等各方压力下，梅华小学才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让其入读。

　　案例五

　　邓禧，女，成都市温江区人。两岁半的邓禧於二零零三年一场火灾中面部和手部六成遭毁容，一年后到了幼儿园学龄，其父先后给她到几所幼儿园去报名，校方都以种种理由拒收。其中一家拒绝他们的「芳芳幼儿园」建议邓父给邓禧整容，说只要邓禧能整容，学校绝对不会拒收她入学。但邓家说，他们是失地农民，哪里有那笔整容费。

　　领导红光满面、群众满脸病容

　　以上的受害人其实已经算是幸运，他们虽已深受伤害，但因为得到传媒报导而引起关注，甚至获救。无数没有被报导的受害人，就这样在羞辱和贫困中偷生，然后在所谓「稳定和谐」的社会气氛中黯然死去。

　　从「丑男」、「丑女」在中国大陆的悲惨遭遇，可见残忍和没有同情心的本性，在中国人当中依然如旧。貌丑者可轻易的把同学「吓」哭「吓」跑，更引来学生家长的声讨，也可见这民族之神经衰弱与品德教养。

　　中国最高领导人由於养尊处优〈按理还有无限量人体器官供应〉而个个可以神采飞扬、平均寿命远非其他发达国家领导人可比，与中国的落后完全不成比例。胡锦涛於六十岁接任国家主席时，才是「中共历来最年轻的接班人」！当年胡耀邦以七十四高龄辞世时，人民大学民主墙哀胡的对联居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但与此相反的是，由於政府对於一般民众不是蓄意残害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一般中国人平均寿命〈男性〉只有七十岁，知识份子平均寿命更只有五十八岁。而且，一般中国人的残疾率奇高，目前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高达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三％，所以容貌歧视在中国牵连甚广。而且，中国是个有一亿三千万乙型肝炎带菌者、五亿五千万结核菌带菌者的病夫大国，人人满脸病容，要不丑就更难。虽然领导人个个红光满面，童颜鹤发，但广大中国人多面色惨黄、形容枯槁，恐怕跟肝功能偏弱和其他五痨七伤的关系，多於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特有的〈惨〉黄面孔，似乎都跟中国的黄土地、黄河那样，看来并不是许多中国人相信的那样是上天赐予中国的「神圣商标」，而只是人为疏於保育的结果。

　　加上统治者的奴役、压榨、阉割和镇压，中国人每多脸容扭曲，简直是折腾得不似人形。甚么叫脸容扭曲，你看看被洋人收养了的中国娃娃长成一个甚么模样，又看看呆在中国的娃娃长成一个甚么模样就会明白。甚至我多次发现，大概由於所用管养手法的文明水平不同，洋人所养的狗也明显比中国人养的狗活泼和有自信，牠们碰面时就高下立见。

　　在中国，若非属於统治阶层，常人绝不会像大熊猫那样备受关爱和保护的。在这样的一个鬼哭神号的国度，统治者或其治下的奴才却偏偏要人长得眉清目秀、秀外慧中，连教书的、读书的都要外貌娟好，企图以最丑恶的手段，制造一张美丽的新中国画皮。更令人心寒的是，受害人在多年媳妇熬成婆后，也随时以同样手法蹂躏后来者。於是，「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原载於2007年4月《开放杂志》


4.中国的黑奴：农民

　　过去几年无数论者不断在争论中国会不会崩溃的问题，结论大抵还是停留在众说纷纭的阶段。其实，对中国经济会否崩溃的关注和疑惑不是新问题，近六十年前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10-2005)已相当认真的思考过，我认为其观点到今天还是值得重温。他一九四七年在《不是崩溃而是瘫痪》一文〈其后收录於《乡土重建》一书或见群言出版社《费孝通文集》第四卷〉中说：

　　「『中国似乎是一切原则的例外』-----的确，中国在现代西洋人，或是熟习西洋观念的人，看来多少是个谜。譬如说目前的经济，已经有不少人预测说，总崩溃就在眼前了；可是一关一关，似乎还是在拖，而且也好像还是拖得过去。这样很使不少人觉得拖是一个万应灵丹了。拖拖也许会拖得出头，正如抗战一般，拖到胜利；经济的困难是不是也可以拖到繁荣呢？要中国的经济豁然崩溃，我想是不太可能，但是拖却拖不出繁荣，倒是一定。小农经济不会崩溃只会瘫痪.....慢性和逐渐加深的病不是轻症。医生和病人都最怕这种深入每个细胞的瘫痪.....我不敢预言在若干都市不会有些类似闪电式的大事件发生，但是以整个中国的经济说，却显然在沿着另一种公式进行，是日渐瘫痪，一直到溃烂不治。.....我们没有〈大崩溃〉这种危机，有的是每个细胞的逐渐在瘫痪。病害得重得多，是沉痛不是险症。.....瘫痪是慢性的崩溃，可是并不使经济结构突然受阻，在还有可以生产的细胞时，还是可以维持着半身不遂的局面.....」。

　　七亿人口并无经济起飞

　　那么，中国经济，或者说中国的农民经济，到今天的发展是否仍然如费孝通六十年前所说的「不是崩溃而是瘫痪」，一旦沉痾不起呢？从陈桂棣和春桃刚发表的震撼中外、迅即遭党查禁的《中国农民调查》看来，情况确是如此。且看：

　　「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下，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淮北〉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

　　作者在书中一再将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国民党年代〈即所谓解放前〉比较，有今不如古之叹。这分明就是比乔治．欧威尔《动物农庄》更荒唐的场景。中国本土作家天天在哀叹被诺贝尔文学奖歧视，一本《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动物农庄》不就是夺奖的不二之选？

　　由此可见，若问中国当前的经济起飞是真还是假？我看对於绝大部份人口〈即农民〉来说都只是如水中捞月。就如陈桂棣和春桃说，「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谁人有权先富起来？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发展是极其极端的。有人要盖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楼，但更多人是屋无片瓦；有人要建没有人坐得起的磁浮列车，但更多人还是要赤足走路；有人要斥资百亿送人上天，但希望工程的失学小孩还是在等待香港同胞的捐输；有人要将中国的奥运金牌数目推高至仅次於美国，但全国却有一亿三千万乙型肝炎患者、五亿五千万结核菌带菌者、逾半数人口营养不良和半数以上青少年中铅毒。当然，中共这些好大喜功的「成就」对广大受压迫民众的麻醉效果也是不容低估的，被压迫者也许以为中国人民这样就页的在世界站起来了，尽管在自己国家之内还是要像狗〈而且是乱世狗〉一样的匍匐而行。

　　邓小平说，「让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但谁知道其心底话不是「让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几百年」，甚至是「永远先富起来」？更重要的是，为甚么有人可以有权决定谁可以先富起来？

　　中国政府一直能有效严厉箝制农民，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中一支呼之即来、任由驱使的超级生产大军，并以强有力的人民解放军子弟兵作为有效吓唬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后盾，令中国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能够将非人承受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是中国经济尽管千疮百孔却不易崩溃之要因，也很不幸一直是多方论者议论「中国崩溃论」时所严重忽略的原因。而为了让中国的失业率数字没有那么难看，暴露了党的无能，中国政府并没有把中国农村极其庞大的失业人口计进中国的失业率数字里面，中国的失业率叫做「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对於农民的失业率是没有统计，或者说是没有公布的。这确是天下奇闻，也正正反映了中国统治者心目中微不足道的农民低贱地位。

　　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所发挥的角色和在中国社会所处的位置，其实可以比作美国南北战争前的黑奴，而论其规模，当前中国黑奴〈即农民〉之众、生产力之巨甚至还远远超越美国黑奴，但由於中国统治者的政治宣传远比洋人出色〈可参见笔者另作《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加上中国农民跟其奴隶主绝大部份同属黑头发黄皮肤的汉人，所以国际间一直没有将中国农民被牲畜化的问题提升为「种族歧视」或「种族隔离」之类的严正议题。其实，《中国农民调查》不就是中国的《黑奴吁天录》？

　　农民税款比城市人高两倍

　　中国农民在防止中国经济崩溃起了多大作用，看看他们缴了多少税款就可见一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中国贫富悬殊问题时说，「当前我国每个农民的税负要高於城里人。城市每人平均年税费约为三十七元人民币，而农村每人约为九十元人民币。

　　城市里，低收入者的税负要高於高收入者.....我国最高收入户的税负，差不多世界最低。」除了有效压榨农民之外，另一个辅助方法是利用股票市场五鬼运财，将城市开始薄有资本者的钱吸乾，如林保华说，「中国股市.....简直就是蒙骗中国小投资者的大陷阱，而这个陷阱不但由中国政府制造，也一直是由政府支持，借老百姓的资金积少成多，来支撑中国百孔千疮的国有企业，并满足贪官污吏的无底慾壑。」

　　只要中国政府确保可以继续有效箝制占了中国人口七成的农民，使之继续发挥美国昔日黑奴一样的角色，我认为以中国人之千年奴性，美国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很难会在中国发生，「不是崩溃而是瘫痪」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基调，我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之中短期「稳定」颇感乐观。但由於压迫过甚，中国被压迫的农民一旦有机会发难，必如「黄河决堤」那样「一发不可收拾」，比文革式疯狂更疯狂，中国统治者在处理水患的围堵设堤方法跟处理民怨是如出一辙的，甚至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可见中国许多成语确不是无中生有，而且能够传诵千年，也显示有关问题历久常新。但问题是，决堤后也不一定有重生，农民也只会寻觅一个新皇帝或共产党之类鸟东西，这就是中国巍巍五千年文明的风采。

　　原载於2004年12月《开放杂志》


5.鸦片餐风行中国

　　打从懂得独立思考以来，就发现所谓「鸦片战争」存有许多不对头的重大疑点。譬如说，一个国家何以会总动员吸毒呢？人家又没有把手枪对住你的太阳穴威胁你非要吸毒不可，何况洋人也不懂吸鸦片烟膏的方法，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当全球的「化外之民」都主要把鸦片用於医疗之时，中国这个自称最优秀的文明却在没有生命威迫之下，自动把鸦片当饭来吃，直到满清当局再三取缔也无效，这个现象是极不寻常的，当中所涉及的责任，怎样也不可以一概推到洋人身上。

　　人生苦闷沉迷恶习

　　后来，当我再认识更多中国文化时，就深深体会到中国人的生活几千年来真的是苦闷无聊到无以复加。即使不吸鸦片，他们也会沉迷於这样或那样的无聊恶习，如缠小足、炼丹之类，害处随时比吸鸦片更惨烈。后来，再读到周作人分析中国人嗜鸦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见《关於命运》〉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寥寥数字，即描尽中国人的颓废精神面貌。对於中国人藉鸦片来排遣苦闷之说，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也表认同。〈见史景迁着Opium，收录於Chinese Roundabout：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又到后来，我读到中国共产党的发迹历史时，才知道那个骂「鸦片战争」骂得最七情上脸的中国共产党，原来自己在革命圣地延安就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发财致富起家的，更加荒唐的是，他们的鸦片不是卖给洋人，而是卖给自已的同胞。从这段历史，我又更看清楚中国人那种「严以律人，宽以待已」的精神。

　　以鸦片劫持食客

　　但只要中国人的苦闷颓废精神状态不改变过来，只要中国人那种不择手段草菅人命的阴险心态不改变过来，中国人还是要靠鸦片过日子的。过去二十年，中国人进一步把鸦片的「功用」发扬光大，竟然把它应用到烹调上面去。开餐馆、酒楼的为了令客人成为长客，任其宰割，竞於烹调时暗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籽之类，今客人吃后上瘾，绕梁不去。将鸦片广泛用於烹调的做法，至少可上溯到一九九零年代初，早在一九九二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学刊《中国药房》(第三卷第三期)上面就有一篇题为〈对罂粟壳应加强监督管理〉的文章，该文警告：「有些不法饮食店〈摊〉主，为了牟取暴利，拉『回头客』竟置国家法律和广大人民的健康於不顾，采用非法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套购罂粟壳，并将其辗成粉末，加入饮食汤汁、火锅内，或掺入调料中，使食客用后欲罢不能，以达到赚钱的目的。据有关部门调查情况表明，此举已非个别现象，如不加重视，有继续蔓延的势头。」

　　自食店老板嚐过以鸦片入膳俘虏客人，把客人变成提款机的甜头后，全国无数食店纷纷效法，以改善营收，特别是避免在人人都用鸦片留客的形势下挨打、出局。

　　监於事态严重，中国卫生部不得不於一九九二年颁布《食品中鸦片生物硷成分测定方法〈暂行〉》，但直到二零零零年左右，据有关科研人员所作的多次抽样检验显示，中国多个地方的食店所供应的火锅或汤料，甚至其他食品，还随时有高达三到四成不等含有鸦片。其中一个报导更加惊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检五份样品，竟有四份含有罂粟壳！洛阳市卫生局突击抽检了二十三家糊辣鱼及烧鸡等饮食店，十家饭店使用了该类物质。」〈见2000年6月19日《质量时报》。

　　其后「鸦片食店」虽稍见收敛，但依然像所有中国恶习那样：屡禁不止。

　　火锅界的至爱「鲜香王」含吗啡、古柯硷

　　在鸦片餐较盛行的福建，当局到二零零一年年底才通过《福建省禁毒条例》，三令五申饮食业掺用罂粟壳者重罚，彷佛不作此申明，饮食业就可以用鸦片餐款客那样。

　　二零零四年六月中，贵州竟有二百一十五家餐馆因被发现在饮食中掺入罂粟而遭停业整顿，消息震惊全国。含有吗啡的「罂粟调味粉」、「罂粟籽调味油」等罂粟制品相继惊现广州、云南、太原多地。

　　二零零五年年底，据香港《东方日报》题为《罂粟毒火锅悄悄袭港》的报导，发现「部分本港厨师为求『箍客』，不惜铤而走险北上深圳买入内地违禁品罂粟壳，炮制成秘制『罂粟毒火锅』，使客人在不知不觉间吃上瘾。」二零零六年七月，广西南宁警方验出，一直风靡全国火锅界的「鲜香王」调味料竟然含有吗啡、古柯硷等毒品成分，并於涉案公司查封了六十七箱十九种包装的「鲜香王」罂粟籽调味品罂粟籽油；但到二零零六年八月，「鲜香王」又在重庆热销，重庆市卫生监督所专家称，该产品涉嫌违法，禁止食用。

　　鸦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据《西藏日报》报导(2005年11月29日)：「在年初，拉萨市禁毒大队在一家火锅店曾一次查获数百斤罂粟壳，而这只是火锅店在锅底中添加罂粟壳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锅店打工人员称，现在拉萨的饮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火锅店也不少，而火锅没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萨立足、发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锅店都在火锅里添加罂粟壳。」

　　许多游历过中国的老外常对我说，对中国餐馆的饭菜念念不忘，时有心痒难熬之感，我就怀疑部份原因是鸦片的作用而已。幸而至今排山倒海的鸦片餐新闻和研究只见於中文刊物，我还没有听过一个洋人说看过「中国鸦片餐」的新闻，否则许多来华朝圣的洋人会吓得鸡飞狗走的。

　　暗中下毒比鸦片商人更可耻

　　鸦片餐得以在中国崛起并盛行全国，到今天屡禁不止的失控局面，是完全其有中国特色的，暂时我还没有听过世界上那个地方的饮食业会为求赚钱把人命作贱到这个地步。我也不明白，中国人的道德号称全球第一，为甚麽会干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来。从媒体就鸦片食店店主所作的采访可见，他们都是为了求生存才这样狼心狗肺，他们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跟毛泽东在延安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种卖鸦片，看来没有很大的差别。

　　同样，就如毛泽东这样不择手段，最终除了自己做了皇帝之外并没有造福中国人民一样，卖鸦片餐也只是为了活己而不理他人死活的绝对自私劣行。若衡以中共的最新道德守则「八荣八耻」，这些卖鸦片餐的食店老板和靠种卖鸦片起家的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就起码囊括以下五大耻：「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背离人民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违法乱纪为耻」！

　　如果当年英国的鸦片商人是可耻的话，现在这些卖鸦片餐的中国商人则可耻十倍，因为前者是明买明卖，愿者上钩，但后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胜防，上了毒瘾还以为只是食慾大进，或以为是遇到天下间最棒的厨子。

　　中国人最有以毒品自我麻醉的资格

　　但奇怪的是，除了几个因吃鸦片火锅而自觉上了毒瘾的受害人向传媒稍作投诉或呻吟之外，似乎一般中国民众对鸦片餐并无很大反应，尽管鸦片餐的问题相当严重，但也没有听过有多少人因而刻意回避这些鸦片餐。就像体育之星姜波、安琦和张宝峰等人一天到南京一火锅店吃火锅，吃到一半的时候，姜波从火锅里捞出一个好像罂粟壳模样的调料，就狐疑说「这个调料里不会含有兴奋剂吧？」於是大家都停下了筷子，但安琦接着就说「都吃半天了，现在不吃也没有用啦.....大伙儿似乎吃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份羊肉。」〈见2004年2月4日《南京日报》〉毕竟「吃」就是中国人用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逃避茫茫前路的主要途径，嘴部的蠕动和对被咬噬物的绝对控制，是无数中国卑微老百姓自觉尚可体现自主权的重要活动，是人生快感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有人暗中把鸦片跟食物结合起来，无疑有助於把中国人吃的快感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许这正是许多中国人抑压在潜意识里面的秘密慾望，吃过鸦片餐的中国内地朋友对我说，他们一般都是知道食物是加了罂粟的，但还是会大吃特吃。他们说，当然是有人吃得上瘾了，但基本态度是：并不在乎！看来他们对待鸦片的态度并不如外面世界的人想像的那麽认真，这也可从当局对掺用鸦片的食店经营者一般只是轻微罚款了事的宽松态度得到旁证。

　　在一个有六五％国民希望来生做外国人，甚至宁愿做猪也不再做本国人的国家，万马齐瘖，举国若盲，做人那麽清醒有甚麽意义呢？醒着只会感受到更多的痛楚。就如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麽？」诚然，中国人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有以毒品自我麻醉的资格。而在中共当局眼中，沉迷鸦片当然也比沉迷台独疆独或法轮功安全得多，就像旧社会中的财主会觉得儿子呆在家里吸鸦片比到外面狂赌败家安全得多那样。

　　满清时中国人要吸鸦片，还要到药店假「试药」之名，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到食店大吃大喝鸦片餐，方便多了。

　　原载於2006年11月《开放杂志》


6.挥金如土的阉民工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中国人和洋人就开始追问，为甚么一个可以发明纸张、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等等奇技的文明，如今会如此落魄坎坷呢？有人认为只是中国运气不好，在国运低沉之时要迎向世界，也有人以「中国衰落之谜」视之为无法解释，又或建构理论巨厦，不一而足，但都未能服众。而我对此问题思考、探索了二十多年后到近年方有突破性顿悟。我发现，中国之所以会一方面发明纸张、印刷术而却长期衰落不起，主要原因是中国并未能同时发明或从外国输入言论自由。纸张和印刷术一直置於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根本就如同垃圾，纸张上所载的都是斲智的官样文章和陈腔滥调。更坏的是，中国统治者不但没用善用这些伟大发明来造福人群，提升文明，而是恰恰反过来，绞尽脑汁利用这些伟大发明去控制民众的思想的行动，但求自己的江山万世不堕。所以，纸张和印刷术一俟传入夷人手中即大放异彩，成为启蒙、解放人类的利器，但在中国却是用以培训奴才、控制奴才、向奴才发施号令的工具。造物者第一时间将纸张和印刷术送到中国人手上，也无法将他们从黑暗的半开化世界中拯救出来！中国统治者为了一己私慾彻底糟蹋纸张和印刷术，弄得举国非奸即愚，中国人有甚么法子不用火药来吓鬼，用罗盘来看风水呢？毫无疑问，中国人误用知识的纪录是人类社会罕见的，一如鲁迅说：

　　「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1934年〉

　　中国人和夷人对伟大发明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应用，中国衰落确是死於自然，原是用不着引经据典考究死因的。

　　互联网过滤系统全球最精密

　　然而，中国人对伟大发明的糟蹋和误用并未终止，当前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跟历代皇朝对使用纸张和印刷术的控制，毫无二致，都是为了保住政权，而不惜断送民众提升民智的机会。按此发展，两千年后，那些博学鸿儒难免又要苦苦研究为甚么互联网跟四大发明一样，不能拯救中国。

　　中共对互联网之控制，已引起国际间的深度关注和研究，今年四月由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联合研究及发表的报告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中国的互联网过滤2004-2005》www.opennetinitiative.net/studies/china〉，以近六十页篇幅力陈中共这方面的罪行。报告说：「中国的互联网过滤系统之精密，全球无出其右.....它包括.....立法监管和技术控制，动员无数的国家机关和成千上万的公、私人员，审查的内容.....包括网页、网路日志、讨论区、大学的留言版以及电邮。」并称「这些扭曲的网上资讯对中国使用者影响深远，令人忧虑。」

　　Google是世界上最出色并以绝对优势领先的互联网搜寻器，但在大陆最受欢迎的搜寻器居然不是Google，而是数据贫乏速度又慢兼且名列「网络十大流氓软件」的国货-----百度。当中主要原因除了是百度提供大量流行曲及电话铃声下载等软性兼非政治资讯之外，就是大陆的Google已被当局删检得七零八落，受到诸多限制，搜寻极其不便，於是百度才得以称王。知名资讯科技分析公司Yankee Group亚太区副总裁王学军最近〈2007年初〉就披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就是中国手机用户经常使用手机搜寻率相当高，使用率比美国的手机用户还高，不过中国手机用户大多只是搜寻电话铃声或萤幕墙纸一类资讯。这不得不含我们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专制皇朝的顺民每每沉溺於靡靡之音，这情况跟今天应无甚么分别，因为靡靡之音不涉思想、政治，多能被统治者所容忍，甚至鼓吹。

　　中国公安部和国安局为了控制互联网和利用尖端资讯科技控制民众的「金盾工程」，据学者何清涟研究，前期投入到现在为止，已花去八亿美元。而中国现在一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才仅仅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2005年数字〉，人均教育开支长居世界倒数几位，这八亿美元要今多少中国学龄儿童失学，要等待海外的「希望工程」打救！Greg Walton是互联网技术与人权民主运动问题专家，他深入研究「金盾工程」，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金盾工程」要发展的国家保安控制机关，包括：(一)一个包罗全中国成年人口的全国性资料库；(二)全民要随身携备的智慧卡，让当局可在几米的距离内在持卡人不知情下扫瞄；(三)设立闭路电视以监控公众地方；(四)发展一种可让公安当局可以即时对照指纹的技术；(五)建立中国网路上的防火墙，最终目标是「将一个巨大的网上资料库跟一个无所不包的监视网络结合，当中包括语音和面貌识别、闭路电视、智慧卡、信用纪录和互联网监视技术。」(见China's Golden Shield：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人过去尚因「山高皇帝远」而有一点「自生自灭」的自由，皇帝即使要处死一个在边疆的蚁民也要花好长时间快马加鞭才将圣旨送到目的地，蚁民尚可偷生一段时间。但现在的皇帝发来一个电话或电邮，在「金盾工程」的协助下，从抓人、处死、摘取器官大可几天内就完事。

　　国际大企业鼎力协助

　　中国当局这些阔民奴民大计在加拿大北方电讯(Nonel)、美国的思科公司(Cisco)、太阳公司(Sun Microsystem)及摩托罗拉等国际大企业鼎力提供最尖端科技下进展非常顺利。为中国当局提供度身订造路由器用以拦截网路资讯和搜寻电邮内关键字的思科公司的技术高层称思科无需为中国当局怎样应用这些技术负责：「我们不管中国政府的事，这与思科无干。」〈见Ethan Gutmann着 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Desire and Betrayal，页一三一〉尽管希特勒如毛泽东一样在中国大陆是颇受推崇的人物，但我还是建议参与「金盾工程」的科技人员读一下Racial Hygiene：Medicine Under the Nazis或Cleansing the Fatherland：Nazi Medicine and Racial Hyiene之类关於大批德国医生协助希特勒屠杀的着作，以及他们在纽伦堡大审判上的自辩。

　　我随手在Google搜寻器上打上「思科」和「金盾」两词一并搜寻，竟然有一万两千多个结果，扑面而来的就是思科公司网站的大字标题：「实现『科技强警』-----思科助陕西公安打造『金盾网』」。我再走进有七千多种国内期刊一千五百万篇文章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用「思科」和「金盾」两词一并搜寻，有关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叫《天罗地网思科帮忙-----我国公安系统的第一个VoIP网路系统》！

　　广州市公安局在其「广州金盾网」www.gzjd.gov.cn上，以「把互联网装进口袋有助於移动处警」为题，强调康柏掌上电脑iPAQ等科技设施对公安人员如何重要：

　　「当公安民警追捕犯罪嫌疑人时，所有行动小组和独立行动人员均配备随身电脑，行动人员根据情报判断追捕目标所在区域，通过iPAQ在目标地区的数位地图上分析周边地形地物，布置相应的包围圈并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在行动过程中，行动人员通过相应的通讯方式.....将相互间的位置随时传送到iPAQ上，并在数位地图上显示出来。与此同时，移动调度中心的终端.....将所有行动人员的位置、行动轨迹、移动速度等资讯即时显示.....」。

　　一篇推销iPAQ产品的文章这样说，

　　「康柏公司的iPAQ为公安行业提供了量体裁衣式的端对端无线解决方案.....对於通缉案件，无线应用更是大显身手，以前通缉公告是公安部发传真，后来变成网上公布，照片也比传真清楚，但无法在执行的时候查看。现在公安干警在盘查时，可以直接通过iPAQ随身电脑从后台数据库取得嫌疑犯的照片.....再狡猾的嫌疑犯也无所遁形。」

　　中国若再发生六四事件，缉捕学运领袖就省力得多了。康柏中国对其「金盾工程」相关争议业务的回应是「我们不是唯一的公司，所有人都在做。你们可以去问Sun(太阳公司)！」(见上述Greg Walton报告)

　　孙中山若生於今天

　　中国公安部早前更大摇大摆的在其「中国公共安全网」(http://af.cps.com.cn)上以「『科技强警』商机无限」为专题，进一步深化「以商围政」的统战策略：

　　「科技强警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作。近三年来，廿一个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共投入近百亿元资金用於科技强警建设.....『科技强警』这项政策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而且这个商机是长久的、持续的。这个商机可以说不亚於北京奥运商机，值得企业去认真研究和把握.....各级公安机关以『金盾工程』建设为契机.....」。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二零零四年因为网路言论被中国政府关押的人数比二零零二年多了六十％，到目前已知的仍有三十多人被关押，这就是「金盾工程」一个很好的业绩报告。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多少人要出卖灵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为人所忽视的全球危机，就是中国经济勃兴，不仅会以其受污染的产品损害全球人类的健康，也必会拖低全球的道德水平。在中国商场跑了三年的Ethan Gutmann列举了无数勾当案例后说，在中国商场胜利的外商，都无一例外要投入肮脏不堪的勾当，否则只有出局。任你在国外讲甚么自由人权，要来中国发大财，就要参与箝制、奴役和剥削中国平民的勾当，人人都要失节破身，个个着粪。从北方电讯、思科作金盾工程的尖兵，到雅虎应中国政府要求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自行过滤其搜寻器上的内容，到最近竟然向中国公安提供异见人士师涛在雅虎电邮户口内的电邮资料，使其获刑十年，谁敢不从？

　　中国国父孙中山若生於今天，必被「金盾工程」歼灭於萌芽状态。「金盾工程」将令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独立工会运动更加艰难，到头来中国工人无了期的被压榨，被迫继续以极低工资出卖劳力，以廉价货倾销全球，为「金盾工程」提供技术的西方国家也是大难临头的。

　　中国当局对资讯科技的误用和滥用沉溺日深，今民众受到人类历史上，甚至是预言小说上也没有出现过的监控，也可能令中国人错过了藉互联网作知识飞跃的机会，他日将中国搞得更焦头烂额之时，必又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闹，不然就是继续「中国可以说不」之类义和团式宣泄。

　　中国今天得以用钱收买灵魂，鱼肉乡民，大家难免会想起始作俑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森。曾任尼克森捉刀人的William Safire在他逝世前跟他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能令中国的自由寸进，尼克森语带伤感地说，他对此所抱的希望已不如从前，「我们或已制造了一个科学怪人。」

　　〈"We may have created a Frankenstein."，见2000年5月18日《纽约时报》〉

　　原载於2005年11月《开放杂志》


7.中国虐杀异族甚於列强侵华

　　较早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祝贺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声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又称俄罗斯政府坚定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和立场云云。中国居然向仍然霸占中国逾两百万平方公里(尚未计外蒙的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神圣领土的俄罗斯乞讨对中国领土完整诉求的认同，也可见饥不择食、无辨米粪之凄凉，也同时将中国政治之胡闹妖妄，推向新的高峰。

　　本来中共一方面坚持共产主义，同时又靠大汉民族主义的招牌沿门托钵，就是今人齿冷的意识形态淫乱。但中共的民族主义及与此并生的领土完整诉求却又搞得不伦不类，一方面以君临天下之势收回香港澳门，以「自古以来」之名日夜死缠台湾，却又对俄罗斯境内比台湾大几十倍的中国领土不闻不问。江泽民甚至於一九九九年与俄罗斯政府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於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九项不平等条约，也就是放弃了追讨俄罗斯境内两百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权利。但江泽民却又扬言，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若论「自古以来」，俄国境内的中国领土许多比晚至一六八四年才被以武力掠夺、收进中国版图的台湾更古。面积等於两个台湾的库页岛(俄称萨哈林岛)唐代已属黑水都督府，双城子(俄称乌苏里斯克)於明朝西元一四零六年建立双卫城。混帐繁衍，兹不尽录。中共如此演绎「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诉求」，恐怕除了斥之为「屁话连篇」之外，也实在无话可说。

　　对於中国怎样於近代将数以百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拱让予俄国的历史，笔者以为，是值得大书特书，认真研究的。潘恩博〈S．C．M．Paine，1957-〉的大着Imperial Rivals：Chinla,Russia,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两霸相争:中俄的边界纠纷》〉就是对这问题的压卷之作，此书获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评为「确然不同凡响」(truly exceptional)的学术上品，并夺一九九七年的Barbara Jelavich书奖，绝非过誉。本身是人权鼻祖潘恩Thomas Paine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Roberl Treat Paine之后的潘恩博士出身於哈佛大学，并於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俄历史取得博士学位，本书是按其一九九三年的博士论文润饰而成。潘恩博士所以能一鸣惊人，不仅是因为她过人的分析力，也因为谙中、俄、日语的她，有幸於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间在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档案室工作了三个月，此外五年间跑遍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外交部外交史料馆、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Bakhmeteff档案室。

　　中国官员对国土认知一塌糊涂

　　潘恩博士在书中致力粉碎几大神话。一是尽管中俄两国都以九牛二虎之力声称自己是有关疆上的第一个主权拥有者，否定有关疆土在此之前曾为任何人所拥有，但事实是，纠纷中的有关疆土的物主既非中国，亦非俄国，而是原来早在中俄君临之前就居於当地，完全属於另一个文化的人。潘恩博士指出，俄人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未在有关疆土附近出没，一百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该地铁路建成后才有大批俄人抵步。但中国也不是有关疆土的物主。潘恩博士发现，尽管中国一直声称黑龙江和蒙古是中国所有，但从《筹办夷务始末》等文献可见，晚至一八五四年，清朝官员等到要和俄方代表议定边界谈判地点时，才赫然得悉蒙古的库伦〈即今天的乌兰巴托〉并非在吉林附近！毕竟，到十九世纪末，外蒙古还只是归理藩院管的中国殖民地而已，中国官员的无知也是可以辩解的。

　　潘恩博士说，监於中国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掌握西方的地图学，一八八零年以前的中国疆界谈判官员对他们声称的中国领土疆界的认识是糊里糊涂的。满清官员对於自己的家乡满洲的范围无知得令人震惊，对於黑龙江一带及以北的地方近乎一无所知，对乌苏里江也所知极少，咸丰皇帝足足花了三年才弄清楚黑龙江一带的位置。结果，俄国代表认为中国谈判代表所用的中国地图不知所谓而拒绝采用，但俄国自己也没有有关争议边界的准确地图，俄国就在如此不清不楚的情况下乘中国之危，尔虞我诈的侵占了几百万平方公里中国声称拥有的领土。

　　至於中俄另一个疆界战场-----新疆，中国也绝不是其第一个物主。这一点在言论自由的地方基本已有公论。潘恩博士引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l900-1989〉和徐中约〈1923-2005〉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两千年来中国能有效管治新疆至多四百多年，而百到乾隆皇帝才将那里已立国一百多年的准噶尔汗国歼灭，才首次将之收进中国版图，并极其露骨地改称之为新疆，也就是「新侵占的疆土」之意。因此，新疆当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了，但中共政府却并没有因为新疆不是「自古以来」的领土就让其独立。

　　两国藉扩张体积证明伟大

　　作者指出，可以说，中国所损失的边土，虽然面积惊人，也不过是他人之物，慷他人之慨而已，冤大头别有人在，那就是恰恰居於中俄这两个对领土贪得无厌，而又暴野蛮的巨霸之间的中亚民族。作者进而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就是两个帝国之所以如此热衷於争夺根本不属於他们的领土，一大原因是两个帝国进入近代后的经济表现已乏善可陈，军事上也节节败退，但心理上仍然以为自已是帝国，结果双双走上以不断扩张领土来证明依然伟大之路，因为舍此以外已别无凭藉。作者说，中国尚且还可以缅怀一下过去文化上的光辉岁月，但俄国则确实惟有靠庞然的体积来说服自己大地依然在我脚下。但作者认为，庞大的边陲领土对俄国或中国的发展都是负累，这正是俄国经济发展较中国更难的一大原因，但中国自己看来并不意识到，也不会承认，过去被俄国夺去大片边土其实是因祸得福。

　　另一个作者要粉碎的神话是俄国常挂在口上的中俄友好说。虽然俄国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中国是其老朋友，与中国有着有别於其他所有列强的特殊友好关系，但作者从俄国的档案发现，俄国政府私底下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譬如外交官曾纪泽(1839-1890)於一八八零年为伊犁问题到俄国交涉，据理力争，令俄方非常头痛，俄国外交部高级顾问Aleksandr Genrikhovich Zhomini(1814-1888)去信与曾纪泽谈判的外长Girs(1820-1895)说，「这些中国人，不饱以老拳是不会讲理的，但我得承认以我们目前的财困，这很难。」其后又再致函Girs说「不用枪杆对住他们的咽喉，他们是不会就范的.....」，又说「指望这些中国人的尊重和友谊，幻想而已。」在另一封信，Zhomini更揶揄中国人是无尾猿(Barbary ape)。作者说，俄国在八国联军事件中的表现，进一步确定俄国的中俄友好说只是神话。的确，俄国是八国联军中惟一一个乘机侵占中国领土的列强-----占领东北全境，而且也只有俄军屠杀数以千计的中国平民。

　　异族被虐倒向俄国

　　但作者认为最为讽刺的是，中国一方面不断悲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但事实是，当中国有能力欺凌较其弱小的少数民族时，手段每每比其他欺凌中国的列强凶残得多。乾隆皇帝为了降服新疆，对准噶尔汗国的准噶尔回民，实行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种族清洗，据估计当时八成的准噶尔人被屠杀，以致乾隆事后不得不移殖大批汉人或汉化回民以填补空荡荡的准噶尔。其后中国西北部回民多次起义反抗中国统治，据基督教传教士MarshaIl Broomhall(汉名海恩波，1866-1937)统计，单在甘肃一地，当地人口就由一千五百万减杀至一百万，当中三分之二是回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人口史》则以数据显示，甘肃人口由一八六二年的一千二百六十九万锐减至一八七四年的三百八十三万，书称「回民起义.....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四年(人口)每年平均递减九十万。其间同治九年(1870年)战争较烈，估计减二百万。」另据十九世纪俄国汉学家Aleksei M．Pozdneev(1851-1920)的研究，回民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在中国西北区的起义，葬身其中的达三千万之众。当代研究中国回民历史的专家Michael Dillon教授，也认为当代论者均大抵同意清朝中国政府对西北回民实施大屠杀(carnage)，他除了参考上面说的Marshall Broomhall的研究，也引用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八十六卷)上面由屠杀主理人左宗棠将军(1812-1885)向同治皇帝报告的屠杀成绩。

　　潘恩博士说，从中国对异族得势不饶人的疯狂虐杀，可见中国人的所谓「中庸之道」又是另一天大神话。这与笔者的一贯观点不谋而合，潘恩博士能够参透中国人这个极为隐蔽的特性，非常难得。

　　潘恩博士痛陈，中国一直没有反省其虐杀边区异族的帝国主义行径，只是沉溺於被列强欺凌的受害者角色，将自己手上沾满的少数民族鲜血洗得一乾二净，把自己打扮成永远正义的受害人。到共产党夺权后，更利用社会主义共产国家例必反帝反殖的假象，甚至毫不面红地三令五申：「永-----不-----称-----霸」！中国若不称霸，不向外扩张、不四出侵城掠地、不歼灭异国，今天就只是蜗居於其文化摇篮地-----黄河流域一个角落而已。中国的汉人尽管鄙夷满人及满清政府，不惜追怀比清朝更残暴的汉人政权-----明朝，但对於由满清亲手掠夺回来的领土〈当中包括於康熙23年即西元1684年抢回来的台湾〉，中国的汉人却是照单全收的。原来他们完全无意把那个不义的鞑子皇朝的贼赃物归原主，回到大明的疆界。

　　作者说，西方学者长期深刻反思欧洲帝国主义就中国或鸦片战争的所为，汗牛充栋的反思着作，相对之下对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人统治下大苦大难的低调处理，都无形中令中国永远贞洁永远受害的神话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即便是作风前卫的中国知识份子或民主人士，也罕会反省中国的帝国霸权秽行，深挖中国人灵魂的阴暗面，有的更甚至将所谓「领土完整」的价值放在一切价值之上，闻者心寒。

　　作者说，中国对待边区异族的手段远比俄国残暴，结果使他们纷纷「离家出走」，倒向俄国，令中国与俄国处理边界争端时非常吃亏。作者批评中国到今天还是没有汲取历史教训，对待西藏和新疆的手法仍然不改残暴，只会助长分离主义。原来人类历史上虐杀中国人最多的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虐杀回教徒最多的看来也是非中国人莫属。但回教世界反而每视中国政府或中国人为同路人，而中国则向欺负中国最甚的俄国挤眉弄眼，反而视历史上较善待中国的美国为寇雠。中东与中国品味彷佛，两者俱从世界盟主之位双双坠崖，看来并非意外。

　　原载於2004年5月《开放杂志》


8.中国越统一压迫越惨烈

　　许多「惟统一论者」深深认为，中国国力越强，国家越统一，民众就必然更幸福。这种大错特错的观点流传甚广，让中国人民〈不是政府〉付上了悲惨的代价。

　　要批驳「中国国力越强，民众就必然更幸福」一论很容易，只要到网址http://hdr.undp.org/，看一看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全球理想国家排名榜，看看有多少小国寡民、毫无力量左右世局的小国长期位居人类理想国之首列，又有多少在国际间举足轻重的大国如中国者长期位处榜末，便足以恍然大悟。

　　至於中国越统一，民众就又是否必然越幸福呢？要回答这个看来非常庞杂的问题其实也不太难，我们只要用计算机把中国历朝的分裂与统一的时间计算一下，再看看有关朝代中民众受压迫的程度，就可以得到重大启示。

　　中国分裂是常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1945-)於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在国外日受重视、却在国内被「置之不理」〈作者语〉的着作，名为《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作者就以非常广博的中国史地知识和惊人的学术能耐，精算中国历代的分、合时间，结果「计算结果与传统的说法完全不同」。他发现，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一七五九年即乾隆年间实现的，历时只有八十一年。但这个界定太严格了，他采用了另一个宽松得多的准则，就是「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为标准」，以此算法则中国统一的时间约有九百五十年，而在「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是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崇祯后期等。」这九百五十年是从中国百次出现统一局面的秦代算起到清末，也就是统一时间有四五％，若从西周共和算起，更只有三五％！当然，若不以清末为终点，统一时间就更短了。

　　这个发现跟一般人甚至中国史学界所抱的「中国合多分少」的印象式看法几乎相反，难怪这个学术发现到今天很多人在情感上还是不愿接受，设法回避。

　　中国统一时压迫最烈

　　按葛剑雄教授的统计，中国最统一的几个朝代依次为：明(统一时间有二百三十六年，占八十五％)；元(统一时间有七十三年，占八十二％)；秦(统一时间有十二年，占八十%)。其他朝代的统一时间的比例都在七成左右或以下。

　　然而，在明、元、秦三朝统治下的中国人是否特别幸福呢？对中国历史稍具认识的人都会同意，这三朝都是除中共之外，中国历来最独裁、最残暴的暴政，在最统一的明朝，其特务制度之严密，对民众箝制之严苛，更公认为历朝之最！反而并不以残暴着称、为不少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汉(西汉)、唐其统一时间所占的比例分别『有五十八％和四五％！』

　　由此可见，中国越统一，政局越稳定绝不表示人民就一定越幸福，这两者之间绝对没有正面的必然关系。反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已充分说明，国家非常统一时，人民是可以被强大的政府压迫得很悲惨的！

　　无怪葛剑雄教授统观了中国的分、合历史后禁不住发出「乱世的魅力」之说，认为「国家越统一人民越苦，国家越分裂人民越幸福，思想越发达」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国家越统一越有利於滋长定於一尊的权威思想，统治者越没有时局危稳之虑就越有余力暴虐蚁民。

　　中国的言论、思想自由自从在万国林立、你争我逐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过后，便一直到二千六百年后同样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才重临中国，而且还主要只是外国人统治下的租界。

　　越统一，人民真的越快乐吗？

　　原载於2000年6月13日台湾《自由时报》


9.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糟蹋

　　中国大陆官、民之浪费，是举世无双的了，郎咸平就写了篇广为传诵的〈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但我认为中国人的浪费不仅仅是一般文明世界所说的浪费，也是有其浓厚「中国特色」或「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式的浪费往往与摧残、蹂躏合而为一，所以是糟蹋。而且这种槽蹋也是世所罕见，所以要在前面加「畸形」二字，以资识别。

　　从馊水榨取食用油

　　虽然约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生活仍然困苦得无以复加，全国有两亿人每天人均消费不足一美元，但中国人浪费食物也是毫不手软的。调查显示，普通餐馆一桌饭菜一般至少会吃剩十％，一家餐馆平均每天要倒掉五十公斤剩饭菜。仅对陕西一个省的统计，一天就要浪费掉五千吨饭菜。全国一年下来，就这样倒掉的饭菜高达六百亿元人民币。浪费到此为止，已经是要千咒万骂的了，但还是可以想像的。但利字当头不理他人死活的中国人竟然大举从食店收集这些馊水，这些馊水或再混合食店中无数次反覆油炸至不能再用的废弃油，然後把这些油淋淋的馊水里面的油压榨出来当食用油卖钱，再把剩余的残渣汤水用来喂猪。这些馊水本来就是来自中国市场上典型的伪劣食品，加上在储存、运输过程暴露在空气中，微生物、细菌大量繁殖，动物性油脂氧化腐烂，腐败变质产生毒素，其实就是连猪也不应该吃的，现在却「物归原主」，回流到食客的胃里。

　　这种从馊水或泔水中榨取的油就叫做「馊水油」或「泔水油」，在中国大陆相当流行，防不胜防，避无可避。我把这些「中国新貌」跟我的曾畅游中国的挪威友人分享，他们都流露出极度震撼和痛苦的神情，看来是很想多知道一点，但又怕再知道多点真相会承受不了。

　　这些「馊水油」〈还有从地下废水道采集而来的「地沟油」〉由於比正当食油便宜得多〈每斤一元左右〉，很受餐馆欢迎。其他一般需用大量油炸的食物如即食面，也爱用这种贱价「馊水油」。西安市政府早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理非法从事加工销售废弃食用油脂专项行动，从二零零六年四月起三个月内就收缴了泔水油近十六万公斤！西安市商贸局并组织了全市四十五家餐饮参与「西安市饭店餐饮业坚决抵制使用泔水油，确保市民健康用餐」行动。但这跟「(黑龙江)牡丹江捣毁泔水油黑窝点每天千吨假油运往全国」的新闻比较起来，其是何足道哉。

　　这种「馊水油」今人极度恶心尚在其次，最大问题是一般含有大量黄麴毒素(aflatoxin)、苯并芘(benzopyrene)和砷(arsenic)等多种烈性毒素，在国外只会作生物柴油用。每年成千上万吨的「馊水油」倾进胃里，诱发了多少癌症、怪病，槽蹋了多少人的健康，浪费了多少医疗资源，又多制造了几多亿个的东亚病夫？

　　活牛活猪注水惊天地泣鬼神

　　在中国，注水肉才是家常便饭，注水牛肉、猪肉、鸡肉、羊肉最普遍，而注水狗肉、驴肉、兔肉、蛇肉等等也时有所闻。中共虽然对法轮功台独疆独等民权运动控制到几乎滴水不漏，但面对注水肉等无数食品祸患却是出奇无能。《南方都市报》月前就报导，「东莞注水牛肉日流深圳六十吨」，全国加起来有多严重，可想而知。但中国大陆的注水牛肉、猪肉〈甚至是注水羊肉和狗肉〉的制法跟全世界的注水肉都是不同的。全世界的注水肉都只会在动物屠宰後才注水，但在中国，注水分成两个步骤，屠宰後固然要注，屠宰前也要注，而且以後者注入的水分更大。在中国，这叫「活牛注水」或「活猪注水」。注水工把水管强行从牛嘴巴或鼻子插进胃里，有时为了灌进更多的水，注水工会把锋利的钢管插入牛的胃里放气，腾出注水的空间！牛只经注水後体重通常增加三分之一，也就是三百公斤变成四百公斤了，这样牛宰杀後就会有大量的水残留体内。至於活猪注水，方法是在屠宰前用铁钩挂穿活猪的下巴，迫使猪头昂起，乖乖让插进来的水管任注。有些中国人扬言「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若他们指的是中国猪，大抵只是因为还不知道中国猪死前随时要灌水这样的事。

　　中国中央电视台於二零零三年底在着名节目「生活」中播出了活牛注水的整个过程後，相信让好多观众一段好长时间也不敢再碰牛肉，也让我想到曾被日军灌水的中国人其实不是那麽值得同情，只要有机会对付弱者如猪如牛，中国人是绝不会比日军失色的。到二零零四年中，央视再於「生活」中播出「四川泸县给生猪注水成专门职业」。的确，在中国，给猪牛在屠宰前灌水已成专业，就如山东省聊城市荏平县洪官屯乡一家屠宰场的老板在「生活」中受访时居然说，他们精於「活牛注水」，宰场都是根据市场行情和客户的要求，以提供不同含水量的牛肉，「我们做生意的要讲究信誉，你要甚麽质量给你甚麽质量的。十％的，十五％的，五％的，二十％的水都是自己掌握。这个一头牛出多少肉，咱们自己心里不是都有数嘛。」这样灭绝人性的话，这个年代除了中国人，还有甚麽人讲得出来？《注：公然谝钱的技俩，还矢言「讲究信誉」，中国人真的烂到不可再烂了！》

　　虽然，当局也似乎在努力企图以设立定点屠宰场以解决私营屠宰场制造注水肉的问题，但定点屠宰场的管理也如中国的所有管理那样：千疮百孔。「定点屠宰场加工死母猪」、「定点屠宰不定点主管部门装哑巴」、「定点屠宰亟待改进」、「定点屠宰亟待规范」、「定点屠宰令成一纸空文」等等新闻排山倒海而来。而且，国内的肉品稽查人员还流行收取『注水许可费』，总之，当任何的监督措施都变成敛财揩油机会之时，一切所谓变法改革治理整顿都是徒然。

　　中国目前每年约屠宰六亿头生猪，一亿三千万头牛，即使当中只有一成在屠宰前灌水，要给三百公斤的牛或一百公斤的猪注水增加三分之一体重，再加上在灌水过程中动物挣扎而浪费掉的，还有在屠宰後用针筒之类工具大量注入肉块的水分，一年下来所浪费的水，可以灌溉多少公顷乾裂的农田，可以填满多少断流的河溪？虽说这些用以给活牛和活猪灌水用的水部份并非自来水，而只是不宜饮用的受污染井水或河水，但在中国许多地力，由於地下水乾涸，就连这些受污染的井水或河水也是没有的。

　　中国大陆民众的人均水资源只有全球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一些地方甚至每四天才供应自来水一次，也越来越多人发出中国将亡於缺水的言论，却有无数中国人以数以千万立方米的水资源用於活牛活猪灌水以敛财，害了人类，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所以，即使中国最终或会亡於缺水，倒也不算是甚麽坏事，因为这到底是自取其祸而已，最坏的是中国人的自作孽祸连别国，譬如中国的污染物飘到台湾或日本，或如最近报导指中国为了缓和对水源的渴求，而有意在雅鲁藏布江建水坝，以让这条从西藏流向印度的河流改道流向中国境内，置印度国民死活於不顾。每想到中国人对天然资源对人类对动物完全不可理喻的摧残，就非常怀疑他们有没有资格继续扩张，或收回由其他文明国家代管的领土。

　　卖血、活摘器官、人造孤儿

　　虽然中国大陆奉行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五十多年，却培养不出会自愿捐血和捐赠器官的国民。结果，血是要买卖的，而器官，不是从死人身上摘取的，而是从活人身上活摘下来。即是说，明明可以废物利用不做，却偏要把一个健康的活人好端端的弄至半死或死亡，而去救另一些较有钱的活死人，这也是适者生存演化论在中国恶土上的怪胎。中国有数百万人以卖血维生，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赤贫得一无所有的人，而铺天盖地的卖血活动也令爱滋病在中国濒於失控。跟卖血、活摘人体器官的颠倒谬行一样，外国人到中国收养的婴儿也未必是真正的孤儿，而随时是人口贩子拐带或收买回来，或是中国赤贫妇女为改善生计而为黑市婴儿贩卖市场刻意繁殖的「人造孤儿」。但中国当局对於这些「人造孤儿」的勾当一直不想张扬，因为外国人领养中国「孤儿」已经是门大生意。

　　据法新社月前报导，单单在二零零四年一年，仅从官方传媒报导中就已有三千五百名婴儿从人口贩子手中救回，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拯救对这些原本有机会落入洋人怀里的婴儿来说，是一辈子也无法弥补的不幸。最为槽蹋生命的是，中国的「人造孤儿」市场除了刺激了婴儿拐卖活动，更催生了以繁殖并售卖亲生骨肉作「孤儿」的行业。《时代杂志》就曾报导云南妇女靠不断贩卖亲生骨肉来餬口的惨况，当中一名已卖了两个亲生骨肉的二十三岁妇女说了一番必须载入《中华五千年文明》或《新中国万岁》的话：「以前我们靠养猪赚钱，但要一年才养大一头猪，而且饲料又贵，生个孩子九个月就行，而且不花钱！」

　　(见TIME Asia 2001年一五七巷第一期www.time.com/time/asia/magazine/2001/0108/babies.smuggle.html)。

　　年前当局就揭发「河南一农民为『快速致富』七年卖掉五儿女」，「获利三万」！但报导指：「在理论界，关於自生自卖算不算拐卖、犯罪颇有一些争议，这客观上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以上数例，就是我对中国式畸形糟蹋的一点观察。

　　原载於2007年1月《开放杂志》


10.万马齐瘖诚可哀——读《谁是丑陋的中国人》

　　在Arthur Smith、鲁迅、柏杨、孙隆基、刘晓波等人都已经数落了中国人无数的缺点後，「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课题还有甚么好写？很奇怪，真的还有。而且写得很好。

　　拔刀相助的神话

　　相信任何心智上已获启蒙的人也不会反对，传统中国人-----或者说是传统汉人的社会，一般都是虚伪得叫人作呕的。比如父母或师长在我们小时候都会三令五申的叫我们做人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要切戒「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民族陋习，但要是我们信以为真，有天真的给不幸的人「拔刀相助」、要跟恶势力战斗，我们便会马上看到，这些曾经鼓励我们要做好人好事，要有牺牲精神的人往往是第一个上前阻挠我们仗义的人。

　　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个实践家就这样很快的幻灭了。这样的道德教诲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不停的讲，但实践是绝不可能的。要是搁开人道主义不论，这一类讲一套做一套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师长-----活下去也只会令这个堕落的世界变得更加堕落。

　　我常想，要是有人坚持在一个人人都不会行侠仗义的社会上行侠仗义，这会是一个怎样勇敢、可爱的人？特别是，这个人会有怎样的「下场」？

　　现代豪侠吃尽苦头

　　这样一个要硬闯中国野兽社会的现代豪侠，笔者最近终於发现了。他是梁晓声(1949-)，在中国的文化界名声不小，写有颇受欢迎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还有《雪城》、《浮城》等。

　　他以自己在大陆社会无数因看不过眼而冒死给弱者拔刀相助的经历为骨干，写成《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九三断想》一书。作者也以实例刻划了大陆社会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出现的疯狂百态。

　　一次，作者又目睹了两个壮健的北京人流氓欺负一个蹬着平板车看来是来自乡间的青年，企图敲诈，态度凶甚。他马上就决定这事他一定要管。

　　然而，作者却只是个个子不大，长期伏案写作，害上颈椎病，满身都是大小毛病的汉子。他马上从水箱抓起两只水瓶子，一手紧攥一只，向两名流氓严正宣战：「三个数以内，你不放开他，老子管叫你脑瓢开花！一、二......。」

　　他那时暗忖，「我想我当时的样子，大概确实使他们意识到-----碰到一个不要命的。颈椎病，令我脖子不能完全伸直。即使正视别人的时候，脖子也是显得硬挺地硬着，头也是侧着，尽量将目光向上挑起而已。打一个比方，斗牛场上的斗牛，一般就是那么地瞪着斗牛士的.....。」

　　他还未数到三，两个流氓就给吓退了。作者冷醒下来後有这样的判断：「他们不算是真正的流氓。更非亡命徒。充其量是两个『准流氓』.....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当不少，并且已在逐渐增多。平时他们混杂在正常的人群之中，一个个人模人样的，总不至於被认为是流氓。但在某些特殊的，那怕稍微特殊一点儿的情况下，他们.....便会产生出某些丑恶和邪恶、凶狠和残暴来。比如落井下石.....以强欺弱.....遇有可以坑人一次.....虐同胞以消遣取乐一次的机会，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又一次，作者排队买火车票时看到公安把排队的人完全像牛像马的用警棒敲打，便忍不住批评几句：「同志.....你是人民警察，这样子对待公民，影响就不恶了？.......秩序本来就是由於你们售票人的做法不当才搞乱的嘛。」话音未落，公安的警棒己狠狠的捣在他的胸口。他还是压低声音说，「这跟解放前的旧警察作风还有多少区别啊........」鬼知道公安耳朵那么灵，他马上被揪了出来，肩上又挨了一棍。更糟的一次是，作者为了救一个被众人往死里打的嫌疑小偷，而被人群殴至遍体麟伤。

　　作者在言论上的胆子也是大得不要命的，如人权问题，他说：「我想坦率的说，我们中国，在人权问题方面，值得我们自己反省和忧患的『阴暗面』，有时候的确是今我们不能不摇头叹息的。」就申办奥运问题，他说：「对於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与否，并不抱兴奋和失落截然的心理.....举办一次奥运会，至少需八亿美元.....这么大的一笔投资，据我看来，如果不够用来将全国大中城市里那些目前仍存在着的低矮破旧的民宅一次性地全部推平，盖起楼房使老百姓早日住上，至少也能一次性地解决掉三分之一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吧？」就经济改革，他说：「问题在於，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如鱼得水，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惘。」

　　「见死该救还不该救？」

　　作者这样自问：「从小就爱打抱不平，因而自讨了许多苦吃.....而我又经常奉劝自己，梁晓声你已经四十四岁了，你已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了……爬格子这一种你自己选择的活法，早已大大耗损了你的健康。你早已不是当年在兵团抬大木的那个梁晓声了.....你若有个三长两短，你的老婆孩子就该落到很可怜的地步.....」但是，「每遇到这些事，还是不能够保持矜持的沉默。」

　　作者一再沉痛地追问：「为甚么在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见死不救的事层出不穷？」一天，作者碰巧在大学的课堂内看到学生在热烈辩论「见死该救还是不该救」的课题，他对於这样的问题也要争辩感惊讶，但讨论结果更加令他困惑：意见严重分歧！

　　为此，作者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他拿这问题就教於一些中小学生，高中生说：「救当然还是要救的，不过要尽量避免牺牲自己........。」初中生回答更趋一致：「小猫小狗能救也该救哇，何况人？.....」小学生和他的小儿都清楚的说：「要救。」

　　作者想：「如果儿子以後读上大学，又和我重新讨论起见死救与不救的话题，我应该说他学有所得了呢，还是该认为大学.....误人子弟呢.....。」

　　原载於1996年香港《星岛日报》


11.基因研究动摇「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最近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遗传学家合作完成对澳洲土着的基因研究，首次确定澳洲土着也跟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那样，其祖先均来自非洲。在此之前，虽然国际间的基因学者已几乎无不同意现代人类均起源自於过去十万年间从非洲走出来的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但对於澳洲土着的起源仍然不敢肯定，因此依然今多年来节节败退、数目越来越少，并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的「多地区人类起源论」信徒尚有一点幻想的余地。正如负责这次研究的Toomas Kivisild教授和Phillip Endicott教授说，这个研究发现给「多地区人类起源论」又再加上另一口棺材钉。而望着这副棺材发愁悲泣的，自然是中共当局和大中国主义者的了。

　　中国死守「人类多地区起源论」

　　学界曾有多年对人类起源抱有两种主流看法，一是单一起源论，通常就是指现代人类约於过去十万年间从非洲外移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二是多地区起源论，意思就是现代人类乃从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科动物(hominid)独立演化而来。但自现代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兴起以来，基因学者以人类基因里面的忠实准确的标记追踪并测定现代人类过去的生物演化过程和时间，至今已多次反覆检定了现代人类确是於过去十万年间起源自非洲，於是学术界已纷纷扬弃「人类多地区起源论」，「人类单一起源於非洲论」几乎已成定论。但惟独中国大陆，出於「政治需要」，依然竭力对近年基因研究对人类起源的重大发现装作视而不见，继续拥抱着一大堆缺漏不全的化石，垂死挣扎的迷恋着「人类多地区起源论」，依然坚称中国人起源自中国本土，特别是来自在中国出土的北京直立人(即所谓北京人)。基因研究已清楚显示，中国的现代人类绝不是从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或北京猿人演变而来，而是在距今一万八千至六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这些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类把早前同样来自非洲的北京直立人全面取代，两者也没有杂交。研究人员一般相信，生活於东亚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在於上一个冰川纪即第四冰川纪(发生於一万五千年至七万五千年前之间)，由於气候恶劣而灭绝。自北京人出土(并遗失)六十多年来，世界各地出土的直立人化石越来越多，已不稀罕，现在还加上基因研究显示北京直立人不是现代人的祖先，「北京人」头盖骨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已经暴跌，但中国大陆还是不改对「北京人」的膜拜，并一次又一次的发起寻找「北京人」头盖骨行动，这是极具「愚民效果」的政治小动作。

　　那为甚么中国大陆的学者绝大部份依然不理会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要坚持中国人是起源於中国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的中国学术界负有重大政治任务，在中国人起源的问题上尤甚；其次是许多中国学者都是狂热、盲目的大汉或大中国主义者。

　　中国式民族主义内容荒诞

　　按照共产主义的教义，民族主义按理只是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东西，所以共产主义信徒原应只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却不但讲民族主义，而且由於它是彻底把民族主义用於政治目的，所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更讲民族主义，甚至把孙中山当年为了制造全中国和谐表象而捏造出来的「中华民族」概念窃为己有并狂用(但对於孙中山的另一个产物「中华民国」则要赶尽杀绝)。无论如何，共产党人讲民族主义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乱伦，但中国共产党并不以此为耻。更坏的是，中共所讲的民族主义异常狭隘，其内容不但由政府任意规定，而且是建基於极其荒诞胡闹的基础上，那就是，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大前提必须是：中国人的始祖一定要来自中国大地，如中国人就必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那样〈而且由於势利眼，似乎连做败将蚩尤的子孙也不可以〉。这样的民族主义应是中国独有，可以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中共企图让人相信，中国人都是来自一发源自中土的祖先，并在此共同血缘下、万世一统的发展下来。

　　所以，说中国人不是起源自中国，是中共当局甚至是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难以接受的事，特别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统治的救命稻草，中共非经过一番漫长的捶胸顿足挣扎，是不会承认中国人不是起源自中国的，承认中国人是「黑帝子孙」的。

　　统一台湾的藉口更形牵强

　　既然中国人的始祖是非洲人，那么中共要求统一台湾的诉求就变得有点尴尬。几年前中共曾骂吕秀莲搞台独「数典忘祖」，到去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还是弹着「数典忘祖」的老调说「(陈水扁总统)数典忘祖，妄图割裂中华民族的血脉，切断两岸同胞的骨肉联系」。以前基因研究不够发达，许多人胡里胡涂才相信中国人是黄帝子孙，那时讲「数典忘祖」还有一点点意义，但现已发现中国人的始祖是非洲人而不是三皇五帝，那么温家宝骂陈水扁「数典忘祖」就相当无稽了。而且，基因研究甚至发现，台湾目前为数几十万的原住民最初约在一万四千年前由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一带迁徙而来，并极可能是玻里尼西亚人(Polynesjan)的祖先，又与北美伊努依人、南美印地安人的血缘相关。那么，他们与中国大陆的血缘关系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统治者晚至一六八四年才首次成功侵占台湾并将之划入中国版图，但中共却一直以台湾『自古以来』为中国神圣领土为由而『坚持要收回』台湾，那么，台湾原住民一万四千年前就已经来到台湾，若以「自古以来」为领土归属依据，台湾原住民不才是货真价实的台湾主人么？但为了不惜一切的证明中国人与台湾人是「万世一统」、「血肉相连」，《人民日报》就曾发表了以下这篇可以反映中共的逻辑能力处於灾难性低水平的千古奇文：

　　「地理上，在远古时代，台湾岛与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地壳的变动，与大陆连在一起的部份沉入海底，形成海峡.....也就是说，台湾岛本是祖国大陆的组成部分.....」

　　(2000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注：倒不如说：「地理上，盘古初开时，所有国家与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地壳的变动，与大陆连在一起的部份沉入海底，形成海峡.....也就是说，地球上所有地方本是祖国大陆的组成部分.....」，好一套愚人谝己兼无知低能学说，虽然这类学说在中共高官来说是「潮流语」。》

　　若按此理论，恐怕全世界只能有一个国家了，因为，就近在一万年前，澳洲还是与新几内亚相连〈所以非洲人才能从新几内亚步行到澳洲〉，而在更早之前的盘古大陆(pangaea)期间，地球上的陆地还是全部连在一起的。中国人过去一百以中国人身为发源自神州大地的原住民〈甚至是中国最古老的原住民〉，以爷爷身分作为统一台湾的重要依据，但现在发现两者都是来自非洲的移民，那种幻想出来的「爷孙」臣属关系就更属痴人说梦了。

　　总之，中国人为了扩张领土而歪理连篇的前科之多，已指不胜屈。譬如中共一方面反对英国人使用「新界」〈即新侵占的疆界〉，自己却肆无忌惮地坚持使用「新疆」〈一样是指新侵占的疆界〉，甚至在无数文献中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那么，为甚么英国人不可以也说「新界自古以来就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呢？

　　曾鼓吹全人类都是起源自中国

　　中国大陆学者或一般中国人由於多属狂热、盲目的大汉或大中国主义者，无论被中国文化折磨得多悲惨，也绝大部份依然对身为中国人极其自豪，依然深信不疑中国文化跟其他任何文化比较都无比优越，所以绝大多数不但难以接受中国人不是起源於中国，甚至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曾鼓吹全人类都是起源自中国，譬如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几本书籍，就都载有以下一段文字:

　　「亚洲多是黄种人，美欧多是白种人，非洲多是黑种人。但不论甚么肤色，其现代人的鼻祖仍被推论为黄种人.....许多科学家认为，不管是黑人、白人，都是从五十万年前的猿人进化到大荔人，进而衍生成现代人的。」

　　〈见《人文地理学概论》、《人类神秘现象全记录》、《千古之迹[世界文化史五零零疑案]》、《人类未解之谜新探索》等〉

　　正如一中国大陆考古学者说：「试问会有哪个中国人会不想见到人类证实起源於中国呢？」〈《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6月17日〉

　　《注：难道支持以上学说就不是数典忘祖、离经背道、忤祖逆宗、不求甚解的理论了吗？》

　　但今天，由於实在太多科学证据显示现代人类确是起源於非洲，中国大陆人士才不好意思再撑不去，不得不悄悄少提全人类起源自中国的论调，一些中国学者暗中把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调整为「人类演变的摇篮」！但对於中国人起源於中国这条「防线」则依然拚死坚持。这情况跟中国在过去几百年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几乎一样。最初，中国不知天高地厚，都以为中国是天下第一，外国人都是野蛮人，都要奉中国为王，必须以中国天朝的标准行事。到后来中国终於醒觉自己才是野蛮落后之邦时，才不敢再指令各国按天朝的标准行事，只要各国不再干预中国「内政」，不阻止中国政府「关门打狗」就於愿已足了。

　　中国人不屑做非洲人后代

　　中国另一个要坚持中国人是起源於中国的原因，相信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难接受中国人的祖先，竟然是深为一般中国人所鄙视的非洲人。要是基因研究证明全人类是来自欧洲，相信中国人不会那样抗拒，那样苦苦坚持中国人非要起源於中国不可。在人人是「监貌辨色」专家的华人社会，当中包括香港特别是中国大陆，种族肤色歧视向来非常严重，一般人对於非洲人的歧视尤其露骨。「黑鬼」之声，就像排泄那样自然的随时从当地华人之口溅射而出。早前连饱读诗书的陶杰也说:「卢〈维思〉同胞，谂真鱓(编注:广东话，「谂真D」意指想清楚一点。)，认清国际大势，连非洲黑鬼，都当中国系神咁拜，千祈唔好咁冲动做傻事呀！」

　　(香港《苹果日报》2007年2月9日)

　　其他的市井就可想而知。年前香港就有一本地男子斥骂一尼日利亚黑人为「死黑鬼」，被该黑人还以颜色，迫令该港男受「腋下之辱」。结果黑人被判监并获缓刑，但骂人「死黑鬼」的港男却完全不被检控！但我肯定这港人事后不会忏悔，而只会怨自己倒霉或哀叹其他同样歧视黑人的同胞居然见死不救。华人稍一听到「黄皮狗」马上就会指人辱华并发癫撒野，於是早前无数大陆民众由於不懂义大利文并深受中国式民族主义的毒害，一看到一着名手机的测试讯息中跳出意大利文Ciao(意思即「再见」)，就误以为这是指松狮犬(Chow Chow)，并进而肯定这是国际间把中国人当作狗的辱华图谋，於是群起而攻扬言杯葛，但警惕华人「辱洋」却从来不是华人的兴趣所在。虽然有人争辩说，中国统治者在自己国民大饥荒屍横遍野时，也以天文数字援助非洲国家呀，但这些援助完全出於政治利用，毫无关爱成分，此所以何以当毛泽东正重金援助非洲国家时，可以同时发生中国学生排挤并驱逐非洲留学生的大笑话。无论如何，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歧视已经根深蒂固，虽然其他某些国家也歧视或曾经歧视非洲人，但像中国人那样弱於反省、不知悔改的，则闻所未闻。所以要一般中国人接受自己的祖先是非洲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我曾就此询问过多位外国人和中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外国人介意自己的祖先是非洲人，但中国人则显然相当介意。而我，则为单纯的非洲人可以在几万年之间，继续进化为某些文明国家那样的仁人君子，或退化为盛产於中国的奸邪凶恶奴才小人，而陷入深深的沉思。

　　「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怎样继续在「非洲人是中国人祖先」这残酷事实下胡混下去，将是一出比香港「伪特首选举」更富娱乐性的闹剧。

　　原载於2007年7月《开放杂志》


12.东亚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最近又看了几宗惊心动魄的中国大陆新闻。

　　第一宗，新华网报导，中国大陆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已达一亿三千万人，三十％至五十％的病人透过母婴传播而感染。广东感染率高达一七．八％(全国为九．七五％)，每六个人中就约有一人携带病毒(注1)。

　　第二宗，英文中国日报网站报导，中国卫生部营养专家说，「营养及健康问题至今在中国人民当中萦绕不去；不合理的饮食、营养的缺失，譬如碘、铁及维他命，已成为全国存在的问题。此外，大量民众的健康在水平以下.....由於缺乏营养，偏远地区的慢性疾病正在急速增加；目前接近七亿二千万人住在缺碘的偏远地区.....」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营养不良令中国每年经济损失高达三百亿人民币，相当於国内生产总值的三％至四％。

　　第三宗，新华网报导，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承认，中国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一百三十一万人次。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说承认，「污染反弹屡禁不止.....环境执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据山西、河南、四川等十二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年这些省发生环境执法受阻事件已达四千四百余起，其中暴力抗法事件就有一百二十多起.....环境执法面临尴尬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执法者要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破坏环境罪』，二十年来至今还没有司法解释。」

　　第四宗，香港《文汇报》报导，中国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二零零四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去年中国总用水量达五千五百亿立方米，较上年增长三．四％，全国七十九个城市缺水，超过二千三百万人口、一千三百万头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

　　第五宗，中国新闻社报导，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称，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三五％，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约八千名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中的八成。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印度的十倍。

　　第六宗，新华网报导，中国科学院公布「中国科普现状调查」，「带来不少震撼人心的数字」：在中国，两人中有一人迷信求签；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五人中有一人迷信周公解梦。然而，五十个中国人中只有一个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第七宗，人民网报导，「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非法监定胎儿性别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方新等表示，「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达到116.9：100，有的省高达130：1000，而正常值仅为102~107：100.....在个别严重的地方，男女性别比例甚至到了150：100。」

　　第八宗，上海《文汇报》报导，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张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漏洞，是导致屡屡出现贪官成功携带大笔资金外逃的重要原因。」

　　「东亚病夫」提升为「世界病夫」

　　以上的报导绝不是国外反华势力的恶毒造谣，而是全都由中共官员或党控机关研究所得并经新华网、人民网、香港《文汇报》、《中国新闻社》、上海《文汇报》、英文中国日报网站等党传媒喉舌发布的中国国情。按常理，官方数字多趋保守，以淡化事件为首务。所以，实际情况可能较上述情况严重得多。但单从以上情况看来，中国不但极其腐化、肮脏，中国人甚至可能已冲出亚洲，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世界病夫」了。

　　然而，类似以上不可思议的中国真人真事其实多的是，我也只是略举一二。以上任何一事若发生在世界上稍微文明的地带，或会引发民众以选举更换政府、或会触发革命、或会有人废寝忘食以求解困良方，或会有人以断指剖腹自焚以激励民心。孟子若在生，除非已被关在北京第一监狱，否则也早已鼓吹「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了。

　　但面对中国千疮百孔的现状，中国人的反应是怎样呢？还有点良心的会说有心无力，绝大多数会是无动於衷，甚或对情况也不清不楚，总之是继续洁身自爱、莫谈国事，继续热烈参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继续灯红酒绿卡拉oK，继续相信中国的问题都是由天灾、西洋人或东洋人所造成，继续等待每一个获官方御准的排外机会、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夺回中国失落的自尊，继续相信中国最需要的还是监狱一样的稳定，继续相信中国文化优越无比、继续以身为中国人为无上光荣、继续相信中国人不管有没有能力治国但统治面积还是越大越好〈譬如中国官、民日夜扬言要解放台湾和钓鱼台等〉，尤甚者，他们继续越来越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十亿工蚁任其压榨

　　中国国内的大问题几乎每一个都严重得足以今中国陷於万劫不复的深渊，它凭甚么问鼎世界盟主呢？当然我不是说中共或中国就会走向崩溃，正如我以前引用费孝通的观察那样，中国这样的社会只会慢性瘫痪而难以崩溃的，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厚的「烂活文化」，人人都是有潜质忍受大苦大难大侮辱的苟活专家，鲁迅就说：

　　「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华盖集．导师》，1926年〉

　　我们已越来越看清楚，中国人心目中所谓世界盟主，无非是凭藉其经济威力。而其经济威力说穿了无非是通过统治集团牢牢控制着全中国超过十亿的劳动人口，将这十亿人当作工蚁一样的呼之则来任其压榨。中国大陆於一九八二年颁布的宪法中已删去工人有罢工权利的字眼，理由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罢工列为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全国工厂均需成立由党控制的工会，目的当然是确保工人不会引进及行使自由国家劳工所享有的权利。

　　中国官、商乘着世界进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就牵着这这十亿只工蚁像海啸一样扫荡全球。文明国家讲人权，雇员开支不能太低，生产也要顾及环境生态，在在都是开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AFL-CIO)已经指出，「中国政府对劳工的剥削，已经严重扭曲了全球的劳工市场，要不是中国镇压工人权利，美国国内制造业职位和工资所受打击会大为减少。」

　　至於其他穷国也不容易与中国匹敌，原因是在这地球上也不容易找到一个像中国那样集奴性、卑怯、阴险、爱财、自私於一身的穷民族。

　　中国以这样原始野蛮的管治模式称霸於世，对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又有甚么意义呢？典型的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中国是原始野蛮〈就如精神病人没有几个是会自认是精神病人那样，这点也是常识〉，而且他们肯定会反问：现在的世界盟主美国不野蛮吗？可怜的中国人，为甚么总是要以美国的一言一行作为自己行事的最高指标呢？放目全球稍微文明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你那曾见过一国会事事以美国做这做那恶事来证明自己也有权虐杀国民或胡作非为那么讨贱的呢？某社会名流奸淫掳掠，难道我们就有理由奸淫掳掠吗？中国人将孔子捧上天，为甚么所作所为总是跟他所教诲的「见贤思齐」背道而行的呢？

　　举国皆奴难望救国

　　许多人认为，解决中国这些老大问题，发展教育就是不二法门。却素来极少极少(中国)人指出，共产党(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其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可以说，中共控制下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就如中国的工会是为压制工人的利益而设的那样颠倒〉。所以，从这角度看，在中共控制下，有能力上学也不一定是值得庆幸的事。陆九渊说的「虽不识一字，亦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亦意境全出矣。

　　那么，甚么比教育更加重要呢？当然是政治，是政体。因为控制学校课程、调拨教育资源的并不是教育专家，而是最高政治领导，教育部门至多是统治者的工具。更实际的情况是，政治责任荡然，统治者无法无天，即使当局页的有心想花钱搞好教育，教育经费也会由於官场腐化而被侵吞，「希望工程」也会变成「欺望工程」。将一切管治问题的根源非政治化，本身就是极其政治化的举动。筑堤修坝偷工减料导致水灾，倾全国之力在奥运摘金而无视民众健康和运动普及设施，斥千亿送人上天而要乞灵於「希望工程」来振兴教育，高干子弟个个家财亿万而无数人年均收入不过数百数千，难道这些不是与腐败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即从简单的人性看，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只是待民众如牛马，视民命如草芥、以剥削奴役草菅人命为己任，担心监狱而不是民房的稳固，那么也休想这些牛马不如的奴才会有公德精神，不滥伐不滥垦不滥采，爱护长江黄河淮河漓江洞庭湖，或响应统治者任何救亡呼吁。毕竟，奴才的天职只是依法舐痈吮痔、蝇营狗苟，救国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

　　注释

　　(注1):另外，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确认，全国有有多达五．五亿人感染结核菌，占中国总人口的四五%。有关资料可见《人民网》二零零六年三月的报导，http://politics.people.com.cn/BlG5/1027/4236518.html

　　原载於2005年4月《开放杂志》


13.不能含情脉脉对待中国

　　出身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Andrew Roberts(1963-)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九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痛陈，近来两个事件足以警示西方：尽管前苏联未能像赫鲁雪夫扬言那样埋葬西方，共产中国却大有可能做到。第一件事是中国首次成功送人上太空；第二件事是汇丰银行刚刚宣布会关闭其在英国境内多地的数据处理及电话转接中心，裁减四千员工，将中心迁往生产成本较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

　　作者以极不满及不安的语调说

　　「中国醒来了，以其增长率，其经济规模预料到二零二五年就超过美国。而且，中国仍然相信英语世界的文明是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年代发展落后的元凶，因而仍对之仇恨不已。第二次义和团事件开始了.....中国统治者本性残酷，手握两百三十万军队，邻国怕得有理.....正如经济学家大都预测那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如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沿海城市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制造了世界上最具本能色彩的资本主义人类。」并称，「一旦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龙头，世界就会变得非常不同和让人不安，而这看来到本世纪中就势有必至。当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帝国指挥棒时，起码还是有着同一样的语言、一样的价值观，还有美国是我们在战场上两度考验过的盟友。相反，中国是现世最邪恶的国家之一。国际特赦组织在二零零三年年报里称，〈中国政府〉依然严重侵犯人权，某些方面更变本加厉。继续有成千上万民众由於和平行使自由表达、集会或信仰的权利而横遭拘留、囚禁。受害者被施以酷刑、虐待的事件仍然普遍.....控制着西藏、二零零四年国防开支预计增加一成，不断吓唬民主的台湾、一队时而有妄想被迫害狂，时而一派大国气焰的军队，还有维护北韩的核武发展，如此行径，中国世纪实在难望和平。』」

　　作者结语悲叹

　　「对我们来说，这世界若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所主导，当无异於邱吉尔警告纳粹一旦胜利后出现的『新黑暗时代』................一旦西方文明被中国的共产军国主义所压倒，悲矣。」

　　酷评中国始得真相

　　也许一般中国大陆民众，甚至一般香港人都不会欣赏Andrew Roberts的坦白，而只会对其露骨的言论反感，觉得这只是一个典型大英主义保守派的门户之见，或是国外有组织反华势力的一员。但从几年来的西方舆情看，这种恐华情绪有增无减，而且从过去无数议论中国的洋人的往绩来看，似乎这样对中国较严苛较「露骨」的观点才比较经得起考验，反之那些对中国或中国政权满腔同情、谅解，处处惟恐冒犯中国的论调则每每错得无影无踪。前者最着名的莫如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大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他在其巨着《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x)中，力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sont ne'anmoins le peuple le plus fourbe de la terre)，并从中国人生活艰难与独裁统治解释之，其高论至今盛行不衰，日久弥真；又如一百年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对中国人性格丑陋面的精到描述，至今还是无出其右；又如当今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半世纪以来对中国问题一士谔谔，当世人在大饥荒、文革、五人帮、六四屠杀中目眩神摇时，他始终藐然不动，不为中国的烟幕所惑。

　　对中国严苛而见解独到的洋人中值得一书的还有China：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1926年〉的作者WaIter H.Mallory(1892-1980)，他於二十世纪初踏足中国从事几年救济人道活动后即能明白一个无数中国人不肯承认、无数外国人不清不楚或不敢宣之於口的事实：

　　「尽管不时有人说中国是爱和平的国家，但其实它的内乱跟任何西方国家比较只有过之。当马克吐温说『杂乱的中国人难得一见』时，一定没有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情况。马克吐温大抵曾听过一些甚么中国哲学主静之类东西，他也许就是凭藉这种难得的幽默感，得享大名。中国人爱和平之说从来只是理想，按事实而论，从来只是高高置於理论层次，而没有付诸实践。中国各省从来都是时而起乱，反抗中央，叛乱、平乱，史不绝书。中国东征西讨，不亚於任何一个西方列强，汉人在公元前就已藉武力扩张，扫干异族，统治一片比当时罗马帝国还大的领土。」

　　见该书第三章《饥荒的政治成因》〉

　　对中国含情脉脉大谬不然

　　相比之下，对中国采取温情主义的洋人似较多。原因不难解释，一是洋人生来断断不会跟中国人有先天性的恩怨，也多没有受过中国本土政府的虐待，情况类似那些从想像世界中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二是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如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的唾骂中国文化；三是洋人惯於反思，二十世纪经启蒙的洋人都每每为祖先曾侵略中国而感内疚，努力摆脱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因而相当乐於向中国示好，管不了这是自由还是独裁的中国。至於中国汉人有没有为自己侵略无数异族而有同样的反思和内疚，也不是一般洋人感到兴趣的；要是洋人还要处处从百姓自由水平或统治残酷程度去审视中国，就很不容易满足他们为祖先赎罪的心理需要，向中国示好之心就变得无处落脚。加之在八九东欧变天后出现了「和平演变」之论，也令人扪着良心或勉为其难与中国交往时找到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

　　在这批对中国含情脉脉的洋人中有绝顶聪明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他曾对极其欺骗性的中国文化深深着迷，他不知道中国人的话许多都是出於仪式化说说而已，并不当真，而且连中国人自已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文化系统。因此，莱布尼兹以为中国文化可有助於挽救西方沉沦中的道德，於是他写道：「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建议从中国输入中国文化导师，教育西方人。幸而，后来莱布尼兹还是发现了中国文化中越来越多问题而大大减弱了早年对中国的狂热，而他的输入中国文化导师的建议也未见实行。〈详见Jonathan Spence着Matrers of Enlightenment，收录於其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法国文化巨人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则是始终执迷不悔的中国迷。他厌恶天主教教会的野蛮和干政，所以看中了彻底世俗近乎反宗教的儒家，以及宗教人士完全不成气候的中国政治，显然他无法想像举国无神的灾难后果，以及宗教人士暨全体平民在中国均属帝皇附庸的万马齐瘖惨象。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则以左倾知识份子为职志，处处从反思祖先对中国的罪孽来理解中国，对他个人而言这是有益於心理健康的活动，但对目力不深的中国人可以是糖衣毒药。至於斯诺(Edgar Snow，l905-1972)、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和早年的谭若思(Ross Terrill，1938-)等一大批甚至曾死力拥护共产中国的人，除了是因为受到左派或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典型理想主义所驱使之外，一个很重要而被长期忽略的原因是，这些出身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人〈尽管他们的知识份子身分每每也令其变成反基督教或无神论〉，根本不可能想像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那么热衷於弄虚作假和砌辞狡辩的民族，不相信凡人可以坏到这个地步。人坏到超乎文明人的想像能力，就很容易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很难受到公义的制裁。然后炮制种种洗脑奇技，令自己立於不败之地。从辜鸿铭的排外怪论到《中国可以说不》的仇外歪论依然深得中国大陆人民锺爱，就可知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国情特殊西方难与匹敌

　　中国有全球五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全球惟一可以依法压榨九成国民让一成国民富贵的国家，也是全球依法践踏工人权益最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可见的未来都大可以依法将生产成本压低到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也因此才可以在逾三亿人人均年收入低於两千人民币、一亿人未能温饱的悲惨世界下花上千亿於太空研究，这些太空研究於政府形象、军事发展或侦测疆独、藏独、台独以及异见人士活动或大有帮助，但对改善民生、民权则不见明显效益。

　　毕竟，今天的中国，正如笔者所断言，由於长期受重创，现在只是一个四肢发达但尚在儿童心智阶段的异形巨物，因此今天中国之冒升，主要也只是在其军力、总体经济力，而绝不是指全体国民的智力或公民权力。甚至是中共最引以自豪的经济发展，也每属剜肉补疮。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於二零零三年即将卸任时，就坦承在其五年的任期里，农业政策受到了忽略，农民收入成长明显减少了，并极其沉痛的呼吁，要为中国大陆的八亿农民，做更多的实事。朱熔基上任时说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但事实是，当中许多口是给农民用了。

　　Andrew Roberts的忧虑恐怕不仅是英国人的忧虑，任何信奉现代文明价值的人都难免感到不安，因为小孩子的玩物应是奶嘴、洋娃娃、假毛毛虫，而不应是会杀人的真刀真枪。然而，我们倒不必惶惶不可终日，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不是那么直线的。譬如中国的黑死病并没有摧毁欧洲，反而为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中国求之不得的上好条件；譬如甲午战争令台湾和韩国得以摆脱中国，最后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又如中国政府过去二十年强行收回香港中的所有标榜「爱国爱港」、「维持繁荣稳定」的举措结果都是适得其反，逐步将香港送上死路。中国能否真的以其小孩子的心智当上全球霸主，号令天下，为中国的「动物农庄」取得ISO国际认可？还是不妨审慎悲观的。

　　原载於2003年11月《开放杂志》


14.中国人可从挪威学到甚么？

　　中国政府或中国人越来越有一种怪癖，就是只要找到美国任何错失，就以此作为替中国类似错失开脱的理由。最典型的当然是，以美国曾屠杀印第安人、歧视黑人，杀害他国军民等，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自辩理由，又或以美国天文数字的总统选举经费，认定民主只是有钱人的玩意；甚或以美国也有贫民窟，来说明资本主义之失败，和中国的贫富悬殊也不足为耻等等。类似援引，也渐次蔓延至香港。至於世界上是否有其他选举经费低廉的民主政体，是否有其他没有贫民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似乎是没有甚么兴趣研究的。

　　中国人这种与见贤思齐、反求诸己恰恰相反的心态，从鲁迅说的「外国也有」，到今天的「美国也有」，一脉相承，原意是反美自保，结果却变成美国的价值观和经验世界的俘虏，这是非常可怜的。

　　世上最共产主义的国家

　　我来了挪威半年，潜心学习挪威语和研究传诵天下的北欧模式，赫然醒觉他们的社会才最具共产主义特色，也跟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最为相近。但为甚么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对此毫无兴趣呢，这自然又再令我想起「叶公好龙」的故事来。

　　这里的人几乎比中国人更反美，但他们反美的原因跟中国人反美大不相同。他们反美，绝对不是因为像中国那样因被美国批评人权问题而光火；中国反美，也绝不是因为嫌中国的麦当劳分店太多。他们反美，确能自力走出一条美国人也望洋兴叹的康庄大道来；中国人反美，则多只是作为自我作贱或作贱同胞的遮羞布。

　　无论是按旧中国的「大同社会」，还是「新中国」的共产理想世界，我渐渐发现，似乎北欧才是中国人最应研究、取经的社会模式。对於中国发展的历史死结，如彻底畸形的贫富悬殊、对大一统的疯恋、对少数民族的虐杀、对宗教的摧残、对自然生态的糟蹋等等，北欧国家都提供了极佳的正面教材。来了挪威七年的英国朋友还在向我抱怨：挪威人口只有四百多万，学挪威语很不划算，他的苦闷我完全了解。我开解他说，挪威语和丹麦语、瑞典语甚为相似，学会挪威语大抵也明白丹麦语和瑞典语，这一点他知道；但他忽略的是，这是一个最高文明人类之一的语言，是一个论质而不是论量的文化结晶，其重要性，其正面意义，绝对不下於五分之一人类讲的汉语。

　　到底北欧的文明高在哪里？挪威又何以能够连续三年成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全球最佳居地？下面我会首先介绍一下北欧精神的灵魂-----平等，并以我较孰悉的挪威社会为例。

　　挪威社会之平等精神、或者说人道主义是令人震惊的。这起码体现在两方面，财富分配和社会民风。从人类历史看，一个社会要发达难，但均富更难；要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或永远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更是只要稍稍收敛疯癫行为即可。一个社会可以做到共患难、共富贵，是极难极难的，这是人类极高度文明的体现。挪威被外国统治达五百年，三十年前以欧洲的标准而言还是穷国，惟全国上下只是胼手胝足，有饭吃饭，有粥喝粥，没有像中国那样终日以国际苦主身分哭闹化缘，卒将挪威变成民无怨声的人间均富乐土。挪威人均年收入三万八千美元〈即平均月薪二万四千七百港元〉，但其个人月薪中位数达二万七千港元。香港的人均年收入也逾二万四千美元〈即平均月薪一万五千六百港元〉，但个人月薪中位数至多只有一万元左右，月薪数千而每周工时近百、劳累至死者比比皆是。香港的坚尼系数高达0.53〈一是绝对不平均，零是绝对平均〉，美国也达0.45，中国则是「一富九贫」，无容细表，而挪威等北欧国家只有0.25左右，全球最低。据福布斯二零零四年全球富人排名榜，挪威首富John Fredriksen的身家只约有十九亿美元(注1)，全球排名第二百九十三位，而香港首富李嘉诚的个人财富达一百二十六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十九位！但挪威一般平民的富裕程度则稳踞全球最前列，远在香港之上。怪不得一名挪威富翁颇沉重的对我说，「在挪威，钱不会令你特别快乐」。(注2)

　　香港也是有钱的，但只集中到极一小撮人口上面，以致一小撮人饱死闲死，但无数平民要不是失业，就是在可耻的待遇下被奴役而死。可见，香港那种典型中国式贫富悬殊病态社会是毫不足取的。但居然有不少华人，当中甚至包括许多生活困苦的华人，竟然为李嘉诚跻身世界级巨富而感自豪！

　　不准有人「饱死，饿死、做死」

　　挪威社会不容许出现有人「饱死，饿死、做死」的香港模式，所以公务员不会像香港公仆那样的「依法掠夺」，或中国大陆高干那样「假低薪真官倒」，挪威虽然经济强劲，加上四百五十万人口拥近万亿〈港元〉石油基金，但堂堂总理月薪也只有六万〈港元〉左右，税後只有三万多元，税後薪金与最低薪的公仆相差只有两至三倍左右，试问世间有多少公仆愿意这样拿九流的薪酬，提供一流的领导？香港则恰恰相反：薪酬一流，领导九流！但挪威公仆并没有因为不能「依法掠夺」而吓唬「人才流失」！

　　由於挪威公仆没有「依法掠夺」，所以没有出现高干、高官「饱死」的病态，当然更不会有人以吃路边垃圾以至於饿死的悲剧。而且为了防止有人做死，政府规定民众一般每周工时不得超过三十七．五小时，加班工资双计，为了防止有人滥用加班，每人每年加班总时数不得超过二百五十小时。为了防止剥削，有关工会将最低时薪订为约港币九十三元〈十六至十八岁雇员则约为港币六十五元〉，最低月薪约港币一万五千元，另外薪酬由工会和雇主共同磋商议定，个别员工〈包括公务员〉也可另外自行与雇主议定薪酬。为了让劳动阶层确能享受假期，绝大部份商店不得於周日和公众假期营业。为了让员工不致於在假期无钱消遣，员工在每年夏季获发放相等於年薪十分之一的「假期金钱」。六十岁以上的「假期金钱」会增至年薪的十二．五％。失业人士可以领得约等於其在职时收入六成的失业救济。

　　也由於挪威公仆没有「依法掠夺」和深厚的平等精神，挪威妇女产後有十个月的全薪分挽假期，或十二个月的八折支薪分挽假期，以确保母亲和婴儿得到最人道的照顾，北欧的有薪分挽假期全球最长，当中又以挪威为最。为了确保儿童的福祉和任何人都有财政能力养儿育女，政府对儿童发放现金补助。儿童二到三岁每月可得约五千多港币〈若选择在家照顾，不使用托儿服务〉，四到十八岁每月约得一千一百港币。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无需缴费，除了出於人道，当然也因为这里的教授没也有像香港教授那样「依法掠夺」。挪威之人道更泽及异族，那怕只是居於挪威的外国人都可以免费起码学习八百个小时的挪威语课，以我为例，更令我深为所动的是，开学不久，校方即为全部学生检查听力，以确保不会有人因有听障而延误学习，有听障的学生会由专家一对一或一对二到三教授〈常人最多是一对十五〉，班上无法追上进度的学生会调到程度较低的一班或小组教授，务求做到国无遗孤，人人识字，都能与当地人沟通。政府这种真的将人当人、「爱民如子」而又认真务实的人道精神，贫穷如中国做不到，富贵如香港也做不到。

　　可见，挪威才是超级福利国家。但是挪威并未闻有「综援养懒人」《编注：「综援」即指香港政府的福利救济》、「车毁人亡」或「拖垮经济」之类威吓，在此全球经济尚在痛苦挣扎之际，眼下挪威民众消费力强，没有泡沫经济、不需要宏观调控、失业率不足四％。

　　「民选皇帝」旷古绝今

　　挪威的平等精神，除了充分落实到经济、政治上面，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弥漫平等气氛。这可以用几个鲜为外界所知的事件稍加说明。一是挪威独立後从丹麦皇室请来重建挪威皇室的卡尔皇子也是通过挪威全民公投通过才就位的，做皇帝的也要经民众通过，实属奇闻。现任国王Harald五世早於一九六八年即娶平民为妻；其子Haakon王子更进一步，两年前娶一曾染毒瘾、育有一孩的失婚妇人为妻，挪威人无不引以为傲，因为皇室为人人平等和扶助弱者的的挪威精神树楷立模。最近Haakon王子得一女即未来挪威女王，挪威举国若狂，视若已出。候任皇帝和曾染毒瘾、育有一孩的失婚妇人结婚，在别的皇室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使有也必会成为传媒八卦负面新闻的重点。

　　另外，现任挪威总理的女儿将与总理的近身保镳结婚，亦成城中美谈，又一社会平等精神的见证。至於挪威人与有色人种通婚，专业人士和低技术人士通婚，更是寻常不过。

　　挪威人「说大人则藐之」的作风，在最近一件全国瞩目的事件中得到经典演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前领袖，着名回教精神领袖兼拉宾友好Mullah Krekar由於被发现在挪威继续以难民身分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将被遣返伊拉克，他出席挪威的巴基斯坦裔政治谐星Shabana Rehman小姐的辩论节目时，一脸虯髯，一派严肃，席间Rehman小姐问这位回教精神领袖可否接受一个测试，以检验他是否真的如许多人所说的那么原教旨主义《编注:指其信仰是完全接受《古兰经》里所述的每一件事的真实性》，问准後二话不说就以双手从精神领袖的臀部将他抱到半空中，精神领袖大惊失色，继而大发雷霆。Rehman说，要是她这样一个只有五尺四寸的女子也能一手把他抱起，他应当难以危及挪威的国家安全。但精神领袖对这谐星的幽默毫无兴趣，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并成为这样被这位政冶谐星抱过的人当中第一个为此告上法庭的人。但民意调查显示，近九成挪威人认为无伤大雅，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对我说，挪威是很自由的，而且这是政治谐星节目。我说，精神领袖大可以选择到不会被人抱起的回教国家当政治难民，何必来挪威呢？但他却还在苦苦争取不被遣返。

　　其他北欧四国的社会平等精神，俱与挪威雷同。都是均富、没有贫民窟、民主选举不是有钱人的专利、福利社会没有导致车毁人亡，善待国内少数民族，甚至成为回教国家和有色人种的政治避难胜地。但「好高骛远」的中国人就是置之不理，只是要「超英赶美」，只以美国模式为战靶，奈何？

　　注释

　　(注l)：John Fredriksen由於不能接受挪威的均富政策，已於二零零六年入籍塞浦路斯(Cyprus)，但一般挪威人对此毫不在乎。

　　(注2)：挪威政府对待巨富的态度，不会像香港政府那样的通融。John Fredriksen曾於一九八七年入狱；最近，身家约有三百亿港元、全挪威第四富有的Kjell lnge Rokke也因贪污丑闻入狱三十天。若在香港是不容易发生的。

　　原载於2004年7月《开放杂志》


15.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祸延至今

　　一九八零年初，中共着手收回香港，虽然我是中国人，但始终认为，一个独裁而且残暴的国家，万万不可任其扩张，特别是染指任何自由的净土，不论理由如何堂皇。这个道理，就如法庭会把虐儿的父母跟子女隔离甚至施以惩罚一样，也如孟子说，人民有权讨伐甚而诛杀暴君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按理非常容易明白。然而现实看来相反，中共不但执意收回香港，而且尽管当时只有一成左右港人支持「回归」《注1：这样强而回收实不应叫回归，应叫「掠回」或「收返」》，整个前途会谈竟「完全禁止事件中最受影响的香港人参与」。我就深深感到，如此把自由乐土交予大独裁者之手，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是强逆天理、强压民情而行的特大冤案。回归三脚宝鼎断脚，马会名驹「直通车」、「顺利过渡」暴毙，「明天会更好」花车撞死人，莫不为香港回归提供了一个充满象徵意义的序曲。

　　香港即使到「回归」前夕，民意调查一律显示，主张「回归」中国的香港人也是四成左右，希望香港独立的倒有三成半，希望英国继续统治的约有两成，(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1997年6月26日报导How our views have changed)「迎回归」只是政治宣传口号。中国收回香港，确是不得民心的「霸王硬上弓」，今港人痛得死去活来，至今还是流血不止。

　　不断以错误修补错误

　　中共当局就在这错误的前提下不断以错误修补错误。首先，他们禁止港人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然后再力阻他们表达恐惧！一九八三年十月，无法用政治手段表达恐惧秘密谈判和中共统治的香港人以经济手段尽情表达，狂抛港元。港府马上实施「联系汇率」，阻止港人以经济手段表达政治恐惧。虽然有人觉得联系汇率是女蜗补天之作，我却觉得这是妄图以人为力量来掩饰港人恐惧回归独裁政权的邪行妄举。惟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联系汇率已经令香港经济趋於僵化，而多疑的邓小平等一夥又为防止港英在过渡期把香港的土地卖光，规定港府在过渡期间每年卖地不得超过五十公顷，令香港经济自我调节能力益减。於是土地供求失衡，楼市大炽，投机资金涌入，市场过热，推高通胀，但碍於联系汇率，政府要死跟美国利率，而不能借利率调节过热的经济，最后在回归前的几年通胀率高於存款利率，形成负利率，成为楼市泡沫的元凶。香港财政司梁锦松在当年财政年度预算案中也承认，「在一九九七年和以前，由於种种原因，包括土地供应量受限制，以及美国利率偏低而香港则通胀偏高，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出现实质负利率。香港和其他东南亚地区一样，出现了泡沫经济。」彷佛是鬼使神差，「联系汇率」与「卖地协议」这两个原为「顺利回归」而机关算尽的一双圣物，到头来成了香港经济的催命符。香港上下坐困於前途问题、复陷溺於泡沫经济之时，全球先进地区经济已慢慢转型，中国又猛力释放劳动力。正是：港人黄梁梦醒时，回头已是百年身。

　　《注2：所以台湾应坚守立场，不要相信中共的屁话什么「一国两制」，它们的「制」字，是解「禁制」、「制止」的意思，可以香港立作前车！》

　　弃民保官楼市两度硬着陆

　　「联系汇率」之毒还在於，它迫使港府必须扞卫「七点八」的汇价，加上识时务者为了避免「一国两制咁快趣就玩完(那么快就完蛋)」〔前财政司长曾荫权语〕，为求政治目的，不择经济手段。在九七年十月金融风暴中，港府为了扞卫联系汇率，竟将拆借利率狂加至三百厘，实行弃民保官，继续「顺利回归」。结果是，保住联系汇率，赔上股市，迫使泡沫楼市硬着陆。

　　当香港股市因拆借利率狂加至三百厘而马上暴跌了一成后，董建华应该知道泡沫楼市也已同样硬着陆而重创，但他似乎无知无觉，继续推行他刚刚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中订下的每年八万五个单位的建屋大计，结果是楼市又来另一次硬着陆。董建华有此失误，原因看来是他对香港经济的纹理掌握不够，也蔑视彭定康叫特区政府不要乱动楼市的忠告。直到他当年强力倡议的「高官问责制」，看来看去，也跟当前香港的困局牛头不对马嘴，除非他认为进一步「中央集权」就是香港出路所在。

　　「衙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局不惜以「吃砒霜药老虎」扞卫了联系汇率，保住政府通过卖地透支市场而来的几千亿，却赔上市民在此高地价政策下买来的物业，制做出一批「负家产」；保住了官府的储备，却赔上市民家里的储备。联系汇率也令本已长期偏高的香港币值在金融风暴后益发偏高，让香港竞争力再下滑，只能目送没有联系汇率的亚洲国家逐一复苏。正如《财富》杂志当时在一篇引起港府震怒的大文Who Needs Hong Kong？(〈谁还需要香港？〉)中指出，「九七年金融风暴，亚洲许多国家都得以藉货币贬值来化解，就是香港不行，结果失业率应声而上，而且未见有回落的迹象.....联系汇率看来至少末来十年不变，而联系汇率端赖港府有万亿储备、没有外债和灵活经济体系始获投资者信心。」联系汇率要有庞大储备作后盾，所以不要妄想政府会动用庞大储备救民於水火，但资产价格和工资则要继续大幅下调，以弥补因无法贬值而远被高估了的香港币值，加之香港没有社会保障安全网，「衙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遂成特区常态。

　　《注3：所以现时人民币的兑换率偏高并不表示大陆经济好，而是久病沉痾的香港币值在日跌而已！》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经研究发现，亚洲金融风暴暴露了独裁政府如新加坡和香港等由於资讯封闭和无需向民众负责，其应变能力和复原能力明显不如南韩和泰国等民主国家。对此，强行收回香港的独裁中国自然要负起很大责任。

　　曾荫权曾说，「维持联系汇率虽然要付代价，但其他选择的代价只会更大。」噫！联系汇率可不是香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若非「有人」溺信人定胜天、逆天而行在先，强行不义在先，将自由的香港交予独裁中国，又怎会有联系汇率？又怎会演为「联系汇率扞卫战」？而且，只要一天有联系汇率，只要港府继续手握惹人垂涎的庞大财富，只要港元的汇价长期偏高，就随时再有人来狙击这「七点八」的汇率关口。特区五年来五年后的管治，也是这个荒唐故事越演越荒唐的的连连演化。

　　原载於2002年7月《开放杂志》


16.北京邪政大战香港法轮功

　　香港自一九九七年被中共收回后，人权法治受到严重破坏，今天香港的人权已大抵可比新加坡，法治已成幻影。中国汉人政府统治不如洋人殖民地统治，於此又添一例。

　　继炮制「特首假选举」、还原港英政府已经废除了的违反人权的恶法、通过违反人权的「国旗法」和「区旗法」、剥夺香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律政司司长包庇权贵等等恕难尽录的恶行之后，最近特区政府又犯下另一件滔天大罪，就是夥同北京政府，迫害香港的法轮功信徒，并已引起国际关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两名代表於二月初访港时，港府相当紧张；更严重的是，原於当年二月六日访华会见朱熔基的荷兰外长范阿特森(van Aartsen)由於计划路经香港时会见法轮功人士，竟遭中共反对，一怒之下已取消访华。《华尔街日报》评论称，此事非同小可，显示国际社会不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袖手旁观。

　　专人监视，「闲人」劝阻

　　法轮佛学会在九六年在香港登记注册时，只有约一百名学员及骨干份子，至九八年内地打压法轮功前，人数增至最高纪录的一千人。法轮功信众本来一直可在香港自由活动，特区政府也似乎不把他们放在眼内，但自中共於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把「法轮功」定性为非法组织，打压升级后，香港的法轮功信众被迫回应，於一九九九年七八月间到中共驻港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外对面的行人道上集体练功，抗议中共镇压大陆的法轮功活动，也同时把他们在中共机关门前集体练功这种颇有新意的抗议方式带来香港。

　　法轮功香港负责人简鸿章对笔者表示，自中共加强打压后，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下降至目前的四百人左右，但随着北京指有学员在天安门自焚，「舐共」人士狂批法轮功后，要求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又似有增加之势。目前全港有三十多个练功点，每天早上五、六、七点就齐集练功。但特区政府过去几个月来进一步跟贴中共对付法轮功的口径，肆意打压香港的法轮功，比如竟然禁止法轮功人士在国际交流大会上展示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政府施酷刑的照片、特首《注：所谓特首还不是听从中共的舐共鹰犬而已，岂敢不从「中央粪示」？》公开认同北京说法轮功是邪教、入境处人员禁止外地法轮功信众入境并被发现向信众动粗、以至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语带恐吓的扬言「会密切留意香港法轮功的活动」等等。简鸿章表示，这些早上到练功点练功的法轮功信众最近受到的骚扰不一而足，包括受到专人监视，「闲人」劝阻，公园工作人员刻意在他们练功位置浇水等等，以致有报导说连一些不是练法轮功的气功爱好者也不敢再到公园练功，以免「无妄之灾」。不仅练功权利遭到侵害，连学员在街头派发传单时也遭到「舐共」人士殴打。简鸿章也透露，至今已有两名学员因习法轮功而被上司解雇。另外，电讯业也积极合作，去年年初就有人向香港电讯管理局投诉润迅传呼拒绝为客户发出法轮功信息，到最近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钱果丰任主席的中华网china.com更加勇猛，竟然在主网页的电子邮件视窗刊登启事，称「强烈谴责和抵制一切反动势力及邪教组织的违法活动」，并呼吁用户「收到有关法轮功及其他反动言论的邮件后，百接将原邮件转发到中华网.....我们会尽快处理，积极封堵」。

　　香港人一向「搵食」(编注：广东话，「搵食」意指为生存而奔驰。)至上，按理是不会像大陆同胞那么「积极」响应中央的。他们如果不是得到特区政府的鼓动纵容，肯定不会那么放肆。北京当局对法轮功的攻击加上特区政府的附和，就像给猎犬放哨一样。特区也显然越来越懂得以群众对付群众的伎俩，例如说收到有民众投诉在街上派宣传单张的法轮功信众把单张塞给他们〈却对香港街上无数同样派发传单的公司、团体视若无睹〉，又或说他们大厦的信箱收到法轮功的宣传品〈却不去查究是谁人派发的〉，然后特区当局就振振有词说法轮功扰民，警告或会取缔。

　　被指过度容忍纵容暴君

　　请问各位有没有见过一种宗教或信仰比法轮功更谦卑更讲求和平更更与世无争的呢？很难吧！强调「真」与「善」的信仰也许不少，但恐怕没有几个会把「忍」奉为最高美德之一。这难免让我想到，李洪志创立这个运动时把「忍」放到那么高的位置，彷佛是为了向中共暴政示意：你怎样残暴，我们也容忍得下，绝对合作的。难得的是，李洪志及法轮功信众也一直表现得十分克制、对中央领导十分容让、更刻意淡化受压迫的政治本质，说这是为中共暴政度身订造的「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信仰」，并非胡诌。就约在一年多前我在网上看李洪志的演讲和经文时，仍然对其容让得一副典型汉人奴颜的态度颇为反感，我还记得在一九九九年中在国外英语报章上看过一位知名专栏作家批评法轮功的理论太讲容忍，纵容暴君，并怪其受到镇压是咎由自取。在此几个月后，我闻风而去接触了一些正在香港新华社门外集体练功的中外法轮功信众，他们给我的印象是驯良得过分，我刻意问了他们许多人对中共的镇压是否感到很愤怒，觉得中共很无耻？心想挑拨一下他们的政治触角，真没趣，他们-----甚至竟然连那些按理是脾性刚强的洋人信众也一样-----居然没有一个说感到愤怒，更不要说中共无耻了，他们表现得对中共的恶行很包容，并说了一些我不太明白的理论。因此，到那个时候，尽管我绝对厌恶中共的暴行，绝对愿意跟法轮功信众一起争取信仰自由，但心底总觉得此功看来只是中国汉人无数奴才处世哲学其中一个变种而已，兴趣也就此打住。

　　但无论法轮功怎样谦卑驯良，怎样不沾政治，还是不可能见容於中共领导的，原因是它有庞大组织力而又不受党的领导，这就触犯了中共暴政的大忌。可见，法轮功今天的高姿态，是完全被中共逼出来的，一切都只是回应性的自卫动作。而所谓高姿态，也只是以中国大陆的奴才标准而言，以国际标准言其性质仍是相当温和的。以法轮功信徒之众，以其所受迫害之巨，若发生在别的民族，恐怕没有几个不早就爆发革命，把暴君革掉了，还用温良恭俭让的在政府机关门前集体练功鸣冤！？

　　中共抹黑宣传相当成

　　中共对付法轮功的手段还是万试万灵的阴谋与暴力，但由於法轮功信众善忍，暴力作用不会很大，所以中共还是以阴谋蛊惑群众为主，手法也和对付其他有组织宗教相若，公式是把某宗教贬为邪教或非法组织，指其由外国势利操纵，志在敛财和蛊惑人心云尔，然后再借传媒极尽抹黑，只是由於中共感到法轮功威胁最大，对其所用的宣传抹黑也属空前。其抹黑手法尽管相当低能，对大陆甚至香港的华人却看来相当管用。我曾就此问过香港这里不少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亲友，他们大都认同中共和特区政府的讲法，就是法轮功是邪教，甚至敛财，总之就是要敬而远之，就如我母亲虽然也很厌恶中共和董建华之流，却也敌不过中共和特区的宣传，对我学舌说法轮功是邪教。

　　中共建政以来「弄虚作假」已成「国技」，自认的冤假错案已经无数，杀害的民众以数千万计，出口的难民为全球之冠，其暴政造成的祸害还会在可见的未来直接毒害五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的人类，间接拖累全人类，令希特勒的罪行也变得琐碎，却到今天还未能痛改前非，这不是邪政是甚么？这样的一个大邪政大话精制造出来的所谓「新闻」，当然归宿应是垃圾桶，而不是你的耳。比如中共在大吹特吹法轮功信众在天安门自焚，却为甚么一直不准外界任何传媒甚至当事人的家人去接触这几个自焚人士呢？而所有非中共控制的消息来源〈如法轮功海外分部或曾接触过部份自焚者邻居的《华盛顿邮报》等〉，均称无迹象显示自焚人士为法轮功信众，因此，为甚么事实不可能是：中共强行火烧这几个人，然后或加点耸人的影像特技，编一些如十二岁小孩被无知母亲所累的煽情卖点，然后给在现场或不在现场的外国记者罗织一些如知情不报、教唆自杀等罪名以证明确有外国势力介入，进而掀起拳民的排外情绪等等。当然，即便这些「自焚」的人是法轮功信众，也显然只错在那个把他们迫死的北京邪政，而绝不可能是法轮功，为甚么蚁民不可以以自残来反抗暴政呢？当中的道理是非常显浅的，相信也只有「严重缺乏逻辑思维传统的中国人」感到有理解困难。

　　原载於2001年3月《开放杂志》


17.香港的颠覆传统

　　中华帝国尽管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却无法发明言论自由；发明了指南针，却无法发明行动自由，这是中国一直枉有文明外表的主因。它不单不能发明这些真正文明之所系的自由，而且严禁外来文明体系输入这些自由，这情况到今天几乎一样。结果，在西洋甚至东洋文明统治下或改造後的中国领土，如上海的租界或英治的香港，其文明一直远高於中国本土，因此一直是中国难民的天堂，特别是颠覆中国本土腐朽文明和专制政府的基地。

　　当年协助孙中山革命的蒋梦麟(1886-1964)在其名着《西潮》里说：

　　「上海曾经是我国革命份子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领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地，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烈份子在租界里讨论，发表他们的见解，思想自由蓬勃一时，情形足与古希腊的城邦媲美.....进化论和民主思想的种籽最初就散播在这些绿洲上，之後又随风飘散到中国的各文化中心。」

　　一九二六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1885-1935)也说：

　　「我曾说想在上海创立一个组织，统合各行政机关，让当局得以集中权力改善市政府........慢慢将租界以外的地方转变为现代城市，让我们有理由提出废除租界。这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每当我踏足通商口岸，就感到羞辱不已，这不单是因为通商口岸是丧失主权的标志，也因为我每次离开租界时，就觉得跨进另外一个世界，前者是上流社会，後者则暗无天日；原因是中国本土的建设........无一可与租界比拟。这才是最大的国耻，在我看来比丧失主权耻辱得多。」(注1)

　　香港向为颠覆中国基地

　　与上海租界发挥着一样颠覆作用的就是香港。这一点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重游母校香港大学时就讲得很清楚：

　　「曾经许多人问我，我的革命思想从何而来？答案是：就是从香港这个殖民地而来！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求学时，闲时常四处逛街，见秩序井然，建筑闳美.......我每年两次回家乡香山，注意到两地差别之大，香山有的是混乱而不是秩序，人身安全不保.......家乡与香港虽仅隔五十英里，为甚么两地政府竟判若云泥？香港这一荒岛落於洋人之手不过七、八十年，即有此成绩，反观中国历经四千年而无一地可媲香港.......我对政府之研究，由是而起.....中国如无良好之政府，办事必不能成.....深愿各位同学.....须以此英式好政府之模范，传遍中国。」(注2)

　　若论中国人之颠覆性言论，孙中山这番话必占一席。

　　至於香港作为革命颠覆基地对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贡献，也是有史为证。这一点，只需看看刘洁贞教授的大着From nothing to nothing：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1921-1936，或蔡华榕先生(老榕)的《名人居港旧事录》等书即可。

　　的确，中国文明已经生了大病，它早已丧失了自我清洗的能力，需要外来文明的援手。中国文明今天它已从纯技术文明「四大发明」堕落为「四个坚持」，却始终开不出、容不下「四大自由」。惟今天中国已再没有环伺四周、防止中国过度腐化的异族，也不可能再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租界或殖民地，香港的位置就益见重要。但中国文明的代理人为了使其政权垂诸永远，不惜延续中国文明的黑暗时代，矢志取缔香港一直作为颠覆中国本土腐朽文明的历史角色，野心甚大，用心甚恶，从中国历史宏观之，这将是把中国本土腐朽文明进一步置於死角的历史性举措。

　　在这个文化历史背景底下，由北京控制的香港特区政府终於在回归五年後，开始给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即反颠覆法立法，事件攸关今後中国历史走向。

　　二十三条立法严苛

　　刚已发表的「二十三条立法谘询文件」共列出了「七宗罪」，即「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窃取国家机密」、「禁外国政治组织或团体在港作政治活动」及「禁香港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文件争议之处甚多，包括将「颠覆」(subversion)和「分裂国家」(secession)两个不属於普通法的概念强行塞进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而且整体箝制甚严，譬如不得在没有合理辩解下，处理或保有煽动刊物，不得知情不报，或不得非法披露未经授权取得的受保护资料(即所谓「国家机密」)，叛国颠覆可囚终身等等。另外，文件也建议警力有紧急权力，无需搜查令即可破门入屋。

　　在世界其他文明地方，官员往往会因为个人被证实甚至只是被指控打压民权而引咎辞职，香港却看来完全相反。负责硬销此法例的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声言：若未能成功完成这项立法工作，就会引咎辞职！(见香港《东方日报》2002年10月9日港闻版〈叶太：倘二十三条立法失败将辞职〉

　　以特区政府的本性，相信谘询文件也只是一贯的「假谘询、其独裁」把戏，实在不谈也罢。

　　二十三条立法有利香港民运

　　不过，笔者倒有两点看法。一是有关法例的确如当局所说，只会影响很少数人。据笔者观察，香港的汉人，正如其他传统社会的汉人一样，是极端洁身自爱的，即使在没有这些法例箝制之前，他们也实实在在没有去颠覆政府，或分裂国土，个个做好奴才的本分，行不出其位。所以没有理由相信，有了箝制之後，这群顺民反而会突然冒进起来。但笔者的结论却与当局完全相反，当局认为有关法例只会影响「一小撮人」，因此可以接受，惟笔者却笃信人类的进步正正每由这样极少数的一脑子颠覆思想的人杰所推动，当中佼佼者如马丁路德、哥白尼、罗素、爱因斯坦、孙中山、曼德拉、魏京生等等。所以，为政者若要箝制民众，关键就在箝制当中几个有反叛倾向的杰出脑袋。

　　另外，监於香港的民主运动都已几成死局，以「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待之亦不为过。香港民主运动向来死水微澜，显性压迫太小正是祸源之一。所以笔者倒觉得二十三条立法将有利於香港的民主运动。此举会大有助於清除特区政府的欺骗性，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香港特区政府专政的真面目。过去，笔者曾向无数外国人介绍特区政府的专政系统，发觉他们多对香港的专政系统所知甚少，甚至有的还误以为特首是民选出来，为甚么会有这误解呢？是因为香港产生行政首长以至立法议员的机制都复杂无比，事事弄虚作假，民主的皮相裹着独裁的本质，加上特区政府也死口「自称民主」，莫说是外人，不少香港人也被搞得头昏眼花。二十三条通过後，特区政府的专政面目就清晰得多，大家向人-----特别外国人-----解释香港的专政系统，也容容易得多。这对於香港民主力量争取国际支持是甚有好处的。

　　注释

　　(注l)：Foreign Affairs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卷二九五页 H.G.W.Woodhead Shanghai and Hong Kong：A British View。

　　(注2)：见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Dr.Sun Yat-sen's Address－Neat Compliment to Hong kong：why he became a revolutionist。

　　原载於2003年11月《开放杂志》


18.曾荫权是否饭碗基督徒？

　　早前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应一记者提问时无意中提到，现为香港特首的曾荫权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当天(当时曾为行政署署长)也有出席支援中国六四民

　　运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活动，司徒华并表扬曾荫权说，「他那时还有些热忱」。但远在昆明「朝圣」的香港特首曾荫权居然马上至少三次严词否认曾经参加过支联会举办过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参加过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并解释说，当日只是偕儿子到跑马地马会(即「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地点)的会所餐厅晚膳后，离开时刚好遇上司徒华，彼此闲谈两句而已，绝不是参与当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尽管其后当时一些义工也说确曾看到曾荫权父子参加这活动，并招待过他们到贵宾席，但曾荫权还是坚决否认普出席过这个民主活动和支联会举办过的任何活动，尽显他的奴性又一力证。

　　机关算尽「下错注」

　　曾荫权的强烈反应自然引来许多人的质疑，当中可算以资深传媒工作者方苏的分析最中要害。方苏说，「马会餐厅与义演场地明显有一段距离，假如曾特首说的是真话，他当日是到马会吃饭，但也有到义演场区去，而且是长距离特地走过去亮亮相。曾荫权当时是殖民地高官，理应知道那次义演是甚么活动，也理应知道当殖民地高官的守则和禁忌。可是他偏不避瓜田李下，偏要到马会，还要到义演场区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非「公事」或身负特殊任务，可能的解释是，这是他对北京民主运动表示支持，又或者希望被人认为或「误认」自己支持民运。在当年全港以至全世界都支持民运的大气候下，表示支持中国民运完全是「政治正确」的取态。」方苏说，「大抵是曾荫权「下错注」而已。」

　　(香港《苹果日报》2006年6月13日《假如他说的是真话》)

　　三年多前，为了撰写《高官废话公式宝监-----探讨香港社会超稳定的语言学基础》，没有人比我研读过更多的香港高官废话，曾荫权给我留下颇坏的印象，特别是他在香港金融风暴中彻底保官弃民的做法，其后又乱点鸳鸯谱的胡乱预测以致延误香港救治。而且过去他也确曾人赃并获的被发现干了几件见不得光的事，其操守也难令人留有幻想的余地。譬如於一九九六年，他为求令长子曾庆衍从英国学成回港之后，不必考专业试即可注册行医，竟以财政司信笺，致函香港医务委员会，企图以官威促令修改成例；又如於二零零一年他担任财政司长时，绕过本港的汽车代理，远渡伦敦以较低价买下八十多万港元的平治豪华房车，再运返香港，省下车价连税款近二十八万港元，并藉其过往宣布的政策，额外省回三万元的首次登记税优惠；再如於二零零一年，劳资审裁处裁定曾任他财政司司长官邸的家厨于燕平索偿被欠超时补薪得值，于燕平获偿还四万港元欠薪！香港官场透明度低，按常理，失职行为极易隐藏，连被发现的也有那么多，若对那些未被发现的也稍作估算，我也不敢想像。换作是任何一个官员，早就要琅当下野，告老归田了，但曾却可以奇迹地活下来，而且越爬越高，活得越来越好。他曾罕有地解释过自己的成功因素，就是：「作为公务员.....我们工作的其中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脸皮要厚。」(见香港特区政府2002年3月18日《新闻公报》。的确，厚黑学宗师李宗吾先生不就曾说过，纵观所有英雄豪杰成功之秘技，不外是「脸皮要厚」和「心要黑」！

　　吊民伐罪是「政治家」的天职

　　有这样履历的「政治家」(曾荫权早前申报职业为「政治家」)会怎样看待民主运动呢？大家都是不作妄想的，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再三否认那样的心拙口笨，连陶杰等也耻笑他说：他不是才刚刚高薪聘用了一些政治化装师(spindoctor)么？我跟在教会做事的妻子谈起此事，她马上就说，不是很像马可福音中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吗？我说，彼得也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只是若不这样做就随时马上跟耶稣陪葬，是可怜可悯的，但曾荫权绝没有面临这样的人身危险，最坏的也只可能是少一点点荣华富贵，譬如由十个家佣减为五个家佣之类而已。也有人说，可能曾荫权真的如他所说只是路过活动场地而没有参加呢？若这是事实，难道这样三番五次否认参与过这样的民运活动是很光彩的事吗？有没有人见过，在外国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其领导人会公开拚命否认参加过反纳粹统治或反独裁统治的活动？曾荫权声嘶力竭地说：「我不想纠缠於这些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的指控，我再重中一次，我没有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这不就是等於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大声疾呼说：「有人说曾看见我出席反纳粹统治的活动，我不想纠缠於这些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没有参加『民主歌声反纳粹』活动。」

　　吊民伐罪，伐桀放纣，不正正是政治家的天职么？

　　教大有枯枝

　　令人更加不耐烦的是，观其言听其行，谁会想到曾荫权居然也是个天主教徒，而且看起来相当虔诚，他每天早晨都到教堂祈祷。那么，就算不是政治家，但身为上帝的儿女，不也是应有吊民伐罪、明辨是非的道德责任么？於是，早前曾荫权角逐香港特首时，深受敬重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就只好「大义灭亲」，「清理门户」，极其罕有的发出预警：「天主教徒未必一定是好特首」，这句话是说得极重的，却全属事实，无奈香港特首是由北京政府一手钦点，换句话说是曾荫权本身舐出来，擦出来的，这样的特首，绝不用良知或一身所学，人民拥戴的！也绝无尊严，得来何用？谁会稀罕(除了奴才)？

　　当然，教大有枯枝，问题是这样的枯枝似乎都集中於中国地方。鲁迅就当头棒喝：

　　「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於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呢？只要看他们的善於变化，毫无特操(即无操守)，是甚么也不信任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1927年〉

　　还说，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

　　〈《准风月谈．吃教》，1934年〉

　　已故的着名人类学家许烺光教授(1909-1999)在其大作Americans and Chinese〈《美国人与中国人》〉中就曾详述中国人每藉信教得到物质利益这个现象，并称他们是饭碗基督徒(rice-bowl Chrislian)。

　　何以香港许多寡廉鲜耻的官员或社会名流竟然名义上都是基督徒呢？原来他们当年之所以入教，多是因为就读於教会学校，香港的名校十九是教会学校，在这些学校读书而又坚持不入教是极其不便的，也会因而失去不少好处，加上入教后较容易被人特别是英国人误认为同类的「文明人」，所以这些教会学校往往变成饭碗基督徒的温床。自然，可以为了饭碗而入教的人，也会有本事很轻松的出卖信仰以求保住饭碗的。不过，这些寡廉鲜耻的官员或社会名流对待其他宗教也同样多出於功利，如甚么玩佛、求长生、积功德以抵偿贯盈罪孽等等。这种以弄虚作假大耍猴子戏来对待宗教的做法，也可见於中共以无神论者身分操控藏传佛教金瓶掣签、委任中国主教等等这样的胡天胡帝。到最近中共更以《达文西密码》一片亵渎基督信仰为名予以禁映，表现得比绝大部份基督教国家都更维护基督信仰，无非也是想藉此误导世人，以掩饰他们蹂躏宗教的事实，就像老奸巨猾偏要坚持天天上教堂或建佛造庙行善那样。

　　天真的香港记者於是又跑去追问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有没有参加过支援六四的民主活动。唐司长马上斩钉截铁的表明自己由八九年至今，从未参加过六四烛光集会！也没有出席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又有记者问唐司长有否听过《血染的风采》？唐司长闻言呆了一呆，面有难色的反问：「你问这首歌呀？」随即箭步逃去。果然，唐司长也是教徒，是英国圣公会。

　　原载於2006年7月《开放杂志》


19.小政府祸患无穷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又再强调，香港要坚守「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并把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以二十％为目标上限。即使计及香港原应要负担的约占几个百分点的国防军费支出，这个公共开支比例依然是低得惊人的。这个饼那么小，怎样去分呢？於是，香港公务员为求自保，就拿掉公共总开支中的七成作为自己的薪金，这是国际一般水平的两倍多，一般同类发达国家的公务员薪金开支只占公共总开支中的两成左右。这是为甚么香港官员的薪酬之高，举目全球仅有另一个统治者，同样可以为所欲为的独裁政府新加坡可与之较量。这是为甚么在香港这样富裕的社会，一个令台湾首富郭台铭也相形见绌的社会(香港人口只有七百万，但台湾首富郭台铭的身家只及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四分之一)，居然会有数以千计的香港人要像狗一样的居於铁笼(即约十八平方尺或两平方米的所谓笼屋，可参见电影「笼民」)，有无数人每天要被奴役十多二十小时而依然仅足以餬口，有一百多万人属贫困户。

　　香港政府日夜吹嘘的「大市场、小政府」的本质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崇尚自生自灭

　　香港和中国这两个传统华人社会的一个惊人相似之处是，都对所谓「福利社会」极其敌视，绝大多数人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也大都认为富豪尽情享受是天经地义的事。香港不少巨富如胡应湘、吴光正等更公开表示缴税较多的人应有较大的政治权力(如投票权)！更加恐怖的是，当其他文明国家都已一律毫无保留的把贫穷视为必须予以根除之恶时，许多中国人甚至把贫穷讴歌为推动个人奋发向上的原动力，视贫穷-----那怕是赤贫-----为人生难得的磨链，其原理跟传统中国人笃信的甚么「棒下出孝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相近。至於中国人说的「奋发向上」，所指也甚为狭隘，基本上只是指专心谋财而言。只要得到适当酬金，绝大部份人并不介意一辈子做极其无聊或无耻的事。谋财以外的活儿，叫不务正业，这样的人叫做不洁身自爱。

　　《二十四孝》中的郭巨为了把不足的食物留给娘亲而把儿子活埋，本来就是一个对「冷血社会」、「反福利社会」一个极大的控诉，但中国人却只是一味褒扬郭巨的孝心，而没有反思和追究一个所谓文明社会为甚么会迫到父母要把子女活埋，为甚么政府、宗教组织或其他非政府的救济组织会见死不救？难道孟子说的「无侧隐之心，非人也！」，也像其他绝大部份的儒家宝训那样，都是纸上文章？又难道这个堂堂「礼义之邦」没有洋人圣经上说的「好邻居」概念？同样，尽管香港发生了一宗又一宗，因每周七天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时，而最终以过劳死暴毙或过度劳累发生工业意外致死惨剧，但传媒几乎每一次都只是一味褒扬死者是为养家而牺牲的「好爸爸」或「好妈妈」，鲜会追究何以一个有那么多百亿千亿(港元)巨富的社会会有那么多人随时要天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时也不能餬口，会有那么多人被迫走上绝路。请看：「求养活妻女日獱客货车十八小时《编注:广东话，「獱客货车」意指开客货车。》-----辛劳好爸爸猝死炒车《编注:广东话，「炒车」意指撞车。》」、「日做十六小时假期不休息-----好爸爸遭三吨工字铁压死」、「日做十九钟养五女儿-----好母亲推到死」....这分明就是变态冷血社会之下逆来顺受并纵容奴隶主的奴才，难道是值得推崇的「好爸爸」或「好妈妈」榜样么？这跟传统中国人只顾褒扬《二十四孝》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也如鲁迅训斥中国人那样：「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加上在一些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如佛利民、张五常等长期串铃叫卖下，今不少本身文化已经敌视「福利社会」的中国人更加振振有词的反对福利，也更加以为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就是奉行这样的极端自由派经济理论，以为福利社会就必如这些极端自由派经学者(或学棍)所说的那样恐怖。但有趣的是，就如绝大部份独裁主义信徒如要移民都会选择民主自由国家那样，这些在言论上对「福利社会」咬牙切齿的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却又绝大部份选择在「福利社会」定居。这种言行严重脱钩的现象，就已相当有力的说明了这些理论家有多相信自已的理论。

　　福利社会有利於经济增长

　　那么，福利社会，或者说，由此伴随而来的大政府，是否那样如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或一般中国人相信的那样为祸人间、破坏经济发展呢？政府是否如他们所想的是越小越好呢？这个超级大问题，虽然我们也多少可凭常识和个人观察而心中有数，但以严谨学术的力法予以分析论证，并令各方为之叹服的研究直到近年才出现。那就是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Lindert於二零零四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大册巨着Growing Public：Social S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Lindert教授其中一个要回答，而且也很漂亮的回答了的重要问题是：究竟福利国家是否如某些经济学者〈特别是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所声称的那样，会危害经济发展？结果，Lindert教授巨细靡遗的精研了欧洲及美洲多个国家三百年来无数经济发展数据，发现福利国家中所作的福利，或用以改善贫富悬殊的所谓财富再分配，其国民成本净额〈net national costs〉基本上是零〈essentially zero〉！也就是说，所谓「免费午餐」本身的确是免费的。研究并发现，社会性开支〈即包括救济、公共健康开支、服务补贴及教育公共开支等〉增长最快的民主国家，并没有如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所危言耸听的那样，会饱受收入下降的煎熬，而是恰恰相反，通常都有较高的和迅速增长的人均收入，研究结论是庞大的社会性开支是有利於，而不是阻碍了经济增长！Lindert教授说，「一些经济学者把福利国家的成本夸张得太离谱了。」

　　按照Lindert教授的发现，我们就更能明白为甚么北欧民主国家最讲福利，也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发展傲视全球。Lindert教授成功的让人更看清楚大政府的优越之处，并驳斥了一些不学无术的同行，惟始终主要从其经济学本行的角度立论。但「反福利社会主义」，或所谓「小政府」的害处，并不仅仅是妨碍了经济发展，更对社会的其他许多发展祸患无穷。

　　小政府催生病态大家庭

　　小政府的第一大害处就是催生病态大家庭。政府任由民众自生自灭，民众自然不得不长期投向朋友，特别是家人亲戚之间求助。这令家人或朋友之间的关系趋於功利化，较难有在福利社会下洋人之间的君子之交。而家人之间不得不互相倚赖接济，甚至是养儿防老，也很容易令人为了得到亲人的打救或长期照顾，而不惜放弃个人思想或性格之独立，而有能力接济家人的成员纵然可以盛气凌人於一时，但也往往因要承受令人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而提前衰歇。这样被小政府迫出来的、金钱瓜葛长期互相纠缠不清的大家庭不仅往往於个人身体有害，而且是训练低眉顺眼小奴才的温床。因此，中国人的小政府社会很容易迫出「孝」来，并将之提升到病态的地步，每一代人若不能再自食其力，就由家里的下一代人照顾，尽管年轻一代往往连自已也无法养活。不负责任、敌视福利社会甚至社会保险概念的中国人政府很快就领略到「孝」之妙用无穷。

　　统治者由此得而把照顾民众、为民众尊严生活作规划的责任，统统借「孝」这个道德指令推到每个家庭身上，好让统治者自己有钱尽情挥霍，和领取比一般民众高出几十倍的薪金，「依法掠夺」。

　　在小政府下，家人之间的接济和异常艰辛的养育，常令受者感到「恩重如山」，并会诱发在华人社会中常见的「有私无公」、「有家无国」的反社会行为，反使人人为己自私自利，对自己国家没有归属感，而渐次失去向心力，这股离心力则被视为「反动派」，离心力小的时候还可用暴力等等粗暴的镇压下来，但长此下去只会相继循环，终会有一发不可拾一天；相反，国民若主要从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济，不但无须低眉顺眼，而且保有尊严，也无须担忧被终止援助而出卖灵魂，而受惠者如要感恩图报，对象也不是狭隘的家人，而是国家，这才是培养爱国心的健康途径。

　　中国统治者反福利社会和迷信小政府，任由民众自生自灭，也是中国的黑社会社团惊人发达的一大主因。当无拳无勇的民众投靠无门时，投靠黑社会也并非难以理解的事。甚至共产党在中国之兴起，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拜中国统治者任由国民自生自灭，以致国民病急乱投医所赐。

　　小政府另一个缺点是，每个人不论是否擅於理财，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师。首先，这会令国民因孜孜於敛财掠富而气质趋於庸俗，并因而浪费大量时间而荒废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事。也许有人认为这会有助於锻链个人的钻营之道，甚至有人建议这种理财能力应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培训，但正如以上所说，这做法是害大於利。

　　在这种人人要做自己的金融师的社会结构里，常见的结果是，不少人在忧虑沦落街头或老无所依的恐慌下过度而囤积财富，但更多人是因理财不善而落得一穷二白，潦倒半生，甚至一世。所以，这方面的理财工程最好还是尽量由政府的专业人员统理。

　　「经济衰退」的不同含义

　　虽然有人一度以瑞典从一九七零年代中至一九九零年代中经济衰退为例而扬言福利国家已死，但瑞典到一九九零年代中起已慢慢全面复原过来，也让人见识到福利社会的巨大复原能力。而且，许多人不知道福利国家的「经济衰退」跟非福利国家的「经济衰退」是完全两码子事。北欧福利国家即使遇上「经济衰退」，由於全国国民都获纳入安全网，生活水平仍是相当高的，只是逊於他们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平，但比起非福利国家而言还是明显优胜的。而非福利国家由於没有安全网，一旦遇上「经济衰退」，即民不聊生，悲惨万状，就像香港要排队跳楼烧炭自了残生那样，而在传统中国社会，则动辄要「人相食」或「易子而食」。这种种在北欧福利国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像中国大陆不少美少女为了给兄弟姊妹〈特别是男丁〉攻读大学而卖淫的事，或像香港在最繁荣时候也要有几千人居於笼屋的事，在北欧福利国家最穷、最「经济衰退」的时候也绝不会发生那怕只是一宗的。老实说，非福利国家即使在所谓经济繁荣时，除了一些豪强巨富之外，国民的平均福祉也不可能比「经济衰退」时的福利国家优胜，由於工作条件苛刻，许多即使有幸受雇的人其实只是「奴工」而不是劳工。

　　反对福利社会的人又说，人的报酬必须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成比例。如其是这样，敢问甚么叫做「页献」呢？以蒙骗消费者、以内幕交易、以官商勾结，以糟蹋生态环境、以指鹿为马、以扶助独裁政权、以拥护伪选举等等而致富者是否对社会有「贡献」呢？若一定要把报酬与贡献挂钩，我们要给爱因斯坦、贝多芬、梵谷、乔治．欧威尔等巨人多少报酬才够呢？然而他们并不富有，甚至相当潦倒。又如乳牛一天生产近三十公升牛奶，蜜蜂为人类的农作物授粉，其贡献比起无数饱食终日，以整人害人为乐的人类都大得多，那么这些动物又该得到怎样的报酬呢？说到底，当人类自认已进化到离开了森林、不需要天天忧虑被狮子吃掉之后，人道主义就是终极真谛所在。否则，森林里的野兽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竞争的精神么？这也是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森林式经济体系现在已绝不可能出现於民主国家，只可能在人类文明的停屍间-----即独裁政体-----中找到。

　　基督新教关键所在

　　似乎许多华人总是深信，人有滥用福利的天性，在香港，连身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人的政棍也公然以「综援养懒人」为由而力主削减原已不多的福利救济！但何以在全球福利之最的北欧国家反而远没有那么多对滥用福利的指控！而何以福利也没有被滥用到拖垮整个制度的地步？在挪威这里，人们没有为了一年的全薪产假，和每月五千多〈港元〉的儿童津贴而像母猪一样的生育，倒是在移民社区中，特别是伊斯兰社区中生育率较高，据闻在奥斯陆一伊斯兰家庭生了十六个孩子。尽管监狱的居住服务条件一流〈而一般量刑也极轻〉，也从没有听过挪威人乐意入住，现在倒是给乐不思蜀的外国人住满了，但为了保持优质的监狱居住环境，现在连坐牢也要轮候逾年。那么，笃信严刑峻法的中国人必以为挪威会变成罪恶城了，但事实居然是，挪威的犯罪率，就如其他量刑也轻并对罪犯极人道的北欧国家那样，都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到底是甚么力量让最讲福利的北欧人那样自律、自尊？是甚么力量让他们愿意把自己太多的财富拿出来，跟较穷的人分享，让强者弱者都能活得有尊严，活着有意思。这是值得我们这些来自假大空《编注：「假大空」是指文革浩劫结束后，中国民间社会对1949年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阶层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多年以来，祸国殃民的种种浮夸、虚饰的「极左」政策措施和言行作法的一种通俗表述。》文明的人深切反思的。越来越多人相信基督新教的伦理是关键所在，这也是经济学家所不懂的。

　　原载於2007年6月《开放杂志》


20.香港民主派/党错在那里？

　　从香港过去二十年的民主发展历程和结果来看，民主派的表现是完全令人失望的，而当中又以民主党为甚。香港民主派或者民主党今天的处境，实在已到了末路穷途的地步。到今天，香港民主派已经堕落为民主大花瓶，但这个花瓶由於主要是自发而且是不自觉的，因此其花瓶作用远比中国大陆的八个花瓶民主党派大，对香港特区的一党专政统治有特大贡献。

　　到底香港的民主党人派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答得上，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香港，真正有民主抗争实战经验的行动派，十九不擅理论探讨，遑论深刻反思，譬如他们对人类民主发展历程和目前国外民主发展的情况以至对香港的民主发展的历史也都不甚了了，譬如他们也无法申述一下国际间民族主义与民主发展间的关系等等；至於平时对香港民主发展雄辩滔滔的学者教授，却又可能为了所谓学术中立，又或为了洁身自爱，鲜有投身香港的民主运动，因此他们的意见又多是闭门造车之作，这些理论其的是吓死外行，笑死内行的。放眼香港，有民主运动实战经验而又擅於理论探讨、总结经验的人，少得可怜。

　　「仁慈的独裁」窒息抗争意识

　　香港民主派共有的一个相当致命、却是他们罕会意识得到的先天弱点是，他们在过去，特别是现在大都没有受过香港政府很强烈的迫害，以致当中绝大部份都是政治温室的小花小草，也有很多是后知后觉半途出家的民主插班生，这类民主派每每对政治与权力态度幼稚、抗争反抗意识薄弱、处处为主子设想、思想底子单薄，信念容易动摇，总之，就是缺少了一种源自被压迫经验而发自心底的反抗动力。这种深植於个人内心的反抗意识，并由此引发出来的对公义的追求，是一切抗争运动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的的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魂不附体的运动。

　　回望历史，当年香港人由於中共统治远比殖民地残暴专制而无可选择地贴贴服服地接受殖民统治，以致英国无需在香港实行高压手腕；也由於中共统治比任何殖民统治都更残暴专制，使得香港人对英国人在香港的恶行相当宽容。特别是当中共於加入联合国后表明不会接受香港像其他英国殖民地那样走向独立后，香港往后一切的所谓民主改革都只可能是逗小孩的积木游戏。香港人先而没有受过严重压迫的「福分」，继而被完全封杀了练习自治培养政治领袖的机会，就只能呆在政治温室里咬着政治奶嘴度日。说得悲观一点，如此先天背景加上中国汉人历史悠久的奴才文化，香港的民主发展是没有甚么希望可言的。最初谁会想到英国的「仁慈的独裁」会如此斲丧香港人往后追求人权民主的意识呢？最讲反殖的中共以其残暴造就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在香港发生的殖民统治，独裁而「仁慈」的殖民统治〈ps.每天放宽176~200大陆人「移民」香港，搞得香港变成「大陆化」，人文、知识、经济、管治落入「走一步退五步」局面！〉靡烂了香港人的抗争意识，历史的发展何其吊诡。

　　民族主义误人不浅

　　香港的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之民族主义狂热，已明显到了损害民主理想，特别是基本自由原则的地步。比如由於民族主义狂热，香港民主派竟然大都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划时代的突破不是态度暧昧，就是意兴索然，甚至一派蔑视，他们绝对没有强力呼应台湾的民主起飞，因为他们始终对台湾随着落实「主权在民」，逐步摆脱中共暴政走向独立，感到耿耿於怀。他们会把台湾民主发展琐碎化为李登辉的台独阴谋或独台私心，或以「黑金政治」一言蔽之。这种对领土分离运动的厌恶，也不会因教育水平不同而有明显差异。香港人大多依然笃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也有人大多依然笃信中国文化无比优越和中国领土越大越好。中共有没有能力管理好那样大的地方，中共统治者怎样虐待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有没有权利脱离(更遑论讨伐)虐待他们的中国统治者，从来不是他们兴趣所在。

　　也由於民族主义狂热，即便新疆或西藏等地的独立抗争人士多年来受到中共残暴对待，基本人权荡然，香港的民主派也长期视若无睹，充耳不闻。也由於民族主义狂热，香港民主派对香港於九七年被中共暴政收回一事竟然毫无异议的拥护！来个逆来顺受，他们坚决不理，当时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拥护中共收回香港的香港人从来最多也只是四成左右。

　　香港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由於很介意中共指其「反华」、「不爱国」，因此长期努力跟中共争取代表「正统中国的的地位」，藉此堵住中共严重失禁的嘴巴。所以他们要不断跟中共较量：我比你更中国！我比你更爱国！但这样的争夺和较量的后果，正如上面所分析，是很严重的，最终只会损害了非常基本的自由原则。不仅如此，还会显得胡闹。比如李柱铭在「六四大屠杀」后为了证明民主党(或当时的港同盟)并不反华，年复一年的到美国游说美国政府不要制裁中共，跟全球许多因人权理由要求制裁中共的人大唱对台，就显得很造作很无聊，而其所持理由是中共受制裁将会拖累香港经济。这就是孔子说的巧言令色了，绝不应是一个心智成熟抗争者的所为。当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不论甚么理由也不会出来为压迫自己的独裁者辩护，甚至如前南非或目前缅甸等无数异见人士均视制裁自己的独裁祖国为天经地义之时，李柱铭为了洗脱「反华」的指控，四出为中共向国际求情，使之免於经济制裁之举，在国际反压迫运动中实在显得不伦不类，变得面面不是人，更显示了个人「奴性」！

　　香港民主派由於绝大部份都沉溺於民族主义，也可能为了买个政治保险，因此宁弃已经民主起飞的台湾，而与残暴的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耳鬓斯磨，结下孽缘。

　　严重错估九七后形势

　　连民主党的领导层都已承认，他们严重错估了香港九七后的形势。他们在就九七前都以为，九七后中共会镇压他们，起码会对付当时的领导层，因此他们当时都煞有介事的培育第二第三梯队接棒，更有一些民主派人士特意在回归前到外地痛快一游，称担忧回归后一离开香港，中共就不会再准其入境。我当时早就对人说，由於他们在中共最看重的所谓「领土完整」问题上完全声气相投，而且最多只是很罕见的在言论上说说推翻中共，整体上对中共根本毫无威胁，更有舐共之嫌；熟悉中国汉人政治行为和中共政治传统的人，是绝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政治评估的。当时我说，即便中共九七后有镇压，受害者也只会是一些行动上绝对比他们激进但又没有高知名度保护的无名英雄，这些小人物即使人间蒸发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但为甚么他们的评估会错得那么厉害呢？原因看来又和他们来自政治温室闭门造车有很大关系，而他们普遍不读书、读错书或读书不求甚解则令问题恶化。

　　由於民主党严重错估了九七后政治形势，这今许多领导层方寸大乱，重心顿失，对意料之外的局面无法回应，这不但令市民觉得民主派有「唱哀」特区政府之嫌，也给党内的权力斗争埋下多一条火药线，也令党魁李柱铭竟而一再发出九七后政治局面远比他「预期」的好那样有利於特区一党专政的惊叹。

　　跟世界任何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相比，香港民主派在过去二十年是缴了白卷的，尽管他们死也不会承认这点，坚决闭门造车自恋下去。民主派在过去二十年在政治上连陪跑的位置也做不到，到今天还对擦屁股草纸也不如的「基本法」毕恭毕敬，对绝大部份香港人被剥夺了选举特首的基本人权，爱理不理，但他们对北京邪政极尽屈辱的迁就，并没有感动了奴隶主而苦尽甘来；而在民生方面则继续要面对由全中国民脂民膏无限量支持的左派。

　　民主派，民主党，救救自己吧！

　　原载於2001年4月《开放杂志》


21.台湾突破华人文化死局

　　阔别台湾两年后又去一趟，发现台湾人现在最忧心的不是中共武力犯台，而是中共对台湾经济从蚕食到鲸吞。显然，台湾必须认真增强经济竞争力，尽力给台湾人装备一些非中国大陆民众所能轻易习得并取代的能力，提升台湾人在国际环境的生存能力，否则台湾今天从中国虎口悻存而来的文明水平，很容易随着被大陆经济蚕食鲸吞，拾级而降。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不幸。

　　虽然台湾跟世界一些人间胜境还有距离，但我每一次去总觉得我在传统华人社会久已形成的昏暗人生也忽然微亮起来。我於十多年前开始造访台湾之前，一直无法相信华人社会是可以发展成这个样子，我无法想像奴气淡薄、文艺气息四溢的华人社会如何可能，也无法想像一个华人社会可以趋於均富，而不是如中国大陆、香港等典型华人社会那样的富者家财动辄成百上千亿(港元)，贫者以垃圾为食；当然，最让我难以想像的是，华人社会居然可以发展到普选最高领导人这个完全违反华人文化格局(其实是死局)的文明水平。

　　中国的极限：巨型新加坡

　　台湾的文明水平抛离中国大陆有多远？说一百年当然是太小，即使说一千年，也很难说太多，任何一个不为大汉民族主义所困的人都会难以确定，中国大陆一千年后就一定可以赶上当前台湾的文明水平(更不要说台湾一千年后的文明水平)，原因很简单，以中国大陆目前依然死守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莫谈国事、小心烟火」的体用模式，用共干的的摩登词汇来说，就是「经济挂帅」、「稳定压倒一切」、「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之类。中国大陆发展到最好，也只可能成为一个巨型的新加坡，也就是一个没有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司法独立等等基本公民权益、却让你衣食无忧〈只指富人和贪官〉的地方。这种管理显然是从人类的养猪经验中衍生出来，惟西哲苏格拉底早就忠告世人「宁为痛苦人，莫当开心猪」，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的大猪圈〈而且也总不会像新加坡猪圈那么乾净〉，实在不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从新加坡的例子可见，经济发展不是必然会带来政治改革的。台湾必须洁身自爱、跟中国大陆划清界线的最关键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两个地方的文明已经相距太远。中国本土官民经过两千多年的胡天胡帝，已经成功把过去华夏被化外之民包围的格局倒转过来。今天中国本土文化之低之劣，莫说是东亚，举目环宇，也难觅对手。

　　台湾所承传的中国文化看来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七彩文化，而是大抵自郑成功以还的官化儒学专政的死水文化，以此不利条件而有今天的政治自由和均富式的经济繁荣，实属奇葩。这朵奇葩怎样长出来呢？一是台湾属於中国的边陲地带，而且有海峡相隔，中国本土文化不容易彻底覆盖，中国本土政府也无心经营，晚至十七世纪中叶后(1662年)才因郑成功逃亡至此赶走荷兰人，方全面汉化起来，而台湾一直到一六八四年才被满清统一，第一次被收进中国版图，绝不是甚么「自古以来」的。此所以清世宗〈雍正〉一七二二年即位时下诏曰:「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我皇考(指康熙)神武远届，拓入版图.....」。其他清朝着名学者如魏源、赵翼等，也一概认为台湾自古「不属」或「不隶」中国，只是到了中共掌政后，台湾才於一夜之间变成「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而已！是以，相对於其他中国本土地带而言，台湾过去所遭受的汉文化毒害是较轻的。其实，要不是郑成功逃到台湾搞「两个中国」，很难想像清廷会对台湾有那么大兴趣，情况跟近两百年后国民党赶走日本人逃到台湾搞「两个中国」、进而将中国本土的汉人文化、制度和政治争端带进台湾几乎如出一辙。从这角度看，台湾一直是任人宰割、无可奈何的沉默恙羊，而来自中国本土的败将残兵则一直一厢情愿的要台湾人不问缘由、毫无保留的跟他们一起背负东山再起、逐鹿中原的大汉皇帝梦，以及一家独大的儒家道统。

　　梁启超歌颂日治台成绩

　　固然台湾正式沾染中国本土文化的时间较短，另外也非常重要的是，它至少经过两个文明水平远在中国之上的外来文明即荷兰和日本的教化、善化，统而言之，就是文化排毒和启蒙。荷兰人不仅致力铲除台湾原住民的猎头风俗并教以文字，传以福音，整体而言是让台湾人第一次领略现代文明的滋味。日本优质文明和中国劣质文明的文化大战，在甲午战争后日占的台湾土地上轰然展开。女子缠足、男子蓄发、全民吸毒等汉人几百年到上千年一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痼疾落在日人手上即应声而溃，这些成绩当时除了获得国际社会的赞扬外，连最热爱祖国的中国思想巨人梁启超於一九一一年游台湾后也很痛心地倾吐对日本治台成绩的赞美:

　　「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盛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揪然有所动於中。谓同是日月，同时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非亲见又乌乎之？.....台湾隶我版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余万矣。吾内地若能教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台湾之行政措施，其美备之点极多.....其中又岂无一二可师者。就中若改币制、办专卖、兴水利、调查土地户口、干涉卫生等，多有独到之处，应用最新之技术，万国所共称叹。吾又安能违心以诋之耶？吾国人又安可不虚心效之耶？」

　　〈见梁殷超(游台湾书牍)，《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四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梁启超对日本治台成绩的赞叹并欲师法，跟其后另一位爱国者孙中山对英国治(香)港成绩的推崇并立志将中国「香港化」的做法，惊人吻合，不在话下，从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澳门、以至昔日中国租界的发展均凌驾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本土管治之远逊於殖民统治，显非例外，而是常态。

　　中国的文明，在梁启超那个年代到底是处於一个甚么的水平。且不说当时中国妇女依然要缠足，中国人依然会被凌迟。从清末大官李鸿章外访时的表现，就可推知当时中国的文明程度。例如他在英国探访旧友常胜军的戈登将军(General Gordon)的遗属，获赠一只曾於多次狗展中获奖的名犬猎狐梗(foxterrier)，李鸿章却认定这是送给他吃的，回去吃完后还回信说：很好吃。荷兰女王伸手让他行吻手礼，李以为是索贿。最荒唐的是，在中俄谈判期间，属东亚病夫典型的李鸿章不断咕噜咕噜的把痰吐在名贵地毡上。但在中国人的世界，这个李鸿章已经是知书识礼、满腹经纶的中国绅士。这样的一个文明，你相信可以给台湾带来甚么？

　　所以，一些学者如中央研究院的周婉窈博士在其颇畅销的《台湾历史图说》(2001)里依然说：「在中日马关和谈中，这个远离甲午战火的海外孤岛，竟不幸被议定割让给日本。这是台湾近代悲剧命运的起源。」就令人相当费解。台湾落入日本之手是千年不遇的摆脱劣质汉文化、展开文明升格的大好机会，也因此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才有超过七成的学龄儿童就学率，以及其他各方面均雄视整个中国本土的发展水平。日人就如英人改造香港那样，帮台湾人解决了中国人搞了几千年也无能为力的难题，加之台湾的「祖国」又不是文明比日人文明更高的北欧、西欧或北美诸国而是中国，落入日本之手又何来「不幸」、「悲剧」呢？这岂不就是梁启超说的「违心以诋之」之论？我不是不知道殖民统治的奴性本质，只是很难很难找到一种比中国统治模式更奴性、更恶劣的殖民统治。

　　中国不经殖民无以重生？

　　台湾能够先后被两大先进文明殖民统治，从而奠定了走向现代文明的不拔之基，这是整个中国本土所没有的福分。从过去两百年的历史来看，已经开到荼蘼、千疮百孔的中国文明除非经过强力的殖民统治，否则难以像火凤凰的火浴重生。着名中国通兼《西游记》、《我的前半生》英译者W.J.F Jenner教授(1940-)在其力作The Tyranny of History〈《历史的枷锁》〉深刻反思说：

　　「中国数千年来的.....专制官僚系统，已经渗透了所有在此环境成长的脑袋，要摆脱这样的思想枷锁，非常困难。我一直认为，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皆因为有外来的殖民统治，才得以打断中国的官僚传统，从而仿照外国模式行事，推动社会发展。惟中国已经拥有强大军力，这样打断中国文化枷锁的做法已不可能。」

　　的确，这个年代谁还会还敢大搞殖民事业呢？殖民主子也不是呼之则来的，而且看来是一去不返了。现在中国本土民众如要享用蛮夷戎狄的文明制度，就只能远走高飞国外或者高薪聘用外国顾问好了。

　　台湾於一六六二年跑来一个文明水平较低的郑成功政权，逼走文明水平较高的荷兰政权，当然是台湾的恶运。但要不是郑氏家族据台称王，触犯「天无二日」的中土天条，清朝也未必会劳师动众将台湾武力统一，要是台湾不是中国领土，那么甲午战争后也就不会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由此走上现代文明之路。历史之发展，何其吊诡！但历史是否总是这般「塞翁失马」式的重演下去呢？台湾再一次再坠入劣质文明体系如中国大陆的统治后，会否又是祸福相伏的历史情节？从中国本土五十年来的统治来看，不问这帖狗皮膏药叫「武力统一」还是「一国两制」，恐怕很难有人会希罕甚么「塞翁失马」的了。

　　原载於2003年9月《开放杂志》


22.中国越来越惹台湾讨厌

　　这次到台湾出席「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有机会再睹阔别了几年的台湾，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我特别喜欢台湾，是因为其发展够均衡。它有亚洲大部份地力没有的物质生活，有新加坡、香港没有的民主，有日本和南韩没有的妇女地位。在亚洲，发展上能够全面超越台湾的看来就只有澳洲和纽西兰。台湾人在中国恶质文化污染下，加上中国大陆长期敌视和打压下而有此成就，是应感自豪的。

　　上次来台降落的「中正国际机场」，已易名为「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正纪念堂」也已易名为「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我不像许多中国人、香港人甚至部份台湾人那样的感到失落，因为台湾若要继续完成其急不容缓的建国历程，就得突出台湾的主体意识，否则台湾人的国民身分认同会更加支离破碎，国不成国，非驴非马，后果非常严重。就像挪威虽然被丹麦统治了四百年，被瑞典统治了一百年，虽然他们在文化语言宗教上的关系比台湾跟中国还密切，而中国统治台湾也没有四百年那么长，但今天绝对不会有挪威人会说自己也是丹麦人或瑞典人，也不会有挪威人会供奉丹麦或瑞典人的政治图腾。就如不会有美国人搞不清楚自已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奉丘吉尔为国家英雄。这绝对是匪夷所思的，尽管许多美国人都是来自英国。若按照典型中国人思维，挪威肯定是「自古以来」就属於丹麦或瑞典的了，而且文化语言宗教那样相近，国土又相连〈中国人视土地相连或甚至曾经在远古相连为重要的领土归属依据〉，挪威到底有甚么理由、有甚么需要争取独立呢？其实挪威在一九零五年时所摆脱的瑞典已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了，但挪威人就是耍复原他们在几百年前拥有的独立国体。今天加拿大也算是全球最民主和富裕的国家之一，但那里的法语区魁北克还是要独立，而加拿大政府也让他们公投，只是他们自己投输了。当中国人都已经视加拿大为移民天堂时，魁北克人却要「离家出走」，确是今他们非常费解的。由此可见，摆脱暴政固然已经是争取独立的足够理由，就像目前台湾那样，但即使没有暴政在前，一个地方的人若由於身分认同问题而要独立，也是大有道理，在国际间大有先例可援的。

　　虽然有不少用心善良的人，特别是一些香港人或台湾的国民党人，说希望台湾不要分裂开去以便有助於中国的民主化，但我并不同意。一是台湾并没有这样的责任，特别是当这个责任的履行会严重妨碍台湾进行中的建国历程；二是台湾的发展经验跟中国本土的发展经验相当不同，譬如中国本土所受中国文化的毒害远比台湾深，又没有经过全面的优质外来文明殖民，文化心态依然极端傲慢，依然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满清阶段，所以台湾人的民主发展经验对中国未必合用；三是，即使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对中国适用，台湾也绝对无需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只要中国减少打压台湾，让台湾能继续正常发展下去，或比今天发展得更好，这个独立的台湾本身就足够让中国人看到，即使是华人社区，或者即使是一个在中国出尽了九牛二虎之力重重打压的华人社区，也可以发展出民主来。要是中国连向文化、语言那样相近的邻国学习模仿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即使把这个邻国收归其版图之下也不会学得更好。人类历史上许多国家就是虚心向邻国学习而成功，并不需要先把学习对象占领才行。

　　台湾独立成国有利中国

　　台湾正正规规的独立成国，对中国是利远大於害。这会帮助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治疗其过长的孩子气行为(prolonged infantile behaviour)，尽快发展出较成熟独立的政治人格，不应再过分依赖台湾作为战靶，来掩饰中国政府的无能管治。其次，当台湾与中国正式平起平坐后，中国才有可能从完全掩盖理智的傲慢当中稍微清醒过来，这样中国才能从台湾身上学到中国应该学习的东西，就如假若中国引徐福东渡日本之类历史为据，一口咬定日本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则中国人肯定不会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不会放下身段，向日本人讨教。中国人的性格很复杂，对外他不是善邻，对内他也看不起自己人。

　　我就鼓励台湾朋友说，中国的动作只是虚张声势，因为中国政治历来多的是以废话为始，以废话为终，说话多是出於仪式化的形式需要，也可解释为志在逞能斗嘴的孩子气行为。中国最擅长的其实是接受现实，所以台湾更应趁着这个奥运多制造一点现实让中国去接受，也不用瞻前顾后。就如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杉本信行在其大作《大地的咆哮》里说：

　　「美国走过奴役黑人的历史，如今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因为它负有使命，必须向世人展现尊重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立场.....换言之，要美国对早已接受民主薰陶的台湾见死不救，等於要它放弃国家的宝贵理想一样.....因此，日本必须对中国坚持主张：『美国绝不会放弃台湾，日本也绝对会和美国站在统一阵线。』」

　　当然，台湾人也应为其建国理想作好要付上一定代价的心理准备。为理想而付出代价，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虽然台湾在中国的畸形崛起兼长期蓄意打压下，士气似略见低迷，但整体而言，台湾人表现出来的文明修养和理想主义依然令人无限神往。若受到这样长期蓄意打压的是香港，恐怕早就变成废墟鬼域了。多年来，香港〈特别在经济上〉不但没有受到中共蓄意打压，更被北京以行政手段，置中国其他更有需要的省分的利益不顾的，强行以「个人赴港自由行」和「资金自由行」等等多种经济措施，以数以千亿(港元)的外来资金「北水南调」为香港苟延残喘的经济输血，藉此令香港免於在「一国两制」下崩溃，今中国不致丢脸，从而向外人，特别是向台湾人吹嘘「一国两制」如何成功。

　　普世关怀提升台湾文明层次

　　就以这个「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为例，这样一个貌似地区性却具普世性意义的课题，这样一个严肃的研讨会，台湾人居然有识见，投入这样大的资源去隆重其事，把研讨会做到这样的高规格，更难得的是，几百位参与者两天里热烈参与其中。参与人数之盛，衡以国际水平都是极其可观的，即使是电影首映礼也未必有此规模。

　　德高望重的欧洲议会副主席Edward McMillan-Scott在其专题演说中无所顾忌的向中共发话：

　　You cannot kill religious faith and if you try，history tells us so recently，it will kill you ..... I am convinced from my numerous visits to China and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whether Hong Kong，Tibet or Taiwan，that the endgam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s now underway. Beijing is the most murderous regime in world history.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70 million of its own people-38 million from starvation - and now thousands in Darfur and elsewhere.(译文：「你(中国)不可以杀掉宗教信仰，要是你真的这样做，才前不久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你只会被这宗教信仰杀掉.....从我多次造访中国及其邻国〔不论是香港、西藏或台湾〕，我深信中国共产党已经面临终局之战。北京是世界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政权。它要为其七千万同胞之死负责-----当中三千八百万人死於饥荒，现在又在苏丹Darfur等地造成数以千计民众死亡。」

　　然后他提到法轮功，指从他在北京所作考察可见，中国政府根本就是要把法轮功信众灭绝(genocide)，并描述他接触过的法轮功信众的受迫害骇人惨况。我并非法轮功信众，法轮功信众受迫害的事件我也已听过无数次而近於麻木，但经他这样庄严和悲天悯人的把这些我已知道的再说一次，我听得眼泪差点掉了下来。会议中也遇到不少法轮功信众，我对他们说，今天中共迫害法轮功，大有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影子，虽然论残酷程度，还是罗马帝国仁慈得多。就如杉本信行先生寄望梵蒂冈重回中国以救中国那样，我也相信真正能令中国人已跌至谷底的道德水平反弹回升的不是「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中国的领导人和大款难道衣食还不足吗？)，而是宗教力量。但看来不是在中国土地上已经徒劳了几百年的天主教或基督新教，更不是已被中共政权收编的中国本土佛教或道教，而是较吻合中国人文化格局并对中共虐杀视死如归的法轮功。

　　台湾人大有继续善化的潜力

　　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在中国当然决无可能举行，在香港，即使竟然有民间组织不「洁身自爱」，坚持主办，与会人数肯定最多只及台湾这次研讨会的十分之一，而且，香港政府不但不会像台湾政府那样的主动筹办这样的人权活动，香港特首曾荫权更肯定不会像台湾总统陈水扁那样出席这样研讨会以表支持，而且，港府会为了向北京主子邀功献媚，肯定至少会拒绝一半来宾入境〈这在过去类似活动中已发生过无数次〉，务使会议搞得满盘皆落索。至於同样在中国劣质文化毒害下的澳门和新加坡这两个御用太监，也绝不可能举行这样公然宣扬人权的研讨会。其实，际此中国正迅速畸形崛起，开始以其原始人类价值观号令天下，莫说是较落后的东南亚，即使是其他欧美国家，依然敢像台湾这样跟中共对着干的，也多乎哉，不多矣。然而，似乎台湾人却并没意识到，他们这种普世关怀已把他们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人类文明层次，已经把阉人的中国和被阉的香港甩到不知那里去了。

　　大概是由於早年许多来自中国的汉人与品性单纯的原住民杂交后令其后代秉性趋於单纯，加上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较短，以及台湾幸而有荷兰和日本的优质殖民以抗击中国的恶质殖民。还有那道让台湾人道遥於中共铁蹄之外、得以追风逐梦的台湾海峡，台湾人显然极具可塑性，极具继续提升的潜力。但我也对台湾人说，说台湾发展好，只是以亚洲的水平而言，若以我熟悉的、已连续六年当选为全球最理想居处的挪威为座标，则台湾还大有改进余地的。我觉得，台湾人普遍有一种向善寻真的单纯性格，所以，若向他们宣讲独步天下却又鲜为外界认识的北欧模式或挪威经验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是可以继续善化、见贤思齐的一群人。相反，若向香港人推广北欧模式或挪威经验，则属对牛弹琴，若向中国做同样的事，简直是对狼弹琴，自招杀身之祸。就如那些洋传教士对我说，向单纯的非洲人传教多容易，向入世太深、诡变多诈的中国人传教多困难。

　　台湾人讨厌中国人更甚於从前

　　此行我也发现许多台湾人对中国人的讨厌和顾忌似乎又更甚於从前，原因当然是中国政府这几年来的霸权行径变本加厉，以及一般中国民众的表现也实在令人失望。大概，就像甚么「礼义之邦」、「礼义廉耻」之类口号那样，中国人说的「出污泥而不染」只是理想，「臭罂出臭草」才是社会主流现象。所以，现在台湾人似乎颇在意你是来自中国还是香港的，他们往往会把他们区分开来，这当然不是在表扬香港人道德过人，只是说中国大陆民众的文明修养跌穿下限而已。而我，也因为被误以为来自中国而非香港而深受其害。的确，中国人是我见过的最没有自知之明的民族，要中国人明白他们惹人讨厌是万分困难的事。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台湾就仿如中国的妻子，中国人会觉得按照中国人三纲五常的祖训，妻子是要无条件臣服於丈夫的，双方绝无可能谈判，有的就只是休妻，绝不可能有离婚。丈夫不需理会自己的生殖器是否已因乱嫖而溃烂，不需理会自已是否已深为妻子所讨厌，也不需要理会妻子是否有生理周期的障碍，而晚晚强迫行房，但求一泄。在现代文明社会，即使是合法夫妇，若妻子不愿意行房，而丈夫霸王硬上弓，做丈夫的也可被控以强奸罪，妻子也可以要求离婚。但中国人却狡辩说这妻子「自古以来」就是属於他的。其实，这全是中国人自己幻想出来的，因为台湾根本从来没有跟中国结过婚，台湾跟中国的短暂结合绝不是两情相悦，只是在中国铁蹄施暴下的结果，所以他们即使有任何后代，也不是爱情结晶，而是孽种。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几百年里殖民过台湾的多个殖民者之一而已，不要把自己看得那样神圣。若其的要说「自古以来」，西班牙和荷兰都在中国前面，那轮到中国说三道四。不过，中国若依然死不暝目，强要斗早，那么基因研究已经清楚显示，早於一万五千年前，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就早已越过中国以外的地方定居於台湾，成为当地的原住民。那中国算是老几？若中国真的还不识趣夹着尾巴逃窜，那么我就只好再引用我在七年前提出的、令中共气得狂性大发的理论，那就是：摆脱不公义统治或摆脱暴政本身就已经是很充分的寻求领土脱离的理由，其他的都不用多说。

　　中国和香港不了解台湾

　　我从跟当前台湾人的接触中觉得，台湾对中国的理解虽也有其天真之处〈比如一些台湾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坏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但比起中国对台湾的理解，还是有深度得多；同样，台湾对香港的认识也远比香港对台湾的认识多。香港绝大部分民众即使到今天依然不会明白，也不认同台湾人渴求摆脱中共暴政的诉求，依然不明白为甚么台湾人不能像香港人那样「委曲求全」，宽衣接受北京爷们的阖割，依然不明白为甚么台湾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相反，许多台湾人已很清楚香港人只是条毫不值得羡慕的可怜虫。就如在去年病死的着名香港左王《编注：此语源自中国，并移植到香港，意指极端保守派。》邬维庸就曾有这样一句的经典金句：「既然香港人明知一定要被(中共)强奸，何不躺下来好好享受一下呢？」这种灭绝人性的话，尽管一般香港民众听起来也可能会说觉得极度呕心，但从香港人自已的实际行为看来，这话其实其有令人心悸的写实成分。

　　在「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誉满国际、文采风流的哈佛大学教授Ross Terrill(汉名谭若思)说，「胡锦涛为了营造出「和谐社会」的表象，纡尊降贵到农村里大作关怀秀，并由党推出一连串的小动作，」谭若思说，「这就仿如「想靠抚摸一下鸟毛来医好小鸟的心脏病那样」(stroking a bird's feathers to cure its heart disease)中共处理台湾问题上也莫不如此。台湾说讨厌中国，中国却皇恩浩荡的说要把绝大部份中国人都享用不到的「一国两制」〈其实是「一屁两响」的变调〉送给你；台湾人说要生存空间，中国则连世卫也不让台湾加入；台湾人说要摆脱中国暴政，中国就偏要说更加要跟台湾人爱抚厮磨，说这有助「改善两岸关系」。

　　原载於2007年9月《开放杂志》


23.台湾有权独立

　　大概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共把统一中国视为全党全国首要之务，到今天已经先后「统一」了香港、澳门。在自由民主政体已获公认为典范政体的今天，一个独裁残暴的政权竟然可以相继收回两块远较其自由的土地，而且还是在掌声中完事，此刻更向另一个更文明的现代民主政体伸手。要是人家可以摆脱一刻汉族民族主义，客观想一想，就会感觉到这是多么可怖、可耻的事，情况就如我们拚命反对法官把虐儿成性的父母与子女隔离一样。的确，在此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有发生过这样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下把自由土地交予独裁政权的事。人类的文明进展正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

　　可是，香港、澳门甚至台湾三地的自决论者，至今并未能针对中共漏洞百出的的「惟统一论」发出有力的还击。

　　民众有权摆脱不义统治

　　其实，台湾人有权自决其理甚明，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毫不含糊实行个独裁统治。只要我们翻一翻国际学界就「领土脱离」问题(secession)的讨论，就看到即使是对脱离权设限最多的着名学者(如Duke大学哲学教授布坎南〔Allen Buchanan，1948-〕)也同意：摆脱不公义(unjust)统治是民众寻求领土脱离的有力理由。布坎南教授以脱离权比作夫妇的离婚，并名之为「政治离婚」(political divorce)。布坎南教授在与笔者的通信中称，由於台湾被中国收回后人权难保，所以在道德上绝对有权要求独立，并称其性质可归为先发制人式脱离(pre-emptive secession)。至於像贝楞教授(Harry Beran)等笃信自由主义的学者，更认为民众有自由组合(free association)立国的天赋权利，无需因为被统治者奴役才有权行使脱离权。

　　在西班牙大独裁者佛朗哥横行的年代，当时由英国殖民的西班牙领土直布罗陀便在一九六七年透过全民投票，结果以一万二千一百三十八票对四十四票之比选择离弃祖国，投进较西班牙自由的英国殖民主子怀抱，这个事例不是说明了「民权」与「民族」的致命区别吗？

　　脱离暴政属温和行动

　　其实，民众岂止有权脱离暴政，更有权推翻暴政。这个权利甚至是责任在西方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以降已深受肯定，随着以压抑神权为历史背景的绝对主权论(absolute sovereignly)日见衰落，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思潮日兴，即使在过去盛行绝对主权论的大陆法地区，以国家主权压倒一切的做法也日受唾弃，民众有权推翻暴政的理念几已成为所有文明先进国的常识。即使再保守如中国者，两千多年前，圣人如孟子已认许民众有权推翻暴政。无怪研究脱离权的学者认为，面临暴政时民众尚且有权革命，若只是脱离暴政其实已是很温和的行动。

　　国际社会没有明显质疑中共的绝对主权论，只是为其带有自毁性的霸道慑服而已。

　　台湾独立技术无碍

　　因此，国际间就脱离权的争议绝不是针对民众有没有权脱离暴政，这方面是没有甚么争议的。他们主要研究包括在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国家某部份民众有没有理由脱离独立呢？范例如魁北克想脱离加拿大独立；又如一国之内不同文化背景的小数族群是否都有权独立呢？又或者若要求独立的领土是被原来国家包裹着的裹地(enclave)，如何解决技术问题等等，很明显，所有这些问题台湾都是没有的。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这方面的学者都同意，任何一群人若想自立一国，以便实行独裁统治，则万万不可、必须制止。

　　国家分裂自古已然

　　中国统治者永远弹着老调：那个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请问「自古以来」有多「古」呢，有没有非洲现代人六万年前踏足中国时那么古呢？自古以来还有许多许多地方是中国的，如何挑选呢？「不可分割」又有什么科学根据呢？中华帝国今天衰落，原因是不是外蒙古甚至台湾等地分割开去呢？还是我们要为外蒙古、台湾等地因为摆脱了中华帝国而走上民主路而庆祝？尽管中国统治者的「愿望」是世界大同，全球一统，但世界的发展却恰恰与此相反，全球国家的发展趋势是：分裂不止，从一七七六年的二十一个暴增至今天的约二百多个。至於国家规模与民众福祉高低也没有必然关系，反而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的理想国排名中，所谓小国(如挪威、比利时、瑞典、荷兰、冰岛、瑞士、芬兰、丹麦、奥地利、卢森堡.....等等的一半以上。)倒占了头二十名。

　　「一族一国」制难以成立

　　毕竟，这个世界的领土不是「自古以来如此」就万世不变的，否则世界版图就要彻底重划了，特别是若提出这个要求的是独裁政权，问题就更大。这个世界的发展不是也不应如中共的宣传那样：一个民族只能成立一个国家，否则世界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日耳曼民族、阿拉伯民族、拉丁民族等等已分裂成大批国家的民族便要重新走在一起，不得「数典忘祖」，更加严重的是，按此逻辑，中共当年就不得同时承认处於分裂的东、西德，今天也不得同时承认仍处於分裂的南、北韩，刚果情况亦如是，此外，中共还必须让国内其他起码五十多个小数民族独立，以贯彻「一族一国」。

　　权力趋向腐化，绝对权力只会绝对腐化，绝对主权也逃不过这条铁律，民族主义不过是一条遮羞布、一帖救命符而已。

　　后记：

　　本文发表后，大概由於文章刺中中共要害，中共当局勃然大怒，在香港发起史无前例的围剿行动。香港三份左派报章《大公报》、《文汇报》和《香港商报》对作者持续几十天，每天指名道姓的以专文谩骂，并把作者提升到台独份子之首的高度，如称「中华民族也耻有此败类.......」，指作者比「台独份子」吕秀莲更「猖獗」，「丧心病狂鼓吹台独.......比台湾岛内台独份子的言论更为嚣张、荒谬和无耻。」到二零零四年，中共当局似仍余怒未消。香港《文汇报》(2004年7月14日)称「某报〈即香港《明报》〉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四日发表锺祖康《台湾有权独立》一文，其分裂国家的谬论当时就受到社会广泛抨击。事隔四年，某报又发表鼓吹港人追求『政治自决』的文章，令读者感到惊讶。」

　　原载於2000年5月4日香港《明报》


24.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

　　在欧洲、拉丁美洲、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欧洲人则普遍对苏联没有好感，苏联的前卫星国更每视之为喜怒无常的无赖；惟独中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左右逢源，即使中国统治之暴虐和独裁与欧洲的开放大异其趣，即使中国征服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王国，并极其露骨、狂妄、挑衅地称之为新侵占之疆土〈即「新疆」〉，即使中共曾胆敢冒得罪全球回教徒之大险，公然迫害和「种族清洗」当地上千万的回教徒，长期镇压当地回民的复国运动。单单想到这是一个连伊斯兰世界都无奈之何的无神论兼反回教国家，就可知其绝非一般善类，绝不是美国等老粗可望其项背的。

　　极度荒唐不易批判

　　对于中国得以长期多行不义却不被追究的问题，笔者过去已稍作论述，譬如中国人之恶行之荒唐完全超越文明人的想像程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人砌辞狡辩、言不由衷举世无双也是必不可缺的「成功」因素。也许有人觉得我在插科打诨，挖苦中国，但要批判一个极度荒唐的事物，若要言必及义，批判本身每每也免不了看起来有几分荒唐的。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教授(Lucian W Pye，1921-)藉其儿时在中国的十四年成长经历，及其过人悟力，对中国问题目光如炬，但其中国见解却被传统学界斥为武断荒唐而曾遭长期排挤。当年(1968年)白鲁恂教授出版其大作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中国政治的精神》〉独排众议之时，简直被目为怪物，无数对中国含情脉脉的中国通群起而攻，譬如W．J．F Jenner教授(1940-，《西游记》、《我的前半生》英译者)就在着名的严肃的剑桥大学学刊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的书评中斥其「荒唐」(ludicrous)，并警告「此书误人，后果堪虞，诚盼各方莫以权威待之。」(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is dangerously misleading book will not be treated as authoritative．)，但经过文革以后，无数悲剧闹剧的考验后，含情脉脉的「中国通」无不五经扫地、声名尽丧，惟独自鲁恂等一些「荒唐」、「误人」的中国专家才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孑然耸立，这一口冤气白鲁恂在该书一九九二年再版时也详细交代过。

　　W．J．F Jenner直到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才醒觉过来，极其痛心疾首地写出用The Tyranny of Hisrory〈《历史的枷锁》〉，称对当前中国的困局感到绝望(despair)，下笔几乎比白鲁恂更悲观〈白鲁恂也尚且只说「审慎悲观」〉，并开始思考殖民统治对打破中国千年僵化传统的必要性。但其正了解中国的人哪里要等到六四大屠杀才醒觉，才「痛心疾首」呢？其实在文革闹剧上演之前，识者已不应抱有幻想。难怪那些要等到六四大屠杀才醒觉的人，当中不少隔不多久便又再一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重投中共的怀抱。看看赛珍珠(Pearl Buckc，1892-1973)在其自传里关于她怎样在一九三零年代末就看到中国大势已去，势将步苏联后尘，而难舍难离地离开至爱的活了四十年的中国，就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而赛珍珠到临死前央求周恩来御准还乡游也被严拒，抱憾而终。

　　恶行荒诞识者不敢听信

　　与中国比较，美、苏的恶行无疑是可用文明人的想像力理解的，比如美国被指经济压榨第三世界，搞大美国主义，又或证据确凿的尼加拉瓜contra丑闻。但这些恶行，以常人智力即可了解。苏联国内侵犯人权，国外肆意攻城掠地，其恶，也是不解可明。但中国的土炉炼钢；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大饥荒肆虐之时政府倍增粮食出口；文革的盲斗；政府以坦克辗人而不是假弹或实弹驱赶示威民众；爱滋成村，自生自灭，而报导疫情更属「泄漏国家机密」；民众可以在食店品嚐任何生物，包括女婴屍体。中国这些恶，由于太过荒唐，超乎文明人的想像力，心智正常的人是不容易听信的。这是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在国际形象上一个从来都受到忽视的绝大优势。其次，事后砌辞狡辩、言不由衷，百般文饰、故弄玄虚，也是中国政府跟美苏政府一个极不相同之处。洋人行恶，始终是赤裸裸的居多、比如希特勒以毒气室杀人的作法，也只会在西方出现，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屠杀方式要么极其隐蔽、要么用尽方法增加死者痛苦，那会用毒气室那样便宜受刑人，当然事后也死力隐瞒。此所以常人或历史学家了解洋人的屠杀虐杀事件易，了解中国的屠杀虐杀事件极难。

　　政治修辞妙绝天下

　　中国人笃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政治修辞之精妙，也不是美苏等后进可以临摹。譬如杀人掠地，不是「殖民」、也不是「开拓」，当然也不是「扩张」，而是「通」、是「征东」、「征西」、「文化泽被」、「声威德泽」、「恩泽」、「威震」、「声教」、「圣化」、「风吹草偃」、甚至是将异族异国当扫垃圾一样的「罗通扫北」，与此相比，日本说「进出」而不是「德泽」中国或「通华」、「扫西」之类，就显得自制、笨拙得可爱。中国人的政治或军事修辞本事，或可用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笔法为样板：

　　「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么髍，弗屑数也。」

　　(见《御制文集》三集卷入)

　　又如将「奴役」说成是『解放』，将「人为大饥荒」说成『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将「文化大催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将「钦点」说成是『等额选举』或『特首选举』，将「极权集团」说成是『共和国』，将「爱党」说成是『爱国』，将「党情」说成是『国情』，将「治水无方」说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暴洪』，将「人奴并居」说成是『一国两制』，甚至是当成『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构想』。试问世界上有那一个政权会花那么多人力物力这样大搞特搞政治修辞？

　　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

　　中国另一个甚为奏效的伎俩是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翻旧帐、敲竹杠。正如白鲁恂教授说，世界上曾被列强欺凌得更惨的国家比比皆是，起码中国从来也至多是一小部份领土沦为殖民或半殖民地，而且中国自己也在这些殖民统治中蒙益不浅，但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曾受欺凌的国家好像中国那样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翻陈年历史旧帐，白鲁恂教授封之为「哭闹小儿」(crybaby)，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靠日本侵华夺权，现在死缠日本侵华历史不放，当然不是甚么讨回历史公道，而只为赖以养命的民族主义送氧，和向日本每年的巨量援助敲竹杠。自七九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经对华提供开发援助约三万亿日圆之巨，从这角度看，日本侵华不但让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也带来巨额财富。加上近年越来越多历史研究，譬如The Manchurian 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满洲的神话：现代中国的爱国、抗日与勾结》，Rana Mitter着〉，或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1932-1945：The Limit of Accommodation〈《中国人与日本的勾结，1932-1945》，David P.Barrett等编〉之类，一再揭示日本侵华期间与之勾结的中国人甚众，甚而编造抗日神话等等，中国死缠日本侵华历史，不仅显得有点幼稚，更给人有贪得无厌之感，也有如一个失婚女人，老抓住前夫陈年旧事来长期敲诈索偿一般。

　　但较此更加哭闹的是，中国至今还是翻来覆去，重提英国卖鸦片的历史，将中国全民吸毒的责任全推到英国人身上。李圭(1842-1903)在其详加考证的《雅片事略》(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刊)中指出〈鸦片最初称「雅片」，其广告效果大抵与「香」烟相同。〉中国人将鸦片这种直到明朝还属于止泻药的药品当饭吃，纯乃中国人独创。「煮土成膏，镶竹成管」，是中国人的专利发明，就如菜刀原本是用来切菜的，却有人发明拿来砍人一样。当然，操刀砍人间或有之，不足为奇，但要是全民都在挥舞菜刀自残互砍，不是拿来切菜，而且越禁越砍得起劲；又如煤炭本是用来烧烤、取暖的，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用来吸取二氧化碳，了断残生；又如天拿水〈即稀释溶剂〉，原是用于工业生产，却有青年蜂拥吸食以求快感和幻觉。到底问题在产品的供应商，还是这个社会已有大病，我看后者的原因起码占了一半。对此周作人已一语道破，「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见〈关于命运〉)而中国人之中对此分析最为深刻的，还数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他说：

　　「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雅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术也.....苟不去此原因，则虽尽焚二十一省之旦罂粟种，严杜印度、南洋之输入品，吾知我国民必求所以代雅片之物，而其害与雅片无以异，则固可决也。」(见〈去毒篇-----雅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一文)

　　也请注意，留学日、英，研究逻辑学、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的章士钊教授(字行严，1881-1973)是吸鸦片的，学贯中西兼剃度出家的苏曼殊(1894-1918)是吸鸦片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大家、以「进化论」向中国人警以优胜劣败的严复(1853-1924)也是吸鸦片的。你会相信这些按理是最有知识最清醒的中国精英也会为鸦片贩子所惑？

　　中国人胡天胡帝两千年，到清朝实在已经苦闷无聊愁苦到末路狂奔，深化「嫖赌饮荡吹」藉以苟活是必然发展。千万种正气洋货不要，独爱鸦片，殊非偶然。但中国却将全民滥用药物的责任往外推得一乾二净，当然更对近年学术界发现的延安革命政权以种植鸦片资助反政府活动的历史绝口不提。惟其如是，还是没完没了的在捶胸顿足，哭哭啼啼，以奠定国际大苦主的有利形象，实在也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出来。

　　原载于2004年4月《开放杂志》


25.萨斯疫症下的中港台

　　萨斯疫症(SARS)还末平息，已经凸显了中港台三地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的生态。

　　中国:满清中叶的光景

　　正如我曾经讲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只是继承中国自引发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到十九、二十世纪诸流感的『自古以来』传统。今次整个事件不外乎再一次说明了中国人肮脏成性、贱视人命、迷恋面子、仇视资讯流通、甚至还停留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口慾期(oralslage)即视食如命等种种普遍病态。」的确，一个囊括了以上几种特性的民族，因「病从口入」而闯下弥天大祸、人瘟漫天是早晚的事，这一点从中国本土瘟疫、瘟神之事不绝於书，以及中世纪以还世界多次瘟疫源自中国就可证明。只是中国人溺信「无后为大」拚死繁殖，加上资讯封闭，瘟疫彷佛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伤痕。

　　所以，萨斯疫症在中国爆发以至波及全球，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一个停止独立思考了两千年的衰败文化的体现。这是经两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只能慢慢改变〈自然也不能说在人类灭亡之前一定可以改变〉，大革命只属妄想，撤掉一两个庸官并无碍於整个文化的基调，甚至只是虚应故事，制造新的包揽一切罪名的「四人帮」。这样的文化因素虽属毫无疑问，却是为绝大多数中国论者所忽视或刻意回避的。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只有小孩子心智却四肢相当发达的人，他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服人，也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挤进了国际文明社会，结果他以其小孩子心智并没有力量去履行国际文明社会一员的责任，而恼人的是，『不容干涉内政』的万用警告并未能像制服国际文明社会一样的制服病菌。

　　尽管中国政府还未有胡闹到以「不容干涉内政」这样的「老法宝」来对付病菌，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充满中国特色。譬如企图以重刑来吓唬违反疫症规则的人，以重金奖励举报匿藏的病人，将洋大人像猴子一样的愚弄，以天朝之态以自身也严重短缺的物资安抚听话的奴才如香港、澳门等，也以天朝之态惩罚不听话的逆子如台湾，加上各地民众不惜自毁对外通道、封村自保等等，中国大陆官民的表现将我们带回到起码是满清中叶的光景。

　　台湾：怨气冲天的萨斯孤儿

　　在这次萨斯疫症中，全世界都被中国所害，而当中最感到愤愤不平的自属台湾。台湾人对於中国大陆隐瞒疫情祸延全球，一开始就咬牙切齿，一些传媒为此将SARS叫做「中国肺炎」。但更加令台湾当局和民众气愤的是，台湾一方面被迫接收了「中国肺炎」，却因为中国政府的阻挠，无法像其他受害国那样及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

　　由於中国政府反对，台湾一直未能成为世卫的成员，以致世卫只能把台湾当成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当局早在今年(2003年)三月初出现第一宗通报萨斯病例后，就向世卫求助，但在中国政府的反对下，世卫一直对台湾的求救充耳不闻，一直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台湾通报第一个萨斯病例之后的第七个星期，北京眼见台湾情况日见严峻，自己承担不起后果时，才同意世卫人员到台湾施救，足足将救治行动延缓了两个月。中国当局身为世卫成员，不但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残害全球人类健康，甚至肆意阻挠世卫救治被他残害的人，这岂是一般的王八无赖做得出来的！台湾人对中国或中国当局的厌恶，倍增可期矣。

　　由於中国当局从中作梗，台湾人在对抗萨斯过程中吃了不少哑苦。他们在电视上看起来较激动的反应，可以理解。不过，台湾人和台湾医护人员在对抗萨斯过程中似乎有欠公德、理性的做法〈在电视上看是如此〉，还是值得探讨的。我看，原因除了是因为觉得这是中国当局加诸他们身上的无妄之灾之外，他们的所谓「非理性夸张」表现应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

　　台湾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是「番民有生熟二种.....男女相悦即野合.....」之地〈《皇清职贡图》语〉，现在占台湾人口八成的本省人多从十五世纪起陆绩自福建、广东移入，由此得以稍稍远离礼教中土并走进「化外之地」，加上当时的汉移民绝大多数是男性，很自然就跟多属母系社会的台湾原住民通婚，是以台湾本土人都明显比传统汉人豪放、善於抒情、弱於压抑，他们在萨斯疫症上的「夸张」举动，看来跟他们在国会跳上议事桌上打架是有着同样的文化根源。

　　惟中国文化毕竟以「有私无公」着称於世，大多数祖籍中国的台湾人不容易出污泥而不染，有着若干中国劣根，特别是到十七世纪末起被中国政府统治了两百年。加之台湾过去有系统的良性殖民统治不足五十年，似不足以矫正「有私无公」的中国文化余毒，在这一点上跟经过英国人一百五十年良性殖民统治的香港有点差距。

　　另外，台湾医护人员看起来没有香港医护人员那么「无私」，我看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基督教文明对香港的教化还是比台湾大一点点，其次是台湾医护人员的薪酬比香港的同行低几倍。台湾政府医生的起薪点只约有台币六到七万元〈即港币一万三千五到一万六千左右〉，月薪达三十万台币的已属相当不错〈即港币不足七万〉，至於护士当然更低，而香港政府医生的起薪点高达四万港币、月薪十万港币的比比皆是，顾问医生月薪高达二十多万港币，医院管理局头头每月仅薪金近四十万港币，至於护士则从起薪一万六千至顶薪八、九万港币，比台湾医生的待遇还好。难怪，不少人说，拿香港医护人员的薪酬，特别在目前这个经济环境，他不但也会十分「无私」，「死」都愿意。

　　香港:中国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江泽民有一句经典废话：中、港两地「河水不犯井水」。事实是，除了深圳水库时而向香港泄洪，每令新界北洪水滔大之外，也不定时的向香港输出疫症。香港和中国之间没有中、台之间那样的海峡隔开，是香港和大陆「命运相连的保证」。不同的是，发生在香港的会举世皆知，发生在大陆的就如藏在五里雾中，或是『国家机密』。

　　所以，香港蒙受萨斯疫症浩劫已是宿命，特别是香港在中、英两国强逆香港民意被交回中国后进一步和中国融合，彼此的病菌自然更如坐直通车了。所以，香港的萨斯瘟疫首先可说是本身严重管理不善的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的其中一个代价，尽管这是许多人感到难以敢齿的。

　　也由於来自中国当局的箝制，香港在对抗是次萨斯瘟疫中受创甚深。至今香港的感染个案累积数目为一千七百多例，当中医护人员个案近四百例，比例逾百分之二十几。连党喉舌香港《文汇报》的社评也说，「如果再加上普通病房病人及初期探访者在医院受到感染的比例，本港医院内交叉感染的情况委实十分严重。」为甚么香港政府每年花花近三百四十亿(港元)到公共医疗服务上仍然会有这样严重的医务人员感染和院内交叉感染呢？至今各方专家包括世卫病毒专家索尔特〈Mark Salter〉等已经提出了相当不错的解释：医护人员防护措施不足、休息不足，过度疲劳以及各医疗分区拥兵自立，各自为政等，但却未能指出问题的其正病源。

　　为甚么年花近三百四十亿港元而无钱买防护措施，为甚么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动辄连续开工三十个小时或以上，那不正是因为医务人员薪金太高？！较早时广州能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前线医护人员每更工作四小时，在香港这可能吗？香港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已经入职了一段时间的〉，就像香港其他公职人员包括教师、社工，一个人就拿了发达国家同类职位起码是两个人的待遇，当然工作量是没有可能是一个人的，自然健康也是没有可能好的，这是敛财的代价。三百多亿当中近八成都是员工薪金和福利开支，原来用来买口罩、买防护衣的钱都已经变成员工的薪金了！哪里还有余钱添置应急的物资呢？如此，物资怎能不短缺呢？因此才会出现大陆向港捐赠物资「以表关怀」的闹剧，以及各医疗分区一方面要争夺「短缺」的资源，另一方面又要拉帮结派、不务正业，以期巩固一己来之不易的「肥缺」。

　　既然薪酬过高已经令香港整个公共医疗体制陷於困境，为甚么当局不予适度降低呢？这就要回到中国一手造成的老问题里去。当年中国当局为了减轻香港人回归独裁中国的恐惧，不惜百般讨好，甚至在基本法第一百条中承诺公职人员待遇绝对不会低於回归之前，但在金融风暴后特区政府出现巨额财赤后仍然为了面子，死也不肯修改基本法中这项规定，并以「减人不减薪」来弥补基本法在这方面的缺陷，后果可以想像。这种完全不理性的资源分配破坏极大，英国人在香港留下的优良文化遗产-----如资讯自由和基督教文明，在萨斯疫潮中只可能造就广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未能扭转败局。结果医护人员死伤数百，其他非死即伤的平民过千，半百小儿痛失双亲，香港经济受空前巨创，始作《基本法》俑者，其无后乎？

　　中国对形式主义的小孩子式执赺，已经让香港付上惨烈的代价-----联系汇率、庸才治港、死守基本法.....，萨斯瘟疫仅属其中一端而已。

　　原载於2003年6月《开放杂志》


26.达尔文：「我从来不是无神谕者」

　　最近与友人畅谈宗教，友人说，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最后在其《自传》中为其揭櫫的进化论〈其实应译为「演化论」才对〉「误尽苍生」忏悔，并称假如可以，愿意收回其学说云云。此说我闻所未闻，但与宗教问题有关的类似野谈甚多，我也姑妄听之，但事关重大，甚感好奇，随即找来未经删节的《达尔文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另加他生前的大量书信〈现大多已可在网上读到，见 http://darwin.lib.cam.ac.uk/ 及 http://pages.britishlibrary.net/charles.darwin )，小心求证一下，岂料大有发现，几乎比起我在《四库全书》里找到雍正及其他清史家说「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更加激动人心。也再一次证明，「误尽苍生」的也许不是进化论或其他甚么理论，而是「人云亦云」的处事态度。

　　监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共政权一直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无神论的镇山宝，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投入，本课题的澄清对中国人至为重要。

　　「我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达尔文于一八七六年百病缠身之时执笔写《自传》，回顾自己毁誉交加的一生，目的并非出版，只是写来留给子孙和妻子作留念之用，所以语气亲切可人，字字出自肺俯，毫无造作虚饰的废词。然而，他的儿子Francis Darwin(1848-1925)于一八八七年把这本家传《自传》出版了，但属删节版，直到一九五八年达尔文的孙女Nora Barlow(1885-1989)才把《自传》原封出版。当时的科学历史大师Loren Eiseley(l907-1977)就说：「没有人可以不读过《达尔文自传》而可以假装了解达尔文。」

　　尽管无数旁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作为无神论的首要依据，也有无数人想听取达尔文对个人信仰的意见，但正如Francis Darwin说，达尔文在其发表过的作品中从没有议论过其个人信仰的，只会在私人信件及其《自传》中论及，他推想原因是父亲认为个人信仰是很私人的事情。一八七九年，无神论者John Fordyce去信问达尔文有神论与进化论可否并存，达尔文回答说：

　　「若有人怀疑一个人不可以既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也是进化论者，我觉得似是荒谬的.....我的看法，除了对我自己之外，对任何人都是无关重要的。但既然你问我，我会说我这方面的看法是反覆多变.....但我在最反覆多变的时刻，也从来不是个无神论者，不会否定神的存在。我想，一般而言.....说我这种心态是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会较为恰当。」

　　宗教：「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决」

　　达尔文不公开讨论个人信仰问题，看来不仅是因为这是私人问题，也是因为他自己也感到相当迷惘，他一再申明，宗教不是人类的智力所能解决的。他于一八六零年

　　在写信给其友人也是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的Asa Gray(1810-1888)说：

　　「至于这个问题〈人类起源〉的神学观点，总是令我感到痛苦的。我也感到迷惘。我决无意写文章宣扬无神论。但我承认，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在我们周围看到造物设计(design)和上天慈悲的证据，这个世界看来还有太多苦难......但另一方面，若要我把这个奇妙的宇宙，特别是人的本性，都看作是蛮力(brute force)的结果，我又无论如何心有不甘。我是较相信万物是按设计好了的法则而行，只是细节.....就听任所谓机遇(chance)。但这种想法也毫不令我满意。我感受至深的是，整个问题太高深莫测了，不是人类智力可以解决的.....当然我同意你说，我的观点绝非就是属于无神论的。一个人〈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遭雷殛而亡，可归因于极其复杂的自然法则；小孩子得以诞生.....当中涉及的法则就更为复杂，而我不明白，为甚么一个人，或其他动物，不可以是最初是按其他法则孕育而成，不可以是所有这些法则都是有一个全知全能、已预见了未来所有事件和后果的造物主所设计的。但我越想，就越感迷惘......。」

　　就在一年前(1859)，达尔文即使在刚出版《物种起源》后，已表现出类似的迷惘，他去信好友兼自然科学学者John Lubbock(1834-1913)说：

　　「针对我〔在《物种起源》〕的观点，是可以有许多有力的反面论据的，你或者任何人若想站在我的对面，大可轻易今自己相信我是完全错的，而我无疑有部份地方出错，甚至全错也说不定，尽管我看不到我的盲点在哪里。我敢说，当人类有天发现雷电大作，是由于第二因(Secondary causes)的缘故时，就会后悔放弃了每一道闪电都是由上帝之手造成这个想法。」

　　一八七三年达尔文写信回答一个荷兰学生的宗教问题时，再次表达了信仰问题非人类智力所能解决的看法：

　　「很难简单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可以说，这样一个雄伟奇妙的宇宙......是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这就是我认为有神的首要论据，但这论据是否真有价值，我也从来无法断定。......但我也不能无视全世界还有无数苦难的事实。虽然有时我也会想到那么多有能之士都完全信神，不会都看错吧，却又再看到这是多么不济的论据。似乎最稳当的结论还是，整个问题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决的，但人可以尽自己的责任。」

　　「科学与基督毫不相干」

　　毫无疑问，要是达尔文只有科学家的天才，而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典型批判精神，在宗教问题上就不会如此困扰。这再可从他在《自传》中的自白得以印证。达尔文毫不隐瞒他对基督教的质疑，他说，「我的确难以明白，为甚么有人会希望基督信仰是真的，因为，要是基督信仰真有其事，则其经文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和几乎我所有最要好的朋友，都将要永世受罚。这真是可堪咒谊的的教义。」在《自传》中他又说，「当今之世，人们最常用来说明有一智慧之神的理据是诉诸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深刻内在信念和感受，但印度教和回教无疑也可用同样的态度、一样的说服力，称只有一神，或多神，或佛教的无神。」所以他接着说，「另一个诉诸理性而不是情感，有力得多的有神论理据是，这样一个雄伟奇妙宇宙之诞生，是极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可能是盲打误撞或出于需要而成的......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无法不追寻一个智慧过人的第一因，则有神论者的称号，我是当之无愧的。这个结论，依我记忆，在我写《物种起源》时是深信不疑的，但此后渐见动摇，在无数反覆之中转弱。但我随之又有另一疑惑，那就是，要是人类的脑袋如我所完全相信的那样乃由最低等的动物那里演化过来，那么，他们所作这些堂皇之论靠得住么？......面对这样玄奥不已的问题，我不能假装我有半点一得之见。万物最初从何而来，这个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开；我是必要继续安于我这个不可知论者的身分。」

　　一八七九年，达尔文已俨然是全世界的首席思想家，更多人来信问学。一个德国学生来信问宗教问题，达尔文在信里说：

　　「进化论与信仰神是颇能并行不悖的。」但这德国学生并不满足，达尔文在第二封信中说：「......我已年老体弱，固然没有时间完满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的问题也根本是没有答案的。科学与基督是毫不相干的......至于来生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在彼此冲突而又含含糊糊的可能情况之间自行判断。」

　　「猴子脑袋的信念靠得住么？」

　　达尔文在去世前一年身体已虚弱不堪，仍然继续在书信中不断与人切磋宗教问题。

　　一八八一年七月，即达尔文去世前的九个月，爱尔兰哲学家William Graham(1839-1911)刚出版了The Greed Of Science,Religious,Moraland Social一书，达尔文去函问疑，他说：

　　「你在书中的某些论点我消化不了。特别是你说那些所谓自然法则本身有其意志(purpose)......且不说许多人相信这几条重大法则有朝一日会被发现统统源于某一条法则......要是月球只有些最低级、毫无意识的有机体，你会认为这有甚么意志么？......尽管这样，你已经表达了我的内在信念......那就是宇宙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但随之而来的又是那可怕的疑惑：既然人类的脑袋从低等动物演化而来，这脑袋的的种种信念可有任何价值？或可予任何交托么？一些来自猴子脑袋的信念〈若这样的脑袋会有任何信念〉，会有任何人愿意信靠么？......最后，我可以向你展示，(人类)反抗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过程中为文明带来的建树，是大得非你可能会同意的。」

　　一八八一年八月，达尔文去信友人Farrer勳爵(1819-1899)说，「要是我们审视整个宇宙，思维上是会拒绝视之为一个偶然的结果......也就是没有设计或意志。整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对于这个我深信是从动物演化过来的人类脑袋的所谓直觉，我不能太有信心，甚至不能有任何信心，那么，他们的信念和直觉又有甚么价值？」

　　「我的观点常被严重歪曲」

　　一八七八年，英国神学家Edward Pusey博士(1800-1882)从神学观点批评达尔文的着作《物种起源》，达尔文在一封给C．Ridley的信里说，「由于我从来只会回答科研人员对我的批评，我不希望这信会被出版.......Pusey博士想像我写《物种起源》时是针对神学，是错误的。我以为，任何人只要费神读一下这书，特别是导言的头几行，都会很清楚这点......我蒐集资料写《物种起源》时，我对所谓人格神(personal God)的信仰，就跟Pusey博士所信仰的一样坚定。」

　　其实，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就用了造物主(Creator)一词起码五次之多。达尔文在《自传》里说，「我的观点常被严重歪曲，被穷追猛打，被无情讥讽，但我相信他们这样做都是本自真诚。总的来说，我相信大家对我的作品是一次又一次的过誉了。」

　　从达尔文对人类苦难的关怀，面对大自然奥秘的好奇、谦卑与坦诚，以至对各方误解和唾骂讥讽所表现的风度甚至幽默，在在说明这确是个伟大的心灵。讨厌他的人，说他死前为其进化论「纤悔」，但我在其《自传》或信件或任何其他地方俱遍寻不获；拥护他的人就更可恶，把他与无神论划上等号，在中国情况尤甚，中共更辗转窃用之为迫害宗教自由的「学术」依据，为无神论虐民的护符，相反，进化论的原产地英国却依然泰然自若，甚至不去其国教！还是鲁迅说得好，「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甚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彷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译文序跋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1929年)

　　p.s.中国的「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而演练出「文字狱」一套「国家范围技」，其杀伤力比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练成此技条件——心胸狭窄、多疑、食古不化。《怒讯》

　　原载于2005年4月《开放杂志》


27.挪威人的手掌

　　几年前去探望一位年逾七十的退休挪威重量级政要，和他握手时，发觉他双手粗糙不堪，对此我感到非常意外，为甚么这样一位并非从事徒手劳力职业的人，而且也算是绝对衣食无忧的人，更是中国人口里的社会贤达，他的手掌竟会如苦力那样的粗糙。当时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中国人笃信的甚么「掌软如绵，食禄万千」、「掌软如绵，闲且有钱」、「掌硬如铁、奔波不歇」、「掌硬而圆者愚，掌软而力者富也」之类，总之，都是把「掌硬」跟命硬和命苦划上等号的宿命论。而事实上，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掌硬」的人命苦，也确是屡见不鲜的事。

　　然而，挪威这位社会贤达的命一点也不见得苦，跟一般已经相当幸福快乐的挪威人相比，他看来还犹有过之，比起九九．九％的中国人或香港人，更简直是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

　　我抱着这个迷惑追寻下去，终於发现了挪威人中间一个意味深长、非中国人所能想像的的普遍现象，就是挪威人，特别是男人〈女人也不罕见〉，相当多的人的手掌是异常粗糙的，但同时他们也绝大部份绝非苦命人，绝非穷人，而且当中不少是极有学养的知识份子。常见的典型是，仪表堂堂，气质儒雅、非香港九九％的大学教授所能比拟，就是他们的一双手却比农夫的手还粗糙。他们硬绷绷的手跟他们的优雅的面容和谈吐，格格不入。而且，他们看来对自己一双粗糙无比的手十分自豪。

　　就是从他们的这一双粗糙的手，我不单更看清楚中国人沉溺其中的掌相学之蛊惑人心(详见拙文《来生不做中国人-----〈中国好讲命理反趋衰落〉》)，并终於领悟到这一双粗糙的手正是挪威人(或北欧人)平等精神的结晶所在，是一等优秀文明之精魂所在。

　　崇尚技艺、拜服「能」者

　　为甚么他们的手这样粗糙呢？主要原因是他们往往要体力劳动。中国人在儒家的伟大教诲-----「君子不器」、「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支配下，一直对体力劳动极其鄙视，人人以十指纤纤、掌软如绵为人生理想，过去中国的男子(或女子)为了炫耀自己不需劳动，还流行蓄长达数寸的指甲，进而为呵护这脆弱的长指甲而要戴指甲套，胡天胡帝，达於毫颠！此所以，在中国，社会生产彻底分工，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角色彻底分离，劳心者既无需劳力也厌恶劳力并因而最终「四体不动，五谷不分」〈就如年前贵为香港首富李嘉诚之长子现为长江生命科技主席的李泽钜居然分不清丝瓜和节瓜那样〉，当中许多更以不需体力劳动、以饭来张口为荣。就如《颜氏家训》说的那样：

　　「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仗，射则不能穿札，笔则绕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挪威人，或北欧人〈其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也大抵如此，只是程度稍逊〉却对体力劳动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他们没有儒家或孔子之流，没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那样「博大精深」的巍巍五千年中华文化！挪威人，或北欧人一方面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样，如卡莱尔(Carlyle)常说的那样，有拜服「能」者，重实务技艺而轻玄思虚想空谈的民族本色，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讲求平等的核心精神。

　　劳心者劳力者待遇接近

　　他们讲求平等，令到劳动工人的尊严和薪酬都不会像在中国人社会那样的远远低於劳心者，白领阶级和蓝领阶级的工资纵有差别，也不大。譬如在我曾就读的语言学校中，那清洁工跟教师的薪酬会很接近，若清洁工稍作加班，收入可轻易的超过教师。而那清洁工开的宝马车〈这里的新车价一般起码比香港贵一半，旧车价起码贵几倍到十倍〉，正是这学校停车场里面最贵的一部私家车。至於学校里的校长，其薪酬也不会像香港那样比教师多出几倍那样荒谬〈校长相对於教师而言自然又更「劳心」了〉。这里的教师月薪若是二万五千挪威币(约为港币三万一千)，那校长就一般是三万五千挪威币左右，跟大学正教授的薪金相约(香港的大学正教授月薪约为十万港元)。另外，一个入职了三十年的教师的月薪，也只会比新入职教师的月薪多五千挪威币左右，不像香港的那样多几倍的依法敛财。一位挪威朋友这样解释说，老年人的开支按理比青年人少，这做法是合乎逻辑的。又如在政府机关，日理万机的部长月薪不过四万五千挪威币左右，但那做清洁的月薪也会有近两万。若像香港的局长月薪起码近三十万(港币)饱食终日，清洁工月薪仅得数千(港币)仅足餬口那样，这里即使没有人要上断头台，也肯定会有革命！若问，何以挪威的部长或其他最高管理阶层愿意拿几万元月薪就肯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更不介意那个清洁工的收入只是比自己低一点点呢？又为甚么香港的高官个个自命「爱国」、「爱港」第一，却非要有起码高达二、三十万，甚至近一百万的月薪不可呢？而且其表现还远在挪威高官之下呢？又为甚么香港高官对於自己的收入比清洁工的收入高出几十倍而不以为耻呢？这就真的触及一个文明的整体水平，若全民不达到极高的文明修养，是势难接受挪威这种抑强扶弱的人道社会模式的。

　　我一位挪威朋友到香港一家港资公司打了一年工，对我说，她对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固然大开眼界，对於公司同仁对待清洁工等低层职工之无礼嚣张，也深感震惊、恶心，我向她保证，他们的可耻薪酬，会合她更感震惊、恶心。她说尽管如此，还是非常庆幸有这样亲历其境的机会，否则她无论如何，也绝不会相信一个号称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会如此不堪入目。我从旁提点说：冰山一角而已。

　　劳力昂贵事事自己动手

　　我打听过，挪威人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日夜吹嘘「职业无分贵贱」而又讲一套做一套，却在实际行动中默默付之实践。由於这里的劳力者的地位和尊严充分反映到他们的高薪上面，在这里要得到任何真人〈而非机器〉的服务，是昂贵的。所以人人可以自己来就自己来，不懂的就去学，否则，很容易倾家荡产也还不够。这里的人，都是靠自己一双手，把偌大的独立屋和花园打理得像皇宫一样。有车的，当然是自己开，尽力自己修理；许多人都有游艇，或帆船或小艇，也九九．九％是自已开，也尽力自己修理；也越来越多人有非豪奢型的廉价私人飞机，自然也是自已开，也尽力自己修理；自己盖房子或加建，比比皆是，手艺比我在香港见到的所谓鲁班师傅还好，一位务农的朋友更连盖房子的木材都是自己去树林砍伐和锯成。别的不说，这里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漏水或窗缝渗水的房子，而在香港就算是天价豪宅也随时是漏水或渗水户，我怀疑这并非仅是降雨量不同所致。至於一般个人嗜好，也由於每爱亲力亲为，也进一步令挪威人手掌的茧加深。我就有一位爱飞蝇钓(fly-fishing)三文鱼或鳄鱼的朋友，就像许多飞蝇钓友那样，他不但动不动整天或一连数天的在河中不断行走抛线收线一无所获也不以为累，连那些极其精致的飞蝇也多是亲手制作。他是收入不菲的油田工程师，绝对有钱买得起飞蝇，但他对自己制作的飞蝇极感自豪，而他的手掌自然是满布风霜、掌硬如铁了。总之，寻常一个挪威人所懂的技艺，都足以令一般香港人或中国人自惭形秽。

　　总理也要洗衣熨衣

　　挪威或北欧的平等精神，也令住家佣工变得非常罕见。即使在奥斯陆的皇宫里面，也没有住家佣工。像香港的港督府或高官官邸里面奴婢成群、二十四小时候命、呼之则来的做法，在这里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腐化堕落不堪。事实上，这里上至总理都是一律没有官邸的，都是住在自已家里，没有住家佣工，现任挪威总理更只是住在一家一屋两伙《编注：指两个单位》的房子里面。没有住家佣工，要自力保养起码过千尺的大宅另加花园车房(由於善加保养，这里以木屋为主的房子多能住用百年以上，几百年的也有，约千年的木教堂也有多座)，照顾一般起码两个的孩子，要做的体力劳动自然甚多。

　　劳心者也会并也要劳力这种平等传统，基本在北欧一般如此。自一九九六年上任以来表现不俗连任至今的瑞典总理的培尔松(Goeran Persson，1949-)每天早上就会亲手熨好当天要穿的衣服，他说，「我每天都会熨一件自己洗好的衬衫，这些事我都是我自己做，没甚么好奇怪的」。他说这话时(2001年)，还身兼欧盟轮任主席。我跟挪威人论及此事，他们的回应是「very normal」(非常正常)，这就是北欧社会很典型的平等精神，但在国际间甚至是一般欧美地方都是新闻，对於中国人而言更几近野谈。反过来，这里的劳力者也多不是粗头粗脑的蛮牛，在在都是温文尔雅，自尊自重，甚有教养的，许多於工余会参与社区的施政或教会工作。譬如一位电器技工早前对我说，在网上看到中国麦当劳的员工被剥削的事件，问我他们可以做些甚么？中国腐败到这个用地，我那里会有答案，他这提问，只今我对他们一般劳力者的文明水平肃然起敬。他这样的人道关怀，在香港就是连大学里面的所谓知识份子也不多见的。

　　P.S.在中国或香港，用来衡量尊严的尺就是「钱」，换句话说：「有钱有尊严，没钱没尊严」，令整个社会变成功利社会，只要有钱或高薪，中国人所谓「依法掠夺」〈想不到掠夺打劫也有合法的、官冕堂皇的。〉，那管是作奸犯科贪污贿赂、目不识丁，也懒管你是贼，皆跻身上流社会；反之，低收入靠劳力或可能学贯中西的则不会被看得起，财大气粗由此可见，亦深为有文化文明的社会唾之如沬！《怒讯2010.03.13》

　　原载於2006年9月《开放杂志》


28.欧游思絮

　　在语言学校刚完毕的暑假，我和妻子背着背囊坐InterRail火车到欧洲诸国游历了一个月。这些少年人的玩意，我到一把年纪才作处女航，很多时候在火车上连续呆上近十个小时，舟车劳顿，披星戴月，负重奔跑赶路，还时而被迫与渗出异味发出杂音的陌生人亲密接触，几乎令人口吐白沫，目的不外是一睹在北欧之外的当今人类高度文明之林。

　　「好邻居」意义重大

　　从挪威到丹麦、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法国、意大利到西班牙，当中除了边陲的西班牙看来真的日暮途穷之外，其他诸国可说各具风骚。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或略有差距，市容管理或瑕瑜互见，但其他方面，如自由开放程度、生活素质等彼此相当接近，都是可以久留之地。当中没有一国突然沦居为赤贫、化外之邦，也没有一国穿金戴银、独得天宠。这令我重温「好邻居」这个每每被人特别中国人忽视了的概念。在亚洲，中国从历史上到今天都是深具流氓本性的恶邻，要他们理解「好邻居」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并不容易。

　　所谓「好邻居」，大抵不是甚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陈腔滥调，而是这个邻居有没有虐待自己的国民、制造大量难民？有没有糟蹋自己的天然环境、导致环境灾难祸延邻国？有没有对邻国武力恫吓、甚至夺人国土？而当中乎最为人忽视的「好邻居」定义是，这个邻居有没有能力发明或引进高度文明的思想或制度、让邻国见贤思齐？

　　好邻居在往日四海不通的世界更加重要，因为民众可以游历的范围甚窄，近的只有家门四周的邻居，远的也不出与国境接壤的邻国。邻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摹仿、参考对象。这些欧洲国家的人权价值、基督信仰、到社会全民保险制度等等，可以说，都是彼此参照、依样画葫、甚至互相强加的结果，譬如回教的信仰『能在欧洲的外围如塞尔维亚小量繁殖，甚难一步跳到欧洲的中心地带。然而，在这个世界「坏邻居」却是主流，北、西、中欧的好邻居是不常见的。欧洲东面的苏联是欧洲最大的「坏邻居」，可以说，在现代只要位处欧洲而没有皈依回教或接近苏联，已几乎是免於悲惨世界的保证。能够在低档或劣质文明之林中拔地而起需要惊人的能力，或者优质殖民统治，日本、以色列、澳州、台湾等是当中样板。

　　瑞士湖光美绝唯欠真实

　　自年来见过挪威无数水清有鱼的峡湾和湖泊之后，已不大容易对水动心，即使甚么多瑙河、塞纳河，原来也不外如是，但想不到瑞士的湖水和河水美得那么厉害。水质清澈、蔚蓝，最迷人的是，水面总是不断涌起旋起旋灭的漩涡，望之目眩。我坐火车登上欧洲之颠、三千四百米、终年积雪、比海拔二千二百公尺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还高出一千多公尺的瑞士少女峰主峰之一的Jungfraujoch，途中目击久仰大名的阿尔卑斯山乳牛、冒烟奔流的溪水、和平生所见最美的雪景，无怪当年歌德、拜伦、雪莱等诗人来到少女峰山脚已经不能自控、徘徊低吟。瑞士人从一八六六年起花了四十六年，到一九一二年千辛万苦建成了这条一百五十公里通往山颠的铁路，技术文明和刚毅不屈，缺一不可。但要是瑞士不是中立国，可以长期免於战火，这些鬼斧神工也未必留得下来，甚至根本未必有人愿意花半世纪去「愚公移山」，这也是瑞士的建设得以长期平稳发展和保留的重要原因。所以，瑞士之美，我觉得有点温室培植的失实感。

　　西班牙-----欧洲文明的临界线

　　从桃花源一样的瑞士辗转到西班牙南端酷热和缺水的Ronda，当中的差异，令人思绪万千。西班牙南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因为这里曾被信奉回教的摩尔人统治了七百年，到十五世纪中叶才被西班牙人以武力统一，当地无数信奉回教的摩尔人被迫改信天主教。顽强无比的回教徒居然改信天主教，令我极感兴趣，我很想去问问他们的感受，但怕冒犯他们而没有开口。他们从北非移殖至相对没有那么热的西班牙南部，皮肤已经变成浅棕色，但阿拉伯人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辨，阿拉伯音乐仍然处处可闻。这样一大群白化了的伊斯兰世界叛徒就在眼前，再想到西班牙在当前反恐行动中成为美国少数的坚定盟友，我感到相当震撼。但我估计，他们如果还是清醒的话，是应当没有遗憾的。试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够从伊斯兰世界的十指关中逃得出来？

　　然而，摩尔人得以在西班牙南部火浴重生，只是以基督文明或工业革命文明相对於伊斯兰文明而言，这对摩尔人而言已是大丰收。但在我看来，西班牙无疑已是欧洲文明的余唾，这单从其经济长期死气沉沉及其残暴对待巴斯克独立运动中已可见一斑。从Ronda到马德里，我在西班牙第一次感受到午睡的威力，店舖中午打烊近四个小时到六时重开。天气乾燥酷热，任何人，包括我，自中午开始就想睡觉，若不是在冷气间根本无法思考。一位居於当地，正在修理自己屋顶的爱尔兰人抱怨说，在西班牙不能在户外工作，并说难以清醒思考，以致开工时频频出错。在Ronda我探望了一对从香港去的英国恋人，他们刚在无水无电的荒野买了八公顷地，一心搭建他们的梦想家园。但是花了四千欧币钻了两个分别七十公尺和一百五十公尺的科学井还没有水！而他们计划兴建的住宅，以及附近一带的民居，更没有任何保险可买！可见那里的环境资源和现代文明社会制度如何贫乏。甚至连买一辆车都麻烦到不得了。譬如买主不单要有当地的居民号码，而且要有车牌！但这对恋人恰恰是女的有居民号码但没有车牌，男的有车牌却没有居民号码，结果要高价租车代步。原本男的按例起码要等两周才获发居民号码，但当有关政府人员得知他的汽车保险经纪是其老友时，即自动将两星期缩短至两天！我这位已被折磨得半死的朋友感到悲喜交集：为他自己喜，为西班牙的腐败悲。他们马上拿着八千欧币去测试那辆被卖主形容为性能一流的二手四驱车，卖主出动五、六个人鼓如簧之舌热情招呼，却不料一开车就死车。两位朋友说这显然是个骗局，说这些平时对英语很抗拒的的西班牙人居然逗她说英语时已感不妙。我安慰他们说，这车在试车时垮台，不是他们的运气么？

　　气温与文明似有关系

　　从马德里到巴黎，令人看到，同样是拉丁民族，可以有这样大的分别。在马德里弥漫着的暮气、小家子气、穷酸气、和餐馆职员在门外兜售味精餐的阴阳怪气，还有特别是中年男士个个仿如怀胎九月的痴肥，在巴黎变成精致而豁达的雅气、美食当前而居然人人身段标致又没有港式瘦身之病态，女士没有俗不可耐的一窝蜂露脐而是各具风姿，餐馆不会有职员在门外自贬身价恳求路人赏面。我在巴黎，就像在慕尼克或者挪威那样，是可以思考，乐於阅读，不觉昏睡的，我看气温差异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文明高下似有关系。但由於全球生态恶化，近年巴黎夏天的气温屡创新高，长此以往，我看足以成为当区文明一大隐忧。

　　回到奥斯陆，我第一时间与阔别数载的英国好友叙旧。这位英国怪士几年前曾连续八年骑单车作以落后国家为主的环球之旅，他是我的地球活字典。我向他就教一个我思考了好几年、可惜过去只引起了如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之类一些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寒带地方的文明是否普遍较温、热带地方的文明为高，若是，为甚么。他沉思片刻后说，看来确是如此。他说恐怕主要出於两大原因，一是温、热带的天然资源几乎垂手可得(至少在被破坏之前是如此)，人们不需用脑规划；二是天气太热，人们根本不想用脑，无法思考。我们就此交换了许多看法，我说，也许这个世界有许多热死人的地方从一开始就应列为生人勿近的禁地。我以为，「炎热」确是人类无数灾难的根源，但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就「人类可居温度」定出任何规限，反而在热带地区住上更多人，恶性循环，伊於胡底？

　　原载於2004年9月《开放杂志》